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喜 唐代剑

摘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新農人成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重要力量。以浙江省为例，分析新农人在乡村旅游中的创新活动类型，探讨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表现分布为经营型、平台型和知识型3种类型，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集聚状态，已初步形成四大特色鲜明的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区，在县域分布差异上，浙北县域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整体上比较活跃，而浙东南县域较弱;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仍受区位条件、旅游发展水平等传统因素影响，但是在信息时代，知识创新能力、社会资本等新因素的作用程度增强。

关键词：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浙江省;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590.7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21-0044-05

收稿日期：2018-09-07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编号：GL17224）;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编号：2018BSQD003）。

作者简介：刘传喜（1980—），男，辽宁瓦房店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E-mail：874784600@qq.com。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普遍面临人才匮乏、开发层次低、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旅游需求，迫切需要转型升级。2014年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在社会各界引发创新创业新热潮。乡村旅游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跃领域，吸引了各类新农人群体投入到乡村旅游创新活动中。新农人在乡村旅游中作为创新活动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因此对新农人及其乡村旅游创新活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1理论综述与研究方法

1.1新农人与乡村旅游创新活动

长期以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乡村和农民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随着对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反思，人们开始日益注重食品安全与休闲健康，渴望回归自然生态，相当多的人正在重返土地，寻找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定义的经济成功[1]。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再小农化现象，例如在欧洲地区，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正在将自身重塑为小农，而在全球许多地方兴起的都市农业标志着一群新兴农民（想要成为农民的非农民）的出现，同时也标志着小农阶级从乡村向现代化大城市的空间转移[2]。新农人（new farmers）逐渐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研究议题，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提出了系统的新小农理论，认为新小农通过对景观、生物多样性和食品质量等的精心投入来创造并强化与整体社会新的相互关联，进行乡村生态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重建[2];Terblanché研究了南非新农人定居政策问题[3];Mailfert分析了在法国具有不同背景的新农人个人社会网络如何提供农业初创企业启动资源[1];Hamilton认为，消费者对健康食品兴趣的增强以及各种形式的农场直接向消费者营销的扩展，是支持新农人真正经济机会的关键因素[4]。Ngo等利用地方认同感、地方依附感和社群感理论构建了一个研究新农人的地方性概念框架，揭示了新农人地方建设意识的主要特征[5]。

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新兴的新农人群体。陈亮等指出，新农人是指以互联网为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流通、服务的人，具有互联网、创新、文化、群体性四大基因[6]。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课题组等认为，互联网思维是新农人与其他农业从业者的显著区别，新农人坚持绿色发展，强调生态自觉，普遍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且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喜欢分享和交流、善于学习新事物等特征[7]。新农人群体来源广泛，不仅包括村委会与乡（镇）党政部门里的党政干部，也包括跨地区、跨界而来的返乡创业大学生、城市白领、大学生村官、网商、科研技术人员、非政府组织（NGO）志愿者及其他各界人士[8]。从组织形态来看，新农人群体的经营类型涵盖了个体经营型、合作经营型和企业经营型等[7]。在我国，新农人正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动力[9]。

乡村旅游是新农人参与乡村实践与跨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乡村旅游产品单一、开发层次低、观念落后、缺乏特色等。对于乡村旅游而言，最为缺乏的生产要素不是旅游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而是以人才为载体、以支持性社会环境为外围要素的创意资本[10]。而以新农人为代表的乡村高层次生产要素在乡村旅游地的集聚与扩散，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新的创新活力，新农人在乡村实践各种开放式旅游创新活动，正成为拓展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形式和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新动力。学者们对新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11]、新农人参与的乡村旅游新业态表现与机制[12]以及新农人介入传统村落文化保育[13]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从上述文献来看，目前关于新农人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类型、特征等基本命题及社会资本（网络）、地方建设意识、生产模式等主要内容方面，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新农人兼具创新属性和流动属性，即新农人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创新特质，并且在城乡之间跨区域流动和跨界联络互动，因此新农人的创新活动通常表现出一种空间特征，但现有文献很少从空间维度对新农人创新活动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乡村旅游领域，新农人分布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创新活动程度和新型乡村旅游业态供给以及乡村的深层更新与重建，而此方面研究还较为缺乏。基于上述研究进展和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实践形势，本研究以浙江省为案例地，分析浙江省新农人在乡村旅游中的创新活动类型，探讨新农人的创新活动空间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识别出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根本性影响因素，以期为新农人的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及其空间分布规律研究提供借鉴。

1.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調查法、空间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方法。首先通过调查归纳总结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类型;其次在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上，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和局部自相关分析法;最后在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揭示上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利用SPSS 20.0处理数据。

