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玮琦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91）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作品仅在20 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间，就有50 多种语言对其进行了译介[1]。截止到2010年，已有18 位中外译者将鲁迅小说译为英文发表或出版[2]。在所有的英译本中，影响最大的是杨宪益与戴乃迭译本、莱尔译本和蓝诗玲译本。本文将重点研究比较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莱尔译本。杨宪益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与妻子戴乃迭共同完成的译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1954年，杨氏夫妇合译的《鲁迅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该译本作为第一本系统译介鲁迅小说的选集，曾受到汉学家马悦然的高度评价[3]。威廉·莱尔（William A.Lyell）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其翻译的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以美式英语的方式再现了鲁迅小说的风貌，成为英美许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或鲁迅研究课程的指定教材[4]。

两个译本创作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风格。本文以短篇小说《祝福》的英译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翻译学的视角分析比较两译本的不同之处。《祝福》写于1924年，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旧中国劳动妇女祥林嫂在经历了种种辛酸与坎坷后惨死于“祝福”之夜的悲剧故事，揭示了旧社会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以及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有关鲁迅小说英译的研究可大体分为四类：综述介绍类、翻译策略探究类、具体译者或译本研究类以及译本比较类。第一类是有关鲁迅小说英译的综述性介绍，为了解鲁迅小说的英译现状提供了有益的框架；第二类是有关鲁迅小说英译中某种特定翻译策略的探究。禹杭、项东对比了鲁迅小说几种译本中有关白描语言的翻译，提出译者在翻译白描语言时要兼顾信度与效度[5]；第三类是针对英译鲁迅小说的某个特定译者或译本的研究。王洪涛与王海珠以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为例，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出发，分析了译者的惯习，探讨了蓝译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6]；第四类是鲁迅小说不同英译本之间的比较研究。

本文将从布尔迪尔的社会学理论出发，探究不同译者惯习影响下译文的差异，并深入探究造成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将研究停留在表层的语言、文本、翻译策略等方面。

一、理论框架

“社会翻译学”这一概念最早由霍姆斯（James Holmes）提出，他不仅为翻译学这一学科确立了学科名称，还提出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其中，在描写翻译研究中，霍姆斯指出了翻译社会学这一包含社会学与翻译学的研究领域[7]。霍姆斯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在翻译研究中不仅关注文本内的语言因素，更关注文本外的因素，如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性别等。

20 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注意到翻译学这一学科的跨学科本质，并开始将社会学理论引入到翻译中。其中，引起学界广泛注意的是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主观主义认为世界是人类认知、感受、经历、思想等的反映，而客观主义则强调现实与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精神而存在的[8]。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打破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将社会环境和个人行动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这一理论中三个最核心的概念是：场域、惯习和资本。其中，场域是指“具有特定运行规则的社会空间”[9,p162]；惯习是指行为者在与场域的互动中形成的定势系统，行为者的惯习既被场域塑造，同时又影响场域[10]；而资本是指行为者在场域中所拥有的资格，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11]。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实践是惯习和资本在特定场域中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工作生活、社会活动等决定了其在社会空间中独特的社会轨迹，而社会轨迹与环境相互作用逐渐内化为译者的惯习，从而对译者的翻译实践产生影响。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翻译问题的新视角，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翻译的社会性这一复杂本质。

二、译者惯习的行成

（一）杨宪益译者惯习行成与鲁迅小说英译

杨宪益中学时就对文学颇为热爱。适值五四运动之后，许多新式书店出售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杨宪益在这时开始接触并喜爱上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书籍，为其日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积累了文化资本。1934年杨宪益在英国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时认识了戴乃迭。留英期间，他尝试翻译了鲁迅的《阿Q 正传》和《野草》。1940年，他与戴乃迭回国，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初步形成了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惯习。1952年底，杨宪益夫妇进入外文出版社，负责系统地将中国文学介绍到外国。此外，外文出版社还介绍了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委托他们共同完成鲁迅作品的选编与翻译。1956年，杨氏夫妇被调入《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面向世界发行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作品，为中国文学走出国门提供了机会[12]。在这段时期，他们共同完成了鲁迅小说的英译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从社会轨迹来看，杨宪益的译者惯习形成遵循着从喜欢中国文学到出国留学，再到承担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将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文学译介到国外这一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莱尔的译者惯习形成与鲁迅小说英译

