鲁 宝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霍布斯鲍姆曾经在《怎样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两位重要人物是比较关注和重视社会实践问题的思想家：一位是葛兰西，另一位就是列斐伏尔(1)Hobsbawm E J.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 reflections on Marx and Marx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38.。但是诚如爱德华·苏贾所言，列斐伏尔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容易遭人误解的人物(2)[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5页。。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即是对列斐伏尔思想的“脱语境化”阅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列斐伏尔仅仅是一个富有想象力与灵感的诗性哲学家，即他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只是提供了一种辩证法的哲学想象，而缺少实证的案例研究或者有说服力的田野研究。其实列斐伏尔并非一位书斋里的思辨哲学家，在不同时期参与到乡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建筑理论以及都市规划等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当中是其都市空间哲学思考的前提。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思想也并非是其早期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研究的改弦易辙或者所谓“空间转向”，而是其乡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研究水到渠成的最高成果。早期的乡村社会学研究及其对新兴城镇建设的考察为其城市空间生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与问题式构架。正是在法国新型城镇空间开发建设的刺激之下，列斐伏尔看到了现代性在城市中的诞生、发展与矛盾所在。于是将其视野从早期乡村社会学的日常生活批判转向了资本主义大都市的空间政治研究，实现了从乡村历史社会学向都市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转换。

一、被轻视的时光：从比利牛斯山区的“乡巴佬”到大都市的“高雅野蛮人”

亨利·列斐伏尔始终是一个永不安宁、生性漂泊的知识分子，一个来自于边缘地带同时也能够在中心生存并兴旺发达的哲学家，一个高雅的野蛮人，一个来自于比利牛斯山区纳瓦恩城(Navarreaux)阿热特莫(Hagetmau)小镇的乡巴佬(3)E.Soja, 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6, p.7.中译本参看[美]爱德华·苏贾：《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陆扬、刘佳林、朱志荣、路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第8页。。谓其“乡巴佬”，因为他出生在山区并在那里长大，二战期间他参与了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并且将这种反抗运动与对比利牛斯山区农民社区日常生活、阶级结构与地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写作了大量的乡村社会学文章，其博士论文《康庞山谷：乡村社会学研究》就是在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使他在战后赢得了乡村社会学家的美誉。谓其“高雅的野蛮人”，是因为列斐伏尔横跨整个20世纪的生命旅程与理论研究总是不停地在乡村世界与大都市之间转换，就像阿拉贡的《巴黎的乡巴佬》描写的那样，列斐伏尔始终对光怪陆离的城市日常生活现代神话充满好奇，其人特立独行，其作品仍旧保持着“野蛮生长”的犀利粗犷风格：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体性与开放性持续与各种思潮作斗争，并不断开垦新的理论土壤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却从不停留在舒适的“福地乐土”而开宗立派，但是其思想成果至今仍是许多学科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源。

列斐伏尔逝世以后，英美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在1968—1974年出版的六部城市著作(4)这六部城市书分别是《进入城市的权利》(1968)、《从乡村到都市》(1970)、《都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空间与政治》(即《进入城市的权利》第二卷)(1973)以及最终的集大成者《空间的生产》(1974)。，随着1991年《空间的生产》英译本问世以及论文选集《书写城市》于1996年出版，英美世界兴起了列斐伏尔理论研究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以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包括其学生尼尔·史密斯)为代表的都市空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第二次是以洛杉矶学派爱德华·苏贾(包括麦克·迪尔)为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的解读模式，这一模式还包括詹姆逊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此刻列斐伏尔被解释为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血统”的先驱，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三元辩证法受到追捧；第三次浪潮出现了对列斐伏尔多元的、差异性的解释倾向，即运用列斐伏尔相关理论对社会与城市现实进行经验研究，直面当代西方与世界城市社会现实变化的著作，这是21世纪以来西方所出现的最新倾向。

正如斯图亚特·埃尔登指出的那样，英美世界对列斐伏尔的研究和应用过多地着眼于他的都市类与空间生产类文献，这是以忽视或者没有了解其早期的乡村社会学研究为代价的，甚至根本没有认识到列斐伏尔对都市与空间生产问题的关注恰恰是他对乡村—都市转型研究这一兴趣的自然结果。对列斐伏尔都市空间著作一边倒的关心，不仅使得列斐伏尔的乡村社会问题研究成果完全被边缘化了，而且使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城市研究无法离开对乡村社会问题的审视，换句话说，乡村问题已经不是外在于城市问题的一个孤立对象了，乡村问题必须放置在“完全都市化”这一整体性的视角中来考虑，它构成了城市问题内在整体的一部分了。那么，我们必须考察列斐伏尔乡村问题研究与其都市空间理论有什么样的关系，他是如何从一位比利牛斯山区的“乡巴佬”而逐渐转变成巴黎大都市的“高雅野蛮人”的，如何实现了从乡村历史社会学家到都市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家的身份与理论视野转换的。

