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杰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是20 世纪英国现代派天才型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独树一帜，短篇小说也极具魅力。《菊花香》即为劳伦斯的短篇心理小说力作，充分展现了青年劳伦斯敏锐的洞察力、娴熟的写作技巧和深邃的艺术风格。劳伦斯的文风及创作思路深受非理性主义影响，透过这一角度分析劳伦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以及他所极力张扬的文明枷锁束缚下的生命意识，追寻其生命哲学的建立过程，能够在更丰满立体的时代背景中还原劳伦斯早期文学创作的脉络，探视自幼便深深烙印在劳伦斯心中的对父母、夫妻、两性关系敏感而又执着的直觉，这种幼年便具备的直觉是打开劳伦斯一生创作主题的通路。劳伦斯的作品浸透了不同人生阶段的生命经验，他敏锐地捕捉着平凡现实背后的遗憾与悲苦，试图界定“蛮横理性”所不能触及的边界：在那里，自由而鲜活的生命凭靠血液的指引寻找充满活力的爱情和富有希望的人生。

一、《菊花香》中非理性心理活动的现象

（一）理性与非理性自我的冲突

《菊花香》描写了一位矿工之妻在苦等迟归的丈夫时内心的焦急、无奈以及失望的凄苦心情。为于矿井之下窒息而死的丈夫擦洗身体时，女主人公开始重新思考他们肌肤相亲但心灵相异的婚姻生活，终于明白他们之间错过的心灵交合才是生活困苦的根源所在。但是当一切渐趋清晰，良人已逝，生活还依然面临着未知的严峻考验。小说以强烈的心理震撼见长，凸显的是人物的心理风景。正如劳伦斯自己所言：“现代社会带给人们的影响是心理上的，所以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真正关心的是发生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变化。”[1,p186]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然而小说中并没有关于被等待的男主人公沃特的直接描写，他的人物形象完全来自女主人公内心深处两个自我的矛盾挣扎。出于家庭主妇的责任与义务，理性的自我让勤劳善良的伊丽莎白一方面像所有普通矿工的妻子一样在午后忙碌着照看孩子，做好迎接丈夫下班回家的所有工作；另一方面，非理性的自我又在失去爱情寄托的失望痛苦中使女主人公深深地厌恶着平凡可憎的生活。于是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伊丽莎白责备淘气的小儿子不要揪扯路边残败的菊花，儿子听话地“不揪也不扬花瓣了”[2,p43]，而此时的伊丽莎白则凄切地折下一枝挂着几朵蔫花的花梗，把花贴在自己脸上。在进门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把手中的菊花插在围裙带上。“菊花”的意象第一次出现便伴随着女主人公反常的举动，她责备淘气的儿子不是因为惜花，而是儿子的举动打扰了她游离的思绪，路旁残败的菊花是让她心烦的，然而她思考的问题恰恰又落在了“菊花”上。“菊花”对于伊丽莎白有着重要的意义——菊花见证了她人生的许多重要时刻：嫁为人妻、生第一个孩子、夫妻关系的第一次破裂。“菊花”是一个通路，它连接着女主人公关于幸福和不幸的所有回忆。伊丽莎白清楚地记得嫁给沃特的时候是开着菊花的季节，那时候的沃特就像婆婆口中叨念的那样充满活力、热情开朗；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也是开着菊花的季节，男女主人公共同分享着为人父母的甜蜜与喜悦。伊丽莎白是拥有过美好爱情的，但是关于爱情的回忆却发生在一个阴郁的傍晚——女主人公在等待中对可能再一次溜去酒馆而让全家人空等的丈夫充满了膨胀的愤怒与失望。男主人公沃特的形象在伊丽莎白的内心挣扎中凸显出来：这是一个给予过妻子快乐和痛苦的男人，但是他在生活的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变化并且给他的家庭造成了伤害。

我们试图理解伊丽莎白对于菊花的矛盾态度，菊花既是美好爱情的象征又是她厌恶现实生活的原因。她的内心一直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两个不同的自我拉扯着伊丽莎白，一个自我恨透了沃特，一个自我又在漫长的等待中提心吊胆地祈祷沃特只是去酗酒而不是出了事故。

