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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时代观的三重维度

2019-01-27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2019年6期
关键词:资产阶级马克思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马克思时代观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维审视时代判断依据和发展逻辑、分析时代迫切问题和文明时代特有矛盾、阐明资本积累驱使下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自我崩溃和阶级斗争推动下无产阶级时代必然到来的特定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对所处时代的深入思考,又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一、哲学维度:历史唯物主义是把握时代的根本准则

恩格斯曾讲过,“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1](P30)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就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P647)然而,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个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则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已开始的工作。[3](P29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在《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说明一段现代历史。[3](P532)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历史唯物主义又成为了马克思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4](P469)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理作了精辟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P591-592)

马克思并未命名自己的伟大发现。很多情况下,马克思从事着开创性工作,恩格斯则对这些工作进行梳理和发展。在起先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德国农民战争〉1870 年第二版序言》《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反杜林论》等著述中,恩格斯称这一发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直到在《1890 年8 月5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开始将之命名为历史唯物主义,并在随后的《1890 年9 月21—22 日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 年10 月27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1893年7 月14 日致弗兰茨·梅林》《1894 年1 月25 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等信中,进一步阐释了对它的认识。一是丰富了经济基础的科学内涵。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即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5](P994)它们必然涉及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故而,恩格斯谈到,“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2](P667)二是批判了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2](P591)同时,“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2](P659)譬如,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法典对经济关系的非忠实反映以及“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2](P599)三是提出了历史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P592)在相互交错的力量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是“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2](P669)

历史唯物主义是把握时代的根本准则,也就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P284)从时代的判断依据来看,“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6](P210)“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P592)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切阶段的特征都表现在各自生产资料的进步和已达到的状况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由固定资本的发展程度来指示,史前时代又可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7](P418)从时代的发展逻辑来看,“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8](P26)由此可知,以生产为坐标的时代,除具备本身的特殊性外,还具备时代比较的抽象共性,譬如,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存在于所有时代,但是,促成时代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共性的特殊性,是在物质生产方式方面体现时代先进性的特殊性。同时,某一特定时代都有其经济界限,即该时代包含独有的、适应一定物质生产状况的社会关系,它们是“由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9](P283)是必将消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时代局限性。

二、方法维度:确定和分析时代的迫切问题

马克思谈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10](P203)也就是说,确定时代的迫切问题是困难的,因为确定的问题不一定是时代的迫切问题;确定时代的迫切问题又是容易的,因为问题的确定以能否解决世界史老问题进而推动时代发展为依据。那么,真正的时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P203)这一格言、呼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的、公开的时代矛盾。1847 年10 月,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的道德化》中,通过科学阐明当时时代的真正问题从而批判了卡尔·海因岑对共产主义的非难。海因岑的主要逻辑是,当时时代的主要问题不是共产主义者认为的社会问题而是君主制和共和制的问题。正是德国君主制权力统治着社会财产、维系着财产关系的不公平,所以,他才鼓动通过农民暴动来建立主要由美国联邦制度为模板的德意志共和国,成功后,以国家法令形式解决包括财产关系在内的全部经济矛盾。海因岑的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将德国革命终结于资产阶级属性,“他的政党就是‘人们的党’,所谓人们就是指那些以‘人类’目的为幌子、为‘资产阶级’利益冲锋陷阵”。[11](P348)为此,他必须首先将时代的主要问题终结于德国君主制的祸害以作为他自圆其说的出发点。但事实却是,“德国的君主专制发生较晚、维持较久,这只能以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来解释”,“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11](P340-341)具体来讲,以纯粹中世纪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工商业、与宗法关系相适应的新兴民族工业部门、衰落的市民自由城市、失败的农民以及世界市场的从属地位等社会经济现实使德国资产阶级深深地依附于王室并造成了君主制这一适应于德国面貌的政治形式;伴随曾经的社会经济现实的发展,君主制愈发成为阻碍工商业发展和苛捐民众的桎梏,愈发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革除对象。然而,“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阶级之前就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11](P346)工人阶级尽管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但它显然只是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一个必需过渡;出现太晚的德国资产阶级反抗君主专制的斗争活动并不能否定一切先进国家中早已存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即被少数几个德国资产者资助的海因岑一直竭力抹杀的真正的时代问题。在搞明白这个时代之谜的前提下,财产问题就好理解了,它不过是大工业、世界市场和自由竞争联合作用下的资产阶级时代中的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是不公平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中的阶级冲突产物。海因岑主张的其他方面也是时代问题下的谬论,“他不是使自己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国的发展进程适应他自己”。[12](P659)