列斐伏尔并非是一位书斋里的思辨哲学家，在不同时期参与到乡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建筑理论以及都市规划等现实问题与经验研究当中是其都市空间哲学思考的前提。列斐伏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对农民与农业改革问题感兴趣，加入法共之后，他的第一次实证研究是应第三国际的要求去考察了拉法基水泥厂、里昂地区的丝绸工业、杜特尔调车场和电话转接所，并进行了采访和数据统计分析。他还根据工会的要求对阿尔代什省(l’Ardèche)的社会人员结构、农业与工人状况进行调研，最终成果发表在当地的一份教师工会杂志上。在1935—1939年，列斐伏尔当选蒙塔吉斯市议会的成员，直接参与了有关学校教育、供水和供气以及街道照明的决策。1939年到1945年，列斐伏尔在比利牛斯山区从事乡村社会学的研究，这些研究随后以《康庞山谷：乡村社会学研究》《比利牛斯》为名出版。1946年到1948年间，列斐伏尔在国立民间艺术与传统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工作。

1947年列斐伏尔以《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名声大噪，此书的最后一章以“礼拜日写于法国乡村的笔记”结尾，这是他较早的一篇研究乡村问题的文章，其中对乡村节日问题的研究为其日常生活批判增添了积极的革命性的潜能，为后来空间化生产实践与身体的辩证关系的研究埋下了伏笔。1948年到1961年间他是法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专门从事乡村社会学研究，期间的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从乡村到都市》。随着对乡村城市之间历史关系的分析，列斐伏尔为一种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都市社会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且考察在都市环境的塑造中规划技术扮演的关键作用。

《乡村社会学问题》(1949)与《乡村社会学展望》(1953)提出了著名的“回溯—前进法”，为其乡村研究以及随后的城市空间生产的历史分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乡村社会阶级》(1951)《地租理论与乡村社会学》(1956)对阶级与地租问题的研究为后来资本—土地(空间)—劳动力三位一体公式以及都市资本循环等经济学问题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参照。

从1958年被驱逐出法共以后，他摆脱了教条主义束缚，写于1960年的“新城镇笔记”是列斐伏尔过往思考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对他而言这是其批判了半辈子的日常生活的第一次具体的经验研究和应用，从这一刻开始，他认识到了空间生产的重要性，城市空间的主题主导了他随后二十多年的思考。他受到建筑学家康斯坦特(Constant Niewenhuys)的影响，将位于苏黎世附近福特塔尔(Furttal)山谷的一座新城的城市规划当作“实验乌托邦”，称该规划实现了均衡的理念与自我调节机制。在随后的《人文主义与城市》中，基于对城规主义的批判，他否认了先前的均衡观念，认为设想达到一种建筑理念的完美平衡是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1961年到1965年，作为社会学教授执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2)》《现代性导论》《元哲学》。

1965-1973年从教于楠泰尔大学，与德波等情境主义国际人员有过合作，对法国福特主义的消费社会以及都市危机进行了批判审视，期间列斐伏尔与人合作建立了都市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 de sociologie urbaine)，领导小组成员对法国的“集体住宅区”与“独栋别墅”进行了经验研究，他为《独栋住宅》(pavillonaire，1966)写的序言对其消费社会与都市社会日常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阶段出版了《马克思的社会学》、《进入城市的权利》、《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都市革命》、《空间与政治》等。随后，列斐伏尔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重新审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城市思想，将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描述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场所、工具、主体，这为其理解从乡村到都市的巨大转变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1973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可以看作是“空间生产”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空间的生产》(1974)出版以后，列斐伏尔投入到对国家空间问题的研究中，以国家空间理论补充了空间生产与危机修复的重要机制，成果为《论国家(4卷)》(1976-1978)。1981年出版《日常生活批判(3)》以后，列斐伏尔主要从事节奏分析研究，从时间—空间的辩证整体出发，考察信息时代现代性对人类日常生活节奏的组织化政治后果等问题，在其去世后以《节奏分析要素：节奏知识导论》为名出版。

