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勇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长期发展的结果，但是它的发生还是具有相当的突然性。辛亥革命不仅对满清政府造成了巨大冲击，而且对与中国有巨大利益关系的各个列强也是如此，特别是近邻日本，因此日本对中国革命迅速做出了反应。然而，由于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种种矛盾，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也很不一致。因而，日本各界在中国官革双方的要求下提供的军事援助也必然呈现出相当的矛盾性。

一、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日本各方的反应

武昌起义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极为复杂，政府民间的意见不一致，而政府内部外务省与军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所以日本朝野对于辛亥革命表现了恐惧、反对、同情及支援等各种不同的心理与态度[1,p204]。

（一）日本政府的反应

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在革命军政府的备忘录①与清政府寻求精神和物质帮助②之间做出了审慎并矛盾的反应，这就违背了列强领事团的决定③。由此，日本政府内外务省和军部、军部内陆军部和海军部，甚至陆军内部都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面临东亚如此重大变动之际，政府之去就不定，外务省与军部的意见相左，军部中，陆军与海军之举措有所歧异。此外，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意趣亦不一致。主张挽救清朝者有之，主张支援袁世凯者有之，亦有主张帮助南方者。各自采取自身之行动。”[2,p9-10]

日本外务省及其派出机构对武昌起义后的中国形势迅速做出了判断，认为清政府有能力镇压革命并维持统治，不理会其他列强“中立”的主张，摆出协助清政府对革命进行镇压的态势，对清政府进行积极支持和援助。驻华公使伊集院屡次要求政府向中国派出军舰和陆军，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对此进行了准备并注意各列强的动向，极力主张中国保持君主制度，反对实行共和制。因而，对清政府提出的武器和借款要求予以迅速回应。日本内阁还采取了不符合国际法的举动，始终不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的地位。然而，日本内阁又无法忽视军政府的存在及其权威，不得已采取了默认革命军政府的地位并与其保持一定的关系。内田指示伊集院：“在此时与革命军进行交涉不宜采取书面形式，这样会造成承认革命军的可能。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应该避免使用文书进行交涉。”[3,p108]在此基础上，内田起草了《关于对清政策》的草案，并经内阁会议采用，确定为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内容为：满洲问题的解决、静观事态发展以待良机、协调外交、确立日本在华优势等等[3,p50-51]。竭力避免在华采取冒险行动。

军部也对武昌起义迅速做出了反应。然而，即使陆军内部观点也大相径庭。日本陆军省坚持积极推行大陆政策，立即将起义看作“叛乱”，建议出兵中国大陆，扩大日本在中国的领土及其他权益。石本陆相在内阁会议上就提出趁清国多事之秋，希望议定占领地区的书面建议。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向海军省提出《关于对清国用兵》的具体方案[2,p10]，并迅速给予清政府武器援助。然而，参谋本部则看法相反。陆军中佐寺西秀武向田中义一建议向革命军提供武器，主张“使革命军之抵抗长期化，于我国之对清政策极为必要”[3,p150]。这样，部分日本武器也很快落入革命军手中。

在起义的翌日日本海军即开始向汉口集中军舰。海军军务局长枥内曾次郎起草《时局第一策》：判断清国此次事态是局部事件，不会演变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叛乱。因此，应该采取暂时观望的方针，避免盲动引起清政府和其他列强的恶感[2,p12-13]。海军大臣斋藤实向驻汉口的第三舰队司令川岛电训：应该在官革之间采取严守中立的态度；要采取措施使清国民众心理倾向日本；帝国政府未承认革命军前，海军不能采取与政府政策相违背的行动[3,p47-48]。甚至采取了当革命军阻止外国船舶向清军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时，不强行干涉的态度。还规定起义军如果没收此类物品时，可由其支付足够的代价买下。这一措施同样适用于清军[2,p14]。由此可知，海军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陆军积极干涉的态度不同，基本保持中立，这与日本内阁的态度有许多一致之处。

