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扶摇

摘要：《我的诗篇》以记录六位人物的生活状态与诗歌创作为切入点，被大众认为是一部反映劳动者现状、代表劳动者呼声的影视力作。文章借助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方法，重新对《我的诗篇》进行解读，力求探寻其隐含的问题，从而全面了解影片所带来的新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症候式阅读  工人阶级 苦难 资本

电影《我的诗篇》以劳动者（现阶段的工人阶级）诗歌朗诵会为背景，选取了从事不同职业的六位人物的生活状况进行记录呈现，讲述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中运用诗歌抒发情感、批判现实、寄托希望的故事。电影以写实加叙事的方式展现了底层劳动者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生活挣扎与自我迷惘，上映后引发许多观者的强烈共鸣。被认为是立足于当下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反映底层人民的诉求与心声的电影。影片中的诗歌艺术也表达了底层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彰显了艺术与生活结合的主题。然而笔者认为，从影片筹备到播出的一系列过程看，《我的诗篇》作为反映工人阶级呼声的作品定位值得质疑。影片为了追求共鸣，强化艰辛与独特，使得部分评论家认为影片对工人阶级生活真实性的表达有所偏颇，主题之下似乎隐藏着另一个视角的解读。为了剖析隐藏的内涵，笔者借助症候式阅读的分析方法，打破原有框架，寻找新的问题与解读。

症候式阅读在电影上的运用

症候式阅读是阿尔都塞在解读马克思著作时提出的，他指出：“所谓症候阅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即在文本阅读中要发现其存在的症候，不能只用“看”的方式直接理解文本内容，而是要通过作品中空白、断裂等部分寻找真实的动机与隐藏的涵义。“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部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在一般阅读中，读者的视角和观点都受制于无形的意识形态，读者是用既定的理论框架去思考文本内容。因而阿尔都塞认为要打破原有的认知框架，去发现新的总问题，这个总问题需要读者通过发现文本中隐含的内容进行构建，因此症候式阅读在戏剧和电影上依旧适用。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导演的动机与目的受一定意识形态影响，电影的呈现、演员的演绎与表达创作意图之间存在出入。观众在不同认知的框架下去观影，对主旨的理解各有不同。因此，从“意图—演绎—观众”理解每一个环节都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认知框架，每一个环节较之前一个环节都会有缺少与补充，这必然导致最终呈现的直观效果与作品表达不会完全对应。运用症候式阅读方法观看电影，需要观众在演员的无意识表达中对影片出现的断裂、空白进行补充与创造，从而构建新的问题，发现作品潜在的隐性逻辑。电影《我的诗篇》最直白的表达就是通过诗歌对劳动者生活状态的呈现，引发观者普遍同情，在这种同情之下思考诗歌给予苦难生活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症候阅读下，《我的诗篇》对工人阶级现状是否做到正确揭示，其对工业化社会的批判性客观与否，对诗歌的理解是否合理是需要商榷的。

中产阶级的“有罪式观影”

“有罪式阅读”是阿尔都塞提出的概念，区别于“无辜式阅读”。他认为任何阅读都是在一定认识框架下进行的，读者存在先于文本的意识形态认识，因此，在观影中观众的视角受到其所处阶级认识的制约。

《我的诗篇》最初观影是以众筹和机构包场的方式开始的，个人可通过微信、微博的募资安排场次，参与者大多以城市人口为主。这种模式决定了观影者多数为城市中产阶层，而非工人或更多的普通民众。因而对电影内容做出的评价，也是基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其本身之所以取得中产阶级的喜好，与当下人们的审美情趣有关。

在中产阶级“有罪式观影”下，影片反映的工人处境越凄惨越容易产生共鸣，这种共鸣表现为同情。作为反映工人阶级呼声和诉求的影片，同情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底层人民的声音才是应该传达的本质，而《我的诗篇》所表达的情感意义大于其表现工人阶级诉求的社会价值。影片过多关注的是工人生活凄惨的处境与诗歌表达的对现实的批评，在中产阶级视角下，这种同情更多出于一种阶级优越感。正因身处的环境没有经历过苦难的洗礼，才对苦难的生活有一种好奇，影片中呈现的场景恰好迎合了中产阶级观者的这样一种心态。其所表达的真实目的恐怕并非为工人阶级代言、反映他们的诉求，而是为中产阶级观者带来情感与审美上的体验，从而迎合市场。这使影片的批判色彩大打折扣，对现实的关注也只是点到为止。观者以上帝的视角，在“体验”苦难的同时强化对自身阶级地位的认同，从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表现出同情。

