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道广 马思佳

(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一、调研的背景及目的

(一)调研背景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被高校普遍采纳、学生喜闻乐见的社会实践活动，开端于1996年。它肇始于大中专学生对党和国家关注“三农”的号召。经过了22年的发展，已然成为了服务“三农”、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知名品牌活动。近年来，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种类愈加丰富，并且逐渐与本校的校本课程、特色活动、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走向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三下乡中的理论政策宣普及是以高校学生为宣讲主体，借助高校及地方资源开展的一种特殊的基层理论宣讲形式。在长期的发展中，三下乡逐渐成长为高校开辟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成为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途径，更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面旗帜。以2018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例，在全国70524个团队报名团队中就有4214理论普及宣讲团队。同时，这一活动也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2017年理论宣讲团宣讲团队在全国重点团队分配名额中占比为13.3%，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为16.7%。这一趋势反映出了团中央、各高校和社会各届对大学生暑期三下乡中理论政策普及宣讲的重视与欢迎。

(二)目的及意义

对于久居象牙塔中的高校学生来说，三下乡是一次难得的社会实践机会。在三下乡中，学生们不仅将自己的智慧才智奉献给广袤的乡村土地，还能从中了解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家国意识，在实践中完成一场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们在这次特殊的社会实践中，不仅能为人生做出指导规划，还能为更好地融入社会奠定基础。这些带着新颖、先进的知识深入乡村中的学生，也为乡村带来了一股崭新的空气。

二、调研理论基础

(一)参与式教学法的内涵及依据

“参与式教学法是指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愿望，通过小组讨论合作，师生信息交流对话与评价反馈机制，运用灵活多样、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努力营造轻松愉快、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并设计富有趣味、意义和挑战性的学习活动，以主体性为内核，以自觉性、选择性为特征的教学法。”[1]参与式教学是一种合作式、协作式的教学法。相较于其他教学法而言，它更加强调教育客体，或者说学习主体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它以加强教育客体的内在激励为主要手段，提高教育客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通过较高的学习参与度为，通过内在提升学习效率、提高教育效果。

与理论政策普及宣讲中的其他教学法不同，参与式教学将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的地位进一步拉平，极大地增强了理论宣讲过程中的民主性。因为理论政策普及宣讲的教育环境不同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它的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结合缺乏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仪式感。特别是理论政策宣讲中客体的主动性相对较弱。如果采取学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很容易造成受众的抵触心理。在走访的过程中多次遇到群众诉说家庭的新变化，也有几位家庭困难的群众希望能向上级反映他们的疾苦。如果能够因势利导，充分调动群众的主体性，让他们参与进宣讲的过程中讲出自己的经历再加以引导，完全可以事半功倍。这种双向互动还将带来一种开放的宣讲氛围。受众在宣讲过程中所讲述的个人体验往往是具有可共情的群体体验。当然这种临时的、开放性的内容对宣讲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技能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社会认同理论的内涵及其依据

“社会认同理论从人际行为和群际行为的划分为理论出发点，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认同作用，并以此来解释群体间的行为。”[2]其中，社会认同是指“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3]在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下，个体对自身的社会分类，产生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在此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影响下，基于自身的社会知觉、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增强自己的群体归属感并产生身为某一群体成员的自尊，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这一理论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即为“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认知而产生的关于自身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肯定性态度。”[4]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认同可以分为知识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三个方面，理论政策宣讲中的社会认同亦可如此分类。知识认同是理论政策宣讲普及的开始与基础。宣讲主体需要首先确认所讲授内容的完整性与正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对宣讲内容的肯定性评价。情感认同同时体现在宣讲主体与宣讲客体两方面上。宣讲主体要对宣讲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及宣讲内容产生积极性态度。宣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要求宣讲主体像其他一切教育主体一样，对教育活动本身和教育方式、方法具备一定的热情与认同。价值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衡量宣讲活动成败的标准，是宣讲活动追求的目标。它产生于宣讲主体与客体对宣讲活动目标与意义的积极性评价。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讲，宣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需要。对个体价值而言，理论政策宣讲是提高人对理论政策理解、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存在的问题

