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明 史婷婷

近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显在变化就是对文献史料的重视，会议运动、思想检查、报刊杂志、人物访谈、年表年谱、版本选本、书信日记、阅读生活、馆藏档案等有关研究工作，可谓方兴未艾。但也许与只有定性研究而没有定量考察的表述方式有关，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一渐成气候的研究却似乎虚有余而实不足，在事实说服力层面上有欠缺。这一点，在近一二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尤其是围绕史料研究引发的歧义，就程度不同地得到印证。当然，用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来研究文学是否合适尚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我们同样也不应忽略，有学者已据此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状况做过富有参考价值的研究，从看似繁杂无序的图表和数据中梳理出了一些隐然存在着的规律与趋势。而依托数据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不妨权作是学术史的一个爬梳，同时也可视作是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潮流的一种呼应。

上述种种，就构成了本文写作的背景。接下来，拟选择《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扬子江评论》等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和批评刊物在2007—2017年间所刊发的当代文学研究文章为主要对象，并结合现代文学研究论文、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与学术研讨会等有关情况，对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进行基于数据的考察，试图为现实及未来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提供某种参考和启迪。事实表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虽然在总体上明显迟滞，存在着诸多问题，但经过近一二十年带有“历史补课”性质的不懈努力，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要对这样一个可堪称学科建设“阿基米德点”的研究现状做出理性而又客观的评价，回到史料研究文章本身，用数据和统计方法对之作虚实结合的分析，应该说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一、统计结果

首先需要说明，本文所述的当代文学史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具体的文献搜辑与史实考证，同时还涉及文化体制考察、文学史与批评史爬梳、经典化及历史化辨析、学科建设探讨等区别于纯文学批评等诸多内容。当然，就具体的研究实践而言，经过了近70年的积累，加上观念上的差异，在当下，包括史料研究在内的文学研究本身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史料研究与一般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界限似乎也不再那样泾渭分明。这在本文数据统计的实际操作中就切实地碰到，有时甚至会感到有困难。例如，有些文章内容虚实并置或相当，要否划归史料研究范畴？各类带有“重读”、“再解读”意味的文章又应何属？“十七年”文学话题到底是纳入史料研究还是纳入批评范畴？……很显然，这些区分只是相对的，只有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联系上下文，其指向和含义也许会清晰起来。本文有关统计，主要根据文章的偏向和侧重点来加以分类，权当我们的一种初步尝试，且如标题所示，它只是一种宏观的研究状况的考察，而不是对其作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此所谓的史料研究与通常所说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之间，只是出于论旨需要的一种不无简单粗糙的划分，并无等级高下之别的含义。

由表1与图1可知，以《文学评论》等为代表的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和批评刊物，在近十年来，尽管彼此因期刊属性不同而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论文的收录数量上有所不同，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在整体论文数量上均占约10%的比重。其中《文艺争鸣》约占15%，为九家刊物占比最高，有417篇；《当代文坛》占比最低，约5%，但也有84篇，这对于批评类刊物来说，也是比较醒目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非当代文学研究专门刊物，对现代文学史料文章的刊发占有较高的比例(分别为约35%、26%、42%)，远高于现代文学批评文章的比重。这也说明，现代文学研究史料意识较之当代文学研究要显得更为自觉，其发轫较早，积累也更为丰厚。这三家刊物发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较之同期发表的批评文章，亦占有相对较高的比重。如果把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与批评文章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史料文章数占整体数分别高达23%、21%与31%。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正逐步呈现出由单纯的文学批评转向史料与批评并重的发展格局及态势。

表1

图1

图2

从图2所展示的数据来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与此相似的，作为参照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同时，由于刊物容量所限，当代文学批评文章虽然在绝对数量上远高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但也开始呈现缓慢减少的趋势，从2007年的888篇下降到2017年的814篇。

不仅如此，刊物的性质也可当作考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的一个重要参照。《南方文坛》作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它是带有“文联”属性的批评类刊物(2001年始由广西文联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合办)，从对史料文章的刊发数中，可以窥见近几年其向史料逐步倾斜的办刊理念。这一变化，也同样在《当代作家评论》(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办)、《当代文坛》(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小说评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扬子江评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等批评类刊物中得到体现。