本研究涉及到的体现新农人创新活动特征的浙江省民宿数据来自于自在客、Airbnb等民宿网站;社区支持农业园、新农人联盟、乡创学院、公益活动数据来源于有机会、新农人等网站;乡村营地数据来自中国露营网;特色小镇数据来自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5、2016年公布的2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旅游淘宝村数据来自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5）》。涉及到的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县（市、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年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A级景区名录以及Google地图。上述所有数据所选择的考察年份为2015年或最近年份。

2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类型

通过对浙江省的调研发现，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根据其主体和主要功能价值的差异可以分为3类：经营型创新活动、平台型创新活动和知识型创新活动（图1）。经营型创新活动的主体主要是返乡青年、城市白领、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酒店管理者、企业家等新农人群体，他们在乡村创建民宿、乡村营地、社区支持农业园、田园综合体等新型业态，直接从事乡村旅游经营活动，其经营活动通常具有半农半X特征，即立足于乡土，将商业经营和自身的旅游化生活方式相结合，提供休闲、度假、工作、社交等功能。平台型创新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县（市、区）、乡（镇）政府部门及村干部、企业家等新农人群体，这些新农人群体通过建设特色小镇、旅游淘宝村等构建有机融合政策、资本、旅游、商业、生态、社区并聚集创新功能的特色产业发展平台，这种平台具有乡村旅游众创空间性质，通过搭建城乡互动平台集聚信息时代各种高端要素，进而激活乡村旅游新型创新的巨大潜能。知识型创新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乡建人士、NGO志愿者、社会组织等新农人群体，致力于乡村文旅综合业态人才聚集、培训、孵化的乡建人士、NGO志愿者、社会组织积极发起各种乡村创新创业教育培训项目，例如创建新农人联盟和乡创学院，举办各种乡建公益活动，为返乡青年、各类跨界乡村旅游创业者提供不同的创业资源、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试图构建多元、活力、开放、基于共享精神的乡村创新创业（乡创）学习共同体。

目前，浙江省新农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活动类型以经营型创新活动和平台型创新活动为主，知识型创新活动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这种类型创新活动往往会产生较大效应，例如德清新农人创办的莫干山民宿学院、浙江古村之友对龙泉、桐庐等地乡村的活化、自然公社发起的“善果”销售公益活动等，都有良性深远的社会影响。在新农人进行的乡村旅游创新活动中，平台型创新活动通过特色小镇、旅游淘宝村建设构建起新型乡村建设平台，吸引民宿、乡村营地、社区支持农业园、田园综合体等经营型创新活动集聚与融合，而知识型创新活动通常是经营型创新活动的重要资源来源，为经营型创新活动提供其发展所需的知识支持与创新人才。

3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

民宿、乡村营地、社区支持农业园、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旅游淘宝村、新农人联盟、乡创学院、公益活动是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成果的表现，也是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不同于传统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一种直观测量。因此，本研究在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中，使用民宿、乡村营地、社区支持农业园、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旅游淘宝村、新农人联盟、乡创学院、公益活动等空间分布数据来比较分析不同区域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情况。

3.1空间总体特征

使用最邻近点指数对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总体状况进行量化测度。最邻近点指数R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均匀、随机分布3种点状分布类型。当R=1时，说明点状分布为随机型;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均匀分布;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集聚分布。计算公式为

R=r1rE=2r1D。（1）

式中：R为最邻近点指数;r1为实际最邻近距离;r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rE=12n/A=12D，其中A为区域面积，n为点数，D为点密度。

采用ArcGIS 10.0计算求得，R=0.72<1，表明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状态。

核密度分析法可以进一步考察点数据在研究区域内的集聚情况。通常采用的方法为Rosenblatt-Parzen核估计，具体公式为

f（x）=1nh∑ni=1kx-Xih。（2）

式中：k（）为核函数;h>0为带宽;x-Xi表示估值点x到事件Xi处的距离。

通过ArcGIS 10.0软件计算核密度（搜索半径为3 km），得到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较高密度空间分布区。其中点密度为0.037 0～0.067 5个/9 km2的高密度分布区集中在浙北地区，主要有杭州市西湖区及余杭区-临安市、湖州市德清县-安吉县-长兴县、嘉兴市南浔区-桐乡市-嘉善县等区域。点密度为0.020 0～0.036 9个/9 km2的次一级密度区主要分布在浙东沿海的岛群、宁波市鄞州区-奉化县、温州市永嘉县-台州市仙居县以及浙中的金华市浦江县-兰溪市、浙西南的丽水市莲都区-松阳县-遂昌县等区域。上述高密度和次一级密度区是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集聚和活跃的地区，其他区域则呈点状低密度分布特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比较零散。2015年，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发展在空间上已初步形成四大特色鲜明的区域：①以特色小镇、民宿、田园综合体、社区支持农业园等为特色，以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区为核心的浙北新农人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区;②以民宿、乡创公益活动等为特色，以丽水市为核心区域的浙西南新农人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区;③以民宿和特色小镇为特色，以舟山群岛为核心，以宁波市、温州市为两翼的浙东沿海新农人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区;④以乡村营地、新农人联盟、旅游淘宝村等为特色的浙中新农人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区。

