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菡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经过异常艰巨的长期革命实践与斗争，终于推翻了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任务也因此转变为加紧带领中国人民思考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经历了三年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后，我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从而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变为了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的重要一员。

在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严重落后的国情面前，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急需解决的难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拥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理所应当地成为我国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参考书”和“标准范式”，在我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回望当时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时的历史，我国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贵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样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也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与失误，值得我们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借鉴。

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的成就与贡献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他深刻论述了要正确处理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面对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苏联模式的弊端，《论十大关系》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所做出的积极探索与思考，同时这也是全党的智慧结晶，他想要以苏联为戒，避免重走苏联的弯路，从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八大于1956年召开，大会重新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在经济发展、党的建设、文化繁荣、社会矛盾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尝试。在经济发展方面上，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农业与轻工业，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政策方针，意在推动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更好地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在文化建设上，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文化繁荣发展的指南，倡导文化领域内的民主与开放。在执政党建设方面，我们党更加注重对党员的党性培养与建设，加强党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此外，八大还对国内的社会矛盾作出了新判断，八大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表现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这一系列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现实状况的正确分析，切实反映了我国生产力严重落后的现状，从而找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奋斗方向。

八大之后，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要正确处理来自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上迈出了更深入的一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旧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中的矛盾又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矛盾，这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矛盾，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他认为斯大林犯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淆起来，没有采用正确的方式去解决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

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些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努力尝试，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还是对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的挫折与失误

遗憾的是，八大形成的正确方针与政策在实践中未能被继续正确地坚持和贯彻。1957年发起的整风运动，本意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加强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但不久之后整风运动的重点却转移为反右派斗争，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重新把社会主要矛盾定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偏离了八大在此问题上已经做出的正确判断，并将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之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我们党由于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而走过的另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

新中国建立伊始，我们国情的一穷二白给党和国家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责任与巨大的压力，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上太急于求成。“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为赶超资本主义强国，而且能够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开展的两次尝试。大跃进在建设速度上盲目求快、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社会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前者追求的是生产力上的大跃进，后者则意图追求生产关系上的大跃进，但这些尝试根本不适用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未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造成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与经济管理局面的严重混乱，给我国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建设进程带来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之后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进一步走入歧途。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发展的体现和结果，“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本意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在中国建立一个纯洁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空想严重脱离我国实际，在我国根本行不通，而且还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打击。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启示

(一)从具体国情出发

曲折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启示我们，每个国家都需首先认清自身的基本国情。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必须首先从我们社会主义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的经验与模式。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更何况每个国家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个体，根本不存在普适性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参考与借鉴，但是必须认清苏联模式本身存在的致命性弊端，从我国实际出发，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现实，探索出适合我国具体实际的、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正视我国落后的生产力现实，要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规律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动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实际。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企图盲目用超前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主观主义的，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党的科学健康发展离不开民主集中制。反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由于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党的建设与发展出现很大的误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遭受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需要党内人员广开言路、开拓思路，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独断家长制与个人崇拜必然会禁锢国家与社会进步的步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阻绊。

回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虽然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贡献，也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很多认知误区，开展了一些错误的社会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消极的、负面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在总体上也缺乏对苏联模式根本弊端的深刻性认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未能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首先需要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同时要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实际水平；重要的一点经验还在于我们要正视政治体制问题存在的弊端，改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发扬政治民主，消除个人崇拜。

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走来，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成败浮沉，现也已度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党曾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与打击，但那些曲折的探索实践经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党的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我国已经具有较强的综合国力，拥有较高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曾经历过的曲折与磨难。因此，我们党要更加科学地巩固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们党发展成为更加优秀成熟的先进型政党，我们还要注重回顾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以史明智，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与更加扎实的本领去迎接未来更艰巨的挑战，同时促进更为丰富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实践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