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美好生活是人人向往的，并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密不可分。马克思理论的归宿是实现人的解放，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的解放奠定了技术基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的发展以及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为人的解放创造了条件。”[1]同时，人工智能对人类形成了巨大挑战：导致失业、加剧不平等、引发法律与伦理困境，[2]甚至人工智能可能反过来控制和危害人类。可见，在人工智能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上，既存在“机遇”，又面临“挑战”。

一、人工智能的内涵

人工智能，又称AI，一般认为，最早由达特茅斯学院的麦卡锡于1956 年提出的，此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人工智能指的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综合性的新学科”[3]。人工智能通过“建模”过程支持，建立在模拟人脑的基础上。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技术的实质在于增强人的实践能力，即增强人改造世界、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从实践的构成要素（主体、客体、中介）角度看，技术属于中介，是工具，是人的肢体器官和智力器官的延伸。人以人工智能代替人的肢体器官和智力器官，以减轻人体器官的负担。

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个趋势是从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发展。专用人工智能即面向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也叫弱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即面向多领域的智能，也叫强人工智能。第二个趋势是人工智能向其他学科领域的渗透。如人工智能向生物、医疗、交通等领域渗透。

二、人工智能与人的解放面临的机遇

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能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技术条件，为人的解放带来更多的机遇。人工智能将推动社会变革，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让人类生活得更好。毕竟人类发明任何一项技术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虽然有资本的逐利性参与其中，但即使如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要满足社会的需要。纵观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技术革新都有人高呼“狼来了”，但人类仍很好地生活着。人工智能是人设计的、为人服务的，即使出现了问题，人们还可以设法纠偏。人比起人工智能，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人工智能已经在生产制造、无人驾驶、智能医疗等民生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将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领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方向、趋势，在许多方面造福于人类。因此，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必将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人工智能解放人的劳动。人工智能的使用使人从奴役劳动和强制劳动、危险劳动和枯燥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劳动中去。“任何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减轻或取代人类劳动，让人类从以往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4]通俗点说，就是脏活、累活、重活、危险活（有毒、有害）都交由人工智能去做，使人自身从中解放出来，如垃圾处理、井下作业、高空作业、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作、打击刑事犯罪的工作等。这样人就不会有健康和生命危险，从而带来劳动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

有一些劳动是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完全可以用机器来代替的。人工智能的运用可以使人从这种劳动中解放出来。虽然现代社会的劳动不同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但这种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依然是存在的，这种劳动使人感到无聊、疲惫不堪，没有创造性。因此，机械臂、智能机器人的运用可以解放这种劳动，使人去从事不仅仅为谋生而是感到肯定自己本质的劳动，从而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迈近一步。在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情况下，简单劳动不再使用人力，一些复杂劳动由人机共同完成，使人们的劳动越来越接近自由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智能机器人的大量运用更多地是人类解放的实现，是人类彻底摆脱奴役劳动的标志。”[5]

当然，人的劳动不可能完全被人工智能替代。首先，人工智能要设计、生产出来，需要人。其次，人工智能的控制和操作，需要人。再次，人工智能的维修和保养，需要人。人工智能毕竟是机器，有使用年限，报废的人工智能垃圾需要人处理。替换报废的人工智能，还需要人重新将之生产出来。随着劳动的解放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会去休闲娱乐，这也需要相关行业的服务人员。另外，教师、医生等工作，只可能是人机结合，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替代。也就是说，即使在人工智能普及的情况下，劳动依然存在，只是劳动的性质、类型和方式发生了变化。

