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重伟

(延安大学，陕西 延安 716000)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毛泽东认为，其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所面临的外交挑战各有不同：在我国的北部有苏联、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能够与我国长期和谐共处的近邻；而在我国的西南部有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等能够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邻邦；目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是东部的岛国日本及其他美国的附属国家。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来对我造成封锁和阻挠。中国的海岸线很长，长达一万二千公里，因此就要更注意我国的海洋防御和保护海洋主权。毛泽东在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着重强调了“对我们的威胁来自美国和日本。”。建国以后，不论是世界头号大国美国，或是经济水平迅速回升的日本，都是新中国所要必须正视的外交关系，那么如何妥善处理这一外交难题，是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一、对日关系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他客观地分析了中日友好关系恢复的主要阻力与可行路径，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新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在毛泽东对日本外交思想指导下，中日两国于1972年正式建交，恢复了中日友好邦交关系。

林海曦的《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2005)文章中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建立中日友好邦交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重新发展中日外交恢复正常化的各种障碍和不确定性，从而认为：1.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2.美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敌人；3.日本属于“中间地带”，是联合反霸的对象。由此可见，发展和恢复中日关系正常化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南近辉在《国家利益视阙下的毛泽东对日外交策略》一文中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给予四点之上：⑴和平为中日关系的主流，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日外交策略的基点。⑵辩证地看待中日关系，既强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同时主张应当宽容今天的日本。⑶“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较为松弛的民间外交理念冲破了中日外交的困局。⑷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建立和平友好，包容共赢的中日关系。许屹山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研究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1.增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2.增强两国人民间友好交流、3、有利于制定具体的对日政策、4.争取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刘维维在《建国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思考》中提出了对促进双边关系进程的几点建议：第一，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作用，扩大交流，加强沟通。第二，要正确看待与解决中日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第三，要扩大中国对外宣传口径，增强中国外交政策的透明度。第四，要加强中日之间政治互信，扩大政治交流。第五，要努力发扬与培育中日关系的闪光点，肯定成绩，避免争端。

二、对美关系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的外交建设产生最大影响和波折的就是美国，新中国的多次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都与美国脱不了干系，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如何直接影响着新中国外交的建设。作为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在如何确立对美政策、如何正确发展中美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无人能及的重要作用。深入研究学习毛泽东对美的外交政策思想，总结历史经验，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决策意义。

黄一玲的《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内涵与启示》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在中美关系改善坚持了四点：“1.维护国家利益是处理对美外交关系的战略基点。2.独立自主是处理中国对美外交的战略基石。3.以世界格局的战略视野和国际战略的高度处理中美关系。4.在处理中美关系中坚持大外交战略理念，积极开展第二轨道外交即民间外交。”郭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促进因素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文中认为苏联、台湾、越南以及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并且使这时期的中美关系有起有落。在国际局势发生强烈变化的背景下的中美两国领导人，紧紧把握住自身国家的实际利益，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关系的改善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外交成就之一，也是20世纪时期最为重大的外交成就之一。张思文在《建国后毛泽东的密西西比河之梦》一文中讲述了毛泽东主席在正确认识了国内国际格局的变动，在以把握国家利益为前提，利用自己热爱游泳运动为契机，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曾经有两次在不同场合对美国友人表达了想要去密西西比河游泳的心愿；以及1970年毛泽东又邀请斯诺夫妇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其实是想通过这样友好的方式，将友好的态度由新闻媒体传达到美国社会和美国官方。文章同时分析了美国没有回应的原因：第一，是由于美国国内反共氛围仍然高涨，导使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的友好的态度没有在美国广泛传播；第二，是由于国际格局的走向决定了中国政府不能也没有必要用主动的、急切的姿态主动示好。虽然毛泽东的“新闻媒体战略”并未对中美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其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的心愿也未能成真，但这一系列友好态度的表达却奠定了中美关系改善的思想根基。

三、毛泽东外交思想重大意义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新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思想体系，其符合时代特征，跟随历史潮流，紧紧把握住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外交的固有规律与基本原则，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大放异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不可估量：首先，在国际舞台上巧妙地化解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企图对新中国的封锁与孤立，克服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新中国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保证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其次，通过和美日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发展多边外交奠定了基础。最后，美日关系的改善，标志着中国在团结和联合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战略，取得了自中国成功加入联合国的之后又一次重大胜利。

当然由于国际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时代的局限性，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判断错误和考虑偏离实际。但是从大局上、本质上与主流观点来看，毛泽东外交思想是符合中国切身实际的，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究以及实践的检验，时至今日毛泽东外交思想对我国外交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时代规律，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充实和完善着毛泽东外交思想，从而翻开了中国外交崭新的一页，为不断地提高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不懈努力。在世界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调整的今天，我们更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在时代的洪流中握好船桨，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外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