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芹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

时至今日，音乐已经成为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观影体验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也是构成电影文化背景的重要元素。日本著名音乐评论家秋山邦晴，在对电影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后认为，“如果说18世纪是歌剧的时代，19世纪是芭蕾舞剧的时代，那么20世纪就是电影音乐的时代”[1](P26)。电影是当今世界拥有观众量最多的艺术，这是歌剧院、音乐厅里的听众所无法比拟的，每年的观众数以百亿计算，而几百亿观众涌进影院，就不能不听其中的电影音乐。在某些情况下，影片中音乐余音绕梁，观影者迷恋上这些音乐，并广为传唱，一首动听的电影歌曲或是乐曲也因此传遍全世界。由此可见，电影为亿万观众提供了接触各种类型音乐的广阔天地，是提升观众音乐欣赏能力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华语电影开始注重运用传统音乐来讲中国故事，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弘扬传统音乐的特质和魅力，探索华语电影创作的本土化和民族化。

一、电影音乐与传统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慢慢的演变成了传统音乐的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2](P18-25)。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中国人采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3](P79-84)。不过，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音乐因其本身特有的艺术特征、时代和地域限制，使得未经过音乐训练的普通听众往往很难体会到它的优美和魅力，而其也成为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不利因素。

电影音乐作为现代电影艺术三大元素(音乐、对白和音响效果)之一，其资历最老、历史最长久，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配合影片情节发展和场景情绪营造的需要，主要起到烘托气氛和增加艺术效果的作用。电影音乐绝不是“电影+音乐”那样简单，既有音乐的一般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性，音乐作为抒情性的语言，其中若是缺少了民族元素，就意味着缺乏了灵魂和情感，那么在电影音乐中融入了多元传统音乐元素，两者互相交融，相互衬托，整部电影才能表达出更为丰富和有深度的情感，让观赏者获得情感共鸣，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有必要对两者进行研究和初步探讨。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华语电影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电影音乐是音乐与电影的结合体，从电影刚刚诞生之初，仅由一名钢琴师或者一小队乐师在默片放映时提供音乐伴奏，到早期以戏曲表演为主的电影纪录，电影音乐忠实地、亦步亦趋地反映出故事画面的变化，再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流行歌曲和其他选配的伴奏音乐共同完成电影配乐，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子在电影创作发展历程中时隐时现，始终不曾完全缺席。尤其是“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电影音乐的创作和应用愈发个性彰显，《霸王别姬》中悲凉的京胡和箫，《英雄》中幽怨而急躁的琵琶，《卧虎藏龙》中清亮悠扬、穿透力十足的中国竹笛，《满城尽带黄金甲》轻重缓急的锣鼓点，《夜宴》中伤感凄凉的民歌《越人歌》，不同风格的民族乐器在电影配乐中恰当运用，提升了电影音效传达的整体效果。本文从梳理华语电影作品中传统音乐元素表现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入手，将其表现形式总结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

首先，华语电影全片使用中国传统音乐配乐，以此体现出整个影片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张艺谋导演的代表作《红高粱》中，女主角只有巩俐扮演的九儿，更多的是个性鲜明的男性角色。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中国百姓用自己的方法来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其中充满北方平原浓郁乡土气息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颠轿歌》等民歌，反复出现的高亢呐喊声和锣鼓声，男主人公极具男性特色的北方农村音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剧中人们朴实、豪放和率真的性情，对生活不屈不挠的激情。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功夫》中，也将大量的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与电影情节相融合，欢唱沸腾的《东海渔歌》、豪迈磅礴的《闯将令》等传统音乐的应用，改变了周星驰电影中以往的无厘头搞笑风格，突出了电影鲜明的民族特色。

其次，华语电影配乐综合运用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两者互相衬托，从而突出影片的整体音乐特色。李安导演的极具中国韵味的武侠电影《卧虎藏龙》得到全世界观众的广泛认可，荣获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家喻户晓的作曲家谭盾创作了影片配乐，才华横溢的大提琴家马友友为电影配乐的主奏，俩人也因此构成相辅相成的绝妙契合，配乐更是神来之笔，乐声缓缓入耳，充满了诗情画意，浓郁的东方韵律中带有内敛激昂的基调，将意境渲染得浑厚深沉，古风四溢。其中马友友运用西洋乐器大提琴模仿北方草原的马头琴乐声，大提琴运弓、揉弦，配以民族乐器琵琶的弹、挑伴奏，悲伤而又优美，柔中带刚，充满诗情画意。西洋乐器大提琴为电影配乐的主奏，配以民族乐器二胡、竹笛、热瓦普、箫，形成了中西方音乐间的融合与碰撞，大气、悲怆、哀怨、凄婉、气韵、侠义，其中暗含了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愿意隐退江湖回归平凡而又不得的无奈，成为本片的感情基调、贯穿主线，呈现出一个纯净无暇充满东方美学和神韵的世界。

