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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大公报》研究的干将莫邪――评俞凡《新记<大公报>再研究》

2019-01-03王俊志

报刊精萃 2019年1期
关键词:大公报争议

王俊志

摘要:在新闻史学界,关于《大公报》一些问题的争论一直不曾停息,俞凡在其著作《新记<大公报>再研究》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通过梳理发现,这本书在研究视角、研究资料、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方面都有着其独到之处。

关键词:大公报;争议;新记《大公报》在研究

自建国至今,以影响最大、人才最盛、争议最大最久彪炳史册的《大公报》始终没有离开新闻史学家的视线,然而无论是80年代中期以前一概否定的泛政治化研究,还是80年代以后带有“矫枉过正”色彩的评价转向,似乎都没有给新记《大公报》一个客观的评价。此外,有关《大公报》的各种争论虽已有了各方名家的“盖棺定论”式的评述,但其合乎实际的程度似乎仍令人怀疑。尤其是近年来,兴起于新闻学中形而上学的研究之风,更让人觉得在一片《大公报》莺歌燕舞声中,需要有人拿出更充实的史料,以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秉持着更加严谨细致的态度,为我们呈现更为客观真实的新记《大公报》。而这便是俞凡老师这本《新记<大公报>再研究》(以下简称《再研究》)的出发点。具体而言,本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视角:一条路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中国社会称作为“熟人社会”,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由此可见,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不容置喙,而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某些问题也往往能够获得很多不同的认识。具体到本书而言,作者在前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大公报》在最具影响、人才最盛,新闻史及新闻学研究领域受关注最多、成果最丰富、争议最大最久的“三最”之外,还有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这一特点。由此作者大胆创新,以蒋介石和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以及国民政府和《大公报》间的关系作为建构本书篇章的主体脉络。通过这一不同前人的研究视角,以关系作为全书的研究对象进行铺陈叙述,一方面提供给我们看待很多问题的不同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众多争议问题,从而形成更为真实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研究视角也让我们知晓了众多在报纸文字中所不曾透露的背后故事,有利于缩小报纸文字与报人本人之间的距离,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报纸言论立场的转变原因。

二、新史料:一手档案

正如吴廷俊教授所说,历史研究必须凭史料说话,谁占有史料谁就有发言权。对于这句话,笔者认为应从三个层面去解读。其一要有一双慧眼,对于不曾进入其他研究者視线或不被其他研究者所得到或重视的史料的占有,无疑能够增加自身的发言权以及说服力。其二要勤于思考,要在已有的材料中通过细致的再挖掘得出新发现,仅仅是拥有史料而不擅挖掘剖析,则称不上占有史料。其三要重关联,新发现的史料若是能印证已有的孤证,那么便为研究提供了两份论据,自然也就多了一份说服力。具体到本书中,作者并不拘泥于报纸原件、时人述评以及回忆录三种史料的束缚,以一双慧眼发现了档案文献对于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诚如前文所述,对于《大公报》的很多争议都涉及它和当局的关系,所以要弄清这种关系,仅仅停留于报纸之上的言论新闻显然是不够的,而细致分析他们之间私下的互动往来显然更为重要,而蒋介石档案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路径选择。在本书中,作者基本上将“蒋介石档案”中与《大公报》及其报人有关的所有材料一网打尽,并且基本上都是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这样的史料呈现势必会带给我们很多新的认识,尤其是对于一些争议颇大的问题,自然也会提供更多评价的依据。

三、新方法:一把钥匙

正如前文所述,史料的获得只是第一步,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挖掘与剖析才是最终获得真知灼见的“必经之路”。而就本书的研究方法而言,史论结合以及量化研究无疑是本书最大的特色。首先,作者在大量阅读前人的研究之后,对于一些著作或文章中,史料与分析篇幅不均衡的问题早有察觉,因此在进行本书建构与陈述的过程中作者十分重视史论的结合。在史料方面, 翻阅本书几近达到无一页无引用的地步,而在分析方面,作者也是恰到好处,无论是时局背景的介绍,还是人物心理的揣摩,亦或是各方关系的交待,作者都是在引用史料后及时加以分析,由此读者对于史料的理解更为深刻。其次,作者在前人的研究之外发现了量化研究的重要性,在“定量只是手段,定性才是目的”的认识之下,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通过对24年来《大公报》的言论进行抽样,对所用词语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设定态度打分原则,为我们呈现了《大公报》与蒋介石政府关系演变的动态历程,相较前人的研究而言更为科学,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更加使人信服。

四、新见解:一许清流

在本书中,作者以一手的史料,科学的方法,独特的视角,在对《大公报》的探索中发现了很多前人之述不备亦或是不妥的地方,对于很多争议的问题进行了重新考量。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作者将报纸、报人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去剖析,对于众多历史事件背后,《大公报》主持者与当局者的互动往来进行了细致的查证。此外,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对历史上的有关《大公报》的诸多公案进行了再研究,在“一边倒”的研究声中,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对很多问题的不当认识进行了辩驳,而这也为我们更加客观的认识《大公报》提供了路径,可谓是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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