再进一步，我们不妨以学术期刊的“专家审稿意见书”与“编后记”为切入点，来具体分析形成此种数据变化的原因。以《文学评论》为例，在“专家审稿意见书”中，就明确将“新材料”，即“指新发现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相关文献”，作为稿件刊用与否的三个重要条件之一(其他两个条件为“新观点”、“新方法”)。这也体现了它对史料问题的高度重视。其实，早在2006年，《文学评论》在其年末出版的最后一期“编后记”中，就曾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由史料的整理向史料的解释”挺进的同时，现代文学也包括“十七年”文学研究“应该由史料的解释向史料的整理”回溯，并强调指出：“离开了真实可信的史料文献”，它的“价值便不复存在，学科生命也随之窒息”，在今天研究运作机制中，应给予史料以“核心地位”。在此指导下，《文学评论》对史料研究文章的推重就显得顺理成章。当然，作为业内权威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这一办刊理念也会对其他刊物产生辐射和影响，使之对史料研究不期而然地成为一种新的学术生长点。

如自2010年始，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由王德威、陈思和主编的专门刊登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期刊《史料与阐释》，迄今已出5期。其栏目分为“‘文献’、‘资料’、‘论述’三大部分”，不仅涵盖“作家佚文、日记、书信等相关材料的收集”，还囊括“整理、编撰作家年谱、期刊目录，以及考证各类文献资料”，不但有“对史料的深度阐释”，还“包含本学科各种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现象的探讨”。《史料与阐释》是现当代文学领域史料研究的专门集刊，它反映和体现了当今学人在史料研究问题上的许多共同旨归。

表2

此外，我们还对2007—2017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作了统计。由表2与图3可知，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立项数占到现当代文学总立项数的33%(分别为约11%与22%)。其中，在一般项目中占30%，重点项目中占57%，重大项目中占63%。这不难看出，国家社科基金对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关注的程度。尽管在史料研究以高达63%的比例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一问题上，在当下的学术生态环境下是否合适，人们也许存在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它对包括“当代”在内的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很难得的机遇，需要很好加以把握和利用。

换一个角度，从图4来看，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立项数的上升直接导致了史料项目数的增长，但现代文学史料项目数的增长趋势比当代文学史料项目数更为明显，分别从2007年的3项上升至2017年的22项(涨幅达633.3%)；从2007年的1项上升为2017年的7项(涨幅达600%)。这也与上文所得出的结论一致，即“现代”史料研究及其意识要比“当代”来得更为明晰。

除此之外，学术研讨会也可作为另一重要的参考。据有关会议综述及纪要的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以来，召开的有关现当代文学史料会议约有10余次。如2007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2009年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等。其中，2013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与阐释”会的论文集中，“当代”史料数超过了“现代”史料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部调整，即“史料研究开始由‘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移”。另外，201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亦是这之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会议。国内从事或关心史料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洪子诚、丁帆、程光炜、王尧、张新颖、黄发有、王尧、谢泳、张均等一批专家与会，就“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当代文学史料本体特点与发掘、整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难点与困惑”、“当代文学史料搜集与整理的相关经验”等议题进行探讨，可谓盛况空前。会后在该刊2016年第8期刊发了篇幅颇长(共45页)的笔谈及会议综述，还成立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此外，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也都举办了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专题会议。

