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芳

一、新的经验

与本土作家相比，海外华文作家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他们从故土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与母国之间遥远的空间距离，更要面对不同文化碰撞所引起的文化惊奇。此外，去国往往意味着比身在本土的人更加频繁的迁徙，在持续地搬迁与漂泊中，海外华文作家要不断地寻找、思考与锚定自己生活的坐标。这种与本土作家不同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经历，让他们对周遭的环境、自己的原生文化更加敏感，也为他们的创作增添了很多新的素材。张翎作为一位在异国生活了30多年的华文作家，她早年的生活同样充斥着迁徙与漂泊：“十年里，我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漂泊流浪，居住过六个城市，搬过十五次家。常常一觉醒来，不知身为何处。”这种独特的经历让她在创作中书写了大量关于移民的故事。

在《交错的彼岸》里，她用侦探小说的笔法，以加拿大警方和《多伦多星报》女记者马姬调查女主人公黄蕙宁失踪事件为引子，展现了黄蕙宁作为一名新移民在加拿大早年间的生活。为了求学，她在一位医学院教授的实验室里洗了五年多的瓶子。在终于进入多伦多大学护理学院学习后，她依然要面对经济状况上的窘迫，不仅只能租住在老城区的破旧木屋里，还要在周末去“银勺子”餐馆打工赚取生活费。张翎用大量生动的细节刻画了黄蕙宁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加拿大求学、生活的艰难，展现了新移民生活在异域环境中的窘迫、不安、迷茫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而在小说中，黄蕙宁与谢克顿、金力唯、陈约翰等人的爱恨纠葛，更是生动展现了不同文化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交融。《邮购新娘》的江涓涓是一个怀揣着成为服装设计师梦想的年轻女子。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通过方雪花的介绍，她远赴多伦多去投奔开咖啡馆的林颉明。到了多伦多后，她很快发现自己的理想得不到林颉明的支持，他只希望江涓涓能够在他的咖啡店帮忙。在理想破灭的同时，林颉明咖啡馆的经理塔米又给江涓涓带来了文化和情感上的双重压力。风趣幽默的塔米将咖啡馆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与之相较，内向文静并且英语不够流利的江涓涓则显得木讷而笨拙。《邮购新娘》处处透露出江涓涓作为一个新移民，在遭受理想破灭、现实压力以及文化隔阂时的痛苦与迷惘。她作为一个异乡人，一个当地文化的边缘人的苦涩与压抑，让小说始终笼罩着一层忧伤的氛围。

当个体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尝试融入一个与自己原生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中时，会遇到很多困惑难解的文化现象，进而需要面对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由职业、国籍、性别、宗教信仰等文化符号建构而成。对于生活在西方社会中，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来说，他们往往在文化上处于一种边缘位置。这种边缘性既让他们不安、压抑、迷惘，有着无根浮萍一般的漂泊感，又给了他们一种审视自己原生文化和目前所处的异域文化的理性空间。海外华文作家对移民的这种特殊状态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这让他们可以书写这类本土作家不熟悉的题材，构成了对本土中文写作的补充。此外，与原生文化和在异域文化之间的距离，提供给了他们看待两种文化的全新视角，让他们在处理相同或者相似题材时，有着与本土作家不同的视野。在《余震》这部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的小说中，张翎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经历这场地震后的悲欢离合，书写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不同于歌兑、杜文娟等作家的地震题材创作，张翎在这部小说中设置了沃尔佛医生这一角色。作为主人公王小灯的心理医生，他倾听了王小灯在唐山大地震中被母亲放弃的创伤，并最终帮助她走出了心理阴影。通过这一倾诉/聆听的互动，沃尔佛医生实际上实现了对这一段中国往事的观看，并且通过他的观看，完成了主人公身份的重构。张翎在小说中将唐山大地震与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和身份建构并置，既完成了对唐山大地震这一中国往事的描述，又完成了对王小灯基于过去/现在、母国/他乡一系列复杂背景与经验之上的身份建构。

二、文化对话

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都存在大量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构成的移民社会。他们自己母国的独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样的社会中产生碰撞与对话，形成了移民社会多元文化共存的复杂文化图景。大批海外华文作家们生活在北美或者欧洲，所处的多元文化环境给了他们深入接触各类文化的窗口。对于处于相对单一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对其他文化的接受与想象主要来自于电影、小说等文化作品，基于抽象的文化概念与形象，缺乏可以建立起饱满想象的细节。而对于身处多元文化交融的移民社会之中的海外华文作家，各类异域文化是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有着大量真实可感的细节。这种多元文化体验让很多海外华文作家拥有一种跨越不同文化边界的世界公民意识。