（二）日本民间的反应

辛亥革命的发生也引起了日本民间的巨大反应，为数众多的日本民间人士和大陆浪人对辛亥革命给予了极大关注。武昌起义爆发后，大陆浪人群集武昌，直接参加对清军的战斗。在日本的头山满以及“浪人会”“太平洋会”等发起组织“友邻会”“中国问题同志会”等，纠集各地浪人，送赴武昌等地。同时在日比谷公园召开“浪人会”大会，展开支援革命军的活动，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采取严守中立的态度[4,p463-464]。在汉阳战线，与大陆浪人一起活动的还有日本几家报社的数名特派员随军采访，将辛亥革命的报道发往日本。日本一些影人来华拍摄革命军在汉阳、汉口与清军作战的场面。革命军的战况由此传至日本[2,p66]。内田良平向桂太郎、寺内正毅等政府、军部人士展开活动，敦促中止援助清政府而支援革命军[4,p439-440]。日本民间人士为壮大呼吁支援革命军的声势，相继成立了各种政治团体。内田良平、小川平吉倡议组成友邻会。太平洋会在革命爆发后，决议“保全中国”和援助革命军[4,p463-464]。东亚同文会与工商界倡议成立了“善邻同志会”[4,p481-482]，竭力宣传支援中国革命的理由，呼吁防止日本政府进行武力干涉。日本自由主义者也大力赞美和声援中国革命。中野正刚、浮田和民、松山忠次郎等在日本报纸和杂志上撰文论述辛亥革命，主张对中国革命采取不干涉主义，并成立“中国问题同志会”[5,p375-376]。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民间人士都对中国革命持有支持和援助的态度。德富猪一郎等就主张反对中国共和革命，将之视为“对岸之火”，应对中国进行干涉[2,p73]。但这些言论不是日本民间的主流声音。

从以上日本社会各方的各种反应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因视为可乘之机并积极支持、支援者有之，因恐惧、仇视而主张大力干涉者有之，因形势未明难于判断而犹豫、骑墙者有之，因真诚赞美而无私奔走者亦有之；不难看出这些反应之间的差异、矛盾甚至对立。思想必然会在行动中得到体现，日本社会对辛亥革命的矛盾反应就很自然地体现在日本的军事援助行动中。

二、日本的军事援助

战争中的双方最迫切需要的是武器和军费。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和革命军政府很快都面临武器和军费的紧缺问题。官革双方都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最大能力地获取军事援助。日本并不是双方唯一的武器来源，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来源。另外，日本还给予双方大量的军事借款。日本这样对官革双方都给予军事援助的行为，在列强中是绝无仅有的。日本在辛亥革命中对华外交的这种独特性恰恰折射出其矛盾性。

（一）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援助

武昌起义的爆发极大地震动了满清政府，引起了对革命的莫大恐惧。清廷遂委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军队前去支援湖广总督瑞澂[6,p292]。然而，辛亥革命很快在全国成燎原之势，一时难以扑灭。相反，武器制造中心武昌的失守使四处绞杀革命的满清政府出现了军费和武器短缺的困难[6,p334]。各地督抚纷纷上电要求补充军需武器。清朝廷紧急下令各地筹措军费，调拨武器。但是，由于各地独立蜂起，财政已不在满清政府控制下，并且各地频繁用兵，上谕所达地区也不能完成皇命[7]。清皇室也捉襟见肘，甚至动用宫中内帑，拨银100 万两专作军中兵饷之用。在此等穷途末路之时，满清政府自然将希望寄托于列强的援助上，由荫昌向各洋行订购武器。从地缘关系来说，日本当是理想之选，其他列强（如德国）是远水不解近渴[6,p334-336]。

