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锡伯族语言存续的历史原因

2019-02-06欧阳伟

西部学刊 2019年23期

摘要：清朝乾隆年间，为保持新疆地区的稳定，清朝政府将东北地区部分锡伯族人西迁至伊犁地区。清朝的八旗制度和传统的锡伯族民间“哈拉莫昆制”在制度上保证了锡伯族语言的存续，同时，锡伯族人口的稳步发展保持和延续了锡伯民族语文，而语言环境的相对封闭性造成了锡伯族与其他不同民族语言接触的困难，锡伯族语言教育的单一性排除了其转用其他语言的可能，因此锡伯族语言得以长期续存。建国后，锡伯语获得了国家在政治上的保障，并实现了进一步的规范化。

关键词：锡伯族;移民;语言存续

中图分类号：H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3-0051-04

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锡伯族部分成员受命从东北移民新疆伊犁。在此之前锡伯族已经转用了满语文。新疆是一个多种语言并存的地区，锡伯语不得不面临着在迁入地保存和使用的多重困难。但是由于制度、人口、环境、语言教育等特殊原因，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在多语言竞争的环境中不但没有消失，还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一直沿用至今，并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语言活力。这也是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在多语言环境下保存、延续民族语言的罕见例证。

一、锡伯族西迁及满语文的使用

清朝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廷彻底平定了来自西北地区的准噶尔势力，完成了对新疆地区的统一。为保持新疆地区的稳定，防止旧有的准噶尔势力以及和卓势力死灰复燃，威胁西北边疆的安宁，乾隆帝决定设置重兵守卫，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直接而有力的控制之下。此时，伊犁的位置在战略上就显得格外重要。“盖以其地，表带河山，控压雄远，为省城西北咽喉重镇，乃西域诸城中第一形胜之地也。”[1]清朝于1762年特别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的军事、行政事务。伊犁地区位置重要，但是地广人稀，难以控制。为了充实伊犁地区的防务，清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守卫新疆，从东北地区和陕、甘地区抽调大批官兵戍守新疆，即便如此仍然感觉兵力不足。為了彻底解决新疆的防卫问题，1764年，清廷又决定从东北地区抽调锡伯族的精锐官兵迁徙到新疆。东北的锡伯族迁徙到新疆地区共分两批进行，每一批人数都在1600人左右，启程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九天。迁徙大军经过15个月左右时间，最终到达了伊犁地区。佟克力先生经过详尽研究认为锡伯族“实际到达新疆人口为4030名。”[2]

历史上，锡伯族曾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的原始蒙古语族。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开始，锡伯族人接受并学习满语文，被编入八旗之后，在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国语（指满语）骑射”政策的主导下，锡伯族人全面系统地学习和使用满语文，并用满语文逐渐取代了自己原有的民族语文。到乾隆时期，锡伯族对满语满文的使用已经十分娴熟，完全地融入了满—通古斯文化系统。“清代满族的语言文字及社会文化被锡伯族选择，它是历史的必然。”[3]从语言分类上来看，锡伯族所使用的满语，可以认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满语在锡伯族中的一种民族变体。

清朝中后期，由于社会的巨变，东北地区的满语文的使用环境已被汉语文所彻底取代。延续至清末，满语文也开始被满族自动放弃，到了“辛亥革命，（东北）锡伯族开始完全放弃了满语和满文，而一律使用汉语和汉文了。”[4]到如今，东北锡伯族人有十五万之多，却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满语文，转而使用汉语文，而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地区还是满语文的使用区，而且锡伯族内满语文一直延续使用至今，并没有出现明显衰变的迹象，其中蕴含的复杂、深刻原因，非常值得研究。

二、新疆锡伯族语言续存原因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普遍大杂居、小聚居的国度，一种人口较少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在语言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能够留存并且发展，必然有着非常特殊的原因。新疆锡伯族的语言之所以能够存续，同样也是如此。

