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洪泉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

《太原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小岳打来电话，向我约一篇关于治学经验谈的文章，我有些意外，我没有什么治学成就，也没有什么治学经验可谈，怎么写呢？但他坚持说一定要写一篇，篇幅短一点都可以，并且还提出了交稿时间。我颇有些为难，但又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下来。回顾我的学术之路，把我的治学经历写出来，希望能给初学者提供一些借鉴。

我的初中、高中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读完的，学习很不正规，因而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学校有很远的农场，学生经常要去农场劳动；语文课文，多选时事、政治文章；“物理”“生物”课，课名不敢这样叫，课本封面写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因为课程表上填写课名的格子太小，这样的名称装不下，就简称“工基”“农基”，而“工基”又谐音“公鸡”，因此同学们常常拿这门课取笑逗乐。好在1977年恢复高考，我有幸考上大学，于1978年3月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分配到涪陵师范专科学校(今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由此，也就走上了治学之路。1985年9月至1987年1月又回到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1988年9月至1989年7月还在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王文才教授门下做过一年访问学者。1995年2月调到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大学毕业后的两次学习，为我的治学打下了一定基础，提高了学术素养，学到了一些治学方法。

我最初治学写文章，主要是凭兴趣，而且是从读书记卡片开始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还没有电脑，治学者多用摘抄卡片的方法，平时阅读论文著作，把自己觉得新颖的观点，或者对自己研究有用的观点，或者自己感兴趣的文献资料，摘抄在卡片上，以备讲课、撰写文章之用。我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时，因备课所需，阅读了不少相关的论文、著作，在阅读时就把自己觉得有用的文献资料摘抄在卡片上，分门别类装在信封里，再在信封上写上类名。如我在阅读唐人的笔记小说和诗、文、词时，发现不少有趣的围棋史料，就摘抄在卡片上，再把卡片装入一个大信封，并在信封上写上类名“唐代围棋资料”，日积月累，越积越多，到一定时候拿出来排比、归纳、分析，就写成文章。我最早写的两篇文章《唐代的围棋活动》(载《体育春秋》1985年第9期)和《漫谈唐代妇女的眉式》(载《阅读与写作》1987年第3期)就是这样写成的。我至今还记得，我把《漫谈唐代妇女的眉式》一文送给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谭优学教授请教，他看后改正了文中的一个错字，并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写了一段评语，其中一句话的大意是：学术价值颇高的《日知录》就是这样一则一则的读书札记。我深知这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因为我清楚自己的文章有多少分量。后来，有了电脑，但我摘抄卡片的习惯仍然保持着。阅读时，遇到觉得有用的资料，有的还是摘抄在卡片上。发表在《文史杂志》1999年第2期上的《漫话古代妇女的奇装异服》一文，就是根据积累的卡片写成的。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文化研究》1999年第8期全文转载。我最早写的那两篇文章，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但能在刊物公开发表，得到谭优学先生的好评，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是极大鼓励，大大增强了我治学的信心。

我最初写的文章，选题都比较小，如前面提到的三篇，我主要是遵循前辈学者的教诲，初学者写文章，最好“小题大做”。顾颉刚先生就曾说过：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情，可以大题小做；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因而我不太愿意先立下一个大题目，然后去搜集资料进行论证。然而，题目小并不一定价值就小。2001年9月，我参加在李白故里四川江油召开的“中国李白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李白出生传说的渊源》(收入纪念李白诞辰一千三百周年李白诗歌研讨会论文集《千年诗魂 蜀道李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2001年中国李白文化研讨会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6期)就这样评价：“《论李白出生传说的渊源》认为李白出生传说化用了老子出生传说，并由此引发开去谈到了佛道文化的相互影响，由小角度引出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

