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丽 胡菊芳 李心怡

摘要：陕甘宁边区的灾荒救济是边区民生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在陕甘宁边区灾情统计、灾荒成因、灾荒影响、灾荒救济措施、救灾机构、经费、工作程序、战胜灾荒的经验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后续研究中应全面细致统计陕甘宁边区的灾情，深入分析陕甘宁边区灾荒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分析救灾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灾荒成因;救济措施;移难民安置;述評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3-0038-05

目前，学术界对于陕甘宁边区灾荒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基础，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题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灾荒的研究、灾荒的社会影响以及灾荒应对等。第二类是陕甘宁边区灾荒史料汇编，与民国灾害史料、陕甘宁边区史料汇编对比来看，陕甘宁边区灾荒史料汇编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胡民新、李忠全教授1995年编著的《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局调查研究室1944年编著出版的《边区移民工作》，陕甘宁边区民政厅1946年编写出版的《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慈事业概述》以及延安地区民政局编的《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选编》等文献资料。这些史料汇编包括陕甘宁边区灾荒史的内容，但目前学术界还未对其进行系统整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灾荒史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照“灾情统计——灾荒成因分析——灾荒影响——防灾备荒措施——战胜灾荒的成因以及防灾备荒的经验”的思路展开的。因而，现分别从陕甘宁边区灾荒概况、成因、灾荒的影响、救灾措施及成效、救灾机构与经费、开荒动员等方面对有关研究成果逐一进行梳理。

一、陕甘宁边区灾情的统计与研究

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灾情的统计与研究，着重研究该地域的自然灾害。

一是以灾害种类统计研究。杨东[1]用详尽的历史数据着重分析了陕甘宁边区旱灾灾情的严重性，以及由旱灾引发的并发性自然灾害，指出并发性自然灾害的危害更大，分析了灾害的危害性以及给边区人民生产与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张雪梅[2]对陕甘宁边区灾情的统计与研究更为详实具体，她按照灾害的种类，即水灾、旱灾、雹灾、霜冻风灾害等，分别统计了20世纪40年代边区不同地区的灾情。梁严冰统计了陕甘宁边区1939至1944年灾害的损失，并对1940年至1943年边区所发生的灾害种类和次数分别作了详尽统计。

二是以历史时间统计研究。赵朝峰[3]以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救灾为研究对象，梳理了1947年、1948年的灾情，但对1945、1946年的灾情未做全面的说明，也未分地区、分种类分别统计其灾情，相对而言说服力不够，未能展现陕甘宁边区实际灾情。冯圣兵统计了陕甘宁边区1939年至1946年的自然灾害。[4]王美蓉根据各类史志的记载，详细梳理了1912年至1947年间甘肃省发生的自然灾害，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部分灾害情况。相对于其他学者对陕甘宁边区灾害的统计，王美蓉的统计更为详尽、具体，但她不是将“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灾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现有研究成果可见，值得肯定的是学界对陕甘宁边区灾害的特点的归纳基本一致，如张雪梅指出陕甘宁边区的灾情呈现出“一灾未熄一灾又至、多灾齐发”的特点。冯圣兵认为边区自然灾害具有多样性和普遍性、高度频发性和群发性、损失的严重性等特点。王美容也指出民国时期甘肃省自然灾害具有频度高、危害广，多样性、频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

二、陕甘宁边区灾荒成因研究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灾荒成因，学者们主要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予以分析。

（一）灾荒的自然成因

赵朝峰从地理位置详细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灾荒成因，认为“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高原，气候干旱，雨水稀少”[3]，是灾情严重的自然成因，指出陕甘宁边区每年若干地区都或多或少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尤其是以旱灾最为严重，由于长期以来该地区森林植被破坏导致风沙肆虐，形成频繁的自然灾害，以旱涝灾害为主。冯圣兵也认为地理环境是陕甘宁边区灾荒成因之一。[4]梁严冰对此持同样的看法，指出陕甘宁边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致使灾情进一步加剧。[5]杨东则从环境气候方面分析边区灾害的自然成因，认为主要原因是雨水不均匀，“久旱必有涝”正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1]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王美蓉认为甘肃省频发性自然灾害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明确指出自然灾害具有历史上长期的灾害积累因素，是自然环境的先天制约与人类破坏自然的影响，也强调防灾救灾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的极端落后对救灾的不利因素。[6]这虽然是对民国时期甘肃省灾荒的分析，但同样适用于解释陕甘宁边区的灾荒。