（一）制度层面

1.八旗制度是锡伯族语言存续的最重要制度保障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推行的是军府制统治。其中的原因首任伊犁将军明瑞说得很清楚：“伊犁携眷之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绿旗兵，共万余名。又有屯田回人，此内有在城驻防者，有在外游牧者。亦有随所耕田地居住者，远近不一，非内地可比。且伊犁地属极边，应存军营体制。”[5]来自东北地区的锡伯族迁徙到伊犁后被编成专门的锡伯营，清朝为加强控制也按照满族的八旗制度对其实行进行严格管理，并且还特别规定，锡伯营设置领队大臣一名，却从来不是从锡伯族内任命，而是由朝廷直接从满族官员内挑选任命。

清廷对驻扎新疆的八旗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明确“各城满、汉兵丁在城差操或分驻卡伦汛地，均有住宿兵房，非奉公差不得任意出入回庄游荡，如有潜赴回庄住宿者，准伯克回子等缚送本营大臣处加重治罪。该官约束不严，治以应得之咎。”[6]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强化管理，还制定了八旗营旗制度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有：“不能外出经商，与民人（主要是指汉族百姓）争利;旗人未经允许绝对不许私自离营;不许与民人交产;不许与民人通婚;禁止仿效汉人装束等等。擅自离营就依照‘逃旗严格论处。”

锡伯营八旗制度与满营八旗制度略有一些不同。满营通常被称为“内八旗”，锡伯营则是“外八旗”，主要差别在于：满营八旗完全是由国家同时支付俸银和口粮;而锡伯营不同，国家只支付俸银，不解决口粮，自己的口粮需要自行开垦、耕种土地来解决[7]45。于是“按锡伯营八旗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某人耕种者，即为其人世产。”[7]203同时规定官兵实行“随缺地”制，各级人员都分有田地，都要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还从事农业生产。

八旗制度对于新疆锡伯族的影响极为深刻。因为在新疆，“锡伯族的命运日益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其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要不折不扣地以报效国家、保家卫国为前提，全民族听从国家的召唤，八旗军事制度始终成为约束军民社会行为和活动的准则。”[8]而伊犁锡伯营八旗制度存在的时间很长，一直持续到1938年才被彻底废除。在极其严密的八旗制度限制下，新疆锡伯族实际上完全被束缚，根本没有个人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其语言的保存也得到了制度上的坚强保证。

2.传统的锡伯族民间“哈拉莫昆制”是锡伯族语言存续的深层次制度保障

锡伯营的八旗制度完全是清王朝官方性质的构建，而锡伯族民间的“哈拉莫昆制”传统又与八旗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更深层次的制度保障。

女真人建立金王朝时就有“猛安谋克”的制度，锡伯族完全承袭了这个制度，“莫昆”其实就是“谋克”的音译。锡伯营在八旗的建制下，还严格遵循“哈拉莫昆制”。锡伯营的八个牛录之下又有几个或者十几个不同的“哈拉”组成，每一个“哈拉”设置一个“哈拉达”（即“哈拉”长）进行管理;“哈拉”又由多个“莫昆”构成，每一个“莫昆”也设“莫昆达”（“莫昆”长）;每个“莫昆”再管理多个“乌克孙”（即家族群体），在“乌克孙”就负责就管理每一个单一的家庭。这样形成了“牛录→哈拉→莫昆→乌克孙→单个家庭”严密的管理层级。根据规定，哈拉达和莫昆达平时就负责处理民间的事务。每个莫昆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莫昆规章制度，对所有违反制度的行为都设置明确的惩罚条款[7]290。锡伯族本族制度性的存在对每个成员都具有极强大的社会控制力。

锡伯营的每个牛录都有较强的氏族心理和很强的凝聚力，这造成锡伯族家庭的整合水平低，而群落的整合水平极高。在锡伯族的社会内部，严密网状结构使群落和家庭以及个人之间也构成了特别密切的联动关系。这个严密的制度体系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内部认同性，具有对外来文化的强烈的抵御特性，也使得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难以轻易进入。

（二）人口的稳步增长有助于锡伯族语文的保持和发展

一直以来，“锡伯族实行一夫一妻制，族外婚，族内同姓不通婚的婚配制度。”[9]307锡伯族迁徙到达伊犁之后，首先面临生计问题。为了解决耕种的困难，全族合力疏通了当地原有的绰合尔渠，新开垦出一万多亩耕地，当年就解决了口粮问题。到嘉庆年间，由于人口增加，原有耕地不足，锡伯营的总管图伯特决定开凿新渠，开垦荒地。经过六年，新渠在1808年完成。新渠长200余里，通过引水设施，把伊犁河水引入了察布查尔荒原，很快就开垦出78600亩荒地。有了大片土地，粮食生产就得到了基本保证，锡伯族人口总体上一直是在稳定增长[10]。

