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慧莹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短篇小说《玛多娜生意》是作家苏童对现实题材的一次最新尝试。在作家笔下繁华的都市俨然成为一片荒芜的精神废墟，构成都市废墟的众多人物遭遇人生困境，他们也试图反抗，但失去精神支撑后的喧嚣终是无望。如何突破这些困境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难题。

一、困境的具体所指：灵与肉的挣扎

《玛多娜生意》以较长的时间跨度聚焦一群青年人在大都市追逐理想的彷徨与苦闷、在灵与肉二者间不断挣扎。人物的命运浮沉具体展现了当代人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物质与情感的抉择和理想与现实的博弈。

简玛丽与桃子、庞德间的情感纠葛，折射出现代人在物质与情感间的艰难抉择。在古代，女性要依附于男性才能获得安稳幸福的生活，那么在现代，这样的情况得到彻底改善吗？故事刺破了这样的真相：即使在现代，女性还是难以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她不仅需要独立的经济，还需要男性的爱。这种天平一旦一方失衡或过度偏移就会给女性的人生带来极大转折。因为选择了富足的物质生活，“忠诚”的桃子背叛庞德；因为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放纵不羁”的简玛丽回归了平淡的生活。不论是代表中国传统女子的桃子（故事的前半部分），还是貌似“游戏人生”的新潮女性简玛丽，她们最终的结局都是令人心酸的。换言之，“‘游戏人间’与舞台式人生只是镜像阶段的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幻觉，充满了潜语言状态的焦虑、潜抑与痛楚。”[1]曾经的庞德也是一个情感上遵循本心的人，无论是对简玛丽的狂热追随还是得知妻子桃子背叛后的痛楚，都证明他至少还是个情感真挚的人。但在故事的结尾，当庞德以酒庄经理的身份出现时，作者隐晦地安排了一个与他感情暧昧的外国男子杰克出现，暗示庞德已经是个“基佬”。在外国多年被物质熏陶后的庞德，情感上已经异化，或者说在真挚情感与疯狂物质面前，他选择了物质。

如果说《玛多娜生意》的前两章塑造了一个理想乌托邦，后几章则是理想的乌托邦在现实面前被推翻。首先庞德的人物轨迹充分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冲突。在小说的开始，庞德还是一个对艺术充满崇敬之心的年轻人，他对“我”的艺术金钱论不以为意，追求浪漫和享受。他有自己的理想，希望能谈成“玛多娜生意”来实现自己的艺术梦，计划去听玛多娜的演唱会，去哈佛大学留学，出人头地。但广告公司屡建屡败，他一次次地寻找新的机会，去不同的国家追求自己的理想，直到筋疲力尽后才意识到艺术的虚无缥缈。而简玛丽的离开、桃子的背叛更让他感受到爱情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现实的一次次迎头痛击后庞德由一个浪漫的艺术追随者变成了庸俗的金钱崇拜者。其次，简玛丽也曾希冀通过模仿玛多娜进行商业表演来博得知名度，甚至在美国建立地下摇滚乐队，不断与残酷的现实抗争。但她也遭遇了被富商包养、被人欺骗以致生存都难以为继的艰难局面。在美国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生活虽然没有被直接描写，但不难想象她的绝望与痛苦，最后她的骄矜之气被生活磨平，成为了一个普通的母亲。再次，一度渴望美好爱情婚姻的桃子经历了庞德的变心，在婚后却又被郝老板引诱而背叛庞德，甚至在塔楼上演了一出逼迫郝夫人的冷酷戏码。美好的生活憧憬在现实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过去的桃子也早已支离破碎。

庞德和桃子的状态正是当下很多人的现状，他们的人生轨迹引出了现实存在的问题：现代人普遍的信仰缺失，精神“荒原”的阴影正在吞噬现代人。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都曾经试图抗争，但是在物欲横流的都市，对物质的极端追求导致精神的匮乏，而精神的匮乏反过来又变本加厉地滋生为对物质的欲望膨胀，这样的恶性循环使人们陷入困境难以自拔。

因为“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甚至都不察觉自己的两手空空”[2]，以致在物质与情感的抉择、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中，现实和物质以其绝对强大的力量压制了信仰、理想和追求。

二、遭遇困境的主体：构成精神废墟的人物群像

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3]在《玛多娜生意》中，苏童精心营造了人物众多的都市人群体，并且力图在短小的篇幅中反映出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和命运。每个人物折射出当今都市人的生存困境，是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群像。庞德、简玛丽、桃子、“我”等人共同构成了都市废墟的人物群像。