综上可知，列斐伏尔并非一位纯粹空谈的哲学家，其城市空间哲学并非哲学演绎或者诗性想象。1968年前后“城市革命”之所以成为一个备受激进左翼关注的哲学与政治问题，一般而言是因为五月风暴的革命形势给左派提出了新的政治问题。但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关注城市问题却是其早期乡村社会日常生活批判及其对法国新兴城镇建设实践考察的结果。正是对乡村城市化与工业化实践的持续关注，列斐伏尔才意识到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的来临，才开始将其视野从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转向了资本主义大都市的空间政治研究。在其总结五月风暴的著作《爆炸：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中，列斐伏尔对以萨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他们仍旧停留于“大拒绝”意识的呼唤或者结构的多元决定上，没有看到城市现代性耸立在广大无产阶级身边并将他们包围、隔离，要么将它们死死地禁锢在消费被控的城市社会牢笼之中，要么就把它们赶进荒芜的郊区隔离开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列斐伏尔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左派的理论前提、社会想象与革命策略：城市权利与都市革命。

二、方法的奠基：作为时间—空间发生学的“回溯—前进法”

“回溯—前进法”(the regressive-progressive method)是列斐伏尔在他研究乡村社会学的那一段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种方法最初被用来研究乡村社会特殊的历史空间问题，但是后来被列斐伏尔运用到对城市、都市和空间生产的历史分析中，与他的空间生产理论尤其是空间三元辩证法的提出密切相关。列斐伏尔第一次陈述该方法是在《乡村社会学问题》(1949)一文中，后来在《乡村社会学展望》(1953)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特别推崇：“我们相信只有这种方法以及它从现象学角度描述的句子和它回溯—前进的双重运动，适用于一切人类学的领域。”但是“遗憾的是并没有在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看到有人效仿列斐伏尔”(5)[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脚注。。萨特效仿列斐伏尔并利用这一方法试图为其“未来的人类学”基础提供一种辩证的同时是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理解，其最终旨趣则是为个体人的微观实践提供一种既是客观的又是自由的综合的基础。然而，列斐伏尔则基于这一方法展开了对比利牛斯山区的康庞山谷的农民社区进行历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列斐伏尔认为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忽视了乡村社区的“复杂的组织化”。必须使用一种历史的方法来补充，这两种视角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来考察历史与社会学的关系，为了研究乡村社会，必须将历史、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进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考察之中。列斐伏尔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试图把社会学与历史学融为一体，以批判当时乡村社会研究的实证主义与非历史主义方法，由此提出了“回溯—前进法”(6)Lefebvre,H.‘Perspectives de la sociologie rurale’, in Du rural à l’urbain by H.Lefebvre.Paris:Anthropos,2001,pp.63-78.还可以参看Henri Lefebvre.Key Writings. Edited by Stuart Elden, Elizabeth Lebas,Eleonore Kofman；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2003,pp.112-117.。正是由于使用这一方法，列斐伏尔才在历史性与空间性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发现连续性和差异性，并且证明历史的时间是如何在经验现实中与空间相互关联的。换言之，这种方法说明了随着历史时间的转变，空间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由此为后来城市空间哲学的历史分析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第一，回溯—前进法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列斐伏尔传记研究专家雷米·埃斯(Remi Hess)认为，列斐伏尔的回溯—前进法最初来自于超现实主义，其实这一方法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强调，“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该观点表达了对发达的、丰富的现代社会结构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被现代形式扬弃在自身内部的低级社会的“遗迹”与“残片”。“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453页。任何社会及其生产方式都不是无中生有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一个不断总体化的过程，新的社会结构总是以先前的社会条件与历史结构为基础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就需要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如此便会得出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这种逆向的回溯历史研究并非一种目的论，马克思总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结构之内在矛盾运动来认识历史的发展问题，即从“当下的”社会结构解剖的结果出发，向后进入其得以产生的诸多可能的历史条件与前提中去，然后再次“前进”到当下，从而发现历史的规律及其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蕴含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之中的历史认识论——“回溯—前进法”，也是历史发生学。所以，马克思几乎在每一个关键的环节都要进行“纵向的比较”，“即不断地向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形态回溯，不断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形态‘超越’”(10)《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黄楠森、庄福龄主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从而能够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总体系和全部人类历史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具体地、历史地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例如，马克思在研究城市制度的历史条件和前提的时候，指出农奴被剥夺了土地逃往城市正是城市制度形成的前提。