相较于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三下乡中的理论政策普及宣讲在主体上由高校教师变为学生，客体上由高校学生变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群体，载体上由高校中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变为相对单一的媒介，环境由高校变为农村。但由于高校在校生的知识结构、社会阅历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将高校学习中的经验、自己对社会的推断加入到三下乡中来，最终出现了理论政策普及宣讲中的种种问题。

(一)学生参与热情较高，但理论宣讲水平有待提升

以西北某高校2018年的四支理论政策普及重点团队为例。西北某高校作为西部知名综合类高校，其三下乡工作近年来多次受到团中央表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四支重点团队中仅有一支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为主要成员，另有一支团队是围绕师范生为主体建设的，其他两支团队均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师范类专业无关。理论宣讲虽然是普遍地号召大学生学进去、讲出来，在宣传理论中提升自我，但实际上此项工作需要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师范生的基本素质。在对西北某高校2018年的十支理论政策普及宣讲团队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因不熟悉理论政策以至于面对理论无从下手、不知从何宣讲是普遍性问题。实际上即使是思想政治专业的在读生在选题、撰写宣讲稿时仍然会面临无话可说、词穷句尽的情况。这反映了大多数宣讲团理论水平并不高、宣讲基础并不扎实。

同时理论政策宣讲普及属于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要求宣讲者具备一定的教育技能和基本的教育素质。但从团队构成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宣讲团成员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在基本的教师素质上有所欠缺。这一点在正式的理论政策宣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群众普遍反映讲的课太过艰深晦涩，听的云里雾里，不明所以。另一种情况就是讲课索然无味，念文件、唱高调，语言空洞，没有说服力，让群众听得昏昏欲睡。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反映了宣讲者基本教育素质的缺失。

(二)宣讲内容艰深，宣讲方法陈旧、单一

正如之前所说，高校理论宣讲团对理论政策普及宣讲的印象主要来自高校思想政治课和理论普及教育，因而他们在进行理论政策普及宣讲时大多照搬了课堂上的内容和高校教师讲课的方式。但这两种宣讲无论是主体、客体、环境还是载体都是大相径庭的。以2018年为例，2018年的理论宣讲有一个选题是十九大报告，关于十九大报告的解读汗牛充栋。很多三下乡团队直接引用了这些文章作为自己的宣讲内容。但实际上他们的受众主要是广大农民。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对于艰深晦涩的理论没有相应的理解力。并且，不同的受众对理论政策不同部分的需求也不同。农民会更加关注惠农政策、养老、医疗等问题，而这一部分却常常被高校学生忽视。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昏昏欲睡的情况。

同样的高校思想政治课的主体是高校教师，客体是高校在校生，在高校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无论是单纯的讲授法，还是多媒体教学都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三下乡的主体、客体与环境决定了在选择讲授的方法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单纯的讲授法很难收到较好的效果。并且即使是要使用讲授法也要结合当地的情况，用“土话”把理论讲出来往往会受到很好的效果。但最主要的问题依然是对宣讲内容的选择与处理上。对于一般的城市、乡村居民而言，他们对与自己有关的政策更为关心。我们在宣讲过程中多次遇到了“谁谁赶上了啥政策一下就富起来了”“当时村上号召养殖，俺们没有赶上”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些政策是大学生的知识盲点，在宣讲活动中经常被忽视。即使是进行了对惠农政策的了解，在校大学生由于缺乏生活经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陌生的政策进行掌握。

(三)宣讲团组织、管理不当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属于一次短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成员的选择上难以避免临时选人组队的情况。经过我们西北某校的十支理论政策普及宣讲团队(包括四支重点团队)的成员构成、组织结构分析发现，在团队成员中，超过50%的团队成员并不是在日常学习生活过程中经常合作。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团队在宣讲过程中需要一个磨合期。然而理论政策普及宣讲的准备周期虽然长，但实际的宣讲时间并不太长。这直接造成了许多团队还没有进入状态或者还没有磨合好，宣讲任务就已经结束了。