图3

图4

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这种新变，情况相当复杂，人们也可见仁见智，作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不妨可以明确，就是它绝不是少数几家刊物或少数某些人出于某种所谓“偏颇”的学术理念，人为炒作或强推的结果，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里很重要原因，或如张福贵所言：就在于“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研究重视不够，似乎认为从事史料研究的不如从事理论研究或文学批评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与理论建构成为潮流，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现当代文学研究日益关注观念、理论、方法的探究，相对忽视史料研究，导致现当代文学论文中涉及的史料多数是转引的，甚至是对现当代文学教科书史料的借用。应该说在整个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包括文学史建构及推进当代文学历史化进程的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是迫在眉睫的”。谢泳、程光炜、王尧则从学科建设和历史化的角度，指出“当下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史料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凡成熟的学科，必定有史料基础，没有史料基础的学科不仅是不成熟的，更是让人看不起”，认为“没有史料学的积累和跟进，人们是无法真正了解自己时代的作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程度与这个学科的成熟程度是紧密相关的。重视使用文学史料不仅是当代文学学科成熟的必要阶段，更是其成熟的标志”。这表明当代文学在经过近70年的沉潜发酵，已开始产生某种结构性的变化，出现由“以论代史”向“史论结合”转换并逐步由当代文学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取法及靠拢的趋向。它也从某一方面印证了关于“不能局限于批评一路，千军万马拥挤在批评这座独木桥上，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部分人应该从它那里分离出来，从事文献史料建设这类基础性的工作”的忧虑和设想。

当然，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自当代文学诞生之初就已展开，并在嗣后陆续出版了80多卷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这样至今仍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大型史料丛书。但毋庸置疑，有组织、有计划且较大规模地延展开来并成为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则是90年代主要是新世纪之后的事了。因为在一切“从属”于政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史料工作是不可能被视为研究的基础而真正受到重视的，它也无法做到“独立的准备”(鲁迅语)，稍有不慎，甚至有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等帽子，就像当年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一样。凡此这些，都是属于文学常识，人们一般不会有什么歧义。而80年代，情况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诚如李怡所说：“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当时的人们似乎常常关注着从思想文化进行考察的实际效用……在这个时候，我们眼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似乎就是由一系列层出不穷的主观意识所编织的绚烂的景观。以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强调‘学术规范’者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的大多数时候，思想推进的渴望显然掩盖了人们对于‘历史’本身的专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起步首先批判了‘极左’年代的‘以论代史’，但是，真正将文献史料作为一个‘问题’，郑重其事地予以阐发的还在今天。今天的学术语境中如此推重文献史料，这绝对不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思想启蒙的既有道路，它直接承袭着90年代以降的‘学术规范’的诉求。”也就是说，80年代文学研究虽然与以前有了根本的区别，但在内在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及其向度上还是具有某种相通或一致之处，更不要说在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层次与深度方面彼此具有较大的差距。上面所附的图表特别是图1、表1的统计数据，也足以佐证。

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和评价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80年代及其以前曾经有过的成绩就否定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及其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意义，将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明显质差轻加抹杀，更不应该将后者贬抑或矮化。当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只有将史料纳入整体系统中作历史的、具体的考察，才有可能对它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在这里，任何的过分夸大拔高或贬低排斥，都是不合适的，也不符合史料研究的事实。自然，作为一种潮流或现象，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自有其规律，它不会因我们贬褒迎拒的态度而改变自己初步形成的研究态势和学术运行轨迹。

二、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本体分析

这里所说的史料本体，主要是指史料研究文章的主体内容及其构成。落实到本文所说的近十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如果不避粗疏和笼统的话，我们不妨勉为其难地将其分为“体制化史料研究”与“非体制化史料研究”这样两个部分或曰两种路数。