（二）等待中的心理变化

劳伦斯将传统的写实手法与现代派的写意手法相结合，将人物的心理活动置于单向的时间领域内，用大量的时间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主人公在等待之中的心理变化。第一处时间描写是“阴冷的午后”[2,p42]，这个时候是矿工们将要下班的时间。伊丽莎白的火车司机父亲顺路探望女儿一家，并带来了有关女婿沃特在酒馆吹牛的传闻。传闻在女主人公的意料之中，但她还是对丈夫按时回家抱有一点期待，尽管她在潜意识里已经否定了这种期待的可实现性。第二处时间描写是“下午四点半”[2,p44]，孩子们在干巴巴地坐等父亲回来吃茶点。女主人公从“阴郁地跟一块木头较劲”[2,p44]的儿子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固执和沉默，同时也看见了丈夫身上那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样子。女主人公的愤怒在沉默中静静地发酵着。第三处时间描写是“差二十分钟就六点了”[2,p47]，女主人公面对孩子强装无谓的样子，但她开始收拾桌子，然而桌子已经收拾过很多遍了，很显然她是在试图分散郁结于胸中的已濒临临界点的爆发欲望。第四处时间描写是“又过了一个多钟头”[2,p48]，她勇敢地安慰孩子们，用一种嗔怪的语气排遣孩子们对于父母可能会爆发战争的恐惧。可是在伊丽莎白心中，这次等待显然又是失望占了上风。“她心中燃起一团怒火，恨死他们的父亲了，是他教这娘儿仨不快活的。”[2,p48]第五次时间描写是“钟声敲过八点了”[2,p52]，愤怒在此前已得到了肯定，伊丽莎白直觉的心理世界已然掀起过一阵仇恨的风暴。风暴过境之后，冷静下来的女主人公感到又气又怕，她出门去寻求丈夫工友的帮助。此时她的潜意识里已经开始有一种微妙的预感，然而她像大多数等待丈夫归家的女人一样选择用愤怒的余威来消解自己对于厄运降临的直觉。第六次时间描写是“差一刻十点时”[2,p52]，前来告知儿媳沃特出事的婆婆止不住的哭诉和伊丽莎白的冷静沉默形成强烈对比。第七次时间描写是“十点半了”[2,p54]，工友们将丈夫的尸体抬回家中，伊丽莎白安顿好哭泣的婆婆并迅速计算出将丈夫的尸体安放在拥挤房间的何处才最为合适。最后一次时间描写是女主人公安慰被吵醒的女儿安妮，她轻柔地回答询问时间的安妮“十点了”[2,p57]。

整篇小说一直采用一种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在时间的物理推进过程中，小说的最后一次时间描写出现了时间倒退。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客观性决定了不可能是叙述者的叙述错误，那么时间倒退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来自伊丽莎白。我们可以发现，沃特的尸体是在十点半被抬到伊丽莎白面前的，然而伊丽莎白得知沃特出事故的时间正是十点钟，这个时候婆婆来到家中并带来了沃特出事的消息。由此可见，伊丽莎白的时间概念其实是停在了得知丈夫发生意外的那一瞬间。整个故事的转折也是在这一瞬间。也就是说，伊丽莎白十点以后的活动都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她在抗拒沃特死亡的事实。她以超乎常人的冷静指挥着嚎啕大哭的婆婆和手忙脚乱的工友，她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紧凑的场景切换和动作描写几乎让读者忘记了女主人公是在为已经死去的丈夫安排着一切，我们可以从文章中的一处叙述中证实这种猜测的合理性：伊丽莎白把手搁在沃特身上，她感受到沃特身上依然有温度，但其实那只是从矿井下面带上来的闷热的余温。

