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翠云

（唐山师范学院 外语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关注贫困问题，是奥威尔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巴黎和伦敦落魄记》中奥威尔曾经坦言：“……我的主题是贫困。”[1,p265]作为一名作家，奥威尔从英国中产阶级出身的视角俯身下来，本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向读者描绘了一份人间贫困图谱，揭示了在殖民地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大量存在的贫穷现象。他人道主义情怀的目光所及既有远在殖民地挣扎的当地土著，也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角落里汗流浃背的工人，更有颠沛流离在街头的乞丐与流浪汉。他们肤色各异，口音不同，奥威尔混迹其中，以亲身感受来思考贫困的真实涵义，探究贫困根源，努力寻找一条解决、消除贫困之道。

奥威尔关注的贫困人物比较集中地存在于各个阶段的作品当中，这表明他对这一主题关注的执着与严肃。他的早期作品如《缅甸岁月》《绞刑》等，以及后来的《马拉喀什》等关注了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殖民地国家中的土著人口，他们的悲惨生活状态让身为帝国警察的奥威尔灵魂上背负了沉重的负罪感。他带着“赎罪”心理辞职，并一头扎进社会最底层，甚至流落街头，亲身体验乞丐与流浪汉的颠沛流离，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有了深刻认识。这段经历成就了后来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到了20 世纪30年代，在《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中，奥威尔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背景下贫困的工人阶级群体，从政治层面上初步关注贫穷问题，并确立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奥威尔看来，贫困首先是指物质上的贫困，同时包括精神上的。而物质贫困容易导致穷人精神上的贫困，使穷人遭受双重贫困的压迫。因为以当时的社会价值标准，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了人格尊严与否。奥威尔同时注意到了为富不仁者精神上的贫瘠，以及一贫如洗的人在精神上的富有。几种因素叠加，决定了奥威尔对不同类别的贫困人口的基本态度。他无限同情穷人饱受的物质上的贫困之苦，理解穷人因物质贫困造成的精神困顿，但与此同时为他们的麻木感到悲哀。相比之下，他对穷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分享以及乐观精神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与歌颂，同时对为富不仁者进行了辛辣的批判。

一、可怜可悲的殖民地土著人群像

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生活是奥威尔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奥威尔在《缅甸岁月》，以及《绞刑》《射象》《马拉喀什》等短篇小说中描绘了在殖民统治下饱受政治、经济双重压迫的土著人的形象。奥威尔认为，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是造成土著人物质上极度贫困的罪魁祸首。短篇纪实小说《马拉喀什》中，土著人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物资极度短缺，到处是流离失所的贫民，由于饥饿，驴子和贫民一样枯瘦如柴。这里是法属殖民地摩洛哥的一座城市，20 万居民中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口除一身破衣烂衫外一无所有。奥威尔特别记述了一名阿拉伯路政工人跟游客讨要喂给瞪羚的面包吃的故事。法国殖民者在这里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与掠夺，造成殖民地严重的贫困与落后，土著人生无保障，死后更无尊严可言。奥威尔不禁慨叹：“当你看到那些人是如何生活，又如何动辄死亡时，你永远难以相信自己是行走在人类之中。”[2,p149]

与《马拉喀什》描写饱受物质贫困折磨的土著人形象不同，奥威尔早期作品《缅甸岁月》则更多地关注了土著人所罹患的精神贫穷。与殖民入侵、经济掠夺同步，殖民者的文化入侵对殖民地文化形成了极大的破坏，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土著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轻视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缅甸岁月》中缅甸姑娘马拉美与弗洛里发生性关系后，立刻感觉自己身价倍增，不再是纯粹的缅甸人，俨然一跃成为白人太太，开始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觉得他们肮脏低下。这是殖民地土著人身份认同感发生错位的典型的例子。小说中另外一个例子是维拉斯瓦米医生，他无比诚恳地相信，自己作为一个印度人，属于低劣而堕落的种族。他由衷地赞美白人，毕恭毕敬地称俱乐部的白人为“尊敬的英国绅士”，为他们高唱赞歌：“他们都是世上的精英啊。”“英国绅士也是非常高尚的典范啊！”而自己的民族，甚至整个东方人与白人相比起来，都欠缺英国人的“那种伟大而纯正的品格”。他承认即使某些英国人很傲慢，“但在他们粗犷的外表下面，是一颗金子做的心”[3,p47]。他对英国推崇之至，即使备受英国人冷落怠慢，依然痴心不改。奥威尔笔下这类文化认同错位、身份认同感错位的土著人形象非常普遍，反映出奥威尔对土著民族面对强大的文化入侵，轻视否定本民族文化、向往殖民者的所谓“高层次文化”而感到的痛心与悲哀。