所谓体制化史料研究，即指当代文学文艺政策、文化批判、文化组织、文学运动、文学生产、文学评奖、文学传播，以及与之有关的思潮现象、会议学习、计划检讨等，它受控于强大的一体化体制，史料政治化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特色，这也是它与古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最大区别。如钱理群的《读王瑶的“检讨书”》、吴俊的《另一种权利割据:当代文学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研究》、王尧的《偏差、修正与调整的“循环往复”——关于20世纪50、60年代文学制度的一种考察》、吴秀明的《“一体化”视域下的当代文学运动史料》、李遇春的《文学史前史的建构——关于“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的思考》、马占俊的《“反右”运动中张贤亮及其〈大风歌〉批判始末》、王秀涛的《民营出版业的改造与“十七年”文学出版秩序的建立》、章涛等的《当代文学版本生产与版本研究的实践》、毕文君的《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以未完成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为中心》、张勐的《“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建国初期思想改造对〈工作着是美丽的〉主题之规约》、李丹的《“遗文”，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以郭小川遗作〈学习笔记〉为中心的考察》、斯炎伟的《哗变与骚动：历史转折语境下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邢丽凤的《文学期刊与文学评奖》、邓小琴的《“文代会”史料存在形态及相关的几个问题——以第一至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庞秀慧的《〈文艺月报〉的“读者”变迁》、李建周的《在文学机制与社会想象之间——从马原〈虚构〉看先锋小说的“经典化”》、罗执廷《文学选刊在当代文坛作用力的一个考察——以池莉与〈小说选刊〉为个案》等，数量相当可观，约占全部当代文学史料的21%。有的还跳出习见或狭义的“文学”定义，从与文学具有“共时”关系的历史或政治角度切入，从更大的视域和范围来看待处于体制和学科建制内的当代文学及其史料，如王彬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徐庆全等的《不尽如人意：史学视域中的文学史》等见图5：

图5

而所谓非体制化史料研究，则是指常见诸多的作家作品、各种形态文体及其文献编制、谱系爬梳、史实考释等。在这之中，当然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浸渍，但就其整体或主导而言，更多还是基于一般的史料研究原则与方法，包括传统纸质史料，也包括现代电子文献史料。如程光炜的《生平述略——莫言家世考证之一》、谢泳的《旧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关于洪传经的一些史料》、张均的《〈红岩〉中的叛徒形象甫志高原型考》、李晓燕的《存在的苦痛与灵魂的救赎——〈蛙〉中姑姑形象创作原型探源》、杨庆祥的《阿三考——由〈我爱比尔〉兼及王安忆的写作症候》、张新颖的《“老去”的文学，“不算是学问”的学问——沈从文在1957—1959年》、刘卫东的《〈李双双〉的创作、改编与当时文艺界的问题》、邓集田的《穆旦〈冬〉诗的版本问题》、石兴泽的《关于〈正红旗下〉的无奈终止》、陆克寒的《探求者文学月刊社案考》、郭剑敏的《划为右派后作家的婚恋境遇考》、邵部的《萧也牧之死探考》、布莉莉的《“百花时期”的〈文汇报·笔会〉考论》、王鹏程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对于〈白鹿原〉修改问题的实证研究》、肖鹰的《“钱锺书斥责马悦然”考辨》、沈杏培的《沿途的秘密：毕飞宇小说的修改现象和版本问题》、姜红伟的《海子热恋时期的十首“轶诗”发现始末》、付祥喜的《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考察对象》、吴秀明等的《电子化文学史料的内在形态与知识谱系》等。

当然，这是很简单粗糙的一种划分，其实体制化史料与非体制化史料彼此有交错叠合，并且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就拿体制化史料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其被开发和利用，更多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而非源自学术研究的需要。如胡风“平反”过程中对相关体制化档案史料的选择性征用。后来随着整体学风转换和思潮的嬗变，才日趋丰富、多样与开放，出现既有王本朝侧重“一体化本体”又有张均偏向“体制与人”的不同的“十七年”文学制度研究。同样，数量颇多的非体制化史料研究，从上述列举的清单中也可深切感受到其古典化与现代化对话互动的研究路数，以及愈后愈关注版本学、形态学、谱系学的学术取向。