更加普遍的问题在于工作的分配上。在实际的团队运行过程中，由于理论宣讲对相关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要求较高，直接导致了从选择题目、准备讲稿、正式宣讲到收尾，都由宣讲员一人完成。并且，因为相关规章制度、机制体制的缺失，宣讲团队缺乏专业的指导、训练。每年的三下乡准备阶段集中在大学生期末复习时期，两相冲突难以协调。放假之后又面临打扰指导教师工作、休息，宣讲团成员四散而去无法集中的情况。加之团队成员工作时间的协调，三下乡中的理论政策普及宣讲不可不谓是困难重重。

四、针对问题解决的策略讨论及总结

“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脱离了实效性，一切思想政治教育都会失去意义”[5]三下乡中的理论政策普及宣讲也是如此。因此国家、高校、三下乡指导教师以及宣讲团队必须充分重视宣讲工作，借鉴参与式教学法和社会认同理论的方法论意义。通过分析、了解乡村需求，认真研究理论政策内容，充分的运用合适的理论宣讲方法，提升理论政策普及宣讲的实效性。

(一)运用参与式教学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做好宣讲前准备

良好的宣讲前准备应当依据参与式教学理论做好以下的准备：首先应当对宣讲客体做出分析。宣讲对象是空巢老人、农民工还是儿童？针对不同的宣讲客体进一步选择不同的宣讲内容。宣讲团成员需要在确认宣讲的目标对象以及课题之后，利用下乡未开始之前的假期时间开展社会调查，在实际的走访过程中进一步细化宣讲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与指导教师一同分析宣讲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热点。在对宣讲地点进行考察、选择时，要选择合适的宣讲环境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宣讲方式。地点的选择不宜距离太过偏远，不宜太过随意，但也忌太过正式，否则徒增沟通成本。

在宣讲开始之前，宣讲团成员需要首先完成自我的社会认同。通过在树立知识认同的基础上，摒弃假大空的教条主义宣讲法，让宣讲内容与宣讲客体的真实需要相结合，注重宣讲内容的真理性、知识型，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在知识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宣讲者要对宣讲活动目标以及意义达成价值认同，充分认识并赞同宣讲活动与内容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个体生存质量上的意义。

(二)运用参与式教学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进行理论宣讲

在宣讲过程中，宣讲者需要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让受众参与到宣讲中来。理论宣讲不同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它的主客体差别并不大，主体的权威感也并不强。受限于这种特殊的形式，在宣讲过程中单纯依靠主体权威吸引客体投入宣讲很难奏效，应当充分运用参与式教学理论，让客体在参与中投入宣讲。宣讲内容如果与受众生活息息相关，在合适的引导下，宣讲客体很容易产生共鸣，将自我体验投入到宣讲过程之中。这种自我体验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此时宣讲者能给一个宣泄口，让受众讲出自己的经历，将会在受众群体里产生强烈的共情，达到客体主体化，深刻参与到宣讲过程的目的。受众一旦进入共情状态，宣讲主体很容易丧失作为教育者的主动权。这也是参与式教学法对宣讲主体文化素质、教育能力的最大挑战。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之后的发展，客体所讲述的内容往往可以成为理论政策的佐证材料。这种佐证不仅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明理论政策的正确性，还可以促进受众对理论政策的积极性评价。宣讲的事例、宣讲的内容与受众生活息息相关，宣讲的过程中不是空洞的灌输而是生动的说理，这些要素拉近了宣讲主客体之间的距离，提升了他们对理论政策的积极性态度，并对宣讲这种特殊的思想政治形式产生了积极性态度。在二者的基础之上，宣讲客体、主体都对所讲的理论政策内容产生了积极的评价和心理上的认同。进一步产生了对理论政策、家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认同。至此，理论政策的宣讲过程才算完成，理论政策宣讲的目标才算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