比这种认同错位更让奥威尔感到痛心的，是土著人面对殖民者的双重压迫表现出来的麻木被动。在殖民地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前夜，连殖民者自己都已经认识到殖民主义即将寿终正寝，而土著人还蒙在鼓里，依然习惯性地逆来顺受，把自己遭受的苦难看作天经地义，缺乏反抗意识。由于白种人在殖民地推行愚民政策以及奴化教育，在土著人中强化“白人是主子”之类的谎言，土著人对此不加甄别全盘接受。《马拉喀什》中，奥威尔不无悲哀地描写了一个黑人士兵对白人发自心底的顺从与恭敬。面对白人，他的眼里“没有敌意、没有蔑视、没有愠怒、没有好奇，而是充满了深深的敬意”[2,p149]。殖民主义造成土著人的愚昧和屈从，而土著人的愚昧又反过来支撑殖民制度的存在与继续，在奥威尔看来，这种愚昧与精神上的贫瘠是这个民族的最大的悲哀。然而，奥威尔并非对土著人的觉醒完全不抱希望，他相信白人的谎言早晚有一天会被土著人戳穿，因此他发出质问：“我们还能愚弄他们多久？他们倒戈相向的日子离现在还有多远？”[2,p149]这种对土著人由衷的人道主义关怀，使他成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4,p7]。

奥威尔本人作为大英帝国一分子，在缅甸做帝国警察长达5年，深谙殖民统治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罪恶。他笔下的土著人过着愚昧落后、备受欺压的日子，饱受物质贫穷与精神困顿之苦。奥威尔憎恨殖民者在殖民地所犯下的罪行，对土著人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呼吁关注被殖民地人民的生存权利，呼吁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表达了对饱受贫困之苦的土著人的悲悯。

二、颠沛流离的流浪汉和乞丐

在缅甸做帝国警察的经历让奥威尔灵魂上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赎罪情结使他最终辞掉了待遇优厚的职务，与帝国主义决裂。之后两年，他混迹于巴黎和伦敦社会底层，目睹和经历了种种人间苦难，甚至一度与流浪汉一起，体验了毫无尊严、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之后出版的《巴黎伦敦流浪记》中，他描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的背后，蜷缩在社会阴暗角落里的流浪汉和乞丐人群，给这个社会最底层的特殊人群刻画了一幅幅生动可信、令人唏嘘的人物群像。

混迹于流浪汉当中，奥威尔才发现，在巴黎、伦敦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城市角落里，流浪汉现象是如此普遍，这让中产阶级出身的奥威尔感到震惊：“奇怪的是许多人，有成千上万人，竟会像很多四海为家的犹太人一样，在英国到处流浪。”[5,p216]他甚至猜想：“在英国肯定有几万名流浪汉，每天不知消耗多少能量浪费到无用的走路上。”[5,p217]英国是个阶级差别极其分明的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不可逾越的高墙，阻挡了阶级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小接受的中产阶级教育告诉奥威尔，流浪汉是懒惰、无所事事的家伙。他们品质低劣，是非常危险的怪物。而当他混迹于流浪汉之中时，他才发现，流浪汉与乞丐其实跟自己一样，都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正常需求，只是因各种原因沦为赤贫后，他们满足正常需求的权利都被剥夺，不得不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不幸。奥威尔总结出了流浪汉面临的三种主要不幸。首先是饥饿：“饥饿会让人变得软弱不堪、脑内空空，比较像流感后遗症，仿佛整个人变成了水母，或者血被抽掉，换上了温吞水。”[5,p37]其次是性饥渴，因为他们几乎接触不到女性。再次是由于找不到工作，流浪汉被迫无所事事，饱受无聊的痛苦，而这在奥威尔看来相当令人消沉、夺人志气[5,p220]。奥威尔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敏锐地发现了西方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症结：流浪汉现象本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产物，赤贫使得流浪汉和乞丐的正常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本应问责社会制度的不公，然而，社会为了逃避责任和义务，却故意将他们的形象妖魔化，污蔑他们是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懒汉，肮脏低下，令人厌恶，是污染城市环境的垃圾，人人可以唾弃。于是本该由社会承担的责任落在了社会最弱势的流浪汉和乞丐群体身上。奥威尔再次选择站在弱势的一边，为被压迫者和受害者发声，用他的文笔和洞察力，还原给读者一个个真实的流浪汉的形象。