分析时代问题还必须进行时代比较,即“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13](P287)恩格斯在傅立叶和摩尔根的启发下,科学比较分析了所谓的“文明时代”的灭亡问题。傅立叶将目前为止的社会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四个阶段,“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14](P532)上升是指该阶段展现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将逐步达到该阶段物质生产方式因内部相适应和谐而支持的最大产能,意味着该阶段蓬勃的时代景象或代替低级阶段的合理性;下降是指该阶段体现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将逐步落到该阶段物质生产方式因内部相矛盾冲突而导致的最小产能甚或负产能,意味着该阶段衰败的时代景象或让位高级阶段的必然性。是故,傅立叶认为的与资产阶级社会划等号的文明时代不可能是人类无限完善化能力的时代,这个较之野蛮时代在生产上有巨大进步、在罪恶上复杂虚伪的文明时代必然要被更加发达更为高级的时代所取代。正因如此,恩格斯讲道,“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14](P532)即资产阶级文明时代人类的政治锁链和经济桎梏终将走向灭亡。1884 年上半年,恩格斯在实现马克思遗愿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利用并补充摩尔根对人类史前史的研究成果,对由分工、交换、商品生产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文明时代的特征逻辑作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比分析。从天然产物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利用对比上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3](P38)从文明时代较之其它时代特有的生产与占有不一致性来看,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生产和消费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和直接分配产品,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由生产者本身支配,生产和占有是一致的。文明时代的生产和交换则是由盲目的自发的商品经济规律所支配的,产品及其生产过程支配生产者本身,因此,积聚财富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而这又必然导致生产和占有相分离以及个人占有的绝对优势,这一事态的最终恶果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便是文明时代的三大奴役形式。“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3](P198)就像奴隶制、农奴制先后消亡的逻辑一样,雇佣劳动制尽管背后有更发达的科学、更繁荣的艺术、更丰富的产品和更巧妙的统治技巧,但它生产的每一进步所产生的后果和它们的都一样,即都是被压迫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它最终也必将被自我消亡的经济和阶级因素所埋葬。

三、价值维度: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然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4](P34)之所以呈现如此时代表征是因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财富的私人积累、雇佣劳动条件下的资本的形成和增殖)[4](P43)运行着自我崩溃的逻辑必然。具体讲来,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法令、经济欺诈等方式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土地、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使劳动者逐渐沦为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资本积累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集中和资本集聚,不断革新技术和优胜劣汰,不断提高劳动社会化程度和资本有机构成,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规模和膨胀的资产阶级财富,另一方面导致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严重的无产阶级贫困。因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5](P548)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5](P296)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工人作为充斥在市场上的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却缺乏这些商品,他们甚至缺乏像人一样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5](P287)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绝症。危机的规律是,“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11](P109)“经过持续几年的若干波动以后,在商业周期的一个时期中繁荣的最高点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就成为下一个时期的起点”。[15](P556)故而,“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5](P277)“‘如果现在的国民经济组织及其法的基础,土地的私有制和资本等等被看做是基本上不应变化的制度’,那就没有……任何办法‘来消除……原因’,从而消除‘这个祸害本身’”。[16](P425)由上可知,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必然导致资本增殖映衬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和资产阶级所有制自我否定逻辑中的周期性危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P874)因此,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在于动荡、不安定、变动之下孕育的自我毁灭种子。

“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14](P544)资产阶级时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直接对立的时代,这一对立决定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占有”。[14](P565)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是社会产品的直接创造者,但却被资产阶级戴上了彻底的锁链、遭受着普遍的不公正,成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12](P17)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生产资料,只配零星出卖自身劳动来获得生活资料,加之机器、分工、竞争和危机的影响,他们愈发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无产阶级自诞生之时便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的反抗。起先,工人通过毁坏机器、商品、厂房的方式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后来,伴随无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增长以及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一致恶化,工人开始成立工联等反资产者同盟,并利用发达的交通工具将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2](P470)因为这一斗争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是符合时代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是直击资本主义死穴的独立运动。尽管资本主义尚有巨大的调试改善空间,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暴力条件甚至组织、政党、理论和时机等方面尚未具备,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时代对决的临界点仍是历史曲折发展中的必然接近;但是无产阶级本身存在的秘密就是通过否定私有制来使这个世界制度实际解体,[12](P17)进一步讲,无产阶级必将运用夺得的公权力使生产资料摆脱其资本属性而实现其社会性质,进而消灭所有阶级和政治权威,最终实现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使命的任何进展都是满怀革命鼓励的。1854 年3 月,他在给曼彻斯特工人议会的信中明确指出,“这样一个议会的召开本身就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即“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具有足够能力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为此,“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17](P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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