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俊华 刘沛恩

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著。《中庸》和《大学》原来是《礼记》中的文章。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它与《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并写了《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成为南宋已降的儒家传统正宗。《中庸》是一篇极富哲理性的论著，文字和思想都比较难懂。通篇的主旨是论中和，探讨致中和的方法。

一、《中庸》的主要内容

《中庸》篇幅不大，但通篇的主旨都是论中和，探讨致中和的方法。中和是宇宙的本来状态。人的可教育，就在于能中和；政教的作用，就在于致中和。故《中庸》开篇便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必修之道是什么呢？《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为本，和为道，合而言之，“中和”就是道，而且是达道。南宋理学家程颐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中和”又有分合之谓，合而言之指一种高度和谐的境界，一种十分完美的境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分而言之，“中”指思想方法，而“和”则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效果。《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知“中”的本身并非喜怒哀乐，而是指对喜怒哀乐的持中状态，亦即对喜怒哀乐等情欲要有一个适度的控制，过度的喜不叫喜，过度的乐也不叫乐。程颐解释“中庸”一词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易即不可更易，不是别的不可更改，而是“中”的原则的不可更易。《中庸》即以“致中和”为目的探讨人与事的境界与方法。

二、《中庸》与领导能力

《中庸》自古就是“大人”之学。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读“四书”应“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按照朱子所规定的读四书之序，《大学》为“始”，《中庸》为“终”。不读《中庸》，则不知儒学之精微。《中庸》从抽象的角度阐释了“大人”应具备的最精微也是最根本素质。《中庸》阐述的“大人”之德行和思维，是领导者在做出关键决策和重大战略时应具备的核心要求，其中包括至诚无妄的心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行而不倦的精神以及无过无不及的思想方法。

（一）至诚无妄的心态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认为，“大人”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要想能“中”，首先要诚。不仅要诚，而且要“至诚”。只有至诚才能立天下之大本，经纶天下的大事业。《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唯有“至诚”才能充分发挥自身固有的天性，在充分发挥自身天性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现到他人之性和事物之性，这样就能站在天地的高度来看待世界，从而产生系统的世界观和大局观。由上可知，至诚的起点是诚己，不是外求，而是先反求诸己，从而推己及人，以至“赞天地之化育”。随着“诚”的不断深化，自我对“人我之别”的对立统一认识逐步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也日益增进，由博而厚，由博厚而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于是“与天地参”的境界达到了。由“诚”而能认识到天道，可见“诚”本身连通着天道，而人能“诚”，也说明“诚”是一种天赋之性。人只要充分发挥它，熟练地运用它，就能实现“与天地参”的境界。“诚者”就修养境界而言，人修养到了至诚的程度，就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关于“诚”的修养，《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学、问、思、辩、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审、慎、笃是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还有下工夫的问题。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无不可至了。这就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致中和”。诚的反面是伪，所以“至诚”还得与虚伪作斗争，不仅不能欺人，也不能欺心。欺人欺己则失诚，不诚不足以“参天地”，则多主观私欲，私欲横行就不能“尽人之性”，而多犯人之举，终必害己。《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能忠能恕，也就距中庸之道不远了。领导者还要时刻以己之心度人，推己及人，在对得起良心的基础上还要为别人着想，合理处事，这样才符合中庸的道理。

（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中庸》强调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从自己所处的境地出发，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出发。《中庸》认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出发，不能有外慕之心。“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秋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意为人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富贵者的样子行事，贫者就得按贫者的形态行事，处在不开化的夷蛮之地就按夷蛮的形式行事，处在患难的境地就按患难中的情况行事。君子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是依境而为的，务实而不幻想，不眼高手低，这样才“无入而不自得”。《中庸》又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面不求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些都是值得领导者必须思考和在具体实践中深悟的。

从实际出发，必须从低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中庸》说：“君子之道，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不管你要走多远，都是从身边的第一步开始的；不管爬多高，都是从最低的第一阶开始的。最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家庭的支撑，最细小的失误也必然从生活日常中能够找得到端倪。《中庸》引用《诗经》《论语》具体阐述中庸之道，奉行中庸之道，层层递进。如从调整家庭关系开始，若家庭不能和顺，中庸之道即如空中楼阁，无法被施行了。 《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夫妻合好，兄弟和睦，父母就称心，整个家庭也就臻于“中和”了。

从实际出发，除了空间的实际，还有时间的实际。“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所谓时中，一是随时而中，时时处处做到“中庸”，无过无不及。一是因时而中，与时俱进，适应事物的发展变化。“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这里说了时间、才能、地位等三种实际。才能的实际、地位的实际都是要考虑的。一般来说，才力不足而自用，权力不足好自专。这样的毛病好发现，也好克服，它毕竟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但“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往往是一种理论思潮、一股势力，所以危害更大，要克服也就更难，更需要警惕。这些教训也是领导者需要及时省察和警惕的。