3.2县域分布差异

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法揭示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在具体县域之间空间自相关情况，反映县域之间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的确切特征和模式。其计算公式为

Local Morans I=n（Xi-X）∑nj=1Wij（Xj-X）∑ni=1（Xi-X）2。（3）

式中：n为空间单元数量;Xi、Xj分别表示某属性特征X在空间单元i和j上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某县域及与其相邻县域之间的局部空间关联性质可被划分为HH（高-高）、LL（低-低）、LH（低-高）、HL（高-低）4种类型。基于ArcGIS 10.0测算，处于HH区域的为湖州市德清县、安吉县等县域，这些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比较活跃的县域，被其他同样活跃度较高县域所包围，在空间上这些县域之间彼此集聚，并互相积极影响，共同推动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发展。处于LL区域的为温州市文成县和苍南县，这2个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程度低的县域被其他低活跃程度的县域所包围，表明浙东南乡村新农人整体活跃程度较弱。处于HL区域的为台州市仙居县和温州市永嘉县，这2个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程度较高的县域被周边低活跃程度的其他县域所包围，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且彼此存在不同的影响。衢州市常山县、龙游县为LH区域，这2个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程度较低的县域被其他高活动程度的县域所包围，两者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4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4.1变量选取

传统区位理论认为，空间距离、资源、市场、政策等因素影响主体的区位选择。但随着信息化时代来临，现代交通、信息通信、互联网络、生态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等对区域发展及空间成长的重要性加强[14]。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及空间组织更多地受自然和文化环境、企业环境、客户群、区位影响力与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影响，而受空间约束相对较小[15]。因此，本研究从传统影响因素和信息时代影响因素两大方面分析相关因素对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差异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表1）。

4.1.1传统影响因素传统影响因素包括区位条件、旅游发展水平、政策支持和乡村经济条件。区位条件用“县域到所在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X1）”来衡量，体现县域乡村旅游地与大中城市客源地之间的关系，距离越近，客源越多，但是由于城市化的发展，离城市较近的乡村，其生态环境往往受到破坏性影响，因此作用方向预计为负，也可能为正。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反映了该地区乡村旅游地可受辐射的客源规模，也反映了该地区旅游主体活跃和集聚程度，旅游业发展水平可以直接反映在“县域旅游收入（X2）”“县域旅游接待人次（X3）”上，均预计为正。政府的支持政策对新农人的乡村旅游创新活动起到引导作用，特别是在资金支持政策方面效果尤为明显，本研究以各县域的“县域旅游发展基金金额（X4）”作为反映政策支持力度的主要指标，预计为正。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离不开整体乡村经济的支撑，乡村经济条件可用“县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X5）”和“县域第一产业总值（X6）”来反映，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预计为正，也可能为负，“第一产业总值”预计为正。

4.1.2信息时代影响因素信息时代影响因素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现代交通设施、知识创新能力、社会资本和乡村生态环境。信息通信技术是乡村与外界信息交流与沟通、有效传递信息资源的重要保障，新农人的创新活动依赖乡村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这里以“县域乡村每百户拥有电脑数（X7）”“县域乡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数（X8）”来衡量县域乡村的信息通信技术水平，预计均为正。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设施网络有利于新农人跨城乡流动及物质、信息交换，因此本研究采用“县域每百平方千米公路网长度（X9）”“县域离最近高铁站点距离（X10）”来衡量县域的现代交通设施情况，其中“县域每百平方千米公路網长度”预计为正，“县域离最近高铁站点距离”预计为负。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乡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是乡民创造力的重要体现，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程度的加深，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得到不同群体的传承与创新;另外，乡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其文化素质，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能力的强弱，因此可以通过“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X11）”和“县域初中以上学历农村劳动力比重（X12）”来体现县域乡村的知识创新能力，预计均为正。社会资本的规模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程度，社会资本的溢出效应有利于新农人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社会资本主要突出的是网络连接作用，可用邮电业务总量来反映[16]，因此本研究用“县域邮电业务总量（X13）”作为县域社会资本的宏观测度指标，预计为正。优良的乡村生态环境是新农人在乡村生活与创新创业的吸引力所在，也是乡村现代服务经济本身对环境的必然要求。由于一个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分布塑造了该地区大的生态环境格局，本研究用“县域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X14）”反映县域乡村整体环境质量，预计为正。