再进一步细绎，还可发现无论是体制化还是非体制化史料研究，从史料本体结构角度考察，它都存在着“同向合成”与“异向合成”两种模式：“同向合成”的史料研究，它主要以旁证或佐证的方式对已有的文学史结论进行或隐或显的呼应。在这里，其有关史料研究，虽尚未改变更不必说颠覆现有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和结论，但它却丰润充实了原来简单粗糙的面貌，使之更逼近历史真实。如黄发有凭藉对1949—1966年《人民文学》头条及其“作者构成”、“文体选择”等方面统计和考察，得出“头条作品在基本倾向上，表现出与意识形态同步发展”的结论，这不仅丰富了文学史关于“十七年”文学环境的表述，而且还为重返文学现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傅光明用文本考证与历史情景再现相结合的方式，对老舍所作的“由文本再返回到1966年8月老舍自杀前的那个历史现场”的分析，为已有文学史判断提供了翔实而又可作多向思考的支持。王秀涛结合纪念文集、作家全集、回忆录等诸多史料，通过对前三次文代会报告起草的细致梳理，从同向角度还原和充实了已有文代会有关“强化政治意识形态，借此重新塑造文学形象，建立文学共同体”的叙述。谢尚发联系张洁自述文本、访谈录与相关研究批评材料，用“反证”方式对其“部分家世和婚姻轶事”所作的考索，为其小说中的“自恋”与“恋父”情节的产生提供了另一种解读角度。此外，还有像陈思和有关“80年代选本”的研究等。这种与现有文学史叙述或结论呈“同向”状态的文章，不仅较好还原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文学生态，而且还以丰富、补充与延展的方式为具有“同向”状态的有关研究或文学史叙述提供切实的支撑。这说明在现有“定论”的缝隙之中仍尚存一定的研究空间，包括对文学史未提及或未展开的追踪探究，也包括对已提及或已展开研究的进一步敞开，而不仅仅是作简单的“补充说明”。

“异向合成”研究，则将史料纳入与文学史相左的定论中进行处理。此处发掘或整理的史料因与主流观念有异或相抵，带有某种颠覆性、解构性，因而往往更为艰难不易，有时甚至显得颇为棘手。如莫言“诺奖授奖词”中与艺术性(主要是艺术幻觉)缠绕并高于艺术性的政治性内涵，因有别或有异于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下的传媒和有关的域外版本研究中，它往往有意无意地被淡化或忽略不计，而在实际上处于相对真空的状态，这对莫言作品及其传播是有影响的。自然，莫言的例子比较特殊，更多“异向合成”的史料研究，还是表现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框架认同前提下的具体局部枝节与细节问题的求异，从而导致对传统习见结论的改写，为学术创新或再发动提供了契机。如周扬晚年复出及其评价，目前学界往往“对他为当年批判运动给许多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在各种场合频频道歉都给予好评，甚至将其视为是新时期文坛‘解放派’的首领”。有学者根据他维护原有“从属论”立场的思维理念，与彼时胡乔木、邓力群作比较，对此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评判。程光炜在回顾十年朦胧诗争论时指出：朦胧诗研究“应该着重于对一些批评术语的清理”，所谓的“历史的同情”“不应该只针对‘崛起’批评，也应该针对‘对方’批评”，只有这样，才能“追寻它的知识来源，在对当时‘语境’的参照中，重新检讨它的意义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另如洪子诚对1962年大连会议上陕西作家“质疑”的“材料与注释”，及其提出的“今天评价当年的创作，不仅要将写出的部分作为对象，而且也需要将不允许写出的作为比较加入其中”的观点等，都迥异于习见的结论，有必要值得一提。