当厄运突然降临，女主人公理性的自我悄然隐退于非理性的无意识之中，这种非理性的心理活动却具有强大的力量，甚至超出了女主人公理性自我所能理解的范围。

（三）对于爱情、生命和沟通的重新思考

小说前半部分的叙述遵循着女主人公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内心情感，劳伦斯所采用的叙述方式中规中矩。但是在女主人公得知丈夫发生意外的十点钟之后，小说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的斗转，伊丽莎白面对沃特尸体时的心理反应让读者感到陌生。为此，劳伦斯特意设计了沃特母亲这一人物形象和伊丽莎白进行对比[4,p214]。婆婆从一出场就没有停止过哭泣，她“颤抖着呜咽”[2,p54]、“嚎啕大哭”[2,p55]、“坐在椅子里摇晃着身子哭泣”[2,p57]。作为痛失儿子的母亲，沃特母亲的这种情感宣泄是人之常情，是符合人类普适伦理道德规范的。反观伊丽莎白，在面对尸骨未寒的丈夫时她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她的心理反应更是让读者感到陌生——她的思绪似乎飞离了现实世界，满心承载的是对于自己和死去丈夫内在联系的重新思考[4,p25]。“伊丽莎白抱住丈夫的身子，亲吻着他的遗体，她似乎在倾听，在询问，试图寻回他们之间的某种联系。可是她办不到了，她被排斥了，他是无法渗透的。”[2,p58]伊丽莎白认为死亡切断了她和丈夫之间的精神联系，致使他们变成了相互陌生的孤独之人。这样的心理反应透着一种不合时宜的不近情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劳伦斯的小说永远充斥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又令人不安的力量。它会呈现出一种与现实逻辑格格不入的状态，它孤独地静待着，迫使读者离开日常生活的经验范畴去探究它内在的本体奥秘。

沃特的“死亡”成为了一种契机，女主人公终于有机会脱离日复一日单调繁忙又提心吊胆的现实生活，反思自己和这个死去的男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切的疲倦都来自死去的这个男人。他给了她家庭、孩子、快乐和不幸，他让她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干了些什么、我一直是在和什么一起生活着。”[2,p60]但是死亡又是这一切谜题的答案：其实她从未认清过他。尽管彼此在肉体上零距离地融合过，但是他们却从未试图走进对方的灵魂之中。他们曾经距离真相的大门无比接近，但是却最终止步于门前。也许是他们无意中错过了彼此一起努力的机会，又或许是生活的苦难如同矿井之下令人窒息的闷热，最终耗光了他们合力打开那扇大门的勇气。伊丽莎白最终明白，她拒绝了本真的丈夫，然而那才是他的生命，也是她的生命。沃特的死亡摧毁了伊丽莎白理性意识里的一切，那一切都是不可靠的，那是痛苦的根源。他们燃起爱情的火焰却没有学会如何使其永生不灭，他们创造生命使其喷薄而出最终却在死亡里找到了生活的答案，他们承担着命运突如其来的重压却忘记了通过沟通来彼此支撑。伊丽莎白好像站在一片白茫茫的荒原之上，被掏空的同时也获得了解脱。伊丽莎白终于明白，他们是一对失败的夫妻，“假如他们在彼岸世界里相遇，只会对自己的往事感到羞耻”[2,p60]。

二、非理性心理的成因

（一）家庭和时代的特殊影响力

直到1909年，劳伦斯的作品还没有被任何一个编辑看过，但是劳伦斯对一家1908年才成立的《英国评论》杂志印象不错，该杂志发表了当时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这家杂志的编辑胡弗收下了劳伦斯的五首诗，但表示劳伦斯不是那种他想在《英国评论》上发表的真正的工人阶级作家，随之劳伦斯创作的以矿工家庭为背景的小说却完全征服了胡弗，《菊花香》就是第一篇。胡弗评价劳伦斯的创作时说：“这个人懂行，他知道在各处随便写一个词就足以营造出他描述的生活所处的背景。”[3,p32]然而胡弗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菊花香》并不是劳伦斯为走上写作之路的应景之作，因为早期劳伦斯志在诗歌，并没有把小说创作作为他写作的核心内容。他之所以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个迷人的故事是因为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劳伦斯形容《菊花香》“充满了我童年的气氛”[3,p34]。劳伦斯于1885年出生于英国中部的伊斯伍德镇，一份统计表明，伊斯伍德98%的人靠采煤为生。劳伦斯的母亲莉迪亚来自一个没落的曾经富有过的家庭，她在一次圣诞节舞会上被一个跳舞极好，浑身散发着自在、热情与活力的年轻人所吸引，莉迪亚着魔似地爱上了他的热情、魅力和体格。这个人就是劳伦斯的父亲亚瑟·劳伦斯。莉迪亚有着文雅的肯特郡口音和她丈夫所没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虽然她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煤灰和尘垢的地方，但是她拒绝让孩子们继承父辈的职业。劳伦斯的父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伊丽莎白和沃特——劳伦斯的创造力一开始就演示了父母不和谐的婚姻关系。智力与体力、控制欲与反抗欲、中产阶级的意识与劳工阶层，这些对立面从作者出生起就折磨着他。母亲对劳伦斯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他从来都是通过母亲的眼光而非出于儿子的身份去理解“父亲”这一形象。劳伦斯的血液里流淌着天才的敏感和直觉，所以《菊花香》中被认为无处不在的象征、意象、暗示，并不是青年劳伦斯刻意为之，而是作者埋藏在心中的对于故土和童年的记忆，是与自己生活的环境不断决裂的选择，是一种不自觉的非理性写法。

