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晶晶

1

所谓约束带是捆绑人的带子。有警用和医用两种。形状可分为皮带金属扣形、棉布护垫形、一字形、螃蟹多足形等。使用部位为手腕、脚踝、肩胛、腰部，而以手腕最常见。

在一本出版于二○○六年的《医用护理教程：设备及使用》一书中，我发现了这样的句子：

约束带：一种保护病人的安全装置。用于对躁动病人治疗需要固定其身体某一部位时，限制其身体及肢体的活动。使用约束带的目的：一、控制病人的危险行为，如自杀、自伤或极度兴奋冲动造成的攻击；二、防止意识障碍、谵妄躁动病人坠床；三、对护理、治疗不合作的病人，保证护理及治疗的顺利实施……

捆绑我姥爷的那根约束带，我把它定义为螃蟹多足形。其设计颇有技术含量：中间用细密的针脚缝成长方形的整块儿，两端各拉出六条细长结实的布条，像一只螃蟹被无限拉长了的腿脚。我姥爷的手腕先是被中间的螃蟹身躯裹住，再由众腿纠缠打结，最后，才绑到病床栏杆上。可以想见，一旦被这样的怪物捆绑，再强壮的汉子也无法挣脱。

几年前，我的姥爷就被这样的约束带捆绑着，固定在病床的栏杆上，整整四个月。

姥爷被约束带捆住的那一天，也是他被插上胃管的日子。已经九十开外的老人，却迸发出野牛般惊人的气力，要靠着四个成年人——一名护士，一名医生，还有我和母亲，八只手齐心协力，才按住了那拼命挣扎着几乎要撞翻床铺的身体。之后，医生把一根豌豆粗细的管子插进他的鼻孔。那管子顺着鼻咽部向下，通过喉咙进入食管直至胃部，以输送他无法用嘴进食的营养物。之后，为了防止他拔出这根胃管，医生用约束带，将他的双手，一左一右，绑在了床栏杆上。

姥爷目眦尽裂，沉重地喘息着。他的脸涨得通红，嘴里发出呜呜的野兽般的吼声，用仅能活动的腿脚蹬踹着表达自己的抗议。但毕竟是老人，毕竟除了新插的管子，身上还有入院后从未间断的尿管、输液管等。这些纵横交错的管子和那至关重要的约束带有效地制约了他身体的活动。过了一会儿，他便安静下来。是我看错了吗？我看到姥爷的脸渐渐变黄，变灰，一滴泪水，挂在肿胀、皱纹密布的眼角。

我没想到姥爷从此再没有被解开。直到四个月后他死去，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医生才从他身上撤下了所有的管子——输液管、氧气管、胃管、尿管、心电监护、血氧测定，还有那根约束带。

姥爷是捆着约束带走的。就像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被缚着，动弹不得。

2

现在，窗外的木槿花开了。一簇簇雪白的花朵集中在枝条的顶端，姿态低调，花期却长，要从春末开到深秋。当我在电脑上写下这篇文字时，我眼中出现的，却是距此几千公里的另一座城市。那城市坐落在黄河横穿而过的两座山峰之间，河边耸立着一排排苍老嶙峋的大柳树，它们有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左公柳，是当年清朝名将左宗棠率领大军一路西征种下的。这座城市扼守着从中原前往新疆青海乃至中亚腹地的河西走廊，在解放战争中经历过一场异常惨烈的争夺战，之后，统辖西北五省那支野战军便将自己的军区总部设在了这里。