第二，列斐伏尔试图建立乡村历史社会学，以便揭示乡村社会的共时性结构与历时性差异的辩证法。列斐伏尔使用回溯—前进法，一方面是要反对经济决定论的线性历史观，因为后者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总是脱离具体的、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法国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缺陷。结构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史，虽然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为讨论特殊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打开了方法论的缺口，但是却容易陷入“地域特殊主义”与功能主义、客观主义的漩涡而忽视历史差异与阶级关系等主体的能动作用，也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不平衡性。列斐伏尔的“社会学的历史”试图将一系列的事实与关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再生产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11)Elden S.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p.137.，在对比利牛斯山区康庞山谷的农民社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列斐伏尔的目的就是要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地理空间与历史结合起来，这一点受到了列宁的不平衡规律的启发(12)Urban revolution now：Henri lefebvre in Social research and architecture Edited by ukasz Stanek、Christian Schmid and kos Moravánszky. Published b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in England. 2014. pp.244-245.。此时列斐伏尔与法国年鉴学派有过合作，他与该学派的相同点是列斐伏尔强调社会改变不能仅限于狭隘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革，更要改变日常生活,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诸多中介要素着手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线性的机械历史观。

列斐伏尔认为，为了理解康庞山谷的今天以及探索其未来发展，必须回到乡村生活的过去，研究在古代时期、在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该山谷中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阶级问题以及土地所有权关系等问题。虽然列斐伏尔研究的起点是“描述经验”，但是他感觉到必须使用一种“回溯的方法”去观察和访问以补充经验描述，要回到过去，追寻乡村社会的踪迹与“社会学的土壤”。列斐伏尔认为，乡村世界呈现出两重的复杂性：横向的复杂性与纵向的复杂性。他呼吁必须在历史社会学内部并超越它来解决与过去和现在紧密相关的历史与社会学的双重(doubling)问题。这一方法涉及三个步骤：(1)描述性的(Descriptive)方法：最基础的就是参与性的田野调查，谨慎地使用技术性的采访、调查问卷、统计学等方法，针对特定的“区域”或者是社会生活或者是社会关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要素进行分析。(2)回溯分析(Analytic-regressive)：通过把横向的共时性的方法与纵向的历时性的方法辩证地结合起来，进行社会现实的分析，目的是给分析对象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定位。(3)历史发生学(Historical-genetic)：对这个或者那个过去结构变化的研究，试图在一个整体的结构的框架之中达到对形式与结构的发生学分类研究，那些过去的要素从属于整体的结构和整体的过程。通过回到对过去历史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再一次遭遇现在，进而解释现在，从而更好地寻找未来的替代方案。社会关系和差异的时代的社会与个人的再现就被带入了历史地变化的研究领域，在历史过程的矛盾冲突之中发现历史的未来的可能性、差异性。(13)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Edited by Stuart Elden , Elizabeth Lebas , Eleonore Kofman；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3, p.117.

第三，将回溯—前进法运用到对都市社会的研究，为思考差异性的都市社会空间提供了方法指南。回溯—前进法以及对农村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经验分析和理论研究，对列斐伏尔后来的城市、空间、历史、节奏分析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列斐伏尔虽然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其诸多理论始终都逃不掉尼采的影子，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列斐伏尔为了反对传统的神学目的论的历史观与机械决定论的线性历史观，认为“生成仍在继续但是发生了变化，它从历史转向了超越历史，从特殊性转向了差异，从同质化转向了差异性的实践”(14)Henri Lefebvre. La fin de l’histori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0. P.155. 转引自Elden S.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P.178.。同时，列斐伏尔还非常欣赏尼采的“重复”和“永恒轮回”这些概念，主张历史在重复的永恒回归之中实现差异性的生成。虽然列斐伏尔的历史概念受到了尼采的强烈影响，但是他没有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福柯为了反对“目的论和自然因果观”(15)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提出了自己的谱系学：“它寻求的是彰显穿过我们的一切非连续性。”(16)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不过与福柯、利奥塔等人反对宏大叙事和总体性的历史观不同，列斐伏尔虽然主张差异性的历史生成，但是这种差异不是没有任何统一性的差异，而是一种“总体性的差异”，坚持生产方式的总体叙事之中的差异性的历史发展。这一定位对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差异空间等都非常重要。(17)Elden S.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pp. 175-181.用列斐伏尔的“回溯—前进法”考察今天的不同城市的历史性和空间性问题具有以下三点独创性和可应用性：第一，它以辩证的方式连接不同的历史性和空间性概念，时间与空间同时成为了揭示对方在具体的生产方式中的特殊性的中介，一方面对任何因果性的决定及其包括的微弱的线性的含义都必须进行历史地考察，并且依赖于当代的视角；另一方面历史从来就不排除偶然性，事件的生产依赖于结构的社会实践，时间与空间因此成为了社会与人类历史的再生产的中介。第二，它可以帮助都市研究者证明历史性是如何在空间中并通过空间变成了日常生活与所谓的宏大的经济与社会自然的历史过程之间的中介的。这是列斐伏尔思考空间的一个维度，但是研究者都普遍倾向于关注列斐伏尔的微观的或者宏观的社会实践层面，因此忽视了列斐伏尔对时间与空间及其中介的关心，回溯—前进法正好可以解释日常生活与在空间中并贯穿空间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线性历史观与经济还原论的危险(18)Urban revolution now：Henri lefebvre in Social research and architecture Edited by ukasz Stanek、Christian Schmid and kos Moravánszky. Published b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in England. 2014. pp.258-259.。第三，通过对比描述、分析和解释，列斐伏尔的方法介于那些纯粹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是一种由历史发生学支撑的社会学方法，这就是列斐伏尔方法的特殊性：它是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中介。虽然这一方法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得到阐述，是列斐伏尔将其系统地应用到对都市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辩证关系的研究中，为思考差异性的都市社会空间提供了方法指南。