威廉·莱尔（William A.Lyell）于1930年在美国泽西州出生，生前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主要教授中国文学、东亚文明、中国语言等课程。之后加入美国空军，由于语言能力出众，他被选拔参与耶鲁大学的空军语言项目，担任军方的汉语翻译。战争结束后，莱尔进入芝加哥大学和台湾国立大学继续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学。1971年，他完成了名为The Short Story Theater of Lu Hsun的博士毕业论文。自此，莱尔与鲁迅以及鲁迅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1976年，莱尔出版了鲁迅的研究专著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1987年，他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来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并着手翻译鲁迅小说，于1990年出版鲁迅小说英译集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可以说莱尔的社会轨迹促使其形成了了解、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文学课程，研究鲁迅，翻译鲁迅作品的译者惯习。

三、《祝福》杨译本与莱尔译本对比

（一）翻译选材

杨宪益本身对鲁迅小说很感兴趣，出版《鲁迅小说选集》之前的学习和翻译经历为他奠定了文化资本；外文出版社的委托以及与鲁迅好友的结识，又成为其英译鲁迅小说的社会资本。在这些资本的共同作用下，杨宪益和妻子共同完成了包括《祝福》在内的19 篇小说的翻译，涵盖了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小说。

莱尔作为中国语言文学方向的学者，在读博士期间就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渐成为研究鲁迅的专业学者，这些是他译介鲁迅作品的文化资本。研究之余，莱尔将翻译作为副业，通过学生、同事等人的帮助以及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完成了鲁迅小说的翻译。他译介了以《祝福》为代表的26 篇作品，成为用美式英语系统翻译《呐喊》与《彷徨》两部小说集的第一位译者。

（二）翻译策略

杨宪益受外文出版社委托，向西方世界介绍、推广鲁迅的文学作品。其关照普通西方读者，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惯习促使他选择降低理解难度，增强译作可读性与传播性的翻译策略；莱尔作为专业研究鲁迅的学者，帮助有关学者、研究者了解鲁迅。业余翻译鲁迅作品的译者惯习使他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再现原作风貌与鲁迅风格的翻译策略。

1.直译与意译

对于小说中出现的有关古代诗句、文言典故的内容，杨译本一般会采用意译的方法将所引句子的含义呈现出来，而莱尔译本则会先用直译的方法将原句的字面意思译出，再用注释的形式说明引文的含义及典故的来源。例如：

（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杨译：…but the other was still hanging there,bearing the words: “By understanding reason we achieve tranquility of mind.”[13,p152]

莱译：Its mate still hung on the wall and read:Having completely penetrated the principle of things,the mind becomes serene6.[14,p221]

6 An important Neo-Confucian concept divided the universe into form, or principle (li), and substance(qi).Contemplation of "forms" led to serenity(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meditation is apparent)and would eventually result in enlightenment.The narrator, we should remember, views these ideas as outmoded claptrap.)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一句出自朱熹的《论语集注》，意为：处理事情若明白儒家之道就能弘通达观，心理也就能保持稳定和谐。杨译将其意译为“understanding reason”，并简单解释了这句话的含义，即使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也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而莱尔则将其直译为“the principle of things”，在注释中不但对“理（principle）”和“气（substance）”这两个名词以及整句话做了解释，而且点明了故事中的“我”对这句话的态度，认为这是“outmoded claptrap”。对比两个译本可以发现，杨译更加简单易懂，而莱译更加贴近原文，包含的信息量更大。

2.显化与隐化

在某些译文的处理上，杨宪益为了简化译文，扩大鲁迅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会选择使用一些概括性的或简化的描述来传达原文的信息；而莱尔作为专业的鲁迅研究者，则选择采用显化策略，将原文中暗含的信息明晰化。这一点可以从《祝福》中的几处人名翻译中看出：

（1）鲁四老爷

杨译：Fourth Mr.Lu

莱译：Fourth Old Master Lu

小说中的鲁四老爷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典型，“爷”这个称谓是一种敬称。杨宪益将其译为“Mr.”这一泛指称谓，隐去了鲁四老爷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一信息。而莱尔译作“Master”，采用显化的策略，将这一称谓中暗含的信息明确介绍出来。从下面例子中也可以看出莱尔的显化策略：