我母亲便出生在这军区的一座宿舍楼里。母亲说，那宿舍楼共有两层，原本住的都是单身的军人，随着这些军人结婚生子，楼道也被煤炉、菜筐以及婴儿的啼哭声塞得拥挤不堪。在位于南侧的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姥爷和姥姥结婚并生下了我母亲姐妹三人。在母亲的记忆中，悬在天花板上的灯泡总是暗淡的，到了夜深，便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当我那年轻的姥姥带着女儿们熟睡的时候，姥爷总是站在桌边画画和抽烟。他抽的是一种叫黄金叶的廉价烟草，暗褐，微金，黏黏的带着甜香，被放进喇叭筒状的薄纸中，点燃了，深深地吸一口许久才吐出来。在吞云吐雾的间隙姥爷眯缝着眼睛盯着桌子上的画稿。那铺在桌子上的白色宣纸，用铅笔勾勒出骑兵、牧民、奔跑的马和骆驼、巨石嶙峋的山峰和茫茫沙漠，以及戈壁上的红柳。它们影影绰绰，沉浸在梦里，等着姥爷用毛笔把它们唤醒。那些躺在砚台边或插在笔筒里的或粗或细的毛笔，大白云或小狼毫，那些一管管被挤捏瘪了肚子半躺半坐的颜料袋儿，群青、朱红或者靛蓝，是姥爷手中的法器。姥爷眯缝着眼睛看着画稿，就像一个神仙面对他即将造出的世界。有时他匆匆忙忙地这几笔那几笔，仿佛要和脑子里的什么东西赛跑；有时他却一动不动地发呆，直到手中烟卷的白烟直直向空中升去，灰烬堆积成的软软歪歪的小山坍塌了，山底下暗藏着的红色灼了他的指尖，他才猛地一惊，将烟屁股狠狠捻灭在罐头盒里。

这罐头盒是姥爷的烟灰缸。姥爷吸了一辈子的烟，却从未用过真正的烟灰缸。多少年后女儿们送给他的水晶天鹅烟灰缸或陶瓷雕花烟灰缸都被他珍藏在书柜里。姥爷的烟吸得扎实，拿烟的姿势也质朴，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而不是像电影里的阔少或贵妇那样伸长了食指和中指姿态优雅地拈着烟。他的吸烟真心实意，贪婪，甚至凶狠，毫不浪费，每一口吸进去的烟都必须经过了牙齿、舌头和喉咙乃至每一个肺泡的贪婪吸收后，才恋恋不舍地从鼻孔和嘴的缝隙间慢慢漏出。我相信假如可能姥爷定会在肚子某处挖个地窖，把这些烟雾深藏起来。

看到这里想必你已经明白了，我的姥爷是一名军人也是一位画家，他在这个军区的报社当美术编辑，早年创作的骑兵和草原牧民的画作小有名气。在有关姥爷的回忆中，我最喜欢这样的时刻——在母亲五岁那年，姥姥带着三岁的二姨回了四川老家，将她独自留在姥爷身边。姥爷每天接送她上幼儿园，带着她去黄河边的林荫道跑步，去食堂吃饭。在家中只有父女俩的傍晚，她，竟然也占据了书桌的一角。姥爷十分慷慨地把砚台和笔筒旁边一处刚能容下一只胳膊肘的地方租借给了女儿，再给她一张从废纸上裁下的边角，一支铅笔头，于是他站着，她跪在椅子上，父女俩一起作画。我见过母亲幼年时的画，它们有些隐晦地分布在陈年日历，盖腌菜缸的旧报纸，压在褥子下面的姥姥剪的鞋样上，那些精准又饶有趣味的笔触仿佛得自天人。人人都夸她画得好，但姥爷却发现这女儿能画的东西相当有限，确切地说她只会画人而且只是漂亮女人，那些顾盼含情的古代美女飞舞着长袖从天上翩翩而降，背景却是缥兮缈兮的空白。这女孩儿的目光永远只聚焦于脑海中那些不知来自何方的美人，这让关注大千世界的姥爷匪夷所思。作为一名现实主义的速写行家他给女儿配置了硬纸板和铅笔画纸，身体力行地带她去观察万物实地写生，然而当他兴致勃勃地画下眼前那些山水树木河流房屋，几个小时过去，却发现身边女儿的纸上仅有一些辨不出是何物的杂乱线条，以及藏在边边角角的千篇一律的睫毛狐媚的美女眼睛。他终于明白了，这个貌似有天赋的孩子永远对眼前的真实世界无感，也就是说，她永远也成不了他所要求的那种货真价实的画家。

母亲说，那些遥远的夜晚她独自睡在墙角那张带围栏的小木床上（作为长女的特权），睡眼蒙眬中望着姥爷投向墙壁的巨大黑影。北风在窗外凄厉地盘旋尖叫，被封住的铁炉火慢慢燃烧，空气混浊的房间里满溢着煤炭和烟草的味道。夜渐渐深了，吸烟的姥爷开始咳嗽。这沉闷的咳嗽声伴着他投向墙壁的影子，在漫漫长夜中进入我母亲的梦里，化作一位山峰般的长发巨人。