总之，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灾荒自然因素的分析都是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环境变迁等因素予以分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是造成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未必是造成灾荒的直接原因。如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在国统区造成了大规模的灾荒，但在陕甘宁边区却未能造成大规模的灾荒。夏明方教授在《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一书中曾提出“灾害的脆弱性”这一概念，用来解释灾荒发生的成因，本文认为这一概念也恰恰解释了陕甘宁边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灾荒的原因，正是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将民生保障上升到政治高度，采取及时有效的救灾举措和措施，并加以严格贯彻实施，收到事半功倍的救灾实效。

（二）灾荒的社会成因

在分析灾荒社会成因的研究成果中，战争破坏、军阀割据被认为是主要的政治原因。陕甘宁边区的执政理念不同于国统区，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如张雪梅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的骚扰、掠夺、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自然灾害愈加严重[2]。梁严冰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重了陕甘宁边区的灾荒严重程度[5]。赵朝峰也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重点进攻，以及实行移民并村的政策不仅酿成严重的灾荒，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救灾和恢复生产的难度，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3]此外，张雪梅强调皖南事变致使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愈演愈烈[2]。

森林、灌木和草丛等地表植被严重破坏也是造成陕甘宁边区灾荒严重的社会因素之一，冯圣兵[4]认为森林、植被的破坏突出体现在毁林开荒、各种燃料消耗了大量木材、大兴建筑等各方面。此外，经济文化落后，缺医少药，群众不讲卫生，封建迷信也是造成灾荒的成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指出陕甘宁边区军民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踊跃参军、负担战勤工作是边区灾荒严重的重要客观原因之一。赵朝峰认为边区人民不惜一切代价节衣缩食保障公粮供给支援解放战争，客观上增加了农业生产和渡荒的难度，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恢复[3]。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战争加重了灾荒的严重程度。

三、陕甘宁边区灾荒社会影响研究

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灾荒影响的讨论结果基本一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灾荒对边区的社会、经济等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张雪梅从人口流动、社会秩序以及经济发展等三方面分析了灾荒的影响，认为灾荒直接导致边区人民生活上的极大苦难，由于农民没有粮吃而产生了大批灾民，更为严重的出现了出卖儿女的人市，移民和难民也成为当地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在社会秩序方面，张雪梅进一步指出，灾荒造成大量人口流动必然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有的逃荒者沦为盗匪或被汉奸等利用对群众造成危害，这不仅加深了灾荒的影响，而且对边区政权构成很大的威胁[2]。王美蓉也从人口流动、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这三方面分析了民国时期甘肃省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意见表达基本一致。[6]但相对于陕甘宁边区灾荒成因的分析，对边区灾荒影响的研究目前显得尤为薄弱，未能深入探讨灾荒与社会深层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四、陕甘宁边区灾荒救济措施的研究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灾荒应对措施的研究相对成熟，且各有特点。如赵朝峰主要从政府的视角考察陕甘宁边区政府应对灾荒的举措及成效，张雪梅也主要讨论边区政府的救荒措施，两者不同的是张雪梅更为宏观地讨论边区政府的救灾制度、政策、法令，而赵朝峰主要是从政府的视角考察救灾的具体措施，比较微观具体。相对于赵朝峰的讨论，杨东更侧重于从民众的角度考察陕甘宁边区的防荒备荒措施，本文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进行梳理。

（一）对陕甘宁边区救灾政策的研究

张雪梅对边区救荒政策进行了梳理，梁严冰对《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的分析更侧重于救灾制度的实施。此外，梁严冰还分析了群众的防旱备荒。赵朝峰在讨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救灾工作时，也分析了救灾政策，指出陕甘宁边区政府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设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救灾工作。

（二）学术界对急赈的研究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帮助灾民解燃眉之急对重灾区采取急赈措施，赵朝峰[3]认为这是救灾渡荒的重要步骤，并指出急赈的资金、粮食来源。而张雪梅[2]更强调直接赈济与灾民自救的结合，在有限的财政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下，灾民生产自救尤为重要。