三、乡村社会学视域中的日常生活批判：节日、阶级共同体与土地空间政治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列斐伏尔对乡村社会节日的考察仍旧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理论进行日常生活的批判，试图寻求日常生活的消极抵抗与浪漫重建。随着他对比利牛斯山区的阶级共同体以及土地空间与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列斐伏尔认为哲学理论不能把日常生活当作无用之物扔在一边，而必须充分地重视乡村社会学与历史学所关注的社会时代的现实问题，即法国乡村的工业化问题。法国乡村的大规模城镇化开发、建设，让他意识到了一个长期以来被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忽视的重要问题：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破坏与替代，这是乡村的城市化转型，其关键是“新阶级问题”与土地所有权问题。

第一，列斐伏尔对乡村农民社区节日的研究，为他反抗功能化的、原子化的和专业化、技术化的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提供了积极的社会革命想象与抵抗艺术，不过也使他认识到狭隘的经验主义与哲学思辨主义的问题。列斐伏尔结合早期《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异化理论的研究，对法国社会的物质生活与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现实以及文化风俗进行了哲学批判，这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神秘而抽象统治的一种辩证批判，试图寻求日常生活的消极抵抗与浪漫重建，这一点通过他对乡村及其节日的赞赏有加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由此，列斐伏尔就与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为批判现代世界中的劳动异化、物化与商品拜物教，同时又要避免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而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解放日常生活的批判方法，只有如此才有助于现实的物质生活问题的解决。列斐伏尔声称，只有当日常生活成为节日的时候人才能成为完全的总体的人。他浪漫地诉诸节日中的古希腊，作为日常生活成为节日的例子，在其中压抑性的规范都被忘却了并且“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充斥着异化、拜物教以及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匮乏。(19)[美]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张金鹏、陈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与充满着拜物教、劳动异化与技术专业分工的现代社会不同，列斐伏尔在法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看到了超越日常的单调乏味的激进潜能，看到了结束异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的希望所在。这一点与海德格尔不同，海德格尔虽然看到了现代性与技术革命对日常生活与艺术的侵蚀和破坏，但是他没有看到日常生活转变的革命潜能。(20)Elden S.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p.117.这种革命不再仅仅是政治事务或者制度变革，它必须是对被资本主义殖民化的日常生活的改变，为了改变世界，必须首先改变日常生活。

受到尼采与巴塔耶的影响，列斐伏尔此时所说的“日常生活”仍旧是处于传统的社会中留下的“剩余物”的层次上，列斐伏尔身处乡村社区，感受到了在现代社会与城市之中无法感受到的传统的风俗习惯与节日仪式，在这种自然经济社会中，没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计算，没有抽象化的、碎片化的、呆板机械的生活，有的只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区与社区之间睦邻友好的“人类秩序、自然秩序与宇宙秩序的交融”。但列斐伏尔对农民社区的由衷欣赏并不是要回到一种原始的农业社会，而是将它与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物质文化活动相比较，揭示现代性导致的对传统乡村生活的破坏及其文化后果。列斐伏尔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要陶醉与怀念笛福笔下的鲁宾逊式的黄金时代而是研究当今社会生活深处所潜伏的可能性是什么？”(21)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1991. p. 229.乡村周边的城市中心的崛起使得几个世纪以来不受政治的直接干预的乡村变得政治化了，由于社会财产的私有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原来支撑乡村物质生活与人类行为的仪式和符号的宗教想象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意义；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农业工业化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使得列斐伏尔认识到，必须摆脱传统社会学的形式主义以及法国人类学的那种哲学的思辨主义。此时列斐伏尔对乡村社会的考察和节日想象是对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和乡村共同体的凋敝和消逝咏唱的挽歌，还没有真正具体深入到“平日”的核心结构，也没有触及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彻底改变。