即使是清朝同治期间，新疆出现严重动乱，锡伯族人口数量也未明显减少。同治四年（1865年），伊犁的反清力量集中三万多（一说十余万）兵力，牵制住了锡伯营，围攻伊犁的军政中心惠远城。1866年春，伊犁九城在弹尽粮绝后全部失守。在这次战争中，伊犁的满族军民遭到了大屠杀，死伤达两万余人。据学者研究，这场变乱导致“伊犁居民人口死亡、散失近半数，从近20万人口降至10万左右，其中满族人口下降90%，汉族次之，回族人口下降50%以上。据俄占领军的统计，俄占领初期，伊犁男女居民有102910人，其中塔兰奇（即维吾尔族）38211人，汉人3373人，蒙古人17954人，吉尔吉斯（指哈萨克等游牧民族）22344人，东干（即回族）5130人，满人450人，锡伯人15484人。”[11]锡伯族在这次浩劫中所处的位置易守难攻，而且全族迁移，避免了被大规模屠杀的命运，其人口数量没有大规模下降，相反，其人口在伊犁地区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有升高。据研究，“同治间的反清起义，满汉两营损失最重。其他如索伦、锡伯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满族人口从平均占总人口的28%下降至4.87%。蒙古族人口从25%上升至36%，锡伯则从5.8%上升到16.1%。”[12]经过浩劫，锡伯族人口并未减少，地区影响力反而扩大了。一直到1949年，其人口总数在伊犁地区仍然位居各民族的前列。有了足够的人口，锡伯族的语言自然也就有了传承与进一步发展的雄厚基础。

（三）语言环境的相对封闭性造成了不同民族语言接触的困难

“语言的接触是引起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13]清廷有意识地要避免锡伯族与其他民族的语言接触，在将锡伯族从东北迁至新疆时，就特意走外蒙古以绕过汉族聚居的地区。锡伯族到伊犁后，清廷又实行各民族分开定居的办法。军府的大员如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及所有满营官兵集中在惠远城和惠宁城，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綠营官兵则分布在绥定、广仁、拱宸、熙春、瞻德等城。其他各营，如厄鲁特、察哈尔、锡伯、索伦营，则各有固定营地，彼此一般互相不往来。

锡伯营所在的察布查尔地区地理位置比较险要。它处在乌孙山的北麓、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中，它北部的伊犁河由于水量巨大、水流湍急，当时限于技术条件无法架设桥梁，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交通十分不便，夏天基本无法通行。这就造成了锡伯族与外界交流的客观障碍。

不仅如此，锡伯营所有的村落还都用高高的城墙围起来，成为自我封闭的单元。锡伯营的每一个村的城墙用黏土夯筑而成，一般高达4—5米，由专人武装守卫，实质上就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军营。锡伯营所有一切安排都是出于备战考虑的，因此所有的牛录内部还都设有官仓，官仓所积蓄的粮食数量巨大，足够战时使用;另外还有官牧场，饲养大量牲畜。同时，各个牛录都有各种技术工匠和各种手工作坊。这样，锡伯营就形成了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这确保锡伯族几乎不需要与外界的其他民族进行商品交换就可以生存下去。

锡伯族偶尔会与其他民族有所接触，也因为其他一些因素导致语言交流很少。一位1907年前后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任职的俄国学者就指出：“汉族影响对其不大，是因为在上述地区汉族人数不多;至于突厥中的萨尔特（指维吾尔族）和吉尔吉斯（指哈萨克族）族，锡伯人总认为他们各方面比自己稍逊一筹，所以无论过去和现在虽然都交往，但对他们的文化吸收甚少。”[14]399

锡伯营所处的地理位置对锡伯族继承民族语言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社会语言学基本原理，语言是相互接触的，而语言接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触。”[15]285既然地理位置相对隔绝，民族之间的接触困难，语言难以交流，锡伯族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也就自然地保持了自己的语言面貌。