从我的治学经历来说，我觉得查阅字典辞书非常重要，而敢于怀疑，像胡适先生所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更为重要。我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像《诗经》《楚辞》《左传》《庄子》等书中的一些字词，读音词义都不知道，因而备课时经常跑图书馆去查，很花费时间，后来，我自己买了一套《辞源》，就养成了经常查阅字典辞书的习惯。我觉得养成查阅字典辞书的习惯，不但可以避免上课、讲话读错字词的汗颜，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知识，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养。不然，就会像今天某些大学领导在公众场合讲话读错字，被人拍成视频疯传一样。我在查阅《辞源》时，看到“青梅煮酒”一词，《辞源》的解释是：“古代一种煮酒法。宋晏殊《珠玉词·诉衷情》：‘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宋苏轼《分类东坡诗》十四《赠岭上梅》：‘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我非常困惑，“一种煮酒法”，怎么煮呢？既然是“一种”煮酒法，大约应该是用青梅酿制成酒，然而，为何书证中的苏轼诗句“不趁青梅尝煮酒”，又把“青梅”和“煮酒”分开说成两种东西呢？我想到了胡适先生“要在不疑处有疑”的话，又想到顾颉刚先生所说：“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于是，我就大胆怀疑《辞源》的解释有问题，准备查阅资料，进一步研究探讨。我先查字典，看看“青梅煮酒斗时新”的“斗”字，是什么意思，当发现字典解释“斗”有“比赛”“竞胜”的义项时，更加增强了我怀疑《辞源》解释有误的信心。因为要“斗”(比赛、竞胜)，就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东西才能进行，一种东西是无法“斗”的，“一种煮酒法”更不能说“斗”。我再查晏殊的词，发现他写的《诉衷情》有很多首，开头两句句式都一样，如他的另一首《诉衷情》云：“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说的是芙蓉、金菊两种花“斗”(比赛)馨香时，已经要到重阳节了。“芙蓉”“金菊”明显是两种花。这两句所用句式、手法和“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完全相同。我再查章回小说《三国演义》中两次说到的“青梅煮酒”：第二十一回“今见此梅，不可不尝，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第三十四回：“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两次都是把“青梅”“煮酒”分开说的，明显是两样东西。由此可知，《辞源》对“青梅煮酒”的解释是错误的。我因而写成《“青梅煮酒”考释》一文(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指出《辞源》对“青梅煮酒”解释的错误，并提出正确的释义。该文后来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修订参考资料》(2011年)。后来我还写有《〈辞源〉〈汉语大词典〉“前度刘郎”书证指误》《“浅斟低唱”考释》《〈汉语大词典〉指误》等文章发表。

我在治学时，特别重视对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经验的学习、借鉴，如前辈学者进行文学研究时运用的“文史结合”的传统方法，程千帆先生提倡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的完美结合”的方法等。我把这些方法归纳为文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的结合，社会文化指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科举、艺术、民俗等，具体来说，可以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地域文化等方面去观照、探讨。我在阅读唐代传奇小说时，发现其中蕴含很多道教文化因子，就从道教文化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关系去思考，写成《论道教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一文，论述道教对唐代传奇的思想倾向、审美情趣、艺术想象等方面的影响。此文后来收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办，霍松林、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1辑。此外，我还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角度写有《满族女词人顾太清与全真教》一文，在武汉大学召开的“2012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2012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评价说：该文“考述了奕绘、 顾太清夫妇与全真教的密切联系，从其信道行为与体道思想入手，得出了顾太清的诗词有重视精气神、追求清静之境、崇尚朴素之美等特征，观点新颖，言之有据”。

我给本科学生讲授杜甫的《丽人行》时，对于诗中的“箫管哀吟感鬼神”一句，颇为不解。这首诗描写杨贵妃及其时任右丞相的从兄杨国忠在曲江边的宴饮活动，然而，酒宴旁演奏的音乐，杜甫为何要用“哀吟”来形容呢？我们所用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对这句诗未作注；查阅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萧涤非选注的《杜甫诗选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浦起龙的《读杜新解》，对这句诗都未作注。我就去查阅杜甫诗集，发现杜甫诗中不管是描写达官贵人宴饮的音乐，还是描写自己陪侍他人宴饮的音乐，大多用“悲管”“哀丝”“箫管哀吟”来形容。我突然明白，这应该与唐代音乐有关。我就从诗歌与音乐的角度去思考，探究杜甫的宴饮诗中描写的是什么样的音乐，阅读了一些古代音乐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发现杜甫诗歌描写宴饮音乐，多为悲声怨调，与我国古代以悲为美的音乐以及清越哀怨的清商乐密切相关。我就撰写了《杜甫诗中的宴饮音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一文。《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8辑评价谓“内容及视角都很有新意”。

2000年以后，我转向了清词研究，坚持运用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的方法，按照程千帆先生所说“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一般来说，文献学多用考据方法，文艺学多用分析、阐释方法。因而我既写有《论纳兰性德的尚南情结》(载《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论纳兰词的兴亡之叹》(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以“宋人为法乳”的顾太清词》(《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清代宗室奕绘的古董收藏与诗词创作》(载《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等分析评论文章，又写有《〈全清词·顺康卷〉重出〈满庭芳〉(蝶拍初敲)作者考》(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5期)、《〈全清词·顺康卷〉中的词牌〈留穷词〉应为〈西江月〉》(载《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全清词·顺康卷〉重出〈浣溪沙〉等三首作者考》(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等考据文章9篇。我自己更偏向于考证文章，尽管考据需要训诂学、文献学、目录学、校勘学和相关的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但考据的成果一般具有比较长久的生命力，而分析阐释的文章往往伴随着文化学术背景的变化而变化，有些分析阐释文章随着时过境迁而在学术史上消失。我把清词研究这两方面的文章汇编成《清代满族词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一书出版，还出版有《顾太清词校笺》(巴蜀书社，2010年)，此书荣获第26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写出这些，似乎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我也深知自己治学的不足。如读书有些随兴趣而定，没有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也没有申请国家社科项目，这些只能留作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