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露露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牟应震（1744-1825），字寅同，号卢坡，山东栖霞县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官任禹城县训导、青州府教授，后弃官归里，专心著述。著有《夏小正考》《毛诗质疑》《周易直解》《四书贯》《胡卢山人诗稿》等。《诗问》为《毛诗质疑》之一种，共六卷。

牟应震生活于清代学术鼎盛与《诗经》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等著名学者。牟应震虽不见重于当时学界，亦为一方名士，与族兄弟牟昌裕、牟庭皆以经学知名，当时有“栖霞三牟”之称。其治学不恪守汉宋家法，而是注重新解，实事求是，成一家之言。《诗问》正是其极具创建的著作。据《诗问》自序，牟氏“浸淫于《诗》二十年”，该书“稿凡四易，初以为是者，继以为非；继以为是者，今以为非”[1,p1]，可见其对此书的重视与治学之严谨。该书略于训诂而详于诗旨，对历来有疑问的章句和篇意时设问答以申述己见。书中采《诗序》、朱熹《诗集传》等说者，占全书十之一二，余皆为新解。

但至今为止，仅有戴维《诗经学史》、洪湛侯《诗经学史》、陈国安《乾嘉二牟诗经学著述论略》、祝清雪《牟应震〈诗问〉初探》、宁宇《清代诗经学》这几部著作对《诗问》进行过探讨，且多关注此书有价值的一面，对其评价有过誉之嫌。笔者试对《诗问》一书的版本、解《诗》特色及不足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一、《诗问》的版本和所用底本考述

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与《中国古籍总目·经部》二书，《诗问》有清代嘉庆刻本。《总目》言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嘉庆十九年刻本”[2]，按《诗问》成书于嘉庆戊寅（1818），即嘉庆二十三年，则此书不可能刻于嘉庆十九年，又今查国家图书馆并无此藏本，可知《总目》著录有误。至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所言“嘉庆戊寅刊本”[3,p386]，或许是伦明根据《诗问序》把《诗问》的成书时间当作刊刻时间了。据朱廷相云“《诗经质疑》刊甫毕而先生殁。先生无子，版无所归，存剞劂氏李毓庚所”[1,p2]，即此书初刊成于道光五年（1825）之前，则“嘉庆戊寅刊本”存在的可能性也极小。牟氏去世后，其好友朱畹检查书版时发现其散逸者十三四，遂于道光己酉（1849）始为之补刻，然未完成一半即殁，其子朱廷相受命继续补刻，于咸丰五年（1855）完成此书的补刻工作，并“印若干部，公之同好……移其版于栖霞学宫”①。

目前能见到的《诗问》最早刻本是嘉庆牟氏刻道光咸丰朱氏修补《毛诗质疑》本。此刻本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本和《山东文献集成》影印山东博物馆藏本。经比对，《山东文献集成》影印本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亦有不同，如《大雅·韩奕》末章经文“因时百蛮”，《集成》本缺“因时”二字；“因以其伯”，《集成》本重“因以”二字。《周颂·有客》注文“韩奕”，《集成》本误作“之奕”；“曲礼德车结旌武车绥旌言有威可畏也”，《集成》本作“曲礼德车结旌武车武车绥有威可畏也”。故《全书》本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本比《集成》本影印的山东博物馆藏本刊刻印制要晚。

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部《毛诗质疑》抄本，抄本与刻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有咸丰七年（1857）牟应震的侄孙牟正之序，此序在牟应震序和朱廷相序后。抄本每行字数与刻本同，字体工整，但错字较多，如卷一《国风》总论中“旧畿”误为“旧幾”，“不待辨也”误为“之待辨也”，且少“乐则曰是其卫风乎又曰洋洋乎大风也哉序以”一行十九字；《关雎》首章注文“凡言”误为“之言”，五章注文“求意之安”误为“求异之安”，“今解为鸳鸯之类，于司马名实不符矣”句少“为”字，“司马”后多“以”字，等等。从字体来看，此书非一人所抄，何时所抄亦不得知。