最后，华语电影配乐采用现代音乐为主，其中穿插一些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例如我国2006年的一部电影作品《疯狂的石头》中的配乐也疯狂了一把，导演宁浩说“其实这个电影没有那么深奥的东西，只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坏事的人必将用自己的方式砸自己的脚……最大的希望就是集合更多的搞笑元素，能够拍一个轻松的电影，让观众可以去看，即使有这些说教的东西也要寓教于乐”[4](P124-126)。整部影片用实验性电子音乐作为模型，加上传统音乐的奇思妙想，“实验电子音乐最不同于其他音乐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能够让你自己创造声音，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噪音，但是放到一定的环境中就是神奇的音效”[5](P147)。这是华语电影配乐一次大胆的尝试，多变化和多元素的音乐融合，构成了与电影同样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电影配乐。影片的音乐基调定位为轻金属的摇滚乐风，这样的音乐一般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或者一种文化取向，而摇滚乐无疑是现代音乐中最流行的一部分，其中亚洲鼓王Funky在电影中实验性的摇滚非常成功，轻金属的音乐摹本，加入了琵琶、摩登京剧段子、川剧中使用的梆子、佛教的诵经等其他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以直观的听觉感知带领观众进入故事之中，让观众看了感到轻松可笑。

三、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在华语电影音乐创作中的具体运用

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在电影配乐中显得尤为重要，不管是采用哪种音乐表现形式，其目的都是为了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族特色，将东方文化中蕴含的重情、含蓄、唯美等特质体现出来，突出影片的整体风格和氛围基调。但是在影片中应用传统音乐元素的时候有一点是需要着重注意的，那就是在影片配乐中应用一声鼓响还是全片使用几段唱腔，其目的都是为了使音乐与电影的整体风格相融合，电影中蕴含的情感能随着音乐的响起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但是现阶段有些华语影片为了刻意地体现出民族特色，在不顾影片整体艺术风格的情况下加入传统音乐元素，反而使得音乐与影片整体风格格格不入，失去了电影音乐本身的价值。本部分从刻画人物性格、渲染影片氛围基调和突出影片主题几个方向入手，通过具体分析华语电影成功运用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案例，来阐述经典影片是如何依据实际需求来选择恰当的中国传统音乐的。

(一)刻画人物性格，塑造艺术形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音乐创作进入一个全新时期，音乐已经成为一部电影的灵魂，而不是简单地“将就画面”，开始重视音乐自身规律的把握。同期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人，许多脍炙人口的影片配乐经典都来自赵季平先生，譬如电影《霸王别姬》和《梅兰芳》中的主人公都是京剧艺术家，配乐风格却截然不同。“我认为《梅兰芳》配乐创作重点是在揭示人物的内心，而不是渲染剧情气氛……怎么做呢？跟《霸王别姬》的程蝶衣相比，《梅兰芳》偏重于描写梅兰芳凡人的那一面，梅兰芳一生都在追求做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正在试图用音乐挖掘他内心作为凡人的东西……《霸王别姬》音乐的京剧元素比较多，而《梅兰芳》用的是音乐的展开性写法，从京剧中抽取一些元素加工成为纯音乐”[6]。《霸王别姬》可以用悲凉的京胡和箫，《梅兰芳》则是强调梅兰芳作为一个凡人他内心的孤独，其实对每个艺术家来说，这种孤独都是难能可贵的，赵季平对梅兰芳内心的孤独有深刻共鸣，影片将梅兰芳与邱如白、孟小冬、福芝芳之间不同的内心互动和情感关系形成迥异的主题，每一主题的音乐特色都不一样，而大多采用箫独奏来完成,传统的启、承、转、合的曲式结构，缓缓地诉说着人物内心委婉曲折的情感故事，从而使得整部电影中，音乐都在围绕人物关系和内心发展走，而不是着力渲染气氛。影片画面渐渐淡出观众的视线，箫声幻化而成的梅兰芳的形象却让人过目难忘，蕴含着梅兰芳对京剧的热爱和担当、对爱情的憧憬和责任，更表现出赵季平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扬。