谈及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还不能不提近几年研究主体历史化的有关探讨。尽管这方面文章数量不多(粗略统计，约占全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的4%)，并且与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所说的“永远历史化”不无关联——或如李杨所言，“我可能深受詹姆逊关于‘永远历史化’的观念的影响……‘历史化’还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历史化’。更重要的还应当将自我‘历史化’”。但它提出的意义却不可小觑，表明我们今天的史料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针对他人进行批判审视，而同时也将研究主体自我也纳入视域进行反思。“研究主体的历史化与研究对象的历史化是同步进行的，二者存在相互确立的重要关联。没有主体的历史化，对象的历史化便无法真正完成”。史婷婷也就是据此，以王瑶和唐弢为例，从学风与学派、期刊与学会、政治与学术等方面对学者主体历史化及其相关路径进行了探讨。如此这般，它也就不期而然地促使史料研究由表及里，从一般的知识论意义的“谱系学”向价值论层面的“人文学”或“伦理学”纵深处推进，对“由内向外”的史料研究作了一次极富意味“反转”。研究主体历史化不可避免地涉及极为复杂而又个人性、私密性的伦理道德问题，或言之，伦理道德问题不可避免地浸渗到研究主体历史化之中，它们之间形成了富有意味的“互文”关系。谢泳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从这点出发，着重就学术规范与伦理道德关系角度提出了史料使用的“首发权”问题，即尊重“指出史料的出处并在相关文献中最早使用了该史料”与“最早公开某项史料的运用范围，并强调了其重要性”的史料发现者的贡献，对研究中存在的有违诚实原则的“暗袭”现象提出了批评。而洪子诚的《“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特别是其“材料与注释”系列论文，主要从政治权力与伦理道德关联维度对史料对象作了富有穿透力的逼示，他对周扬、邵荃麟、张光年、林默涵等文化名人交代材料与发言所作的比勘式的“注释”，既有自己的原则，更有一份“了解之同情”。因此，在谈及这些文坛掌门人在特殊年代的伦理道德问题时，似乎表现得更为隐晦曲幽，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的确，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它的研究主体自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作为研究客体的过往作家，由于诸多因素，往往对有些历史尤其是“不光彩”历史有意回避掩盖。正如李运抟所论，“不少回忆文革和悼念死难者的回忆录，都重在批判极左思潮甚至完全归咎‘四人帮’，一味渲染‘好人受气’、‘忠良受难’”，而呈现出一种“有意无意回避个人责任的‘集体记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与研究对象的历史化的冲动不无关系。毕竟“施害者”往往事后受到道德的拷问，而“受难者”则因这些经历而得到出于同情的各种关怀与照顾。但换个角度来看，某位名家或掌门人，他们往往既是“施害者”，但同时也有受难经历，其中有的还是“受难者”。因此，对于某些不利因素的有意无意的剔除，也可视为是一种自我的历史化和经典化；另一方面，作为研究主体的当代学人，也许因为“身在此山中”，有时候，他们甚至同时扮演“叙述者”与“经历者”的双重角色。所以，面对史料对象，就会产生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尽相同的研究心态和情感。程光炜在谈及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问题时，就曾坦言，对于与历史对象保持同步状态的研究者来说，完全从叙述中挪走“感情视角”是不现实的，尽管具有体温的文献史料在呈现丰富性的同时容易给人以“不够严谨”的印象，但基于“当代文学史的史料文献整理才刚刚开始”的现实考虑，他认为其尺度不妨可“稍微放宽一点”。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复杂性。

也许是因为与研究对象拉开了一定距离，经过了相应的时间的筛选和积淀，所以就“年代学”意义上讲，“十七年”无疑成为整体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心所在，迄今为止有关研究成果大多也集中于此。从2010年开始，以“重返八十年代”为发端，上述这种研究格局开始出现了变化：随着当代文学不断“后撤”及其研究和学科历史化问题的提出，8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逐渐浮出水面，当代文学史料也就因此有了相对意义的“远近”双重内涵。“重返八十年代”发起者程光炜与其弟子，在这方面是较早具有自觉意识，自然也是取得最多研究成果的一个团队。不少学者对此作了较客观的评价。如孟繁华认为程光炜倡导和实践的80年代文学研究重视“作品‘阐释’背后的史料文献”，“或纠正了通说，或是发展性的研究”，且“改写了过去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方式和方法”；张均称道80年代所呈现的文学史知识是“原初物事经种种‘层累’”形成的，这之中有着“杂乱层叠”的问题，因此“存在着将之‘作古’、细察其建构‘痕迹’的广阔问题空间”；黄发有以为程光炜的相关研究，“出发点是在直面当代文学学科现状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当代文学史”，具有自觉的方法论、“从史料出发”、“互动的对话性”的特点；钱文亮认为程光炜的研究及其在《长城》杂志开辟“编辑与八十年代”专栏等实践，注重“当代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整个环节”，而且，当代“前三十年”更多是“顶层设计”，所以以“体制化”史料为主，而“后三十年”则注重民间性史料，应“高度重视，尽快抢救”。还有像洪子诚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王尧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张福贵的《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价值与构成逻辑》等，他们或强调当代文学资料整理和研究中的“中外关系”，或主张“在‘方法论’层次上整理、研究和使用史料”，或注重文学史料学中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所有这些，不仅为如何深化80年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而且对当代文学史料特别是对“前三十年”文学史料如何下延，进行历史化作了有益的尝试。由此想到丁帆在一次当代文学史料研讨会上对“不重视新时期文学史料”所提出的批评，他认为，“1979年直到今天的近四十年的共和国文学史的资料往往被人看作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历史过程，无须再做文章，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同样是陷入了另一种历史的盲区”，而“重新整理这段史实，同时发掘许多被人们忽略的史料，仍然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为，越是短距离的史料越容易发现、搜集和整理”。这是很有针对性的。较之“十七年”文学史料，80年代文学史料也许不大稳定和成熟，并且我们也不大赞成简单套用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原则、方法，但无论如何，它是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