对满清政府困境中的求援，日本方面很快做出反应：“方才荫昌特派专人前来秘密恳托青木少将：欲由日本火急购买炮弹约三十万发、枪弹六千四百万粒、步枪一万六千支。青木少将答称：此等事，原属商人经办范围，贵方可直接与泰平公司代理人进行商谈，本人可尽力商谈获得成功。已决定于今晚与公司代理人洽谈。”[3,p134]伊集院在电文中也表示了对此事的别样心情：中国民间对革命军的同情，要求日本保持中立立场；担心武器交易泄露刺伤中国国民感情，从而对日本不利。因此主张保持绝对秘密[3,p134]。伊集院的电文迅速得到了内田的回应。内田肯定了对满清政府的援助并且认同了伊集院的看法，告之日本政府已经同意由本国商人设法供应，予以充分援助[3,p125]。由此可见，日本从决定接受满清政府的请求之日起就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果断坚决又小心谨慎，在援助清政府的同时又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中国民心所向。向清政府提供武器不是直接通过军部或日本政府进行的，而是委托给泰平公司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大仓洋行很快就与满清政府陆军部签订了订购武器的合同：“泰平公司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与大清国陆军部之间特订枪炮、子弹购买合同。双方议定数量、价格及条件如下：……。以上总计价款日金贰佰柒拾叁万贰千陆百肆拾圆整。……附则：大仓洋行应尽速派出一名技术人员负责安装及装填火药等事宜。”[3,p138-140]同时，日本政府还以中国的权益为交换为满清政府提供大量军事借款。首先是盛宣怀以邮传部的名义，用汉冶萍公司④为担保借款600 万元，其次是以萍乡、株洲铁路作保借款100万元。日本的武器援助和军事借款对于在军火和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是莫大的帮助，使其能够组织镇压革命运动，苟延残喘。

日本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援助并不局限在武器的供应上，还派遣军事力量帮助清政府监视和阻挠革命军的行动。前外务大臣林董应伊集院请求，迅速做出决定：在长江现有四艘日舰的基础上，大幅增加海军舰只进行增援；如果广东有需要，即刻从台湾前往增援。由于满清政府境况的恶化，新到任的外务大臣内田不仅将军事行动提前了，而且增加了军事力量[8,p101]。武昌起义后革命军立即占领了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海军大臣斋藤实指示汉口的司令官，应该在表面中立的口号下强调保护大冶矿，以免既得利益受到革命军的侵犯[8,p102]。后又做出电训，要求海军保护汉阳铁厂，不让任一方利用[8,p125]。这看似公平中立的态度，其实是对失去南方的清政府的支持，同时是对南方革命军政府的打击。由此可知，日本在革命伊始就给予了清政府以极大的援助，对清政府维持最后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二）对革命党的军事援助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也很快面临两大最紧迫的任务：获取军火和军费。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日本在积极援助满清政府的同时对革命军政府则稍显冷淡，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和友好人士及右翼团体，为革命军提供资金、武器和情报，并且暗中进行，因而规模不大，而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官革对立的长期化以及与其他列强争斗。“就我国对清政策观之，使革命军能够长期持续抵抗，实属至为必要。现德国当局极力向官军提供援助，本职则欲暗中支援革命军。请急速秘密运来机关枪20 挺、子弹20 万颗、31年式榴霰弹5 万发。关于密运方法，请与三井公司之山本氏洽商。”[8,p182]日本暗中援助革命党的情况很快为满清政府所获悉，“革命军中现有多数日本人参与其间，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8,p183]，但，日本谨慎地予以否认。同时，汉阳陷落使外界对日本武力产生蔑视，认为是日本武器援助所致，由此产生了海军和陆军在援助问题上的分歧[8,p188]。因此，日本政府在援助革命军方面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认可日本人参与革命军，又怕他们不能成其大事并可能有害大局；但此时加以取缔，又怕引起革命军的恶感，结果反而无趣。在反复权衡之下，最终只能采取放任态度，不加约束[8,p189]。1911年12月8日，日轮“云海丸”在上海卸下步枪1 万支、佩剑、手枪等约300万吨武器[3,p169]。黄兴提出借款30 万两组织临时政府的请求，最终在张謇出面担保与三井公司签约而最终实现[8,p190-191]。受军政双方支持的浪人集团也出于插手中国革命的目的对革命军政府进行了援助。革命一爆发，黄兴就立即发电给萱野长知要求其援送武器，萱野偕七八名浪人从东京赴上海。内田良平在11月就通过友邻会向革命军方面输送医药品、医生和护士，并协助建立南京陆军医院[5,p369]。军务局长田中义一不断秘密交给友邻会武器，犬养毅出面关照邮船会社，对友邻会会员赴中国在船票价格上予以优待[4,p464]。