贫困的恶果就是身体和精神上都被摧垮，然而，奥威尔笔下的流浪汉和乞丐都是面对逆境不肯轻易屈服的正面形象，这有别于其他作家笔下的流浪汉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中跛腿的鲍里斯长期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然而为生计所迫依然到处跑着找工作。每次面试前，他们都鼓足了勇气面对苦难的生活，却频频遭拒，饱受失望之苦，但依然硬着头皮互相鼓励打气，相互搀扶，继续奔波在求职的路上，不放弃一丝丝哪怕是渺茫的希望。鲍里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时，没有向故友追债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而且还反过来安慰鼓励朋友，要坚强、勇敢地渡过难关[5,p33]。这与中产阶级宣扬的所谓“流浪汉都是无所事事的懒惰的家伙”大相径庭。很多乞丐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如马路画家博佐靠自己画画的手艺乞讨。从他对其他马路画家的批评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画工非常自信。而且，虽然已经沦为乞丐，“他做到了保持头脑健全而且思维活跃，所以什么也不能让他向贫困屈服”[5,p179]。博佐可能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然而他还在数星星，读左拉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在思想上还是个自由人”[5,p179]。流浪汉们最熟悉的不幸就是饥饿，对此流浪汉们不得不绞尽脑汁，积极应对。奥威尔凭借个人体验告诉读者：“我对饥饿的记忆，主要是完全懒得做任何事。”[5,p179]可流浪汉们却不得不克服这种生理反应，要么到处奔波找工作，要么典当自己可怜的家当，即使到了无计可施时躺在床上不动，目的也是避免消耗体力，而不是人们所污蔑的那样好逸恶劳。他们的处境令人感到辛酸：“我们手头只剩下六十生丁了，就用这点钱买了半磅夹洋葱的面包。之所以要夹洋葱，是因为洋葱的气味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让人产生最近刚吃饱的幻觉”[5,p53]。这就是奥威尔笔下描绘的流浪汉的真实形象：生活的苦难给他们带来的不幸远远大于常人想象，但他们依然积极面对，某种意义上，他们才是生活的斗士。

此外，奥威尔笔下的流浪汉大都闪烁着温暖的人性的光辉。赤贫挟持之下，流浪汉们却克服了生理需要的困难，做出自我道德约束的伦理选择。帕蒂·雅克已经沦落为流浪汉，却“天性慷慨”，“从来不去偷东西”，即使饥饿难耐，牛奶触手可及，非常想喝，却依然毅然转身走开[5,p160]。流浪汉中间还存在着宝贵的分享和互助精神，给予彼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关爱。尽管他们都饿，但为了别人，他们可以将自己解决温饱的食物无私地让给别人，而且还要照顾到别人的尊严。帕蒂·雅克看见路边纸包里有两个三明治，便会坚持和同是流浪汉的奥威尔分享[5,p159]；流浪汉肖迪会把拾到的烟头分给奥威尔。奥威尔笔下收容所里的失业工人和农民，看起来衣衫破烂，营养不良，毫无美感，但各个都很友好，没有任何邪恶或者危险的倾向[5,p159]。流浪汉之间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因此他们选择了分享，选择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温暖、友善相待，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做人道理，散发着人性的光芒。这更加凸显了社会援助的缺失以及为富不仁者的冷酷与残忍。

奥威尔笔下的流浪汉大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鲍里斯和奥威尔强忍饥饿四处求职时，为了能看起来体面一些，总会有些小把戏令人忍俊不禁。有一次去一家餐馆找工作之前，鲍里斯“在一家珠宝店窗前停下来，用力地拍打他的脸颊，使它看起来比较红润”[5,p51]。即使已经赤穷，鲍里斯仍然不忘精心装扮自己，系上领带，遮盖衣服上的洞，在鞋底里小心地塞上报纸，在袜子破了的地方涂上墨水，打扮得让人不会想到他最近一直睡在塞纳河的桥下[5,p28]。这让我们体会到赤贫者的乐观和自尊。这种乐观的精神动力和积极向前看的生活态度，赢得了奥威尔的极大尊重。

这些流浪汉和乞丐虽物质上贫穷，但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富足的。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上流社会的口音，没有有钱人标榜的“教养”，更说不出“人赋人权”之类深奥的理论，但他们却朴素地践行人性的善。他们精神上的自尊有时甚至超越了物质上的贫穷，从而显现出人格魅力与乐观的人生态度。正是这些正面的流浪汉的形象，彻底扭转了奥威尔从小接受的中产阶级教育，并将其赎罪意识转化为奥威尔式的、强烈的人道主义责任感和人文主义关怀：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捍卫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成为后来奥威尔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三、温饱线上挣扎的工人阶级