（三）行而不倦的精神

“致中和”表现的是一种行为规范，一种实践原则，所以特别强调“行”。“子曰：舜其大知也与！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以舜为例，认为舜之所以有大智慧，是因为他坚持中庸之道。他注意调查研究，善于倾听并分析各类意见，排除极端情况，采用其中最适合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方案。领导者在决策上体会中庸之道，能够避免很多不利的影响。《中庸》强调，不仅在实践中运用“中庸”，而且要在实践中学习“中庸”。要像舜一样运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对“中庸”之道的实践方面，颜回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意即选择中庸之道，得善于选择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内容，使之成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颜回的例子告诉领导者，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偏激的，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所以要善于选择。舍去那些哗众取宠的，人云亦云的部分，而应选择那些不偏不倚的，无过无不及的本质的部分。

中庸之道的实践，无论对己对人，无论对家庭社会，其原则精神都是一致的。“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有五项，用来处理这五项伦常关系的德行有三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项是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智、仁、勇，这三种是用来处理这五项伦常关系的德行。至于这三种德行的实施，道理都是一样的。在中庸的实践中，中庸抓住主要矛盾，以天下共有之伦常关系将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阐明，由五种主要伦常关系引入三种重要德行，认为要处理好人伦之道，就要有智慧，能够有爱人之心、仁慈之心，还要有大勇、有决断。然而，如何判断智、仁、勇？在实践中比较抽象，所以要想真正做到不刻板地应用三种德行，还必须统三而为一，即以“中庸”之道判断。没有“中庸”，智可以为愚，仁可以害人，勇可为莽撞，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在这里，《中庸》同样运用了《周易》“参伍以变”的思想。这对于领导者在实践中观察主要范畴和规律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周易》中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是古人观察天地运行时发现的重要规律。古代曾有三皇五帝之说。在音乐上有五音六律之辨。六律之“六”，即是三的阴阳双倍之数。可见，“参伍以变”代表事物变化的界限。《中庸》运用现实生活中的“五伦”关系，抽象出智、仁、勇三种德行，再在三种德行的基础上二次抽象出运用三种德行的“中庸之道”。《中庸》中有抽象与二次抽象的思维方式，有用数理划分事物界限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理论。

（四）无过无不及的思想方法

“中”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人的思想必须时刻遵循这一规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面无忌惮也。”君子无时不在中庸规范之内。小人则相反，其思想没有任何约束，甚至肆无忌惮。肆无忌惮，指的是离开客观规律的胡思乱想。中庸之道是极难掌握的，除自身的修养、认识外，还有个方法问题。“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为什么很久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到“中庸”呢？“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这是孔子著名的过犹不及论。过与不及，都是非中庸的表现。过者过头，超过了应有的度；不及者不足，未达到应有的度。实践中，有两种人最容易走向极端：聪明人容易过头，而愚者往往不足。

然而，在社会实践中，“过与不及”和“中庸”之间的“度”极难掌握。人们往往在做有深刻体悟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做到“中庸”，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事容易“过与不及”，这样是达不到“中庸”的要求的，深谙“中庸之道”的人应能够“随时而中”。因此，《中庸》提供了五个方面的标准作为实践的参照，认为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即智、宽、刚、庄、密。这些标准依旧是抽象的，因为一旦过于具体，很容易被生搬硬套。《中庸》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其中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等是描述具体的德行，而临、容、执、敬、别等词指的是德行发挥其效能的“度”，倘若不能以中道来行德行，德行就会“变味”，甚至走向反面。譬如，聪明睿知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大都恃才傲物，不易为人所亲近，大多不能有“临”。临，是《周易》中的一个卦象，有亲临现场，到群众中去的意思。聪明睿知而不团结群众，智慧的头脑就不能为群众所用，聪明睿知极容易沦为纸上谈兵，于国家民族无益，由此可见行事得“中道”的重要性。但在上位者一旦能践行中道，无过无不及，其作用必然是：“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即为百姓所听从效法，为什么会“民莫不信，民莫不说”呢？因为百姓本身很难做到“中道”，但在百姓日用之处皆隐含“中庸”之理。这个道理为圣人君子所揭示和践行，自然为百姓所效法。

对于不同人而言，中庸之道的“过与不及”体现形式不同，同一实践形式因禀赋、地位等因素而不同，所以“中庸”被称为“道，”而不是具体的方法。一般而言，在上位的人往往易过，而在下位的又往往不及。因为位置的上下是相对而言的，官员中都有自己的下属，就是最低级的官还有他治下的百姓，所以官员这个群体总体上是容易过头，而组织体系越强的地方，越容易过头。故《中庸》特别强调“君子”要谦卑内敛，防止过头。“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以此可知，君子贵在内涵，而不在外表。内蕴既深，外表虽然暗淡，日久而愈加显露它的光芒；内蕴肤浅，虽然外表引人注目，但很快就会消失。淡而不厌，简而有文，温而成理，这才是行中庸之道的正确方法。此外，中庸之道还与仪表、言辞、仪容有关。“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领导者靠厉声厉色来教化百姓，是最拙劣的行为，因为它远离中庸之道。

领导者尤其要细思明辨的一点是，“中庸”决不是人们习惯所说的折衷主义，不是与放弃原则画等号的“中庸之道”，更不是于两者间取其平均值的简单算式，而是一种非常深邃的思想修养和极其严格的效果要求，需要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反复与实践与思考。“中庸”追求的是人与事的“中和”境界。唯其尚“中”，所以能“和”，唯其乐“和”，所以要“中”。做人要中，处世要中，思虑要中，审事要中，一切惟中是求，惟中是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