小说的主人公庞德是既放纵又逃离的人物典型。他的放纵体现在事业与爱情两方面。他一开始是风风火火地经营自己的鸢尾花广告公司，但公司很快破产他又只身前往深圳成立了一个热带风暴经纪公司，举办聋哑人辩论比赛，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后来他几经辗转去了新西兰做酿酒生意。在情感上，他先是和简玛丽同居，后遭遇桃子逼婚、情人简玛丽的离去和桃子的背叛。乍一看这是一个事业不顺，婚姻失败的“不靠谱”人物形象，但深入了解会发现他更是一个不断遭受现实打压，一步步放弃自己信仰与理想的悲剧式人物。外表看似放纵的庞德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逃离现实。简玛丽的出现给他带来了一丝希望，先是让他觉得自己能谈成玛多娜的生意，后来在婚姻失败之后，他企图通过得到简玛丽的绿卡去往美国。绿卡遥遥无期，庞德又决定自己去美国，由此开始他的漫漫逃亡之路——从云南到越南再到澳大利亚，在追求无果后，他转头去了新西兰，经营酿酒生意。从中国北方到云南再到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路的颠沛流离都是庞德逃离现实的轨迹。“放肆的痛楚”反而带有更强烈的悲剧意味，也使他最终成为一个看似放荡不羁、随性自由，实则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四处逃离的都市青年典型。

在《玛多娜生意》中女性们遭遇了某种模仿与循环。小说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三位女性简玛丽、桃子、郝夫人在人生某个阶段都曾走到跳楼的边缘，桃子是因为庞德的变心，郝夫人是因为郝老板的外遇，简玛丽是因为生存难以为继……“跳楼”行为是情节上的表面雷同，更值得思索的是在三次“跳楼”情景中三位女性各自扮演的角色。第一次跳楼的书写，是桃子在少年宫楼顶，面对简玛丽的咄咄相逼：“你跳啊，你跳我陪你跳！”[4,p104]此时，桃子是弱者而简玛丽成为施压的强者。第二次跳楼，是郝老板的妻子在得知桃子插足自己的婚姻后，她同样来到了少年宫的塔楼，令人唏嘘的是，此时桃子一反过往的柔弱姿态成为了一个强者，她说：“你想想好要不要跳，要跳就数一二三，我陪你跳。”[4,p106]似曾相识的口吻表明此时的桃子已然成为昔日的简玛丽，而郝夫人成为了昔日可怜的桃子。文中最后一次提到“跳楼”，是在快要结尾处的酒宴上简玛丽对自己美国艰辛生活的回忆，她险些从曼哈顿的大楼上跳下，原因“不光是为了爱情，也是为了房租，为了——心碎”[4,p108]。于是，简玛丽似乎又成了昔日的桃子。如果说第一次跳楼，简玛丽是一个魔鬼，那么到了第二次，桃子成为了那个魔鬼，到了最后，“魔鬼”简玛丽反而成了桃子最初所扮演的生活的弱者。三位女性都曾试图跳楼，结果又都没有跳，并且都命运坎坷。三位女性的设定暗示人物的瞬息变换不是不可能的，每个看似毫不相似的人生，其实冥冥之中都有一种巧合。苏童擅长“从女性——女性对立冲突的形式中，演绎女性自身与生俱来的缺陷”[5]，这使得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那么的细腻和真实。

小说除了描写主要人物庞德、简玛丽、桃子，也穿插了叙述者“我”和大量无名者形象。小说里多次出现“我”和“庞德的朋友们”之类的称呼，他们没有具体的名字却具有更广意义上的人物群像的指代性，扮演了旁观者和介入者的角色。“我”是庞德的生意伙伴之一，无论是庞德广告公司破产，还是他与简玛丽同居，与桃子结婚又惨遭背叛，四处漂泊前往美国找寻简玛丽，直到结尾处的酒宴，所有的故事都由“我”讲述。在几个关键事件里，“我”和庞德的“朋友们”更明显作为介入者对事情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在最初的广告公司建立时，“我”和“朋友们”就劝说庞德打消天真的艺术追求，要将艺术和金钱结合起来。可在后来庞德举办聋哑人辩论赛求助时又都采取一种不屑为伍的态度。他们劝说庞德离开“恶毒”的简玛丽，与桃子重归于好，但婚后桃子却出轨，庞德因此一度萎靡不振。可以说，庞德事业和情感上的一波三折与这些“朋友们”的介入不无关系。作者塑造这样一群近乎隐形又掌握一定话语权的“朋友们”，仿佛是在提醒读者：人人都可以参与介入他人的生活，却不知带有自我立场的介入又会给他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响。