第二，对乡村社会中的共同体与社会阶级结构的经验研究，为列斐伏尔后来研究城市空间的矛盾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与革命行动提供了基础性的、奠基性的初始研究经验与方法论反思。在两卷本的《比利牛斯》中，通过对比利牛斯山区以及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列斐伏尔将空间、地方以及特殊性的历史经验视角引入了长期的历史过程研究之中，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化倾向以及经济决定论的模式提出了重要的反思和批评，挑战了对因果关系、权力和阶级构成以及革命意识的流行解释。正如卢卡斯·斯坦尼克所说：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成为了列斐伏尔此时的核心关切(22)Neil Brenner, Stuart Elden. Henri Lefebvre on State, Space, Territ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09, 3(4):353-377.。列斐伏尔将乡村空间的历史性看作是一个多方面知识、实践经验和具体化的产物，注意到了空间是一种物理的、意识形态的和符号的现实。(23)Arnade, Howell, and Simons, eds.,“Productivity of Urban Space in Northern Europe”; on the historicity of space, see ArnadeHowell, and Simons, “Fertile Spaces,” pp. 515-548.,列斐伏尔通过考察“空间的历史”而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产生它们的历史过程来中止那些将结构变化归因于个人主义的叙事模式，他并不仅仅看到市场的决定性力量，而是通过揭示话语和符号的空间实践中介，发现在不同的社会阶级结构之间蕴含着的激烈的复杂的竞争关系，它们在空间中不断地谈判、争论与妥协，最终促使资本主义的均质化力量复杂化。(24)Arnade, Howell, and Simons, eds.,“Productivity of Urban Space in Northern Europe”; on the historicity of space, see ArnadeHowell, and Simons, “Fertile Spaces,” pp.515-548.

在20世纪40-50年代社会阶级问题之所以成为激进左翼关心的共同话题，主要是为了解释在二战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级构成的变化。由此，“新工人阶级”问题就成为了辩论的主题。列斐伏尔从前历史时期，经过罗马时代、中世纪、早期的现代阶段，再到1789年革命和拿破仑民法典的颁布，考察了乡村共同体的解体转型过程。农村共同体作为一个跨历史的社会结构是由不断变化的星丛即财产关系、家庭结构以及直接民主的制度所定义的，因此不能用狭隘的生产方式的机械叙事的一个替代另一个的方式来叙述。相反，乡村共同体通过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并得益于封建和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冲突，利用不断变化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的优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转型并保留了下来。(25)Henri Lefebvre, “Les communautés paysannes pyrénéennes,” p. 455. 转引自ukasz Stanek. Henri Lefebvre on Space: Architecture, Urban Research,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p.55.列斐伏尔加入了法国都市社会研究所并且和他的团队选择了一系列的经验研究案例，考察了农业中的分田制形式之一：佃农制度及新工人阶级问题，调研区域横跨比利牛斯山脉和托斯卡纳的农民共同体，以及拉克—穆朗克斯的工人、集体住宅的居住者、郊区居民等等。这些研究促进了对阶级构成的再反思，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范围扩大化了，将马克思所谈论的工厂内部的从事物质商品生产实践的工人扩大为“流氓无产者”的贫困人口：缺乏食物的非生产者、小偷、乞丐与妓女(26)Bodemann Y M, Spohn W. The Organicity of Classes and the Naked Proletarian. Towards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lass Conception. Critical Sociology, 1986, 13(3):10-19.，反驳了法国思想界对乡村阶级问题的错误看法。

第三，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前提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当代重构，唯有如此才能阐明乡村社会土地所有权的资本主义重构以及城市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922页。中着重研究了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资本—利润，主要是为了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剩余价值方面的意识形态，即好像剩余价值有三个不同的来源，实质模糊了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商品来源以及三大阶级之间的基本对抗关系，从而“把社会关系物化，完成了由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直到资本拜物教和土地拜物教的过渡，这是对社会生产关系颠倒的反映”(28)蒋绍进、王锦鹏：《〈资本论〉的结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地主阶级以及土地所有制被马克思视为封建制度的残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也是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地租与土地所有权似乎成了一个过时的问题，人们仅仅关注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工资与利润等等。

但是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的土地所有制不仅没有给资本的积累造成障碍，而且成为了资本积累城市化最关键的支撑：资本创造了现代土地所有权，同时将雇佣劳动扩展到整个社会。土地问题随着都市化的扩张并非消失了，而是比马克思时代更加复杂，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加快，城市土地以及城市建筑由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和金融巨头控制着，城市化成为资本主义进行剩余价值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主要领域，这缓解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同时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私有权以及生产关系。资本家、工人阶级与土地所有者的矛盾冲突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矛盾，而成为空间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为了解决土地所有制对资本积累的限制和阻碍，而将土地空间同质化为商品，进行碎片化分割以便于出售买卖。列斐伏尔正是看到了自然与空间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转变以及都市现象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他才在探讨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过程中紧紧抓住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变化以及地租问题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突出的空间生产问题，不过对城市地租的考察随后是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一书完成的，这是后话了。