其次，人工智能的应用释放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外可供人随意支配的时间。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劳动产品勉强能够维持生存，很难有自由闲暇时间，不过此时不存在剥削，人人平等。随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逐渐产生了剩余产品，一小部分人占有剩余产品，自己不劳动，剥削其他人，从而有了自由闲暇时间。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封建社会，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少数人具有自由闲暇时间，大多数人不得不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再有人身依附关系，劳动者成了自由人。但“资本的贪婪性决定了资本家必然要把自由时间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6]而这种压榨在资本主义早期是非常残酷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 小时甚至14-16小时。自由时间是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如果没有自由时间，也就失去了自由全面发展所必需的空间，甚至危及到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在当今社会，人工智能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不仅满足了人们自由全面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而且普遍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宝贵的自由时间，使人们可以在科学、艺术、文学、教育等更广的领域活动，得到更加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包含着闲暇，不受拘束的状态使人们有时间沉思，从而带来真正的快乐。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所限，仅有少数精英分子能享受这种快乐，这些人被称为“有闲阶级”[7]。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闲阶级”中的一员。人工智能的应用增加自由支配时间是肯定的，这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在1930 年预言，到2030 年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将缩短至每周15 小时，这将为人们带来大量的闲暇时间，以过上一种明智、合意且完善的生活。人工智能使人类在劳动时间上得到解放，使人类拥有更多的自由闲暇时间。伴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以及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由少数工作的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协作来养活全世界所有的人，其他人的自由时间将大大增加。“免于工作束缚的人们能够更加深切地反思自身、关注自身，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将更有可能实现。”[7]

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不仅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手段，还提供了自由时间，人们可以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在自由时间里，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会增加，并向私人订制方向发展。相关的从业人员会增多，如私人健身教练，私人美容师，私人厨师、私人教师、私人发型师等。即服务类、艺术类行业人员会大大增加，这样的工作在时间和方式上都更加自由。

三、人工智能与人的解放面临的挑战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作为技术也是如此。人工智能既给人类带来积极效应，也给人类带来很多挑战和危险。悲观派看到人工智能的消极作用或者说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更多，认为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霍金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在自身基础上进化，可以一直保持加速度趋势，不断重新设计自己。而人类，我们的生物进化速度非常有限，无法与之竞争，终将被淘汰。”[8]有学者认为，人类在21 世纪的进步将是20 世纪的1000 倍，按照这个加速度，超人工智能到来的那个时刻——奇点将在2045 年发生。这将是极具深刻性和分裂性的时间点，非生物智能在这一年将会10 亿倍于今天所有人类的智慧。[9](P80)

首先，人工智能的应用导致失业。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失业问题。2013 年至2016 年，浙江省机器人代替了200 万传统产业工人。[10]2016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预计，未来五年内，科技的发展将会导致500 万个岗位消失，到2020 年，全球将会减少710 万个工作岗位。部分自动化作业不仅会替代工人，从而减少工作机会，很多科技进步会通过让商家重组和重建运营方式来改变游戏规则，这样的组织进化和流程改进不仅会淘汰工作岗位，也会淘汰技能。有学者认为，一部分人和机器只生产，另一部分人不劳动，甚至有丧失劳动能力的可能。[3]

其次，人工智能的应用造成不平等。从一国内部来说，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者之间，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明星和一般劳动者之间。从国际上来看，人工智能将有可能重塑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发达国家可能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掌控产业链上游资源，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有人认为人类会发生生物学意义上的分化，即极少数精英群体通过向人体植入芯片，被加强了；另一部分被剥削者却成为无用的人。更可怕的是，如果智能技术和生物基因技术相结合，并用于军事目的，有可能发生一部分人彻底控制、奴役和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可能。

再次，人机界限模糊。假如克隆人技术实现，突破自然繁殖程序，假如人类绝大多数的活动都可以由智能机器来承担，人与非人的界限将不复存在。如2017 年，名叫索菲亚的智能机器人被沙特授予公民身份。现在也出现了人机之恋问题，因为机器人可以被设计得更漂亮，更善解人意。问题是我们应把智能机器人定位为是人还是机器？智能机器人是否具有和自然人一样的人格和尊严？是否应该被确立为道德或法律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知识产权归谁？是归人工智能本身还是归它的设计者？一旦无人驾驶的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法律责任由谁承担？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最后，人工智能有可能失控，反过来控制人类。