影片中的诗歌表达，其意义也十分模糊。影片中的“我”，已远离那个作为书写主体的“劳动者诗人”，诗人的命运只不过是中产者自我心灵疗治的良药。从诗歌本身看，其所传达的内容无非是在工业化生产与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劳动者的艰辛与迷茫，多以抒情为主。在这里，诗歌的文学价值被淡化，其本身内容并不是观者关注的重点，而是借助诗歌，体验到底层人民的“诗和远方”，即一种新鲜的不同于对工人阶级刻板认识的生活方式。劳动者苦难的生活与诗歌相互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景观，迎合了中产阶级对一部电影新奇性与独特性的期望。中产阶级以“有罪式观影”的方式观赏影片，对诗歌的理解与知识的储备上有天然心理优势。因此，观者并不将工人诗歌当作文学现象看，甚至认为这类诗歌并没有过高的文学价值，而是作为社会现象去看，从而在观影中弥补某种情感上的缺失。《我的诗篇》中的诗歌在观影体验上，是脱离了诗歌本来的审美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它只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满足中产阶级观者的心理需求。这样一种“有罪式观影”，让影片的意义脱离了为工人阶级代言发声的现实意义。

作为消费品的工人诗歌

作为财经作家的影片策划人吴晓波，在京东众筹时就着力以广告宣传为主，旨在将工人诗歌打造为被媒体和企业所重视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将工人诗歌与苦难生活公开化的行为，在表面上似乎有着为工人发声的积极意义，而实际上，其内在动机是将工人诗歌与工人群体作为一种独特景象纳入资本运作的逻辑中，成为一种消费品进行考察。同时主创人员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让观众纷纷用“工人阶级”“农民工群体”这些标签去看待他们，把诗歌这种私人化、边缘化的艺术形式演绎成一场裹挟着社会议题的公共事件。以诗歌表达工人生活的方式成了社会热衷的话题，这种消费工人诗歌的需求催生更多制作商生产出“工人—诗歌”形式的电影以满足观者需求。此时的诗歌艺术与工人阶级问题被作为迎合观者需求的商品进入生产领域，而观者完全以消费者的态度将工人诗歌当作独特的商品去評议，却忽视了工人诗歌背后反映的工人生活与生存的问题。

《我的诗篇》是导演以自己的立场展现工人与诗歌，其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们希望获得更广泛的共鸣，甚至促成一些对立关系的和解与对话。”可见，尽管制作人关注底层工人的生活，但是其在制作时选用的素材和人物，甚至是诗篇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与倾向性。为了促使观者产生一种共鸣与对立关系，影片没有在工人与中产阶层平等的视角下去描述，而是把工人作为被中产阶级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加以刻画，从而突出苦难与艰辛。这种叙述方式本来就模糊了一些共性的问题：在影片中表现出的医疗、住房、教育、讨薪等问题被贴上工人阶级独有的标签，加以苦难化展示。但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打工者和工人阶层身上，城市中产阶级依旧面临类似的焦虑与担忧。导演却有意避开中产阶级观者对自身的思考，将这些问题聚焦到六位角色与他们的诗歌上，借此满足中产阶级观者在观看过程中对自己地位的认可与情感需求。同时，作品忽视了当今社会工人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苦难与迷茫并非工人阶级的唯一主題，影片本该表达出的为工人阶级发声的主题转变成了对工人身份的反抗，将工人形象扁平化描写，从而忽略了工人阶级本身的可贵与价值。

结语

运用症候式方法可以看到，《我的诗篇》背后隐藏的真实身份，是资本运作下的迎合中产阶级观影的消费产品。作为反映工人阶级的作品，影片从选材、取景、拍摄、播出都存在明显倾向性，强化社会对工人诗歌的关注也只是资本运作下的副产品。在表达主人公对生存状况倾诉的同时不经意间被制作者当作资本运作中的商品，迎合了中产阶级的需求。对《我的诗篇》症候式观影，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分为工人阶级发声的纪录片，而是要理解中产阶级视角下的问题式结构，分析导演与观者的意图和感受，从而对影片有更深层次了解。要制作出真正反映群体呼声的影片，就要站在平等的角度，记录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感受，突破资本运作的束缚，争取独立的话语权。《我的诗篇》无疑是工人阶层争取话语权的尝试，其不经意间纳入的资本运作，诠释了影片市场商业化日趋严重的情形下，唯有摘下有色眼镜，才能出品属于普通群体自己的诗歌与影片。（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

参考文献：

1.吴孟婕：《劳者歌其事》，《浙江日报》，2015/07/03。

2.[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年版。

3.[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杨宇静：《〈我的诗篇〉：从工人的诗歌到中产者的消费品》，《文学与文化》，2018（4）。

5.周驰觐：《抒情经验与生产美学——〈我的诗篇〉及工人诗歌相关问题》，《现代中文学刊》，2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