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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对知识分子的气节耿耿于怀

2019-01-04海波江苏盐城

清风 2018年12期
关键词:伯夷立言气节

文_海波(江苏盐城)

中国古人有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之说。德指道德,是说一个人的修养与人格;功指事功,说的是人要建功立业;言指思想,就是说一个人是靠他的思想或学术而扬名。

不过,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时常有所侧重。比如说起孔子,我们主要说的是他的思想;说起曹操,我们主要说的是他的王图霸业;说起颜回,我们主要说的是他的德行,钱穆先生将颜回这类人称作“无表现的人物”,他说:“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业表现,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这种有所侧重的评价,可以凸显人物的特点。

当然,有所侧重,并不代表不关心其他方面。只是从一些著述来看,大家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有某些倾向:比如对于立功之人,大家很少会从立德方面对其进行审视,因为他们在事业上的伟大足以掩盖他们道德上的缺陷,也让他们在立言上更具权威性;而对于立言之人,尽管大家并不苛求他们在事功上有出色的表现,但往往对其道德有更高的要求。

对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责难最多的恐怕就是气节。气节是指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比如我们常说民族气节、革命气节。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表现出的是民族气节;而留下“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表现出的是革命气节。

就这两个气节而言,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面对的考验是一样的,毕竟面对的都是敌人。不过,就这种气节而言,随着时代发展,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比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代代传扬。但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当时伯夷、叔齐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对自己国家、人民不负责任。

然而,大家对知识分子气节的批评很多时候不关这种民族大义,而关乎他们对待当政者的态度。简单来说,面对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冲突,知识分子如果敢于谏言,能够坚持真理,就是有气节;如果放弃自我,整天为当权者唱赞歌,甚至主动谄媚,那就是毫无气节。所谓“御用文人”,说的就是这个。

朱自清说:“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上,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

因此,翻阅历史,那些敢于向君主直谏,视死如归的士人往往能够青史留名。只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面对政治的高压,大多数知识分子或者与其合作,或者逃遁隐逸,实在难以用气节论之。据许纪霖先生总结,在道与势无可排解的冲突之下,知识分子的最终选择主要有几种:第一种是海瑞式的抗“势”殉道,那是儒家理想主义者悲惨的缩影;第二种是退而专注心性修养或娱乐于自然山水之间;第三种则是“道”屈从于“势”,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势”消解了“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时,似乎不宜总以气节来评判,毕竟要成全气节,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种道德要求实在太高。我们时常说不能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那么,以气节论人可谓站在了道德的顶峰。

当然,这样讲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该讲气节,对于那些主动攀附权贵,故意混淆视听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进行深入的批判;但对于其他不少在气节上有损的知识分子,我们对他们的处境应当有同情之理解,这样方能不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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