作为一个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敏感作家，劳伦斯深受当时流行于世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菊花香》正是创作于这样的背景之下。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形成于19 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非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理性是指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支配的精神活动现象，包括自觉性、逻辑性等特点；非理性则是指不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精神活动现象，包括本能、直觉、情感、无意识等，具有自发性和非逻辑性等特点。

对人类非理性因素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追溯到18 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虽然启蒙主义使人类对理性的崇拜达到了高潮，但与此同时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也开始出现。卢梭即为批判理性主义的先驱，他使意志力的哲学、情感的文学和激情的政治得到张扬。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规定了以逻辑为基础的理性思维方式的权限和边界，它只能认识现象世界，无法触及纯粹道德的、信仰的自在之物本身。这一理论为浪漫主义文学强调灵感、激情和想象，反抗功利化和机械化的现实世界，追求“无限”和“永恒”提供了理论依据。非理性主义强调人精神世界中非理性部分的作用，认为人的本能，意志、潜意识、直觉等非理性心理因素是世界的基础和本原，人类的社会实践和个体行为都是由这些非理性因素所决定的，人也只有凭借非理性才能认识客观世界。非理性主义排斥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认为在一个人身上，重要的不是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民族、时代，而是与生俱来的性、本能，其他一切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4,p154]。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是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早在上大学期间，劳伦斯就广泛地阅读了这些代表人物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

（二）劳伦斯的人性论和尼采的生命哲学

劳伦斯在1908年去往克洛伊顿担任小学教师之前就接触过尼采的著述，之后在克洛伊顿的图书馆，劳伦斯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全面地了解尼采，并对其生命哲学、权力意志论兴趣浓厚。约翰·沃森指出：“作为一个曾被‘精神’的力量所蛊惑，深感自己过去惯于忽视尼采所推崇和讴歌的‘血性’的人，劳伦斯自然会发现尼采特别重要。尼采成为他所受的各种各样潜在影响中最强有力的一种。”[3,p203]尼采对古希腊悲剧所体现的酒神精神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它是希腊人生命之充盈感的根本所在。在柏拉图主义之后的欧洲，在整个基督教和现代时期，酒神精神遭到了驱逐：理性、逻辑和知识冲淡了狂欢之酒，节制、禁欲和克己扑灭了放肆之火。在这样的目光审视下，源于柏拉图的西方哲学不再合理，因为其代表着一种颓废的征兆。传统理性与知识论回避活泼的生命现实和内涵丰富的生活世界，遁入基督教虚伪的道德之境中，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基督教的“天国”，康德的“自在之物”到黑格尔德“绝对观念”，世界被说成是真实和虚伪的二元对立。在尼采看来，这是哲学的最大迷误，而迷误的根源就在于理性。理性已成了暴君，抑制着人的本能和幸福，所以他以非理性的“意志”对抗理性，认为生命意志才是衡量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在他身上，再没有比这种本能更根深蒂固、更冷酷无情和更不可征服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质。”[5]在历史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把自身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理性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尼采却向内挖掘出人内在的生命力并揭露了理性和文明的破绽。人们以为支配自己行为的是理性与知识，实际上却是非理性的东西，是直觉、冲动和需要。

劳伦斯的人生哲学深受尼采的影响，他驳斥理性居于统治地位的西方理想化社会现实，认为这种理想化“微不足道、一成不变、机械呆板，它驱使人们的精神自动化”[6]。长此以往，遭受压抑的无意识驱动力就会腐朽和毁灭，被抑制的能量最终会形成毁灭性的威力[7]。劳伦斯在《人性论》中说道：“真正的思想是一种探险，去认识你不可能认识的自己。首先拿你的躯体和血液去探险，然后用你的大脑，永不停歇地用你已知的自我去探险，你就会再一次成为一个新的自我，一个你过去不可能认识，也从来没认识过的自我。”[1,p28]劳伦斯认为，“身躯”和“血液”代表着生命的本质力量，来自非理性的本能和冲动。而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两个自我，其一是我们的身躯，他不堪一击，从未完全受我们支配，却有着非理性的欲望和激情，也有其独特的直接交往手段，根本不顾大脑的管束；其二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自我，也就是“我知道”我是谁的自我。