“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援助革命军政府。这时革命军政府最渴望获得的仍然是武器弹药和军费。1912年1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今后对革命军可采取稍进一步援助的政策，表示了为革命军购买武器提供借款的意向[9,p216]。日本迅速将以前答应给予的资金和武器援助进行落实并逐渐公开化，甚至不履行任何海关手续，加紧卸货。这些贸易主要委托给大仓洋行和三井物产办理。1月24日，三井洋行与上海都督府签订了30 万日元的借款合同。革命军购入31年式速射炮6 门，机关枪3 挺，炮弹1 万发，子弹15 万发。内田良平作为上海都督府的代表签字[8,p204-209]。1月28日，三井公司使用本国货轮“御代”轮为广东革命军政府载运武器，并为日本政府默许[8,p200-201]。广东革命军政府还雇佣日轮为革命军运送北伐军，虽为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获悉，但最终“御代”轮和其他二艘日轮运送军队出港[8,p202-203]。2月22日，“荣城”轮装载田村式步枪3 万支、子弹800 万粒及其附属零件到达广州虎门。由于担心被其他列强获悉而引起猜疑，日本仍然采用对于一切军火武器之运入，表面上不与海关发生任何联系的策略[8,p203]。除了直接的武器援助外，日本还提供给革命军政府大量军事借款。日本以借款的形式向国民政府提供资金有三条渠道，这就是招商局、苏省铁路公司、汉冶萍公司，并分别以上述企业为担保给予借款，借款额分别为1 000 万日元，250 万两，300 万日元。这些借款大多用于抵消日本提供军火的贷款[9,p218]。由上可知，日本的武器和借款对与清政府斗争的革命军政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并最终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成果。

三、日本军事援助矛盾性的原因

日本在辛亥革命中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或者因为传统政策和现实情况的冲突，或者因为国内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本身的缺陷，或者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和牵制，或者兼而有之。

（一）内阁和军部的矛盾

内阁与军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是公开的政治秘密。在日俄战争后，关于满洲“门户开放”问题内阁与军部就曾经发生过严重对立[5,p344-348]。而双方的矛盾是由于明治后日本的政治结构的特点造成的：总理与各大臣的地位平等，这不仅造成军部提名的陆海军大臣与总理权力的对立，而且造成在关键时期各大臣也可能同总理分歧甚至对立的后果。军人在内阁中具有独立地位，即军部“独走”[10,p300-302]。另外，由于陆海军的平行建制及藩阀政治也造成陆海军的分歧。陆军掌握在长州藩手中，而海军则掌握在萨摩藩手里。同时，陆军奉行大陆政策，意识较保守，眼界较狭窄，更多考虑单边外交。海军则装备先进，眼界更开阔，更多考虑协调外交[10,p374-375]。因此，陆海军是各自为政，互不理睬，在对外战争的政策上有很大的差异。

具体到给予中国革命军事援助的问题方面，内阁内部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辛亥革命后，西园寺公望在中国问题处理主要依赖外相内田和内相原敬[1,p206-207]。而内田和原敬在对华军事援助上意见分歧很大：原敬对内田向清政府提供军事援助虽无异议，但对西园寺和内田反对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向革命军提供武器却坚持个人意见。他认为：过于拘泥常理，禁止向革命军提供武器，在外交上是不得策的，因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还不能看到官革双方的最后结局，所以要避免在外交上只讲理论[9,p211-212]。而驻华公使伊集院却向内阁提出为确立在“中国内地”的优势地位，应趁机分裂中国的方案：欲在华南、华中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清朝廷偏安华北[8,p111-112]。

内阁与军部的矛盾则更加明显。陆军根本无视西园寺内阁维持满洲现状和确立“中国内地”优势地位的政策，企图一举解决满洲问题。它更弃内阁决议于不顾，再次我行我素，积极做出兵干涉的准备。陆军与内阁的矛盾主要在于：陆军在扩张日本权益上更激进。而内阁强调循序渐进。陆军的主张基于战略，而内阁则出于政略。陆军强调要抢占先机，展开争夺。而内阁主张协调外交。军部内也矛盾重重：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在对清军和革命军的政策上态度迥异。参谋本部持有向革命军提供武器的意向，并已提供了少量的雷管和甘油炸药。陆军省则反对这种做法。首相、外相和陆相都倾向于向清政府提供武器，并企图牵制参谋本部[2,p12]。海军对武昌起义的判断与陆军不同，仅将其看成是一次局部动乱，因而，反对积极干涉，这与内阁大体相同。