在电影《十面埋伏》中，张艺谋导演邀约深受东方艺术文化熏陶的日本作曲家梅茂林来操刀，梅茂林还先后给《一代宗师》《花样年华》等影片配乐，其多部作品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琵琶曲《十面埋伏》描写了激烈的楚汉战争场景，乐曲根据公元前202年垓下大战中，汉军用十面埋伏阵法将项羽所率楚军团团围住，令楚军无路可逃，一举击败楚军这一历史史实而创作。电影《十面埋伏》，实际寓意是指影片人物和情节关系中所蕴涵的重重埋伏，琵琶曲的应用为错综复杂的情节发展锦上添花，同时极具震撼力的琵琶曲在影片中并不显得生硬晦涩、格格不入，反而和影片的主题风格遥呼相应。尤其是全面使用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主题曲《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形象的琵琶曲带着淡淡的哀愁，蕴含着无限韵味，在影片中很好地起到了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曲中的佳人和小妹的形象是互相映衬的，“绝世而独立”和小妹的姿容卓群、性情不俗、高洁不屈、为情而死的形象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效果，同时观众在柔美的旋律中也听出剧中人物内心的反抗与执着、挣扎与无奈。

(二)渲染影片氛围，突显电影主题

电影音乐存在并不是为了简单叙述影片的内容，而是渗入到影片中，与影片中的内容融为一体，为影片营造出一种背景氛围，渲染出影片的时代背景、环境背景以及民族特点等。冯小刚导演执导的电影《芳华》以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大时代背景，描写了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如何经历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人生命运转折的故事。影片中他们的歌舞演出、生活场景，无时无处不镶嵌着时代的标签。“1971年，中央芭蕾舞团创作组六次下沂蒙山区采风，在京剧《红嫂》的基础上编创了芭蕾舞剧《沂蒙颂》，成为与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相媲美的‘样板戏’代表”[7] (P240-241)，而影片《芳华》所处的时代正是舞剧《沂蒙颂》轰动一时的年代。《沂蒙颂》在影片中共出现了四次，穿插了整个影片，另外，洗衣服时的《洗衣歌》，录音机中放送的邓丽君演唱的《浓情万缕》，文工团即将解散时的《驼铃》，刘峰离开文工团时的《送别》等等背景音乐非常具有时代倾向性和历史代入感，营造出一个独特的，具有高度感染力和思想涵义的音乐视觉影像，形成影片特有的艺术风格。由此可见在影片的整体或者部分应用恰当的音乐，可以有效地渲染影片的氛围基调，增强影片画面的感染力，加强影片的视觉效果。

传统戏曲音乐经过长期的发展，有着高度的戏剧表现力，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花样年华》中的配乐很多地方都应用了传统戏曲，从头到尾都在渲染着影片的时代背景，其中的戏曲唱段大多都是历史录音，例如《桑园寄子》《四郎探母》《西厢记》中的选段等。这些戏剧录音都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戏曲音乐频率很低，隐隐约约，时有时无，像是低声吟唱，多种传统戏曲元素在影片中交叉出现，互相交融，体现出了当时香港六十年代特殊的时代风情，给影片烙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传统戏曲不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艺术沉淀和积累，同时也影响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生活习性，因此只要人们听到戏曲，就会想到那个时代的生活特征，即影片中想要体现的“收音机时代”。戏曲《西厢记》中的《红娘会张生》《情探》等片段都是描写男女之间两情相悦或者说是男女暧昧的情愫，戏曲的主题与影片的主题不谋而合，为影片营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效果。

张艺谋导演的作品《菊豆》，整个电影讽刺意味浓重，主要讲述的是封建社会对人们生活的压迫以及男女主人公不敢冲破封建社会的压迫以及封建思想束缚的包袱，封建思想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同时深深地渗透到人们思想中的故事。影片伊始，男主人公入场，观众伴着埙发出的声音重复缓慢地进入情绪，埙的音乐特色是幽深、凄凉、哀婉和绵绵不绝，影片故事在如泣如诉的音乐背景下娓娓道来，仿佛开篇就决定着整个剧情要以悲剧结尾。整部影片中十六次运用中国传统乐器埙的音乐，埙时隐时现、悠长哀婉的声音特色描绘了一个在封建社会发生的悲凉故事，体现出故事的主题。导演对整部电影音乐进行设计、提炼和渲染，衬托出影片所需要的主题和特定氛围。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在华语电影音乐创作中的应用，不仅加深了华语电影的文化底蕴、艺术价值，同时还有利于刻画电影中的人物性格、渲染电影基调氛围以及突出电影主题。在华语电影的发展过程中，电影人需要把握好电影音乐的发展方向，不断地突破地域的限制，思考民族性和现代性如何结合的问题，即如何在华语电影中充分地融入传统音乐元素，同时也要巧妙地融入现代音乐和西方音乐元素，实现其个性化与多元化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从而使华语电影树立自主电影音乐品牌，拥有自己独立的艺术风格。因此，无论是从弘扬中国传统音乐的角度，还是从扩大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响力的角度，对华语电影音乐民族性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