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式奇

2019年11月11日，西班牙發布议会选举结果，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呼声党（Vox）一举成为国会第三大党。无独有偶，在今年5月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的意大利联盟党（LN）以及英国脱欧党（Brexit Party），分别成为两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试图持续发挥其反精英、反建制的政治作用。对于弥漫欧洲亦且席卷世界的民粹主义潮流，《大西洋月刊》刊文指出，“民粹主义是宪制的天敌”;彭博社刊文指出，“激进话语正在威胁世界的整体信誉”。

欧洲的“民粹主义时刻”

日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日本《中央公论》撰文称，“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崛起十分明显，民粹主义已经对1945年以来的国际秩序构成重大威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民粹主义相对浅薄，但更为极端，同时它还具有极强的依附性与工具性。一般论者将民粹主义放置在“精英”与“人民”二元对立的语境之下，将其视为反建制、反主流，并且具有极强行动力的政治意识。实际上，就民粹主义者看来，“精英-人民”式的政治分际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用“腐败的精英”与“纯洁的人民”来对这一核心二元论进行修辞。而这一修辞本身也是增强人民的同质化认同与行动力的动员方式。

在欧洲，民粹主义呈现出左右翼之分。左翼民粹主义在“精英-人民”二元框架之下，反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右翼民粹主义在“精英-人民”之间植入了“移民”抑或“领土”等第三维度，主张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就欧洲政治经济光谱的地缘分布而言，南欧以左翼民粹主义为主，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以及西班牙“我们可以”党（Podemos）;北欧和中欧则以右翼民粹主义为主。

民粹主义下的暗流涌动

伴随着西班牙右翼呼声党的崛起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消沉，欧洲民粹主义政治格局已然发生隐微改变。总体而言，当下的欧洲面临更加严峻的政治极端化问题，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渐趋失利，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势力在各国议会中急剧增长，昙花一现的意大利左右翼民粹主义联合执政也已宣告破产。

希腊原为南欧左翼民粹主义的代表。但在严峻债务危机的逼迫之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自2015年之后便已风光不再，政府未能提供有效的公共安全，并且未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与实体经济刺激计划。希腊国内矛盾丛生，原有的左翼支持者纷纷抱憾。因此，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今年夏天的选战中失败而归。有分析人士指出，左翼民粹主义的“粉红色浪潮”正在逐渐褪去。

西班牙面临国家统合、经济振兴等多重问题。在反移民的强硬民族主义呼声中，呼声党一路过关斩将，一跃获得国会52张席位。其领袖阿巴斯卡尔（Santiago Abascal）不无欣喜地宣称：“我们不仅改变了西班牙的政治版图，而且还领导了政治和文化变革。”无疑，西班牙左翼“我们可以”党的内部分裂与近期加泰罗尼亚的乱局也增加了呼声党的支持率。另据西班牙国家研究中心（CIS）的一项研究成果可知，呼声党的支持者主要是男性、中年人以及中产阶级，而他们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一贯支持者。

意大利的民粹主义力量历史悠久且异常复杂。2019年6月以来，意大利左右翼民粹主义联合政府的蜜月期已逝。而就在一年前，这一由左翼民粹政党五星运动党（M5S）和右翼民粹政党联盟党（LN）组成的联合政府曾经震惊世界。直到今年9月，联盟党领导人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率联盟党退出执政联盟，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分道扬镳。这位极右翼领导人依旧认为，“欧洲的敌人就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厅”。

民粹主义与全球危机

欧洲议会前议长安东尼奥·塔亚尼（Antonio Tajani）对当前形势充满忧虑，“现在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民粹主义和毁灭性言论的死灰复燃”。对于欧洲而言，民粹主义政党多持欧盟怀疑论。法国国民阵线（FN）领导人勒庞（Marine Le Pen）即以欧盟怀疑者著称，而极端民族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作为整体的欧洲的认同贫乏与精神缺失。

欧洲各国同样面临着深刻的民主政治危机。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结果显示，希腊、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法国等国的民主满意度普遍较低（分别为26%、31%、31%、32%、41%）。与之相伴，以上各国民众对政治精英的认同程度也普遍较低，对于政府增进民众福祉的满意度同样低迷。与之相反，民众期待将选票投给能够代表人民发声的政党。这也就得以解释为什么在以上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会不断攀升。

在欧洲普遍性的代议制危机背后，是新自由主义霸权崩解之后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变局。在政党精英利益固化以及官僚政治与选民隔绝等多重问题共同作用下，民粹主义涓滴入海，再临人间。它与经济问题、移民问题、宗教问题、认同问题等胶着纠缠，以极端的方式进一步剖开“精英”与“人民”的裂隙，而试图以威权的方式实现国家整合与秩序重塑。就在同时，南美、北美的多个国家都在经历民粹主义的狂飙突进，我们很难对其未来做出精准判断。有论者将民粹主义的周期性回归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与结构性矛盾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又到了一个历史临界点。而由“间隙出现”（interstitial emergence）的问题所逐渐汇成的系统性困境，将更加考验人类的政治智慧与制度想象。

参考文献：

Richard Wike etc.，“ European Public Opinion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10/15/european-public-opinion-three-decades-after-the-fall-of-communism/.

Maria Schmidt，“The Case for Populism，"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16/opinion/hungary-communism-european-union.html.

George Thomas，“How a populist destroys America？”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11/when-populism-comes-for-the-constitution/601402/.

Michael Massing， “The Populism Problem at the ‘Times，” The Nation，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new-york-times-populism-yellow-v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