张翎曾经在一次分享中回忆了自己治疗过的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加拿大老兵。朝鲜战争的残酷给这位老兵留下了严重的创伤，让他一看到身穿白大褂的亚洲人就会情绪失控。在加拿大工作过程中与大量老兵的接触，提醒了张翎战争创伤的漫长以及人类苦难体验的相似性，这也成为她创作《劳燕》这本小说的原初动机之一。在小说中，张翎以抗日战争中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训练营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阿燕与牧师比利、美国训练官伊恩以及中国学官刘兆虎三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中的牧师比利代表着基督教文化，美国训练官伊恩代表着美国的青年文化，而中国学官刘兆虎和阿燕则代表着中国本土文化的不同面向。以阿燕为中介，这几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复杂的冲突，又在最后通过阿燕的涅槃重生，完成了几种不同文化的交融。这样的结尾意味深长，既展现了一位传统女性挣脱枷锁走向现代新女性的过程，又体现了一个古老文明与其他文明在经历了碰撞与对话后的共存，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完成了对一元文化的超越。

张翎的这种文化对话意识还体现在其作品中外国人物形象，尤其是牧师形象的塑造上。《交错的彼岸》中的安德鲁牧师，《劳燕》中的比利牧师，《邮购新娘》中的约翰牧师、保罗牧师……张翎在自己的作品中刻画了大量牧师形象。作为基督教文化的标志之一，牧师在文学作品中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而作为一名基督徒，张翎自身便有着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双重文化视野，对两种文化都有着深刻的理解。这让她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多地着眼于人性的共通之处，关注超越文化、种族、肤色、国籍、地域等概念的人类共性，而不是简单地遵循人们对异域文化猎奇而又刻板的想象。在她的作品里，人物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行为，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中介。《邮购新娘》里的约翰，来到瓯江开办学堂，用双语教育试图打开中国古老文明体系，展开不同文化的对话。《金山》中的亨德森帮助被人陷害陷入困境的方得法，建立了一段跨越文化、跨越国族的友谊。这种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情感建构，展现了一种超越肤色、地域、文化概念的全球意识。

三、结语：华文文学创作的启示与局限

华文文学创作涉及了很多本土作家不熟悉的题材。此外，基于其在海外生活的独特经历以及不同文化碰撞形成的文化体验，在对相同或者相似题材的处理上，海外华文作者往往会有一些全新的视角。这些都构成了对本土中文创作的补充。在某些题材上，由于海外华文作者的异域经历，往往会比本土作家的处理经验更为丰富。例如在处理文化碰撞的题材上，包括张翎在内的海外华文作家进行了非常多精彩的探索。文化碰撞对于生活在本土相对较为一元的文化圈中的人来说，是一个抽象的、需要去习得的概念。但对生活在海外的华文作家来说，这是他们每天都在面对的真实生活。日常体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细节，这是光靠想象力弥补不了的部分。而身处不同文化的夹缝中的生活状态，也让他们对异域和本土文化更为敏感，对文化碰撞的体认更加细腻，这些都让他们在处理这一类题材时能够拥有更加开阔和深刻的视角。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新媒介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文化越来越多元，文化一体化早已作为一场旧梦随风而去。饭圈文化、二次元文化、广场舞文化、快手文化等等小圈子文化，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众声喧哗的文化图景。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即便是书写本土经验，也经常会面对不同类型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惊奇与迷惘。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在这方面为本土创作提供了大量可参考的经验，这些作家们用自己的细节、敏感、血肉、漂泊、疼痛，建构起了种种深刻而有效的叙事。

此外，常年居住在海外尤其是移民社会的经历，让海外华文作家们生活在由多元文化的各种细节建构起来的环境中，这让他们更加具有世界意识、全球意识，并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人物塑造、情节发展表现出来。在这个“世界是平的”的时代，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漩涡之中。作为对社会与文化变迁最为敏感的先锋，作家们在书写中国现实、书写本土故事时，自然也要面对全球化这一大背景的观照。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经验，可以为这个时代本土作家如何应对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意识提供参照。以英语为主的生活环境进一步加深了海外华文作家们对母语的敏感，再加上他们较少受到当前汉语网络流行语的影响，主要从文学作品、期刊中吸取语言养分，他们的创作大部分都体现了一种语言的自觉。例如在张翎的作品中，无论是用词还是句式，都具有一种语言的平衡美与诗意美，是一种干净典雅的文学语言。

不过，海外华文文学也存在自己的局限性。当这些作家们拥有大量的海外生活细节、文化碰撞细节时，对中国当下的现实，对中国本土的经验则相对隔膜。在通过想象力建构中国叙事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以一个远距离观察者的姿态将中国经验进行抽象化。虽然说与审美客体保持一定的理性距离有利于作家的创作，但长时间与真实可感的本土生活的隔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部分细节的丢失。长期生活在异域文化中，作家们对本土文化会更加敏感，这在加深他们的体认与思考的同时，也让他们形成了将本土文化同质化的倾向。在多国文化并存的环境中，“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被提取出了大量用以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元素，让“中国”这个文化概念具有了自身鲜明的特点。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丰富而又多样的文化存在被抹去了，只剩下一个同质而又扁平的文化概念。在这一概念下创作的华文文学，在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中国文化的固有印象的同时，却也难以捕捉到本土文化中复杂而又幽微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