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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错误与政治转向:博古在长征中的浴火重生

2019-01-08张由菊罗心欲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19年12期
关键词:遵义会议

张由菊 罗心欲

[摘要]在党的历史上,博古由于“左”倾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失利,并使中央红军被迫走上了险象环生的漫漫长征之路。遵义会议及会后,博古幡然醒悟自我纠错,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正确主张,且坚守原则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实现了自身的政治转向。

[关键词]“左”倾错误;遵义会议;政治转向

[作者简介]张由菊(1977-),女,河南新乡人,中山大学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南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等。罗心欲(1978-),男,汉族,湖南湘乡人,中共梅州市委党校,副教授,中南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红色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与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 2017年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特色创新项目资助及华农珠江学院经费资助《创设“党的建设”二级学科的科学定位研究》(2017WTSCX138)阶段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9)12-0016-03

长征是人类挑战极限的伟大奇迹,也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壮丽史诗。然而,长征却是“左”倾错误导致的直接苦果,以数万人的生命为惨烈代价。时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博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博古高风亮节,坦然承认错误并主动交出指挥权,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正确主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惨败到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从遵义会议的召开到反抗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从领导者到追随者的转折,从教条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博古不断自我纠错,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长征之路”,实现了政治生命的彻底转向和重生。

一、“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失利

由于中央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对此极为重视,志在必得。从作战计划的整体部署到作战准备的不断完善,从作战方针的拟定到作战物资的调度,他事无巨细亲自督军。蒋介石不惜采取“步步为营、寸寸推进”的堡垒战术,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一块革命根据地周围,分进合击,层层筑碉设防,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包围圈,以达持久消耗并最后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这种方法貌似笨拙,实则“稳、准、狠”。面对严峻的形势和敌人的步步进逼,博古却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不顾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违背实际的战略方针,采用“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错误作战方式,“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①“为阵之法,在于分合。”这种简单粗暴的死打硬拼、以寡击众的自杀式进攻,自然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其结果只能以惨败收场,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过去党史上大多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归咎于中共中央的战略战术错误,认为“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②然而,历史不容假设,也从来没有“如果”。就这次错误路线的责任而言,毛泽东明确指出,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③路线是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王明是“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博古是贯彻者,李德是推进者,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败正是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所引发的直接恶果。而博古对于李德的“纵容”更是加剧了局势的失控。

在此,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博古对于李德的越权“放纵”一事。其原因主要有:第一,从其政治背景来看,李德是共产国际正式派来的军事顾问。这是由王明提议,艾佛尔托同意,并报共产国际批准的。第二,从其军事背景来看,李德读遍德文与俄文的军事书籍,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论造诣,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佼佼者。第三,从其实战背景來看,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且骁勇善战曾立下战功,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第四,从其革命愿景来看,李德忠于共产国际及其路线主张。他激情满怀斗志昂扬,历经难险来到中央苏区,甘为中国革命献身。然而,让博古感到困惑的是,他忽视了李德的异国身份。作为德国人,李德对于中国的国情并不了解,所发出的军事指令也不适合中国国情。被理想主义光环笼罩的李德一心只想开创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即要“争取几个大城市开始一省与数省胜利”。但其毕竟对中国革命的困难估计不足,例如他让“小米加步枪”的中央红军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以“堡垒对堡垒”硬抗死拼,终致红军损失惨重。客观而论,李德“喧宾夺主”的越权行为应该受到指责,但究其根本,身负最高权力的博古“有意放纵”也难逃干系。历史的公正性往往体现在历史人物对于历史事件的创造力和影响力。

二、终归正途:遵义会议及会后的自我解剖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踏上了茫茫长征之路。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八万多人仅剩三万。兵力骤减,败仗一个接着一个,根据地连续丢失,党和红军开始质疑身为最高领导人的博古,许多人已然从根本上考虑领导路线问题。此时的博古,更是愁肠百结极度苦闷。一方面,他自感责任重大难辞其咎,然又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另一方面,他痛定思痛,灵魂深处反躬自省,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言蔽之,纵然博古深陷“孤家寡人”的怅然,但承担过失责无旁贷。

1935年1月,在周恩来、毛泽东等的努力下,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之前,有人曾建议博古利用手中的权力否决召开遵义会议的提议。但是,在强烈的党性和原则面前,博古没有以权压人谋取私利,也没有党同伐异搞任何非法组织活动。他开始通宵达旦地撰写发言稿,不厌其烦地修改。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举行。会议由博古主持。会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然而,“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④身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副报告,分析了原因,并主动担责,开展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⑤接下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也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尖锐抨击。王稼祥甚至提议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交由毛泽东指挥。面对纷至沓来的批评和指责,博古不堪煎熬,曾几度欲中途退出,但还是坚持了三天直到会议结束。会后当晚,博古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在不断的反思中慢慢平复了思想的波澜,渐渐接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暴风雨般的批评。理性终于战胜了感性,他鼓起勇气,主动执行会议的各项决定。