（二）元老派和政党派的矛盾

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坛，元老政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元老派超越于内阁之上，其发言最有力。内阁会议的决定，必须经元老派的复议和批准。元老们（如山县有朋、桂太郎、山本权兵卫、大隈重信等，其中山县影响最大）在重大政治事务中都要干预，尤其是像辛亥革命中的对华政策。外相内田也是因与山县有密切关系而得到任命。此时正值日本大正民主前夜，元老派的专横跋扈必然与拥护宪政的政党派产生矛盾。这一时期政党派领袖是国民党、政友会及宪政会的犬养毅、吉野作造、尾崎行雄等。

在对待中国革命中的南北议和之政体问题，元老派和政党派的分歧明显。1911年12月，在急剧变化的官革关系以及列强之间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外相内田在无法维持中国君主制的窘境中不得已将问题提交内阁会议。内阁做出了不再坚持以君主立宪制收拾中国时局的方针，达到与英国步调一致[2,p57-58]。然而，两天后的元老会议否决了内阁会议的决定，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内田立即电令伊集院坚持以往态度[8,p317]。于是，这个与内阁会议决定相左的训令引发了内阁成员对元老们专横干涉的强烈不满。元老派不仅没有收敛，而且变本加厉，很快又做出了与前个决议截然相反的决定：坚持与英国协同行动，英国既已对清国改制共和国不加干涉，故亦应表示同意[2,p61-62]。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反映了元老派对待官革双方的矛盾心情，这影响了日本外交政策的有效性，更加激怒了政党派人士。1912年1月，犬养毅在国民党大会上激烈批判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表达了对革命党的同情。后又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山县要求增建两个师团并“相机增兵或出兵南满一事”的企图进行了牵制，使其悲叹：“致失千载难逢之机会，实为国家不胜悲痛。”[5,p372-373]竹内正志和石田孝吉等议员在众议院也对元老派指示内阁干涉中国政体提出质疑，认为是一种拙劣的外交手段[2,p80-81]。以致山县感慨外交政策“外依列强之风向，内视议院（党派）之情况，动辄摇摆不定，方向变化无常”[5,p373]。军务局长田中义一认为政党派“勾结政府党羽，……。凡事皆牵制政府之行动，欲使其终于无所作为”[5,p376]。这样，元老派与政党派外交政策上的矛盾也必然在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影响到对官革双方的军事援助的行动。

（三）民权派和藩阀派的矛盾

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富国强兵，但没有带来国家体制的根本变化。因此，政治闭塞的状况自然产生了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情绪。“明治再有五年就是五十年，时机渐已成熟。第二次维新，将为人所好。”[11]这样的主张自然而然就被人所接受。此时，中国革命的爆发对日本期望改变政治体制的运动是一种有力的促进，日本进入了第一次“大正民主”时期。

日本民权派人士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头上满一开始就认为此次革命的目的是坚决废除皇帝，建共和，绝非轻举妄动。内田良平甚至将辛亥革命带来的世界局势的变化等同于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欧洲大陆的变化，主张日本政府指导各国协助中国建立联邦共和国，劝告清政府，同意实行联邦共和政治。学者向军治指出，中国革命是大势所趋，成立共和政府也是大势所趋。日本切不可逆时势而动[2,p73]。这类民权人士大多认为中国的共和革命不会影响日本国体，或者日本可以将其影响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引导。其代表人物还有岛村抱月、金丸子筑水、高田早苗、中野正刚等。中野正刚在《对岸的火灾》中论述了辛亥革命与日本的问题，认为“仅限于打破藩阀，改造腐败之政党”，并“起而欢迎之”[5,p375]。力图将中国辛亥革命的成果引导到对日本藩阀制的声讨和废除中来。这是在维护天皇制政治结构下的改良主义主张，对后来打倒藩阀，拥护宪政的大正政变有巨大的影响，因而引起了日本藩阀势力的极度恐慌和仇视。寺内正毅指出“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甚大，实为可惧……”[5,p376]。陆军的一个文件强调：“日本帝国将为民主国？抑为君主国？此所谓天下成败之秋也。”并计划推寺内正毅为首相，组成以陆军主导的内阁[5,p376-377]。德富猪一郎坚决反对中国实行共和政体，将辛亥革命视为“对岸之火”，强调在中国确立共和政体之前，扑灭中国革命，积极主张干涉[2,p73]。