这些林荫道边的跑步以及与姥爷一同绘画的夜晚，只有短暂的不到一年的时光，却留下了某种习惯和印记：很长一段时间，我幼年的母亲晚上必须摸着姥爷脖颈上的一个痦子才能睡着；那痦子在我姥爷后脖颈上，靠近发际下方。而且，她是那么畏惧人群，畏惧加入任何群体的游戏，畏惧和他人相处；只有回到家里才感到坦然和自在。只要有一支笔和几张纸，便能安安静静地独处一天。这些习惯，真是像极了姥爷。

追溯姥爷生命的源头，我会看到秦岭深山中的一座古庙。庙里供奉着古老的太白山神，门前有一棵大槐树，一条清浅的小河从树边流过。庙门的牌匾是乾隆皇帝的御笔；庙后的荒草中有一块石碑，记述了乾隆四十三年关中大旱，陕西巡抚毕沅亲率百官来此祈雨后果然大雨三日的神迹，以及乾隆皇帝题写这致谢太白山神碑文的经过。数百年来这里曾香火旺盛，直到清末，才渐渐凋敝。就在抗战爆发的第二个年头，我姥爷跟着一支难童院的队伍来到了这里。

姥爷是个孤儿。从他八岁那年被自己的父亲从绥远垦荒区的难民帐篷里抱出来送上那辆运煤的卡车，穿上那件胸前写着“山西赈灾儿童战时教养院”标签的黑土布棉袄之后，就再也没和自己的亲人相见。在秦岭深山中这座太白庙里，父亲和几十个流离失所的孩子以及几位青年教师一起，睡在铺着麦草的土地上，喝着清得见底混杂着老鼠屎的米粥，从附近村民的庄稼地甚至田鼠洞里捡拾救命的口粮。饥饿、寒冷、营养不良、肺炎伤寒、疟疾痢疾，镰刀一般收割着脆弱如纸的生命，庙后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坟茔，埋葬着越来越多死去孩子的尸体。而那些大浪淘沙般活下来的孩子，则如同高海拔山顶上嶙峋坚硬的矮树，无一不身材矮小，筋骨结实，神情冷漠。抗战胜利后，难童院却解散了。姥爷走出大山来到平原四处流浪，靠着打短工、雕刻月饼模具、为人画像谋生。转变来自于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这一天古城西安郊外的枪声停歇了，城中出现了一队队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徽章的人。他们当中的某一位正带着士兵们在贴标语，正巧看到了一位坐在莲湖公园门口给人画像的少年。军人停下脚步，看着少年那只被冻得发红的手指捏着的铅笔下快速生长出的人物，嬉笑嗔怒仿佛跳荡在纸上。军人看得入了迷，问：小兄弟，跟我们走怎么样？少年心不在焉地问，去了有饭吃吗？军人笑着说当然有！于是这少年便夹起画板跟着军人走了。在挺进大西北的行军途中，少年的工作便是在沿途的石壁土墙上涂写鼓舞士气的标语或宣传画，在经过激烈的战斗解放了那座黄河边的城市后，他涂抹画画的地方也从石壁墙面改到了大军区办公楼的某张桌子旁。这少年便是我姥爷。姥爷名为军人却既没练过正步也没上过战场，除了腰杆笔直和走路迅捷这两样外，他对组织纪律一向无感。他保持了难童院带来的生活癖性，终生不知失眠为何物，从不洗脚洗澡，光着身子睡觉，半夜将尿撒到房间的墙角里。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让他一见食物便两眼放光，永远是饭桌上最先动筷子的人。从不知寒暄也从不计较之后还有什么，他抓起筷子便将最近的盘中之物夹起塞进嘴里。就如同他从不小口吸烟一样，他的夹菜也是大规模的，结实而高效的，那一筷子的内容也是实打实的，从筷子到嘴永远走最短的路径。待食物入嘴，他嘴唇闭得紧紧，坚固的牙齿发出锋利如铡刀的唰唰切割声响，从不吧嗒嘴也从不掉落一粒米，那紧闭的嘴唇让人想到一扇戒备森严的大门。这样的结果便是，他一口气吃光了先上来的凉菜拼盘以及他力所能及的所有热菜，待最后面那压轴的最最奢华的主菜上来时，他已经满脸发红腹部凸起无法站立了。有这样吃相的姥爷显然很没有风度，有很多次他被食物噎得满脸通红上不来气，要靠别人猛拍他的背部才摆脱困境。对此他的解释是：在难童院，你若少吃一碗饭便会饿死——吃饭的速度，是决定生死的大事。