由以上远非周全的考察与分析可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为了史料忘了思想，或用史料去排拒思想，而是从中努力融入自己的思想，寻找史料与思想之间的协调对话和互融互通：一方面，抱持沉静务实的态度来疏解义理，借助于大量文献史料“返回历史现场”，进行基于事实的勘探式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尽量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又不忘思想理论的茹涵乃至研究主体的介入及心灵体验的相连，其中有的学者，还将其作为自己学术追求的目标。这样，不仅有效激活史料，而且使其固有的历史信息和功能价值能得到充分的阐发。文献史料与思想理论关系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不易把握的一个难点。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有关的讨论虽有一些，有的还有一定的深度，但并不理想。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一)至少在一部分学者心目当中，包括有些在讲史料研究与思想理论平衡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彼此对立起来，或者先验地预设了彼此对立的前提，以为重视史料问题就意味着取消思想理论，并以此作为论述的基础。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粗糙化、表象化的批评。其实史料作为一种存在，它只有与后见之明的“义理”形成关系，才有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而所谓的“义理”，当然也就包含了思想理论，也离不开思想理论的介入。像胡风与丁玲集团的批判史料，以及上文提到的周扬晚年复出及其评价等有关史料，它们之所以被发掘披露，本身就是思想理论催生的结果，也是思想理论解放的一种表达。而从现有的实际研究来看，当代文学研究转向史料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思想理论的匮乏，相反，有时恰恰是现有思想理论不能满足文学研究继续深入的要求，才会产生上述统计考察所示的由论向史(史料)转换的状况。现在有种观点，就是往往把史料特别是日常边缘史料一概视为思想理论的对立物予以排拒，这就不免失之简单。实际上，史料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多层的复杂系统。即使是日常边缘史料，或用生态群落的话来说，就是“草丛”史料，它也并非是无关紧要的一种存在，而是与“乔木”史料、“灌木”史料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自足的“史料生态链”或“史料生态群落”，离开了“草丛”史料，它也就不成其“史料生态链”或“史料生态群落”。更何况有些史料看似琐碎饾饤，却由小见大，引譬连类，反倒能反映整体性的历史脉络与历史脉络的整体性。职是之故，所以对之评价需要谨慎，更需要有一种系统的眼光。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史料研究泡沫化、琐碎化，便不加辨析地将“草丛”史料一概排斥于外。也不可简单地以能否入史或改写文学史为唯一标准，将其轻易逐出史料研究的范围。须知，文学史和文学史料的研究范围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一部文学史，即使是十分详尽的文学史著作，所能论述的亦仅限于一些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并为历来人们所传诵的名作；史料学研究的范围似比乎这要广泛得多。”否则，它不仅窄化了当代文学史料生态系统，而且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了其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二)就既有的思想理论来看，因居多是从西方那里移植过来，它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加之如胡适所批评的治史“系统太分明”，将复杂的历史“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的缘故，所以在诉诸实践时，往往显得“形迹可疑”且贫乏无力，从而导致思想理论不能成为有效发掘、激活和阐释史料的锐利武器，使其原本固有的功能价值大打折扣。像严家炎批评的基于“西方现代性”理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当时发表的“文章精彩，可太空，例证少”，这种情形，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绝非个别。这也提醒我们，在高度重视并运用思想理论来研治当代文学史料时，不能对思想理论抱持过分的盲从，更不能持有思想理论的“傲慢与偏见”。应该说，这样一种对思想理论的盲从，或思想理论上的“傲慢与偏见”，也许与“以论代史”惯性思维有关，在当下是存在的，且还有相当的市场。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盲从”、“傲慢与偏见”，而忽视思想理论对史料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不能使史料研究成为“去思想理论”或“反思想理论”的演练场。