《菊花香》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和稳固的地位，她“身量高挑，神态威严，相貌不凡，两道眉毛生的漆黑，光洁的黑发分得一丝不苟”[2,p42]；她会厉声训斥淘气的儿子；她能把拥挤的房间整理得温馨舒适、井井有条；她说着一口不同于任何矿工妻子的文雅英语。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这个理性的女人冷静、沉着，乐于将生活的一切事情置于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所以她理所当然地知道“我是谁、我在干些什么、我是和什么生活在一起”[2,p60]。然而伊丽莎白的理性当中还存在着一种精神占有欲，这种精神占有欲在非理性心理层面上即为“权力意志”。这一概念同样借自尼采，指的是主人公试图覆盖他人精神领域，使之发生同化或屈从于自己的一种冲动。文本中有一处伊丽莎白和儿子的对话，伊丽莎白在矮树丛中寻找儿子，用一种质问和命令的语气询问儿子是否又偷偷跑到溪边玩耍，儿子则用一种带有明显不满意味却又不敢反抗母亲的肢体语言进行回应。伊丽莎白完全掌控着对话的主动权，在意识到自己的意志没有被违背之后，其态度经历了由“严厉”到“温和”的转变。但是在面对丈夫沃特，伊丽莎白的主导地位就显示了脆弱的一面，她的“权力意志”遭到了公然的对抗。当权力遭遇挑战，局面开始变得不可控制，焦躁、愤怒、抱怨以及一系列复杂又矛盾的情感便自从容的理性背后浮出水面，从而掀起一场非理性的精神风暴，试图瓦解女主人公理性的自我。

三、非理性自我的救赎

（一）本质的自我

劳伦斯的人性论将人的心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由理性、道德因素构成的有意识的自我，一个是由本能、直觉、血液构成的无意识的、躯体的自我。劳伦斯对人心理世界的划分有很深刻的意义：他反对社会化的人，反对被现代工业文明所驯化的人，把它看成是人类最深重的灾难，而有意识的自我正是文明的内化形式。他把非理性的自我作为新的人格理想用以和社会化的自我对抗。劳伦斯认为：“真正使文明的人们感到痛苦的是他们虽然有丰富的情感但却对之一无所知。”[1,p150]所以劳伦斯从儿时便自母亲那里接受的基督教信仰里挣脱出来，奉“血液”和“肉体”为最终的信仰。劳伦斯说：“我们的头脑可能会犯错，但是我们的血液所感觉、所相信和传达的，永远是正确的。理智不过是一具枷锁，我全部的需要就是直接回答我的血液。”[8]在劳伦斯看来，现代人的生活之所以变成囚牢和荒原，是因为理智意识消耗了血液，阉割了人的生命力。所以劳伦斯一直追求用血性的意识去激活一直处于黑暗中的生命的一半[9,p351]。不可思议的是，凭借这样的信仰，劳伦斯似乎就洞知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人最敏感最忧虑的问题，他的作品就集中描写那么几个主题：性、性别角色、权力的行使，他的小说致力于不断探索生命个体和两性关系如何在非理性心理能量的驱动下，从文明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新生。

《菊花香》中冷静从容的家庭地位主导者伊丽莎白在面对丈夫沃特尸体时的心理风暴将她推入了理性现实世界与非理性心理世界的临界点，在那一刻两种情感相伴而生并且迸发出最大的能量，所以伊丽莎白的心理反应比爱或者是不爱、崩溃还是坚强之类的情感体验要复杂得多，也深沉得多。她内心掀起的风暴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是刺破情感层面直达血液的一种冲动，眼前的事件所涉及的善与恶、得与失、痛苦与喜悦都一一褪去，她深陷于生命本体深处刮起的台风之中，看到了她错过的最珍贵的东西。这种悲恸甚至使作为与丈夫联系纽带的腹中胎儿都失去了意义，如“寒冰般”让她感到“畏惧”。本质的自我在血液里复苏，如果说原来的那个有意识的自我使伊丽莎白有着绝对的自信，掌控着对话的主动权，对丈夫的行为进行权威的判断，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是和什么在一起生活”[2,p60]。那么在经历过一切之后，她终于明白原来血液里存在着另一个自我，她在用本质的力量感知着一切，她纯洁的眼睛看到了事物的反面，得到了与众不同的答案，并且她的力量是伊丽莎白所无法理解的，她颠覆了既定的一切，她其实从来都不知道“我是谁、我一直都在干什么、我一直是在和什么生活在一起。”[2,p60]当伊丽莎白抬起头望着东方渐白的天空，她已经和昨夜的那个自我决裂了。她需要一颗比直面丈夫死亡更勇敢的内心驱散胆怯和本能的退缩，跨过那条望不到边的鸿沟，活下去。