（2）陈抟老祖

杨译：Taoist saint Chen Tuan

莱译：Venerable Founder Chen Tuan

陈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道家学者，“老祖”是对他的尊称。杨译选择了“saint”一词，泛泛指出陈抟是道家学派中的圣人；莱尔则用“venerable”明确地表达出陈抟老祖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当然，“founder”一词的使用仍有待商榷，毕竟陈抟并非道家的创始者。

3.归化与异化

由于杨译面向的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西方读者，因此在翻译时译者会回避一些可能造成理解障碍的词，换用对西方读者更友好的方式来表达。与杨宪益不同，莱尔作为研究鲁迅的美国专家，一方面想要尽可能多地保留原作中出现的意象，再现鲁迅作品的风貌；另一方面，莱尔作为一名美国人，对小说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特色词更加敏感、好奇，希望能在自己的译作中展现出这种异域风情。例如：

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杨译：…and those who enjoy life must have wondered at her for wishing to prolong her existence；but now at least she has been swept clear by eternity.[13,p157]

莱译：Well, now at last Wuchang had swept her away without leaving the slightest trace13.[14,p226]

13Wuchang (the name means literally "nothing is permanent") was a deity who, despite a rollicking sense of humor, played the role of grim reaper.A local Shaoxing saying went: "When you see Wuchang arrive,you'll not be long alive" (Wuchang yidao, xingmingnantao).Lu Xun devoted a reminiscence to Wuchang and even included some of his own sketches of him.This is included in Zhaohua xishi (Dawn Blossoms Plucked at Dusk).A translation appears in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4 vols.), vol.1, pp.377-386.Translated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1960.

小说中的这一段描写的是祥林嫂的去世。其中，“无常”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杨宪益考虑到这个意象可能会增加西方读者在理解上的困难，就采取归化的方式，用“eternity”来代替。而莱尔则保留了这一极具异域色彩的意象，并在脚注中说明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以及这一意象在鲁迅其它小说中的使用情况。

杨宪益受命于外文出版社，将鲁迅的作品译介到国外，让尽可能多的西方读者了解鲁迅的译者惯习，促使他使用意译、隐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简单易懂，便于传播。莱尔作为业余翻译鲁迅作品的研究学者，尽量保留了原作风貌。呈现鲁迅风格的译者惯习，使他倾向于采用直译、显化和异化的策略，使译文忠实原作，信息丰富，帮助美国读者了解鲁迅和中国文化。

（三）语言风格

比较杨译本与莱尔译本，可以发现两个译本在语言风格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译文长度来看，杨译本的译文更加简洁，而莱尔的译文则相对较长。从语言表达来看，杨译本选择的是较为正式的英式英语，而莱尔译本则选用较为口语化的美式英语。此外，对于小说中出现的一些粗口的表达，杨宪益一般会用隐晦的方式将其淡化，而莱尔则倾向于直接将其译出。例如：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杨译：“Not earlier nor later, but just at this time—sure sign of a bad character!”[13,p157]

莱译：“Not a minute sooner and not a minute later, had to pick exactly this time of year! You can tell from that alone what bad stock we're dealing with!”[14,p226]

这句描写的是祥林嫂死于“祝福”之夜，鲁四老爷认为这是不吉利的象征，因此骂祥林嫂是“谬种”。从这句的翻译可以看出，杨译的表达更加简洁精练，贴近原文，而莱译的表达则更加具体完整。杨宪益将其译为“bad character”，只是一种负面描述，称不上骂人。而莱尔则保留了原文的粗口，翻译为“bad stock”，更能体现出鲁四老爷对封建礼教的固守以及对违背礼教的祥林嫂的憎恶。此外，莱译的语言比杨译的更加口语化，译文中多次用到we're，nothin'，'em 等。译本语言风格的差异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两位译者的社会背景不同。杨宪益出生于中国，之后去英国留学，妻子也是英国人，因此平时接触使用的多为英式英语。莱尔是美国人，其母语就是美式英语；其次两个译本针对的目标读者不同。杨宪益翻译的目的是向外国介绍鲁迅作品，其目标读者可能是美国读者也可能是英国读者，他选择了较为正式的英式英语来扩大读者范围。而莱尔译本针对的是20 世纪90年代的美国读者，更倾向于接受非正式的美式英语，他在译本中选用了较为口语化的美式英语。