要而言之，上述两个问题，它的前提和核心是文献史料与思想理论的平衡。第一个问题，主要是强调史料研究中思想理论的重要性，史料研究应该对思想理论秉持开放的姿态，缺乏思想理论茹涵的史料研究很有可能沦为材料的堆积。反过来，思想理论的匮乏毋宁说是因为它还没有找到与文献史料的结合点，所以无法满足文学研究继续推进的要求。因此，史料研究需要的恰恰不是为史料而史料，也不是以论代史，而是在文献史料与思想理论关系中建构起更为深刻的互动方式，并广泛吸纳包括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新思想成果，使之对原本不受人重视的史料产生激活效应，或再次激活那些已在文学史上有稳定阐释路径的旧史料，进而形成学术创新或再发动。第二个问题，主要是指出在空间语境转换中，西方思想理论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边界问题，因此一味将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冀希于思想理论创新而漠视或不顾基础史料的理念和做法，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都是不可取的。只有突破对思想理论的“盲从”或“傲慢与偏见”，占有大量的史料，才有可能去修正和调节既有的思想理论，逐步建立自身的思想理论话语，尤其是属于当代文学史料学的思想理论话语。在史料问题日显突出的今天，我们认为最重要、最需要思考的，也许是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影响史料的选择和处理，并在思考过程中保持对思想理论和自我认知的不断反思，以达到在较高的平台和层面上的文献史料与思想理论的结合。

三、由“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引发的一点思考

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大家族中的年轻学科，它既有自身的独到优势，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史料意识的薄弱和相关研究的迟滞可以说是它诸多局限中的一个环节。而且，由于诸多因素，迄今为止仍还没有形成带有共识性的原则、标准与方法，尚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和有效的操作规范。这是令人遗憾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裹足不前，放弃自己的文化责任，更不意味着可以将这一工作推给后人。其实，学术研究原本就有“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之分，只要不推向极端，在正常的学理范畴内，“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所派生的不同观点都允许存在，且各有意义，不必将其视为水火不容，包括参与讨论的双方，也包括整个学界，应开放宽容地看待彼此的歧义，并从对方那里吸取合理的因素，以丰富、充实和提高自己。

当代文学史是正在行进的断代史，也是与社会政治密切相联的国别史，情况复杂、内容丰富，可供研究的天地和空间是很大的。史料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一个环节，当然也是其中的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它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其他的有关研究。相信随着学科推进和史料意识的自觉，史料研究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必有较大的改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它放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系统中加以定位，并根据学术研究及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可做和能做的工作先做起来，尤其是对一些重要而又随时处于湮没状态的史料，有必要将其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予以抢救，否则将无法面对历史和未来。李洁非在谈及当代文学研究闹忙而又急于作评判学风时，提出了“先认识后评价”的观点，认为“在还没有摸透这段历史、拥有正确知识之前”，就好作评论是不合适的。为此，主张当代文学研究界要转变意识，“起码有部分学者从‘前沿’状态抽身退却，不参与各种时论争讦，专心做当代文学史的案头工作”，“就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事件、现象和问题，逐一专审专论，搞清基本事实”。钱理群也曾经说过：“历史评价必须是长时段的，甚至可以说，时间越长，历史事件和人物多方面的矛盾暴露越充分，评价越客观，越具有科学性。有些问题过于复杂，一时看不清楚，就不妨搁一搁，冷却一下，不要急于作结论。与其轻率作判断，不如下功夫把历史事实的方方面面搞清楚。”他们的话，值得我们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