4.2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对多个影响因素的探索性分析可采取多元回归模型。对原始回归模型采取强行进入法进行分析发现，自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原模型进行优化处理。K-S检验值为0.711，P值为0.715，大于0.05，表明模型残差符合正态分布;F值为51.723，P值为0.000，表明自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因变量。由表2可知，模型中的最小容差值为0.723，大于0.2，且VIF值最大为1.383，小于10，表明进入方程的自变量与其他自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的调整R2为0.536，说明本研究所选取的指标对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县域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达到53.6%，由于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县域分布影响因素众多，本研究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所选指标有限，不能完全涵盖所有影响因素，但结合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水平来看，可认为这一结果较为理想。逐步回归最终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经过逐步回归分析，剔除了10个不显著指标，最终“县域旅游收入”“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县域到所在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县域邮电业务总量”4个指标进入到模型中，4个指标的Sig.值均小于0.05，表明其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显著意义。在模型中，4个指标的系数均为正，

说明这些指标正向影响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在县域上的空间分布。

从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进一步看出，“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的回归系数为0.267，反映出知识创新能力对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在县域分布上的影响程度最大。“县域到所在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的标准系数为0.262，这体现了区位条件影响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但是不同于传统乡村旅游区位的距离衰减，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在空间分布上更具有灵活性，即新农人的创新活动空间区位多在离城市具有一定距离的乡村区域进行选择和决策。“县域旅游收入”的标准系数为0.254，说明县域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对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影响较大，一个县域的旅游业收入越多，空间集聚效应越大，越有利于新农人的创新创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县域邮电业务总量”的标准系数为0.236，这反映了社会资本因素对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作用。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参与主体和功能价值的差异，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表现为经营型、平台型和知识型3种类型，具有乡村旅游创新实践形式的多样性，且不同类型创新活动间互相作用与影响。在空间总体分布上，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呈集聚分布状态，高密度分布区集中在浙北地区的杭州市西湖区及余杭区-临安市、湖州市德清县-安吉县-长兴县、嘉兴市南浔区-桐乡市-嘉善县等区域，次一级密度区主要分布在浙东沿海的岛群、宁波市鄞州区-奉化县、温州市永嘉县-台州市仙居县以及浙中的金华市浦江县-兰溪市、浙西南的丽水市莲都区-松阳县-遂昌县等区域，已初步形成四大特色鲜明的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区。在县域分布差异上，湖州市德清县、安吉县处于HH区域，表明浙北县域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整体上比较活跃;温州市文成县和苍南县处于LL区域，表明浙东南县域乡村新农人整体活跃程度较弱;台州市仙居县和温州市永嘉县处于HL区域，衢州市常山县、龙游县处于LH区域，表明这些县域与周边县域的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活跃程度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在影响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因素中，县域的区位条件、旅游发展水平、社会资本、知识创新能力等因素具有根本性影响，且都呈正向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知识创新能力因素，其次分别为区位条件、旅游发展水平和社会资本因素。这表明区位条件、旅游发展水平等传统因素对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新农人的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受空间距离条件的影响有所弱化，这表现为并非强烈地亲近大中城市空间性，而是更注重寻求生产、生活、生态比较平衡的乡村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时代，知识创新能力、社会资本等新因素作用程度加强。对知识创新能力和社会资本要素稀缺的传统乡村地区来说，具有跨区域和跨界特征的新农人群体及新农人联盟、乡创学院、各种众筹公益活动等可增强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知识流动、学习创新及协同行动，这对传统乡土价值的深入挖掘与再造具有内生性影响。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整合各方力量，积极推动新农人平台型和知识型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发展。政府应构建以特色小镇为主体的乡创平台，为新农人创新活动集聚提供条件。充分发挥新农人民间乡创智库的作用，在乡创培训、乡创孵化、乡创开发、乡创经营方面为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进而提升乡村旅游发展的知识创新能力，增强乡村地区自身的内生发展动力。强化对新农人經营型乡村旅游创新活动政策支持，将新农人纳入国家制定的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自主创业的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物流等优惠政策措施范围。（2）通过制度改革和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扩大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范围。消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约束，例如实施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流转，重点改善偏远、落后地区乡村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信息网络等重点基础设施，吸引更多新农人回归乡村，实现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活动要素在城乡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优化配置。（3）积极培育乡村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的重要驱动力，乡村拥有较大规模和较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更有利于新型乡村旅游业态集聚与扩散发展。应适应互联网时代新农人社群自组织化特点，通过构建各种平台集聚致力于乡创的新农人群体社会资本，进行政府、学界、社会、非营利组织与当地居民的跨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乡村旅游创新活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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