（四）语言教育的单一性排除了转用其他语言的可能

清代提倡“国语骑射”，在八旗中满语满文处于极其崇高的地位，锡伯族只能注重满语满文的学习，而不能学习其他民族语言。锡伯族西迁到伊犁的第二年，时任伊犁将军明瑞就以伊犁八旗随营子弟不能“家自为学”为理由，奏请朝廷批准在每旗各设清书学房一所，锡伯营也照例设书学房一所，派教习二人分管语文教学、骑射。同时，在满营驻扎的惠远城也设义学，招数名锡伯族子弟入学，其中成绩优异的会被授予旗营笔帖式等职，或在“旗下档房”做文职工作。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清军重新收复伊犁后，伊犁将军金顺给各营官兵发放了资助款。这些资助款是为了帮助各营恢复生产发展用的，但锡伯营从这笔资助款中拨出一部分用来发展本民族的教育事业，经与各旗官员的协商，在锡伯营八旗每个牛录各设义学一所，凡是锡伯族的学龄儿童都可以去接受教育。从教学内容来看，满语、满文是教学最主要的内容，学生也可以阅读清朝初年就译成满文的《诗经》《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儒家经典。

清朝灭亡后，新疆的满语在满族中的教育和使用逐步衰亡[16]，而满语文教育在锡伯族中还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直到1945年新疆锡伯族小学由原来的13所增加到15所，在校生有2000多名，仍然还在用满语文教学。1947年，在伊宁市成立“锡索文化协会”，锡伯族语言学者对自己使用的满语文进行了一些技术上的改进，例如把满文原有的131个音节中的13个废除掉，另创了新音节符号，专门用来书写现代锡伯语书面语言。这样，锡伯语虽然仍属于满语文系统，但获得了独立于满语文的地位，有了自己的发展空间。

三、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文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锡伯族语文教学受到特别重视，锡伯文教材建设得到加强。1956年，新疆教育出版社设立了锡伯文编辑室，配备编辑人员4名，专门编辑出版一至六年级小学锡伯文各类教材21种，发行量达14000多册。从解放初期到50年代末，锡伯族各小学教学都是以锡伯语为主[17]。锡伯语获得了国家在政治上的保障，这更加有利于锡伯族语言的传承，并实现进一步的规范化。

世界上的“每一种少数民族语言都是该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劳动过程中发明和创造的，无一例外地对该民族的行为起着引导作用，对该民族社会，至少可以说是民族共同体的和谐秩序构建的独特作用是其它任何民族语言无法替代的。”[18]所以，“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达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19]153锡伯族的语言不间断地传承也同时完整地保留了锡伯族的民族特性。

“语言的走向，是所有这个社群的说话人民意的总表现，它所表现出来的韧性、弹性、创造力、自主性，代表说这个语言的人的集体人格。”[20]160新疆锡伯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最终转用了满语文，并在长期保家卫国、繁衍生息的奋斗中利用满语文创造并保持了辉煌灿烂、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如今新疆伊犁地区的使用汉语的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锡伯族，汉语已然成为跨越各个民族语言的最高层级的语言。锡伯族多数人也是汉语和锡伯语兼通，但锡伯族人在族内、家庭里、集會中仍然还是在讲锡伯语。在2018年的语言调查中发现：锡伯族本民族的语言面貌保持良好，仍然是可以称为富有活力的语言，近期并没有出现明显弱化的迹象。这对于总人数不过三万余人并且在不断有年轻人走出伊犁聚居区的新疆锡伯族而言是很不容易的。

参考文献：

[1]许国桢等.新疆乡土志稿二十九种之一《伊犁府乡土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代抄本）[M].福州：福建师范大学，1995.

[2]佟克力.新疆锡伯族古今人口概述[J].新疆历史研究， 1985（4）.

[3]佟克力.锡伯族选择满语满文的文化意义[J].西域研究， 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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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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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8]佟克力.锡伯族丈化心理及其表现论析[J].西北民族研究， 2007（2）.

[9]周崇经.中国人口·新疆人口分册[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0.

[10]侯伟丽.新疆锡伯族人口发展及状况评析[J].西北史地，1995（3）.

[11]赖洪波.伊犁历代移民开发与世居民族的形成[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