苏童在访谈中说过，自己的朋友圈有太多的“庞德”和“简玛丽”“桃子”这样的人物，他们或是一事无成、郁郁寡欢，或是缺少幸福的婚姻。正是基于真实生活的体验才创造出了这样的人物群像，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人都是“庞德”“简玛丽”“桃子”和“我”。众多人物在都市浮沉，共同构成了这一都市的精神废墟。

三、如何走出困境：反思与对抗

《玛多娜生意》除塑造出构成困境承受主体的都市人物群像，揭示人物的悲欢离合所反映的共同生存困境外，更为重要的是透射了作家由困境而展开的对人们所处时代的深入反思。小说在引起共鸣同时也使读者追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人生困境，我们又应该怎样面对人生困境？

“有人认为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文艺应该表现出这个大时代的广度和深度；有人则以为这个时代也有小的一面，无数人的小时代构成了大时代。”[6]大时代是从宏观角度对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总概况，而小时代则是从微观角度指称每个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短篇小说中的时代感，可以清晰、强烈，也可以模糊、薄弱。这是由作家的时代观和一篇作品的审美要求决定的。但历史是由一个一个时代交错、衔接构成的，作家需要对每个时代作出自己的判断。通过“小事件大背景”的表现方法，可以折射出大时代的某些本质和特征。

庞德、简玛丽、桃子等人的小时代共同构成了一个大时代，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有这个时代的烙印。释放个性、解放自我、追求梦想、情感自由都是日新月异中国的缩影。市场经济下消费主义的盛行、“以人为本”思想的普及，使人的个性日益张扬，人的欲望变得合理化。庞德和简玛丽的美国梦是步入新时期后众多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盲目崇拜的缩影，桃子被“包养”是女性被物质化的案例之一，广告公司遍地开花是新时代传媒经济快速发展的真实写照，打破中国传统艺术路向的外国摇滚乐和热辣歌舞是思想越来越开放的见证……种种情景在如今的中国社会比比皆是。三位主人公的小时代反映了大时代飞速发展下人心的浮躁、欲望的碰撞，作者以个人之“小”反映时代之“大”，由个人的悲欢离合透视整个时代的变迁，达到见微知著的统摄效果。

充满悖论性的是，在个人“小时代”对“大时代”进行投射时，又充满了一种对“大时代”的疏离。当现代人无力应对宏大世界，难以解释关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现实问题时，往往选择退回到个人的世俗生活和情感生活中。“我们真的慢慢从一个‘大时代’抵达一个‘小时代’，至少在流行文本里，从‘大写的人’变成了微不足道的‘蚂蚁’‘炮灰’和‘粉末’；在流行文学和流行文化中，嗟叹‘个人的微茫感’。”[7]

从新世纪开始，许多作家的创作转向对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记录，主张真实反映普通人的生存。苏童将注意力和思想焦点集中到个人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思考上。“其创作的动力和意义不在于提供人生航标和精神出路，而在于勇敢面对残酷的真实，以虚构和想象张扬自由的审美精神，以对残酷人性和悲剧宿命的刻画去整理世界与人心。”[8]“玛多娜”这类流行文化表达了一代人的微茫感，个人不再是时代忠实的信徒，而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与传统时代相分离并最终以崭新姿态宣告了从过去的种种规范中获得重生。

《玛多娜生意》中庞德、简玛丽、桃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时代”，回顾他们的人生道路，都带有虚无的荒诞感，这些主人公的生存处境都不容乐观，他们最后得到的与最初所期盼的是完全背离的。大时代赋予了人很多，同时也改变着人，许多人也因此失去自己的初衷。个人的渺小与历史的宏大形成了鲜明的落差，个人的幸与不幸在时代的宏伟蓝图下变得不值一提，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时代长河中的沧海一粟。这无疑是小时代对大时代的疏离。

那么，时代下的人生困境已然产生，是选择面对，还是逃避？庞德与桃子选择了逃避，也同时失去了自我；相比之下简玛丽虽然做出妥协，但更多的是勇敢面对现实，抚养孩子长大，没有放任自己再次堕落。“人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选择，一旦人们的‘信仰’成为一种随风倒的‘信仰’，其人已不能称其人，价值的迷失、理性的消亡将最终导致人的消亡。”[9]人物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他们最后不同的命运，告诫我们身为人应该有真正的价值追求和理性的坚守，才能在面临不同人生困境时做出恰当的选择。

当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成为一座精神的废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停地喧嚣、躁动都无济于事，他们面临的人生困境尤其体现在物质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彷徨与抉择之中。由每个人的人生困境上升到对人们与时代间关系的思索，思考如何解决困境，更是对人深度的解剖与拷问。毕竟，人生的困境时时都有，与时代的纠葛也难以摆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面临这样的困境，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更需要的是重拾信仰与理想，借此抵抗在精神废墟上的无望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