会议期间和会后,个别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让博古顶住,并不让博古交权。但博古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交出了自己的领导权。1935年2月5日,博古主动让警卫员向周恩来挑去了象征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两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重要文件和党的经费、金条等贵重物品。其中还有三颗印章: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⑥他坦诚地说:“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保证完成任务。”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权力移交仪式,这也许是众多共产党员都能脱口而出的朴素话语,但“不为个人谋功名、关键时刻让大位”的气度胸襟想必并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可以做到的。博古服从大局,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一位党员干部的光明磊落,自觉维护了中央的团结和统一。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的职务,重要的会议都参加,并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是长征期间中央和红军的四个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此,他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议,开始纠正自己“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中最具代表的大事件便是遵义会议后,博古全力维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性。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要受其领导。中央领导机构的变更和高层领导的调整,从组织原则上来讲,是要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并批复的,由此才能保证其程序的合法性。博古建议中央派专人向共产国际报告,并特意找到潘汉年嘱托其代为表达赞同改变中央领导的心声。他说,红军确实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博古甘心让贤的高风亮节促成了共产国际对于新任中央领导的认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里程碑,同时是博古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博古不恋权位不计荣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最终赢得了党的信任、人民的尊重和历史的铭记。

三、坚守原则: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1935年6月,在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之后,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研究决定红军应当继续北进,在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却坚决反对。他主张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在川康立足。其实,这种严重分歧的症结在于张国焘另有盘算。他认为,他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有12万兵马,是红一方面军的4倍。因此,仗着“手握大权”跟中央的集体决策叫板。可见,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他把党的军队视为“私产”,大有“拥兵自重”之嫌,已然丧失了基本的党性原则和底线。对此,博古没有退缩,他慷慨陈词:一方面,川陕甘的计划固然很好;但是,从战略层面来看,理应是首先夺取松潘,击溃胡宗南的军队,这才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面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博古尖锐地指出“西进等于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对于红军来说只能是死路一条”。⑦博古的发言铿锵有力,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的北进计划,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会议结束后,博古第一时间找到张国焘,积极与之交换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意见。他指出:目前红军官兵之间都是同志关系,这是革命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四方面军中仍沿用伙夫、马夫的名称,是保留了过去旧军阀的观念。在谈到部队的民主作风时,博古特别提出要防止指挥员打骂战士,并举出了他看到的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一名士兵的例子。张国焘听后非但没有“闻过则喜”,反而拍案而起,非常反感和恼火。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经过这一番谈话,博古深深意识到:张国焘已经变得完全没有组织观念和纪律性,专横傲慢桀骜难驯,将来要出大事。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从组织原则上奠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了解决一、四方面军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中央顾全大局,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并不买账。他暗中煽动一些人要求中央让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接着,在其授意之下,陈昌浩发电中央要求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目的是将一、四方面军的统一指挥权交到张国焘手中。至此,张国焘的勃勃野心暴露无疑。

对于张国焘的自私自利与无理要求,博古气愤不已。在7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态度明确,认为对张国焘不能让步。但中央从全局考虑,最后还是决定让张国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在7月21日、2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又对张国焘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一些批评。8月4日至6日,沙窝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但其老调重弹执意“西进”“南下”就是不肯北上,并于9月8日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当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和刘伯承,要求其“改道北进”。但张国焘根本不听从中央命令,复电徐、陈并转中央,坚决反对北上方针,同时还密电陈昌浩称:如果他们不听勸告,应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密令后来被参谋长叶剑英发现,他趁陈昌浩正在开会讲话之际离开了会场,把这份密电交给了毛泽东。博古知晓此事后,直面张国焘分裂红军、企图迫害中央的铁证,愤怒地说道:“谁也没想到,张国焘坏到这种程度。”⑧事出突然,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揭露了张国焘的阴谋,并再一次致电张国焘,命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不得违误。”但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又一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

9月11日,博古在俄界会议上立场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他认为:张国焘目无党纪、目无中央,其与中央的分歧不仅在战略上,而是路线问题。他还觉得过去中央对张国焘太客气了,应当揭露他违抗中央命令的行为,总政委一职应该撤销。当然他也认为,撤职不是今天或明天,要等到内部认识到他的错误危害时再进行,这样有利于团结争取四方面军的全体人员,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那里许多干部的安全。显然,在这种艰难时刻,博古为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态度是坚定而冷静的。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

原则性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基本要求,是其政治立场、思想觉悟和责任担当的具体表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是对于坚持原则、捍卫真理的党员的最好诠释。在红军的生死存亡之际,在共产党面临分裂的剧变之际,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刚被降级的党的领导人,他没有沉湎于个人得失,而是着眼大局挺身而出,以党的整体利益为中心,与破坏中央团结统一的错误路线和企图戕害中央领导的不耻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又一次在紧要关头彰显了一名党员干部的无私精神和高尚节操。历史事件和革命实践雄辩地证明,博古是一位久经考验并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博古在长征途中坚持真理、恪守原则。他虽犯过错误,但光明磊落、勇于担责并能幡然自新。他不畏强权,在险象环生的非常时期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热情洋溢地为党分忧、为人民工作,凸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风骨和气节,实现了人生价值和革命理想。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78.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77.

③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659.

④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4.

⑤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6.

⑥邹贤敏,秦红.博古和他的时代(上册)[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108.

⑦邹贤敏,秦红.博古和他的时代(下册)[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656.

⑧邹贤敏,秦红.博古和他的时代(下册)[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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