1991年齐鲁书社出版袁梅点校《毛诗质疑》，为《山左名贤遗书》系列丛书之一，该本以“北京图书馆藏本为底本，与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以及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的《诗问》《毛诗物名考》互相参稽校勘，并检阅其他有关文献，力求对《毛诗质疑》书中漫漶难辨或衍脱舛讹之文字予以补正理清”[1,p580]。此书为繁体竖排，施加现代标点，较方便阅读，但没有施加引号和书名号，且存在一些误点、失校之处，亦有不便。

由于牟氏在注解《诗经》时所采用的底本并非善本，所以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解释，如《小雅·巧言》首章《诗问》作“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怃。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怃，予慎无辜”，注曰：“上‘怃’字当是‘幠’字之讹。《颂》：‘遂荒大东。’《尔雅注》引《诗》作‘遂幠大东’。幠，荒也。下‘怃’字，怒也。”[1,p163]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两“怃”字皆作“幠”，《毛诗注疏校勘记》曰：“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同。闽本、明监本、毛本‘幠’作‘怃’，下经及《传》及《正义》皆同。案‘怃’字误也，详《诗经小学》。”[4,p981]又如《大雅·生民》末章《诗问》作“卬盛于豆，于豆于豋”，注曰：“豋，当作‘登’。”[1,p219]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作“登”，阮《校勘记》曰：“唐石经、小字本同。闽本、明监本、毛本同。相台本‘登’作‘豋’。案《六经正误》云‘作登误。登升之字从癶，豆豋之字从肉从又’云云。今考‘登’字此经及《尔雅》作‘登’，《仪礼》作‘镫’……毛居正特臆说耳。”[4,p1149]经比对研究，牟氏所用底本大概是明清时期某《诗集传》本或汲古阁《十三经注疏》本，如《唐风·椒聊》二章“硕大且笃”，《诗问》“硕”字误为“实”，《校勘记》曰：“闽本、明监本、毛本‘硕’误‘实’。”[4,p771]《诗集传》明正统本、明嘉靖本亦误作“实”[5,p106]。《小雅·十月之交》首章“朔月辛卯”，《诗问》“月”字误为“日”，《校勘记》曰：“毛本‘月’误‘日’，明监本以上皆不误。”[4,p965]《诗集传》宋本作“月”，元本、元十卷本、明正统本、明嘉靖本、八卷本作“日”[5,p208]。《大雅·棫朴》三章“淠彼泾舟”“淠”字误为“渒”，《大雅·皇矣》五章“以笃于周祜”缺“于”字，据《四库全书总目》[6]，此二处错误于明清时期通行本《诗集传》刻本亦存在，陈启源对此有校正，但宋本《诗集传》此二处不误。因此，《诗问》所用底本为当时某通行本《诗集传》的可能性较大。