四、从乡村到都市：新城镇的崛起、城市权与都市社会的辩证想象

乡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列斐伏尔意识到资本主义都市规划和管制的政治性和殖民性，新城市的崛起带来的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的抽象空间使列斐伏尔意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问题框架将要被都市问题框架取代了，由此他开创了都市马克思主义(Metromarxism)(29)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New York:Routledge, 2002.的新论域。1968年的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工业危机，更是都市危机，这场危机主要是由一种生活方式同质化和日常生活的殖民化趋势所导致的。资本主义通过对都市日常生活的重新殖民化，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和剥削，中心与边缘、具体与抽象、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和不均衡要求人们呼吁和提请“进入城市的权利”，恢复人们参与、管理和更新城市的实践，公平、正义与权利成为了都市社会中人们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新起点。而社会的完全都市化则预示着“都市社会”的到来，此时城市对于乡村而言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城乡对立的二元世界，而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都市社会内部矛盾不平衡的结果。

第一，新城镇现代性批判：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与空间凯恩斯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早期，法国政府日益摆脱了对殖民地的大量投资，开始全面转向法国国内空间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建设工作。列斐伏尔看到了日常生活、现代性的问题及其与新城镇的关系问题，此时他或明或暗地认识到了研究的对象是空间而不是时间。(30)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导言第14-15页。《新城镇笔记》对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第一次具体的经验研究(31)Notes on the New Town. April,1960.in Lefebvre H,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Verso, London)，1995. pp. 117-126.，还包括《实验乌托邦：一个新城市的规划》、《新城市集群：一个具体案例：拉克·穆朗和新工人阶级的城市问题》等。离楠泰尔不远的拉克穆朗克斯新城市已经从一片农田中耸立起来，这种从乡村向都市的迅速转变给列斐伏尔带来巨大冲击，他甚至直接从新城市之中读出了现代性升起的恐惧：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碾压了日常生活(32)Lefebvre H,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Verso, London), 1995, pp.117-126.。随着新城市的崛起而来的现代性对列斐伏尔而言是“革命性、总体性实践的失败和拙劣赝品投射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阴影”(33)[法]列斐伏尔：《什么是现代性？——致科斯塔斯·阿克谢洛斯》，这是列斐伏尔的《现代性导论：十二个序曲：1959年9月至1961年5月》的第十一章。中文版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这就导致了某种极端的现代主义、极端的功能主义以及对国家的崇拜在符号、象征与城市纪念碑的维度上被再生产出来。现代主义的主导地位同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这种新的社会阶层就是列斐伏尔所批判的“技术官僚”，它是对乡村进行城市化规划的一种专制的、权威的政治组织，后来这一点被尼尔·布伦纳称之为“空间凯恩斯主义”(34)Neil Brenner. 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4).。正是诸种新的变化和问题吸引了列斐伏尔将他的兴趣从乡村共同体转向了城市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其经济增长，通过扩大和加强其地理区域组织和生活经验来转移矛盾。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空间，日常生活殖民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新城是典型的重要现象(35)Lefebvre H,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Athlone, London). 2000, p.59.。因此，新城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文本”，在其中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以异乎寻常的清晰度铭刻于此(36)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2 (Verso, London). 2002, p.306.。这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转变——资本主义通过抽象空间的具体化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实现了将它的内部的矛盾移来移去，保证资本主义自身的持续生存。通过这一过程，日常生活的符号丰富性和自主创造性都日益被一种对空间同质性和碎片化规划的技术官僚理性所取代。这种空间受到了多种异化和矛盾的侵蚀和渗透。列斐伏尔从新城镇所发现的不仅是浪漫式的革命的潜在的种子(37)Japhy Wilson. Notes on the Rural City: Henri Lefebv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Chiapas, Mexico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1, volume 29, pp. 997-998.，而且也是空间的政治潜能。

第二，重塑革命策略：都市空间危机的爆发呼唤“进入城市的权利”。从1968年五月风暴开始，西方世界的总体进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厂以及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强调，到二十世纪对日常生活以及都市生活的突出，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与爆发场域发生了巨大转变：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工厂内的阶级斗争走上了城市街头，走向了更加广阔的都市日常生活之中(38)Antonio Negri. From the Factory to the Metropolis: Essays Volume 2. Edited by Federico Tomasello.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ambridge: Polity, 2018.；其次，从马克思对劳动生产过程中心地位的关注，转向了对资本主义消费环节的强调，这一点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社会的崛起有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向了垄断性的资本主义阶段；最后，都市化正在蔓延至全球，快速扩张的都市化世界资本和更加复杂的空间网络要求激进左派从理论上予以回应，仅仅着眼于工厂阶级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受到了挑战与质疑，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理论危机。