如果说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关注了2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最底层的被压迫者的话，那么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他则把目光投向了贫困的工人阶级群体。在19 世纪至20 世纪的英国，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贫富差距就越大，贫穷现象就越突出。在英国工业革命重镇曼彻斯特，贫富之间的鸿沟已经到了难以逾越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1936年1月，奥威尔接受了英国左翼读书俱乐部领导人戈伦茨的派遣，作为“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见证人”的作家，来到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对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兹、维根等煤矿工业都市的工人穷困状况进行实地调查，据此写成纪实性小说《通往维根码头之路》。这本书被称为“最佳社会学报告”。书中，奥威尔以新闻记者冷静、详实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工人阶级的人物肖像。

正如他曾经走上街头与流浪汉乞丐一起流浪一样，在英格兰北部他住进了肮脏的牛肚店二层的小旅馆，深入到工人阶级的家庭，一笔笔计算他们微薄的收入与各项支出，蜷缩起一米九二的身体跟旷工一起下到井下采煤作业面，零距离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收集到大量客观、详实、具体的资料，据此给英国工人阶级描绘了一幅幅真实的贫困群像。

奥威尔首先注意到的是工人阶级居住条件之恶劣。奥威尔开篇细述了房东布鲁克斯家的境况：一家人住在卖牛肚的店铺楼上，到处可见黑色油垢，污水桶恶臭冲天。房间内拥挤不堪，废品满地，蟑螂乱窜。布鲁克斯儿女成群，妻子久病在床，一家人挤一张床睡觉，脚都无法伸直，仍要腾出一点空间租给附近煤矿的矿工以贴补家用。而矿工们为了省几个钱，几人同租一个床位轮流睡觉[6,p5]。工人们的住房不但窄小、难看、肮脏得可怕，而且四面都被“喷着废气的工厂、臭气熏天的运河和硫磺烟滚滚的矿渣堆”围绕着[6,p47]。这里随处可见的肮脏和恶臭直接造成煤矿工人家庭精神上的颓废。显然生活跟体面已经毫不相干，终于有一天餐桌下一个装得满满的尿盆让奥威尔难以忍受决定离开。作为一个旁观者，奥威尔感受到了煤矿工人对生活的沮丧和绝望：“不仅仅是因为肮脏、恶臭和糟糕的食物，还因为那种毫无意义停滞衰老的感觉。”[6,p14]他们像蟑螂一样爬来爬去，干着永无休止的脏活，然后不停地抱怨。在生活的重压面前，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和无语，于是就有了奥威尔笔下那个著名的肖像。奥威尔把工人阶级对生活的焦虑和挫败感浓缩在煤矿城市维冈一个贫民窟里的女孩脸上，她在寒冬时节跪在屋外，用棍子捅一个臭烘烘的堵塞的排水管：

我有时间看到她身上的一切：她的麻袋布围裙，她的笨重的木鞋，她的冻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起头来，距离这么近，我几乎看到了她的眼光。她的圆圆的脸十分苍白，这是常见的贫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脸，由于早产、流产和生活操劳，二十五岁的人看上去像四十岁。在我看到的一刹那间，这脸上的表情是我见到的最凄惨绝望的表情。[6,p15]

然而，工人高劳动强度及微薄收入之间的不成比例更让奥威尔感到震惊。在煤矿城市维冈，奥威尔和工人一起经历了煤炭开采的实际过程，见识了矿工工作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奥威尔把井下作业的环境比作地狱，因为“人们想象地狱里面有的东西这里大部分都有——灼热，噪音，混乱，黑暗，污浊空气，以及最重要的，无法忍受的狭窄空间”[6,p18]。矿工在井下无法站立，热得只能光着身子，蹲跪蜷卧，连续挖煤长达七个半小时，黑暗中还得躲避矿下各种危险的障碍和乱石，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这样的工作，奥威尔坦承“会在几个星期内要了我的命”[6,p29]。煤矿工人的劳动强度之大更是令人咂舌，“每个矿工在同样的时间里平均可以开采8 400 吨煤；足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铺上两英尺厚的煤，或者可以给七个大家庭提供超过一百年的燃料”[6,p39]。而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如此巨大的劳动强度，煤矿工人的收入相比之下却是可怜至极，“所以从这个产业整体来看，矿工实际可以拿到手的钱会大约略少于2 英镑一周”[6,p38]。这样的收入往往只能勉强供家人糊口。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得旷工伤残甚至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但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补偿，矿工的存在为现代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只能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生活对他们来说只是无尽的苟且，有时甚至不得不靠骗取政府可怜的救济款维持。