二、《诗问》的解《诗》特色

乾嘉时期，治《诗》者多宗《诗序》，牟应震却对《诗序》基本否定。如于《邶风·燕燕》曰：“《序》胸中亦止《左传》一书，遇无考者往往连而及之。”[1,p29]于《邶风·日月》曰：“《序》硬坐庄姜失位，已是大谬。复不求其安，而连及数篇。幸《击鼓》一诗无可附会，不然将如《郑风》之刺忽，《小雅》之刺幽，刺刺不休矣。”[1,p30]类似论断随处可见。然该书亦有遵从《序》说之处，如《王风·黍离》曰“守毛之旧焉可也”[1,p58]，《郑风·子衿》曰“姑遵《序》可也”[1,p71]。牟氏对《诗集传》亦时有微词，如论《郑风》云：“紫阳斥为淫奔者十五，只因有‘郑声淫’三字横据胸中，遂使忠臣志士一齐埋没。先入为主之害，有如是夫！”[1,p73]但牟氏亦有采《诗集传》之说者。于此可见牟氏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该书充满了质疑的精神，敢于提出新说。如其对《诗经》篇次的质疑，将《周颂》31 篇合为20 篇，将《豳风》7 篇合为6 篇，将《诗经》311篇（含六首笙诗）合为299 篇，将《召南·采蘋》置于《草虫》之前，将《小雅·巧言》末二章置于《何人斯》篇首。这样的做法在历代研究《诗经》的著作中仅有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清牟庭《诗切》等几部著作敢为之。对一些《诗经》的基本问题，亦多有己见，其论二《南》曰“南之诗，天下诗也。故下十余国者，犹今诗之专稿；二《南》者，犹今诗之合选也”[1,p6]，论小大《雅》曰“《小雅》者，畿内民诗暨国小臣外诸侯之诗；《大雅》者，公孤卿士之诗也”[1,p119]。至于《诗问》对诗篇主旨的看法，则更是新说不穷，如释《周南·芣苢》为悯饥年之诗，释《邶风·终风》为朋友相怨之诗，释《鄘风·蝃蝀》为刺婚成改盟之诗，释《王风·君子阳阳》为招隐之诗等等，皆足以成一家之言。其论《大武》六成之乐曰：“《武》乐一成曰《武》，统六成以为言也。三曰《赉》，行赏锡之典也。四曰《般》，盘桓也，巡守周行四岳也。五曰《酌》，酌量也，择贤者以为辅也。六曰《桓》，武之成功也。二成之歌，今失之矣。”[1,p273]此论点亦为牟氏所独有。

牟氏解读具体诗句也时有新意。伦明曰：“其解字亦多别义，如解‘君子好逑’，‘逑，来求也’。解‘左右芼之’，‘芼，冒也，取生菜覆牲上以荐神’。解‘明星有烂’，‘烂是阑衍文，阑，尽也。今以夜尽曰夜阑’。解‘集于苞栩’‘苞棘’‘苞桑’，‘栩、棘、桑从苞字取义，苞，饱也，兴下文何食、何尝’。此类尚多。尤妙者，解‘并驱从两牡兮’，‘牡，牡雉也。以禽之中，一见而知为雌雄者惟鸡雉’。故决之也。可谓从无字处觅得解矣。”[3,p387]又如，解《小雅·四月》“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曰：“与‘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义同。言我本匪鸢，不能不高飞而去。我亦匪鱼，不能不逃渊而潜矣。”[1,p173]以《诗》解《诗》，结论令人信服。解《诗》中“假”字曰：“假古读若估，通作‘格’。《诗》作‘假’，四子书作‘格’。假通上下言之，《颂》曰‘以假以享’，下感上也；‘来假来享’，上感下也。又如‘假以溢我’‘假哉皇考’‘昭假无赢’‘昭假于下’‘昭假烈祖’‘昭假迟迟’‘鬷假无言’‘四海来假’，作‘感’字解皆合。用‘格’字者，《诗》一见，‘神之格思’。见于四子书者，‘致知在格物’，感触也；‘有耻且格’‘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感化也。《易经》则直用‘感’字，‘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盖‘假’‘格’‘感’三字通义也。若作‘大’字、‘至’字解，文义多不可通者。”[1,p209-210]将《诗》《易》、四书中“假”“格”“感”三字结合起来解读，令人耳目一新。结论或有可商之处，但这种贯通群经的解《诗》方法值得学习。

牟氏的有些解释还与当时一流学者相暗合，如解《邶风·燕燕》“终温且惠”云：“终，犹言既也。《诗》言‘终’者多言‘且’，或言‘又’。《终风》曰‘终风且暴’、《北门》‘终窭且贫’、《伐木》‘终和且平’、《正月》‘终其永怀，又窘阴雨’。”[1,p29]所言与王念孙之说相合[7]。解《大雅·绵》“率西水浒”云：“水，渭水也。自西南来，由渭西涯而行，故曰‘率西水浒’。今解水为漆沮，由漆沮而上则西北，下则东南，去岐愈远矣。”[1,p204]所言与陈奂之说相合[8]。若非抄袭他人，牟氏对个别问题的见解可谓相当过人。