（三）对增强民众的防灾意识与民众开荒动员的研究

增强民众的防灾意识是陕甘宁边区灾荒救济的前提条件。由于防灾意识的提高，人民群众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制定了备荒计划。杨东指出，开展防灾备荒运动是有效预防灾荒的措施之一[1]。开荒运动是民众防灾意识的重要体现。学术界对开荒运动研究主要围绕边区政府机关和部队为解决“自给自足”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而对于农民群众开荒运动的讨论比较薄弱。任俊宏分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开荒动员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指出农民群众是开荒动员的主要对象，边区政府采用各种鼓励和保障措施发挥移难民、老户劳动力、妇女和游民等主要开荒对象积极性和主动性。任俊宏指出边区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主要措施是开荒，增加种植面积。他梳理了陕甘宁边区为鼓励移难民参加开荒运动颁布的政策法令以及主要内容，包括1938年颁布的《建设厅关于春耕动员工作的讨论提纲》;1942年2月6日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移民实施办法》。[7]此外，他还注意到边区政府注意通过正确的口号与形式、召开会议动员开垦荒地以进行普遍动员，对于特殊开荒对象，则采取奖励劳模、动员一切社会关系号召等措施。

（四）对创办义仓、互济互助的研究

陕甘宁边区自古就有互助互济的民风。杨东指出，互助合作在防灾备荒中具有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深受互助互济传统民风的影响，形成了“变工”“搭庄家”“轧工”“唐将班子”等劳动互助合作形式，其中以义仓最具代表性。杨东梳理了边区各地的义仓举措及其他互助合作形式，如安塞县创办的粮食信用互助合作社。梁严冰更为强调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互助互济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在民众开展形式多样的互救、自救活动与边区政府的领导密不可分[5]。

（五）对兴修水利与植树造林的研究

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是防灾备荒的主要举措之一。赵朝峰指出在边区政府的重视和倡导下，民众逐步意识到兴修水利的重要作用[3]。梁严冰用详尽的数据说明陕甘宁边区自流灌溉所取得的成绩，而井水灌溉多用于种植蔬菜等，一般分布于城镇附近或大道两旁[5]。除兴修水利外，边区群众还积极参与植树造林以防灾。张雪梅指出边区政府认识到自然条件和气候因素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在改善气候方面，边区政府十分注意森林的保护工作，积极开展植树造林运动。杨东从基层民众生活经验的视角总结了边区群众的防灾减灾经验，如陕北榆林地区有“西北风，雹子精”的说法，关中地区常有“日东风，夜西风，晒死老长工”的说法等。

（六）对防疫治病的研究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为了有效防治疫病，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办法措施，并成立了防疫委員会。梁严冰梳理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颁布的防治疫病的办法措施。在对疫病的认识方面，梁严冰指出陕甘宁边区疫病委员会对辖区内传染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5]。在预防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疫病的传染与蔓延。赵朝峰侧重于对防治疫病具体措施方面的总结[3]。梁严冰侧重于从政府层面所分析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如安排医疗防疫队下乡，进行防疫、调查、医疗和宣传教育，帮助地方政府建立防疫委员会[5]。

五、对移民、难民救济与安置的研究

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移民难民救济与安置基本上是按照“难民的来源——难民政策——救济措施——成效与意义分析”这样的思路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移民难民大量涌入的原因;二是陕甘宁边区安置移民难民工作的方针、政策与措施;三是安置移民难民的意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主要关注陕甘宁边区的移难民的救济安置问题。如刘迪香[8]从分析移民、难民大量涌入边区的原因入手，梳理边区党和政府安置移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认为主要通过成立移垦委员会、移民站、移民村等形式组织领导边区移民。颜葵[9]33从难民的来源、难民政策、救济措施以及成效四个方面分析陕甘宁边区的难民救济，认为当时的难民政策主要以发展生产为途径，边区党政军民把难民救济上升到政治高度，且发动群众、群众，尽可能团结全社会的力量安置和救济难民。白雪峰[10]将移民政策作为经济建设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业政策予以分析具体的移民措施，认为陕甘宁边区的移民政策大大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增强了人民的抗日力量，在物质和兵源上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高冬梅[11]从保护难民入境、协助“建立家务”、移民垦荒、给予政治权利等四方面梳理了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为妥善安置难民制定的一系列条例、制度以及诸多有力措施，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难民工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移难民安置的研究更侧重于移难民的源流及形成问题。如王同起[12]主要考察抗战期间华北、华中、华南等地难民潮的形成与迁徙过程，分别阐述了国民政府与陕甘宁边区的难民政策及其实施，相比较而言，陕甘宁边区的难民救济政策和难民安置执行力度更強，政策更能落到实处，难民得到的实惠更多。杨伟宏[13]认为国内外势力的掠夺和压迫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马雅红[14]分析了陕甘宁边区“难民乡”的构成、产生、安置、消亡及去向，认为“难民乡”的建立创造性地解决了移难民的安置问题，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在研究方法上，学术界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张志红[15]运用大量的数据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边区移难民对抗战的影响，认为这些因素交叉互动、相互影响，使我国的移难民问题更加严重，成为影响我国抗战事业胜利的一大障碍。严艳[16]等运用文献考证和野外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抗战时期边区移民的源流及原因进行阐述，并对边区政府移民的安置区域与移民效果进行了研究分析。不同之处在于严艳的分析全面具体，统计非常详细，更有说服力。李丽霞[17]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从移民的数量、年龄构成、籍贯、分布状况、文化程度和职业状况等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陕西的移民群体，并对移民的社会影响做了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概括总结了陕西移民救济的措施。