列斐伏尔认为，与工业生产的模式不同，都市问题变成了历史变化的核心动力。都市问题日益与全球经济融合在一起，都市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critical zone)而日益逼近完全都市化(complete urbanization)。都市问题成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了。(39)Lefebvre H. Writings on cities: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 1996.p.212. 同时参看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MIT Press, 1977.p.1.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出现乡村的都市化与都市的乡村化的相反的运动，导致整个社会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和彼此孤立的社会贫民窟，并且这些隔离和贫民窟在一系列的城市郊区得到扩张和复制，造成一种内爆—外爆(implosion-explosion)的运动(40)[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对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空间与活动的摧毁或边缘化；通过广告与国家官僚体制对私人也对公共消费的组织；扩张到对非生产领域的利润控制，诸如休闲、艺术、信息、建筑与城市化。(41)Martins, M.R.. (1982). The theory of social space in the work of Henri Lefebvre. In R. Forrest, J. Henderson, and P. Williams, eds.,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theory. Epping, Essex, Eng.: Gower Press. p. 170.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空间矛盾的产生，包括城市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以及世界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矛盾。“进入城市的权利”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新的起点。“城市的权利不能被设想成为一个简单的探访权利或是一个对传统城市的回归。它只能被阐释为一种对于都市生活的转变和更新的权利。”(42)Lefebvre H.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1996. p.173.

第三，都市社会的辩证想象：一项可能性的乌托邦规划。在研究乡村社会多年以后，列斐伏尔已经意识到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传统形式的根本转型出现的结果就是都市社会：它不仅仅是物质结构、建筑环境与都市形态的改变，而且是日常生活的彻底改变。都市化不再是工业化的奴仆和随从，都市化正在逐渐取代工业化，新秩序的驱动力是都市，而都市正在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将会被都市社会以辩证的方式所超越。

列斐伏尔与传统的乌托邦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是脱离现在的社会历史条件直接憧憬和跳入未来，而列斐伏尔则是基于现在的社会都市发展条件而言的。列斐伏尔提出的都市社会以及可能—不可能的乌托邦想象激励了后来诸多的批判都市理论研究者对资本主义的都市过程、都市重构以及都市危机的分析，让人们相信并努力去践行：一个更加充满正义、民主和解放的都市空间与生活方式是可能的。(43)Pinder D. Reconstituting the possible: Lefebvre, Utopia and the Urba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15, 39(1):28-45.实际上，列斐伏尔提供了新的替代性的革命以及建设方案，重构那些实际上可能的乌托邦视角，包括都市革命、城市权利以及完全的都市化。城市权利与都市革命最终会导向差异的空间，一种差异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实现取代了生产力崇拜以及破坏自然的工业时代的“现实原则的”工作，代之以“快乐和享乐”原则。(44)Lefebvre, H.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 Bononn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MN.2003, p.32、85.那个时候，城市就不再是一种产品，而成为了一种人类共同创造的作品。“都市社会”不是已经完成的现实，它是一个开放的地平线，它是一个未来的乌托邦的承诺，一个谋划和社会实践过程，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带入到可能性的领域。

与列斐伏尔抱有类似观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恩斯特·布洛赫、赫伯特·马尔库塞、阿格尼丝·赫勒、詹姆逊和大卫·哈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强调了乌托邦的概念(45)Pinder D. Reconstituting the possible: Lefebvre, Utopia and the Urba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15, 39(1):28-45.。在此过程中，他们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斐伏尔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都市批判理论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如今由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另类未来政治想象”的失败，甚至有人提出“资本主义不仅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且现在甚至不可能想象出一个统一的替代方案”(46)Fisher, M.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O Books, Winchester.2009. p.2.。那么，列斐伏尔的城市权以及都市社会、可能—不可能的辩证乌托邦等核心概念正好可以为我们回应理论与都市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在列斐伏尔看来，都市社会“为了扩大可能的范围，必须宣布和求取不可能的事情。行动和策略在于使今天不可能的事情在明天变成可能”(47)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F. Bryant, Allison and Busby, London.1976, p.36.。这不是一种空想，正如齐泽克所说：真正的空想家是那些认为事情可以无限期延续下去的人，我们不是空想者，我们是从正在变成一场噩梦的梦中醒来的人。(48)Žižek, S.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NY.2012, p.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