1997 年IBM“深蓝”超级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但是“深蓝”还是可控的。2016年3 月，谷歌开发的AIphaGo 与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进行了五场人机大战，结果AIphaGo 以4 比1 的总比分获胜，这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因为这种最新的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可以自我学习，自我发展，所以人工智能可能摆脱人类设计的初衷，从而与人类背道而驰。超人工智能指的是就人工智能超过了人类自身的智能（超过的时刻被称为“奇点”），并可能反过来控制人类。

四、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对策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需要规范和引导，使其为人类服务而不致于危害人类。

首先，失业问题的对策。对失业的人员进行再教育，提升其就业技能，使其重新就业。正如前文所说，人工智能在代替某些工作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形式的工作，更为人性化的工作。它替代的只是低价值的、重复性的、沉重繁杂的工作，而增加的是高价值的工作。它将使人的劳动发展由体力转向脑力，由物质转向精神，由低端重复转向高端复杂，由机械性转向创造性。如互联网来了，使很多实体店关门，相关人员失业，但人们可以开网店，网店的发展催生了很多快递公司，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另外，要加强社会政策保障，如果有社会政策兜底，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不必担心生存，人们就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其次，不平等问题的对策。应提高人工智能技术的共享性。人工智能不能被少数人垄断，不能只为少数人牟利，这样会加剧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和国际间的差距。人工智能应最大限度地应用到公共服务领域，从而为人类解放服务。要加强保障公平和平等的法律法规建构，在人工智能相关的立法过程中，可以将人工智能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通过法律原则的形式体现”[11]。

再次，人机界限模糊问题的对策。应明确相关主体责任。立法机关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人工智能相关主体（研发者、生产者、使用者、监管者）的责任进行规范和明确，一旦出现危害人类的现象，必须能够纠正和问责。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依赖著作权法的法律路径可以部分得以解答。自动驾驶引发的责任分配问题可以在侵权法和产品责任法框架内找到部分答案。2016 年，谷歌自动驾驶汽车第一次由于系统误判导致了交通事故，谷歌公司处理事故并承担了部分责任。[12]但相关法律法规仍有待完善，以保证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除了法律规范外，要有伦理道德的约束。2017 年阿西洛马会议上，与会人员签署了《人工智能23 条原则》，从方法、伦理、道德等方面限定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人工智能系统的外表和内在机理越来越像人，是否应该被确立为道德或法律主体？这应基于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主体即自然人，这是普遍人权的基础。二是道德痛苦，道德痛苦是动物权利的基础，因为动物被认为可以感受到痛苦，所以需要给予一定的道德权利，而人工智能系统不能感知道德痛苦，因此不应赋予其独立的道德和法律地位。[11]

最后，人工智能失控问题的对策。首先，超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建造超人类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实在太困难了，没有几百年的时间，根本无法实现，担心人工智能的崛起，就好像担心火星出现人口过剩一样”。[13](P80)其次，即使有这种可能，人类可以发展反制技术，反制技术的研究要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同步。技术的运用所造成的结果应该和人当初设计的初衷相符，如果不相符，人类就要设法矫正，以避免人工智能失控。

当前，人工智能与人的解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人的解放占主导性地位。人工智能还处于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主要是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自动驾驶、医疗康复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只处于起步阶段，实现机器在任意现实环境的自主智能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更别说超人工智能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还处于有智能没智慧、有智商没情商、会计算不会‘算计’，有专才无通才的发展阶段，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不能’，人工智能处于从‘不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拐点，但离‘很好用’还有很大差距，与人类智慧还相差很远。”[14]不是有人认为的强人工智能很快就能实现，甚至超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出现。对于不了解人工智能的人来说，很容易认为科幻电影里的情景会成为现实，人类会被取代。因此应打造科技与大众的有效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如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课程，高校设置人工智能学院，（中国社科院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已开设）开展全民智能教育，以消除大众对人工智能的误解与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