在移难民安置政策方面，梁严冰[5]重在强调边区政府的执政理念。刘立[18]等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农业贷款问题进行分析，认为迁移费用贷款、安置贷款、耕牛贷款、农具贷款、青苗贷款以及植棉贷款与纺织贷款等政策有利于激发难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改善移难民的生活，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保卫边区和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彤在详细分析关中分区移民、难民的基础上，讨论了边区政府颁布的各项优待难民的政策和规定及其贯彻执行情况，并分析劳动互助组织的作用[19]，说明关中分区安置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六、对陕甘宁边区救灾机构、经费、工作程序的研究

救灾机构、经费、程序是陕甘宁边区救灾方针政策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因此，学术界在研究灾荒救济的措施的同时，对灾荒救济机构、经费、救灾程序等予以特别关注。如冯圣兵对陕甘宁边区的救灾机构、经费、工作程序等进行研究，认为陕甘宁边区救灾机构比较复杂[4]。陕甘宁边区的灾荒救济即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的精髓，又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下创造性的运用，尤以救灾程序最为典型。边区的灾荒救济工作要经历调查统计和慰问、上报求救与决策、放赈与总结等程序。此外，边区政府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也经常向重庆国民政府报告灾情，请求救济。

七、对陕甘宁边区战胜灾荒的原因及经验的研究

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战胜灾荒的原因予以分析，有学者认为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为灾民生产自救保障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也有学者指出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财产所有权政策，以及颁发土地窑房证等一系列土地政策调整的措施解决了人民思想上生产发家会被没收的顾虑，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为生产救灾提供了思想保证。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有力领导、得力的组织、加强对灾民的宣传教育是战胜灾荒的原因之一。

同时，学术界也总结了成功的救灾经验。如梁严冰指出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将灾荒救济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认为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问题，号召发动全体人民，用一切办法防旱救荒。宋玮着重分析了群众路线在陕甘宁边区灾荒救济中的创造性运用[20]。陕甘宁边区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荒救济必然成为边区党和政府经常面对的一项繁重工作。

八、述评

总体而言，陕甘宁边区的灾荒史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的统计有待进一步详实全面统计。学术界未能对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建立到1945年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进行全面的搜集。大多数学者对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的统计来源于某个时间点或某个地域或县的自然灾害，在后续研究中需要大量查阅历史资料，对陕甘宁边自然灾害做详细的统计与整理，研究自然灾害的规律性。

第二，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对灾荒救济的深刻认知，并以文件、决定、指示信、规定等各种形式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救助措施，但未能系统梳理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至1949年期间的一系列灾荒救济的文件，未能系统全面的展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应对各种灾荒救济形成的思想认识，也未能充分展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这一历史时期灾荒救济政策的变迁及具体内容。因而，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全面梳理并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灾荒救济的方针政策。

第三，对陕甘宁边区救灾机构、经费、工作程序等研究不够深入细致，由于史料和档案资料的缺乏，未能全面整理陕甘宁边区救灾经费的拨付、经费的来源、救灾经费占所有边区政府经费的比例以及各分区救灾资金的使用等具体情况。对于救灾程序，学术界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细致，未能深入分析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救灾工作程序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差异。

第四，目前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灾荒史的研究未能深入分析灾荒救济与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改造游民、土地改革、救国公粮、妇女运动、农业生产等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各制度之间如何衔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都是进一步研究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注 释：

①这是针对陕北地区在夏季时候气温较高，在西北风突袭的情况下会形成冰雹从而酿成灾害这一情况而总结出来的经验。

②意思是这种天气往往会形成旱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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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文姚丽（1981—），女，汉族，陕西三原人，西北政法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受聘西北政法大学长安青年学者骨干人才项目，中山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史、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慈善等。

胡菊芳（1970—），女，汉族，安徽庐江人，中国人民大学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图书馆管理与研究方面的工作。

李心怡（2000—），汉族，广西南宁人，单位为西北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