牟氏还注意到了“凡两诗言一事者多互文见义”，于《小雅·吉日》云：“上篇言选徒，言服物采章，此则从略；上篇不言兽，此则从详；上篇端言充庖，此则补言献宾承祭。”[1,p142]于《周颂·良耜》云：“上篇详言耕，此略耕而详耘。上篇详言苗之生，此略生而详获，且补言足食。故凡两篇言一事者，多互文见义也。合下篇言燕宾承祭，亦上篇于燕宾为详，此篇于承祭为详也。”[1,p270]陈奂《诗毛氏传疏》多言一篇诗内的互文，牟氏则言不同诗篇间的互文，两人皆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

从牟氏分析诗篇所用比兴手法，往往能看出新意，如解《邶风·凯风》末章云：“玩其末章，以黄鸟好音为兴，必其家之无好音也。”[1,p32]解《鄘风·柏舟》云：“舟在水游移无定，反喻己之心有定也。”[1,p42]解《小雅·伐木》云：“伐木，喻平殷。鸟，喻殷之旧臣。出自幽谷，去殷也。迁于乔木，仕周也。此灭商之后，燕群臣之诗。内有商臣，故以伐木、鸟鸣为兴。《召诰》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近今解家多略却比兴，致‘伐木’二字如孤群之雁。即云以木兴鸟，言木可也，言木之茂可也，奚为言伐也？而郑《笺》则谓文王在野之时，与友生山岩伐木。真成笑柄矣。”[1,p125]可见牟氏读诗之精细。

三、《诗问》存在的问题

《诗问》亦有不足，主要表现在标新立异。虽然牟氏经常批评《诗序》之不足信，尤其是“《序》胸中亦止《左传》一书，遇无考者往往连而及之”，但牟氏解诗亦不免滥言假借，牵合史实，如解《郑风·丰》“巷”字为晋都绛邑，“堂”字为楚邑名，定诗旨为：“刺无信也。襄公八年，楚伐郑，子驷曰：‘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1,p70]其解《邶风·式微》《旄丘》《齐风·甫田》亦如此。此做法和其所批评《诗序》的做法一样。

《诗问》在解释具体诗句时喜用“以音取义”的方法，如解《小雅·黄鸟》云：“榖，蛊也。桑，丧也，言其凶也。栩，诩也，自夸耀也，言其矜也。问：以‘蛊’‘丧’等字作解，恐涉穿凿。曰：诗意不属而附会之，是为穿凿。诗意属而略观之，亦为疏漏。黄鸟黄鸟，无啄我粟，意已了然，而赘之以‘集榖’‘集桑’‘集栩’者，何谓也？如曰无义，是为衍文矣。盖以音取义，实始于《诗》，显于孔孟，盛于汉，灭迹于宋。如《系词》之‘乾，健’‘坤，顺’是也，‘兑，说’‘艮，止’之类亦是也。《孟子》之‘庠，养’‘校，教’是也，‘序，射’‘助，藉’‘洚，洪’之类亦是也。”[1,p146]正如牟氏所指出的，这种训释方法常有穿凿附会之嫌。牟氏注意到了先秦古籍中的一些音训材料，对于《周易》中音训材料，“有些古代学者或思想家会穷尽性地依据语音关系找出相关的语词，围绕被训释词‘系统构建’自己的认识和思想。……在有些文献中，如果没有音训作为手段，甚至无法构建其思想体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周易》。《周易》中有很多的音训材料，这些音训大多是对各卦的解释，正是基于这种语音相同相近的解释，才构建起《周易》的卦辞理论体系。”[9,p421-422]《孟子》中的几则音训材料基本上是“阐释的是事物命名的所以然之义，即语源义，也称为狭义的音训”[9,p417]。而《诗问》中大量所谓的音训则被称为“修辞式音训”，即“被训释词和训释词实际上并不具有语源关系，也不具有同义关系，是一种‘伪’推源式声训。……这类声训从本质上看，与第一类（推源式音训）相同，都是阐释事物的命名之意，但明显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符合语言的社会规约性原则。”[9,p418]“以‘蛊’‘丧’等字作解，恐涉穿凿”，不亦宜乎！虽然牟氏经常用声训，但却很少破假借，即找出经文本字，其解《周南·关雎》“逑”字、《周南·樛木》“履”字、《大雅·生民》“唪”字等皆为曲说。

