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新生，吴 佳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学院，广东 广州 510800)

据统计，目前我国贫困大学生人口占大学生总数的20%，除了遭受突发性事件而导致经济困难的学生之外，绝大多数贫困大学生主要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刘林，2017)。其家庭特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父母的学历较低，没有固定职业等。大量研究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水平普遍低于正常家庭的学生，然而目前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内在作用机制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已有研究发现，睡眠状况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大学生的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和睡眠障碍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生活质量(严由伟，2010)。生活质量是心理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指标，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良好的社会功能和学校功能。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甚至影响一生。然而，当前很少有研究进一步探讨睡眠质量影响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将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技术，主要探讨睡眠质量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睡眠障碍可能会产生高水平的焦虑状态，并进一步危害个体的身心健康(王道阳，2016)。因此本研究假设，焦虑是睡眠障碍影响生活质量的中介因素。低水平的睡眠质量不但可以直接预测低水平的生活质量(包括更多的身心健康问题，社会功能和学校功能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增加个体焦虑水平间接影响生活质量。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及取样过程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一项关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及影响因素追踪研究的基线数据。采用配额抽样方法，在广州市某大学全校12个学院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中共抽取200名贫困建档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80份(一年级105人，二年级75人)，有效率为90%。其中女生95人(占总人数52.8%)，年龄范围17到24岁(平均值=20.13，标准差=1.18)。

2. 研究工具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本量表由Buysse(1989)编订，刘贤臣于1996年翻译成中文版。量表从7个方面测量个体睡眠质量，分别是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每个因子取值0-3分，总分范围0-21分，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长，睡眠障碍越严重，以总分≥8作为判断睡眠问题的依据。7个成分间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0.

生活质量指数评定量表：本量表由Varni(1999)编制，徐璇等(2013)翻译完成中文版，并验证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量表共有23个题目，包含4个维度，分别为：身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学校功能。量表考察过去一个月时间里，某项问题对个体的困扰程度，评分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评分，“1”分代表从来没有困难，“5”分代表几乎一直困难。4个维度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相关功能出现问题越严重，生活质量越差。原量表可适用于5-18岁儿童和青少年，测量个体相关生活质量的高低。本研究经过预测试，修改个别题目后可用于测量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例如：原量表中“被其他孩子戏弄和取笑”修改为“被其他人戏弄和取笑”。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 0.92，信效度良好。

焦虑量表：本研究使用21个项目的抑郁-焦虑-压力(DASS-21)中的焦虑分量表。测量个体在过去一周内焦虑情绪的程度，如“我忧虑一些令自己恐慌或出丑的场合”。得分从1-4分，1分代表不符合，3分代表完全符合。Cronbach α系数为 0.77。

3. 统计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使用SPSS20.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Mplus7.0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中介模型。

二、结果

1.大学生生活质量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T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中样本的生活质量及4个分维度的得分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其次，生活质量及四个分维度的得分在不同年级间也没有显著差异。

2.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睡眠质量、焦虑和生活质量及生活质量的在四个分维度得分之间都具有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适合进一步通过中介作用分析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注：*P < 0.05；**P < 0.01

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索大学生睡眠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焦虑在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大学生睡眠质量能够正向预测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β = 0.37， P < 0.01)，大学生睡眠质量能够正向预测焦虑程度(β = 0.45， P < 0.01)，焦虑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β = 0.55， P < 0.01)。如图结果发现，大学生睡眠质量不但能够直接影响生活质量，而且能够通过提高焦虑水平间接影响生活质量。如表2 所示，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卡方/自由度 = 1.66, 近似误差均方根 = 0.06, 比较拟合指数 = 0.96, Tucker-Lewis 系数 = 0.97, 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 0.03)。

图1 中介效应SEM模型

+ 注：*P < 0.05；**P < 0.01

表2 中介模型拟合指数

三、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生活质量及其分维度在性别上和不同年级间没有显著差异。然而，李广宇(2004)等人的研究发现男生的心理维度和社会维度分数显著低于女生，而生理和环境因素则没有显著差别。导致与之前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所选取的对象大多数参与到了勤工助学的岗位工作当中。由于男女之间获得岗位锻炼的机会是相等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功能会在工作当中得到锻炼，很难产生差别。此外，由于通过与老师和其他同学更多的接触，有助于促进他们在有心理困扰的时候能够找到更多资源获取帮助。因此男女之间在心理维度和社会维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别。因为本研究中取样的时间是在第二学期，学生不涉及交学费等压力性事件，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大学生活，大多数一年级学生已经能够适应大学生活。因此没有体现出年级差异。

从研究结果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显著预测生活质量。因此，睡眠质量不但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幸福感，而且可以通过增加焦虑水平间接的影响心理幸福感。换句话说，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心理幸福感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睡眠质量的下降，与大量以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睡眠质量下降可能导致个体焦虑水平的升高，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个体产生更多的生理性问题(比如容易产生疲乏感，运动能力下降等)、心理问题(如焦虑症和抑郁症)、社会功能障碍(如人际关系变差)、学校功能问题(如学习效率下降和缺勤增多)。研究表明，短期的睡眠问题(如失眠)会造成白天更多的困乏感，长期的睡眠障碍则会影响个体的记忆功能，注意力和工作表现。此外，长期的睡眠障碍会造成个体免疫力显著下降，并容易产生病症(如感冒)。因此，睡眠质量是直接导致生活质量下降，从而导致心理幸福感下降的一个重要风险因子。

不少研究者把睡眠质量作为产生焦虑症状的一个重要指标。可见睡眠质量降低后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容易导致个体焦虑水平上升，而当个体焦虑水平上升后，将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幸福感。有研究发现，个体的主观睡眠质量是预测焦虑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当个体主观认为自己睡眠质量变差的时候，无论是否真的睡够了时间，个体都会因为主观睡眠质量变差而导致焦虑。焦虑的状况会进一步影响到第二天的生活学习状态以及心理健康状况，如此恶性循环。因此本研究对于焦虑这一中介因素的探讨，有助于找到抵消睡眠质量低而带来的消极影响的途径。通过对个体主观状态的干预或辅导，降低个体因为睡眠质量而产生的焦虑感，可能会减少较差睡眠质量对心理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在学校就读期间不但面临着与其他学生一样的繁重学业压力，而且也面临着生活和学费的经济压力。当压力过大时，如果无法很好的进行调节，就会产生睡眠问题，如失眠，睡眠效率低，睡眠质量差等，这将进一步的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危害。因此，探索睡眠质量对心理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可以为学校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提供启示，即通过合理的咨询与干预技术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从而能够减少睡眠差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心理幸福感产生的影响。维持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处在正常范围内，抵消风险因子对其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帮助学生成长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