（四）文本信息传递

杨宪益在译文中传递的信息基本为原作的表层信息，在会影响到原文理解之处加入注释，目的是使读者畅通无阻地理解小说情节。而莱尔译本传递的信息则不限于原作的基本情节，还包括文化背景知识、作者思想分析、作品创作意图及创作背景等信息。例如：

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

杨译：From the pale, lowering evening clouds issue frequent flashes of lightning, followed by a rumbling sound of firecrackers celebrating the departure of the Hearth God.[13,p150]

莱译：…flashes of light appeared now and then among the grey and heavy clouds of evening,followed by the muffled sound of distant explosions—pyrotechnic farewells to the Kitchen God.1[14,p219]

1 Toward the end of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the kitchen god of each household, King Stove (Zao Wang),ascended to heaven and reported the doings of the family to the Jade Emperor.A paper image of the god was burned (the ascension) and he was given a royal firecracker farewell to ensure that he would have nothing but good news to report about the family.

这句话描写的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其中提到了“送灶”这一民俗活动。杨译本并未对其进行解释，只是翻译出了其表面意思，即送别灶王。而莱尔则在注释中具体介绍了送灶的风俗，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有关中国民俗文化的信息。究其原因，杨宪益作为职业译者，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简洁易懂的译文可以增加译作的可读性，从而扩大读者的范围。莱尔作为鲁迅研究专家，其译文更偏向于资料性翻译，为读者提供与文本或中国文化有关的资料。

（五）翻译观

译者惯习不但会影响翻译的选材与译文的表达，而且会影响译者翻译思想的形成。杨宪益是职业译者，为了体现原作的文学特点，杨译注重忠实，尽量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原作保持一致。他本人也曾说过，翻译需忠实于原文，不能有过多创造性，否则就成了改写[15]。此外，杨宪益的翻译观也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的侵略，中国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若使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在西方很好地传播，就应遵循西方文学场域的规则，使译作更倾向于目的语。在场域规则与译者惯习的共同作用下，杨译忠实准确，简洁易懂，可读性较强。

莱尔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专业学者，翻译鲁迅小说更多是出于个人兴趣，希望更多的美国读者能够了解鲁迅及其作品。作为鲁迅研究专家，莱尔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再现鲁迅的风格，正如他本人在译作引言部分所说，自己在翻译时常常会思考如果鲁迅的母语是英语，会以怎样的方式表达[14,pxl]。因此，莱尔在译文中多采用直译的方式，力图使译文偏向于源语，从而达到再现鲁迅风格的目的。此外，为了帮助读者了解鲁迅，理解其作品的含义，莱尔在译文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释。一方面，莱尔的译作学术性较强，可以为读者了解、研究鲁迅提供很好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莱译的解释性较强，译文整体篇幅较长，句中加入的注释也可能会影响读者阅读的流畅性。

四、结语

本文从社会翻译学的视角出发，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对比了杨宪益以及莱尔两位译者的惯习，并在此基础上以鲁迅小说《祝福》的英译本为例，研究了译者惯习对翻译选材、翻译策略、语言风格、文本信息传递以及译者翻译观的影响。通过文本细读与对比分析发现：一是为了使译作在西方更好地传播，杨宪益用了意译、隐化、归化等策略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莱尔为了最大程度保留鲁迅原作的风格，使用了直译、显化、异化等策略。二是杨宪益是留英的中国人，其译本的目标读者范围较广，其译文选用的是较为正式的英式英语；莱尔是美国人，其译本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莱译选用的是较为口语化的美式英语。三是杨宪益为了降低译文的理解难度，只在必要的地方添加注释，帮助读者顺畅地理解小说的情节；莱尔作为鲁迅研究者，将译文定位为资料性翻译，在文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释用来补充有关中国文化及小说创作的背景知识。四是杨宪益在翻译时忠实于原文的形式与内容，并因中国文学作品处于翻译场域的边缘，选择按照译语的既定模式和规范进行翻译[16]；莱尔则希望再现鲁迅原作的风貌，通过译者介入及大量的解释性语言来展现鲁迅的思想及风格。

译者惯习与场域规则的共同作用不但会影响译作的选择、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观[17]，还会影响译作的语言风格及文本信息传递等因素。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对比更多译者的译作，以期得到更为全面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