（二）沉睡生命的唤醒模式

劳伦斯在小说的开始以一种近乎油画质感的静态叙述逼真地展现着主人公的生活环境，试图构建一个理性的、存在的、符合秩序的背景，并将现实描写和心理意识独白融合起来，以暗中对比形成小说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以普通的题材讲述一个绝不普通的故事。其实理性存在的背景铺垫还有一个隐含的作用，那就是安放伊丽莎白处于沉睡状态的本质自我。只有激活本能和欲望，沉睡的生命才可以复苏。在唤醒过程中，劳伦斯开启了一种唤醒模式：注视、抚摸和死亡冲击。

劳伦斯通过伊丽莎白的视角这样描述沃特的尸体：“他是个体形优美的男子，脸上毫无酗酒的痕迹，他生着金色的头发，肌肉发达，四肢健美，白的像牛奶一样，如一周岁的娃娃那么干净。”[2,p59]死亡让沃特变成了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所以她得以以一种没有任何主观色彩的眼光注视沃特的身体，这种完全来自本能和直觉的注视让伊丽莎白看到了一个和她印象里完全不同的丈夫，他不再是那个整天酗酒、让她痛苦和绝望的男人。于是她把手放在了沃特的身上，这个身体曾经无数个夜晚就躺在她的身边，可是她抚摸着此时的沃特却只感觉到了遥远。这种“遥远”来自死亡的冲击，更来自伊丽莎白沉睡生命意识的苏醒。他们是以爱之名结合在一起的，他们一起孕育了三个孩子，这些真实的存在如此丰盈足以证明他们是彼此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可是生活的真实却不如这些事实堆积的结果那样，他们之间依然有着很大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远比直面死亡更加艰难，所以伊丽莎白夫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逃避他们所惧怕的现实——沃特在喧闹的酒馆中求得虚妄的热闹，伊丽莎白在抱怨中求取生活的充实。“注视”和“抚摸”直接诉诸伊丽莎白的直觉和本能，她的心灵与沃特死去的躯体赤裸相对，被压抑的“潜藏的自我”终于被激活了——她看清了沃特的样子：在这个文明高度发达情感却日益萎靡的社会里，其实他是和她一样迷茫的人，只是他们活法不同，行为也不同。

沃特最终完完整整地被塌方的矿井封锁在狭窄的空间里窒息而死，象征了一种现代人走不出的生存困境。大机器时代的工业文明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迅猛进步，同时也成为了束缚现代人精神与情感的文明枷锁。沃特平静地死去连一点无望挣扎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暗示了工业文明极具毁灭性的异化力量。伊丽莎白“本质的自我”在故事的最后终于被唤醒，她已具备自我救赎的内在动力，可劳伦斯的笔触在此却戛然而止。

正如大师利维斯身体力行将劳伦斯推向学术研究领域时说过的那句话：“占据他身心的问题今天仍与我们休戚相关。对我们来说，他逝去后事态的发展并没能减弱他精辟洞察的重要性，也没能削弱他所带来的启迪与教育的必要性。”[3,p319]劳伦斯洞悉文明社会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伊丽莎白的困惑，冲破文明枷锁的束缚去实现自我救赎是西方理性世界对于人性拷问的永恒命题。

劳伦斯在小说中以全景式的心理活动反映了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展之下普通矿工家庭的生活状态，他没有直接写出造成主人公家庭悲剧的成因，也没有交待“本质自我”苏醒后的主人公将如何完成自我救赎，但正是这些未解决的问题拓展了这篇心理小说的现实张力，将劳伦斯对于两性之间、人性与文明之间矛盾冲突的深邃哲思置于广阔的背景之中，彰显了其思想的超越性，影响着试图冲破生命枷锁寻找本质自我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