牟氏在解释训释时没有注意到“说字之训诂”与“解经之训诂”的区别，即段玉裁所言“字书与说经有不同”“说经与说字不相妨也”②，黄侃所说“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10]。《诗问》中多次出现“凡言‘某某’者同”，如解《周南·螽斯》云：“振振，兴起也。凡言‘振振’者同。……问：‘振振’作‘盛’字解，似合。曰：《诗》凡四见，作四解：曰仁厚、曰信厚、曰盛、曰群飞。汉儒因文生义，率多类此。”[1,p11]按《周南·螽斯》“宜尔子孙，振振兮”，《传》：“振振，仁厚也。”《周南·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召南·殷其雷》“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传》：“振振，信厚也。”《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鲁颂·有駜》“振振鹭”，《传》：“振振，群飞貌。”“盛”义则是朱熹《诗集传》解释“宜尔子孙，振振兮”之说。《说文》曰：“振，举救也。从手、辰声。一曰奋也。”“奋也”即牟氏所言“兴起”之意。若《诗经》中的“振振”皆作“兴起”解，则多有不顺之处。至于其他训解不当之处，则不于此列举了。

此书名为《诗问》，可见其善于发现问题，但牟氏有时并不善于解决问题。如于《大雅·公刘》曰：“造豳若斯，何至太王时犹曰‘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也？”[1,p225]牟氏认为，周先祖公刘时就已经在豳地筑馆舍，何至比公刘晚数百年的太王尚且“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大雅·绵》）。其实，《大雅·绵》描写太王时期在岐地的筑室情景比公刘时技术更先进、场面更宏大，其诗曰：“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娄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牟氏此疑或由不明文义所致，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已经有很好的解释：“此言‘未有寝庙、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兴，上本大王初来之事，叹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庙翼翼’，故此言‘未有寝庙’；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室家’，以为立文之势耳。其实，在豳之时亦有宫室也。《七月》云‘入此室处’，即豳事也。不然，岂十世之内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处在山谷，其俗多复穴而居，故诗人举而言耳。”[4,p1097]诗人此处言“未有家室”，是为了和下文“俾立室家”作对照，不可认为是实事，牟氏失之过泥。

四、余论

学者多对此书给予较高的评价，如洪湛侯《诗经学史》评曰：“牟氏治诗，多疑善辩，富有思辨色彩，去其小疵，扬其特色，求大同，存小异，归入清代《诗》学中之思辨一派，不亦宜乎!”[11]宁宇说：“牟氏的《诗问》本着客观求是的态度解读《诗经》，推求诗意，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的认识和突破，如《诗经》诗旨的新解，对‘三家诗’的态度以及对正变之风的认识等。此外，牟氏还运用自身具有的训诂等知识解说《诗经》，有助于从事实出发揭示事物的真相。”[12]以上两位学者的评论皆有过誉之嫌。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诗问》既是一部善于发现问题的著作，也是一部充满问题的著作。此书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而其中存在的问题则要注意避免。

[注释]

①王承略《清中叶栖霞学者牟应震的行年和著述》云：“当时书版是否确已从历城运往栖霞，运到栖霞以后是否又曾印刷，不得而知。”（《山东图书馆季刊》，1995(3)：54）《山东文献集成》影印山东博物馆藏《毛诗质疑》一书牌记上有“版存栖霞县学署”字样，国家图书馆所藏两部刻本《毛诗质疑》，一部牌记题“版存栖霞县学署”（索书号1866），一部牌记题“版存栖霞”（索书号65514）。据抄本牟正咸丰七年（1857）序云：“今岁春，纶伯先生又致书于栖霞学单伯平世叔先生，俾归版于学宫。……带版归家……正为印书分及戚友。”可知书版已从历城运往栖霞，且曾印刷。

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 页“艮”字注、第212 页“齍”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