（四）日本与其他列强的矛盾

武昌起义后，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非常复杂。美、法两国是民主国家，并且与中国贸易不多，因此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尤其美国希望中国建成联邦民主国。俄日都是与中国有特殊利益的帝制国家，极力主张干涉，解决满洲及外蒙问题。德国则由于卷入中国较晚，因而想借此机会增强影响，采取保清反革命的政策。英国在华权益最大，因此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和平，而不在意是否采取民主共和抑或君主专制[1,p206]。

起义发生翌日，列强举行了领事团会议，做出了不进行军事干涉、保持中立的决议[2,p5]。这个决议对积极主张干涉的日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为了实现自己干涉的主张，扩大在华权益，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其中心内容是干涉南北议和与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具体措施就是“使革命军之抵抗长期化，于我国之对清政策极为必要”[5,p369]。但是，日本的打算与欧美其他列强产生了极大的利益冲突，尤其是英国。同时，日本为了实现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竟然企图将英国公使别有用心提出的拥立孔子末代后裔为皇帝的主张作为解决中国君主立宪制的方案[8,p282-283]，当然遭到了失败。这种使中国革命状况长期存在的企图与谋求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本身就是一组致命的矛盾。日本从这样矛盾的外交基点出发执行外交政策自然面临其他列强的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基于日本外务省及其驻外机构的观点，即清政府有能力镇压革命并维持其统治，因而应加以积极支持。同时，他们也衷心希望中国能够维持君主政体，因为有唇亡齿寒之虞。而欧美列强（除德国外）的态度与日本相反。他们认为，经此动乱，清朝有可能灭亡，所以并不支持清政府。同时，由于列强在中国的地缘利益不同，所以对官革双方的态度也不同。英国在华权益四分之三在南方，因而英国政府在经济界和宗教团体的压力下，更重视南方革命党的主张。而俄国的重要权益主要在北方，因而对清政府更显亲近。日本原本在华权益主要在北方，但却提出可以趁机扩大日本权益至华中和华南。这种自不量力的设想对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巨大，造成其与其他列强之间产生利益纷争，甚至是盟国英国。与各列强的矛盾使日本更加采取对官革双方“通吃”的态度，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不断游移，曲折反复，呈现相当的矛盾性，导致日本外交政策最终的败局。

由此可知，辛亥革命引起了日本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不同反应，进而影响到对华政策的执行和制定。内阁各部、外务省及其对外机构、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海军省、元老派、与政府和军部有关联的浪人及民间人士等机构、团体和个人都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或者独立地施行自己的对外活动，这必然产生相互掣肘、“战政两略”相异的结果。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出于维护或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目的，因而给人一种日本在外交上玩弄“红脸、白脸的双簧”，看似矛盾的政策和行为有根本的一致性。然而，如果从日本军事援助的后果看则不然。日本的军事援助最终没有取得官革双方的信任，也没有能够维护或扩大在华权益。相反，日本在与其他列强的争斗中落败，导致跟随英国外交政策，亦步亦趋，拾人牙慧的地步。事实上，帝国时期的日本一直都没有解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的矛盾性，最终也反映在之后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中。

注释

①10月13日，革命军政府很快以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向汉口各国领事送交了备忘录，表达了军政府的对外政策：尊重革命前清政府与各外国缔结的条约，所借外债、外国既得权利均继续有效；若援助清政府应视为革命的敌人。

②10月13日，清政府陆军大臣荫昌通过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要求提供讨伐革命军的武器。

③10月13日，各国领事团举行会议，做出了不进行干涉、保持中立的决定。

④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公司，1910年，公司改为日华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