奥威尔并没有止步于对工人阶级物质生存状态的描写，同时关注到了生活重压之下工人阶级精神上的困顿。工业发展造成工人阶级物质生活贫困的同时，也造成了他们人格上的低下，屈从命运而失去抗争精神。他们面对压迫麻木不仁，似乎毫无怨言，只是一味靠省点房租、省点取暖费节俭过活，习惯性地弯腰弓背行走在社会边缘。奥威尔不由得感慨，“矿工被忘记就像我们身上的静脉被忘记一样”[6,p23]。工业区住房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大量住在贫民窟里的房客对房子的肮脏破败习以为常，只是巴望着自己运气够好，能在这儿一直住到死。

这些状况一般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虽然不总是如此。有些人似乎根本不知道世上存在像样的房子，把臭虫和漏水的屋顶当作上帝的旨意；另一些人则尖酸谩骂他们的房东。但所有人都死死地守住自己的住处，以免更糟的情况发生。[6,p47]

所有这些让奥威尔陷入了苦苦思索之中。奥威尔曾在巴黎和伦敦颠沛流离，使他对下层社会生活有所体会，但到了北部工业区首次接触到真正的工人阶级后，他对贫困的理解才开始具有了社会性和阶级性，成就了他在政治上的“顿悟”。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奥威尔曾经站在中产阶级的视角，为解决流浪汉等赤贫问题而要求政府给流浪汉提供工作机会。因为当时在他看来，流浪汉饱受贫穷和人格低下之苦，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机会。然而，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工人大都是有工作的，而他们面临的贫困状态迫使奥威尔重新审视对贫困根源的认识，于是就有了当时颇受争议的《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第二部分。这里，奥威尔以下层中产阶级的视角，剖析了个人政治思想的演变，对英国的阶级问题进行了阐述，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并首次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这本书也因此成为奥威尔社会主义信仰确立的宣言。

四、结语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奥威尔忠实地向读者呈现出一幅幅令人心酸的贫困人物群像，其中既包括殖民地的被压迫者，也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赤贫者以及广大的工人阶级。除此之外，奥威尔还关注到一个更为小众的贫困群体，那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民窟里的外国人。奥威尔初到巴黎，作为一个外国人，居住在一个外国人扎堆的贫民窟。这里极度贫困，环境恶劣，治安混乱。而这里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处在孤独和“半疯癲”的边缘。语言不通，文化不融入，经济来源不稳定，最终把巴黎的贫民窟变成一个充斥着肮脏、暴力、怪人成堆的地方：“他们已经陷入人生那孤独、半已狂乱的轨道，不再努力去过上正常或者体面的生活。”[5,p3]这是一种彻底的绝望。从文化角度来说，这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国度谋生的外国人，注定蜷缩在阳光完全照射不到的角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人口中的最底层。

奥威尔始终不懈地在作品中探究贫困的根源，这种探究伴随着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苦苦求索。对于殖民地人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穷，奥威尔很早就已经认识到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罪恶的结果[7,p5]。他认识到他在土著人面前的负罪感其实是当时缅甸所有的帝国警官都会有的经历，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愧疚隐藏起来。奥威尔是从帝国警察机构内部看透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掠夺本质，对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比局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这最终导致他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决裂。而在欧洲大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流浪汉和乞丐现象，则让他认识到了殖民地以外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奥威尔坦然承认英国的阶级差别，称其为“水族馆的透明玻璃”[8,p5]。无论是破衣烂衫街头流浪，还是与工人同吃同住，这些都是奥威尔从行动上打破阶级界限的努力，尽管最终均无果放弃。经过两年时间巴黎和伦敦街头的流浪，经过北英格兰两个月的跋涉和实际考察，奥威尔比当时很多同情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人士更加了解无产阶级，也更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化发展是造成经济危机、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大量工人沦为赤贫的根源。贫困是在阶级不平等基础上产生的，然后贫困反过来又加剧了不平等。奥威尔认为，要解决社会贫困现象，靠那些同情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人士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方案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那些愿意称无产阶级为兄弟的人其实并不了解无产阶级，因此往往在与“兄弟”真正接触后立刻转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对无产阶级的亲近只是来自对自己所处阶级的不认可。这就造成真正面对面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像两种异邦文化对垒，最终发展成一场战争。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视也使得资产阶级改良成为不可能。奥威尔对贫困人物的人道主义关怀走向了对贫困现象的关注，并最终引领他在思想上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