姥爷从小便无亲无故，独自闯荡，面对生死。这样的姥爷很少流泪更不善交际，沉默寡言的他总是独往独来。他从不与众人喝酒打牌吃饭，更不屑花时间与人掏心掏肺，那些呼朋唤友热火朝天的场面他一如既往地缺席。他的天性中绝不缺乏慷慨和同情，对自己在难童院的朋友和他认为需要帮助的人他会打开自己柜子的最里层并把口袋里最后的所有掏出来，然而他却与通常的人心世故隔着一层玻璃。他只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旁人的话语，又不会识别人的脸色，那些拐弯抹角暗藏机锋的言语在他就如超出双耳接受范围的天外之音。偶尔他也会出现在人群中也会说话甚至滔滔不绝，但只要你注意观察便会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和人们真正地对话，而更像是自说自话。姥爷显然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只需两样东西：一支可供他画画的笔，一个可供他吃饭的碗。

因此姥爷便有了孤僻清高的名声。平日里上班，无论对级别比自己低的员工同事以及高自己一级几级的领导，一律是一张公事公办的脸。每逢家中来人他不知寒暄招待更不会倒水奉茶，说不上两句便兀自钻进画室，留下妻子和客人赔笑周旋。碰见有人送东西，他分不清是有求于己的奉迎还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一概冷冷拒绝。姥姥说，若是可能，姥爷临死定会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确实，他于人情世故是那么隔膜那么笨拙，假若没有上帝给他派来的那个精明能干，个性品性样样都与他相反却又与他互补的女人，他真的是寸步难行。这女人便是他的妻子，我的姥姥。

3

我对姥姥最深的印象便是一件事：搓洗抹布。姥姥每天都会用肥皂和洗衣粉搓洗抹布。无论在她以前住过的平房还是在她晚年生活的楼房里，姥姥总是一丝不苟地搓着抹布。一盆泛着洗衣粉泡沫的清水，一方搓衣板，一个哗哗作响的水龙头。姥姥弓着腰，满脸通红，头发蓬乱，全身力气都压在了那泡得发胀被来回揉搓的抹布上。仿佛，手下的抹布和她有着深仇大恨，又仿佛，这抹布是一件必须拼命打磨以便向生活开战的武器。在姥姥家里，锅碗灶台光亮如新没有一丝油腻；每一方床栏杆每一根椅子腿甚至柜子的顶部都会被肥皂水反复擦洗；连阳台瓦盆里栽种的花花草草的每一片叶子，也被擦拭得纤尘不染。这个家不像是家而像是一个介于医院和军营之间的所在，它安静、干净而且遵循着某种铁定的秩序。铺在床铺和桌子上的塑料布必须每天用肥皂水擦洗一次；早晨六点起床七点开饭晚上九点以前必须上床睡觉天天如此年年月月如此，即使你发烧腹泻，即使你因生病不得不再次躺在床上也必须按时起床和吃饭。因此在我从小体弱的母亲那里便有很多这样发着烧喘息着从床上被拖起的经历，那些温暖的被褥无论如何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叠起哪怕半小时后又被展开。这样的房间这样的家庭是绝对不允许有混乱和意外的，一片蒜皮的抛洒一滴汤水的溅落都会引发一连串不愉快的惩戒和数落。我那意志坚强的姥姥掌控着一切，大到每次出行的路线时间车次，小到每日清晨的早餐吃的黄瓜的清洗的角度以及削皮的方向，甚至拿筷子的姿势。在她的铁腕下这个家庭的日常就像一根笔直的，闪烁着刺目寒光，绷得太紧随时可能断裂的钢索。

我对姥姥第二个印象来自她那两条紧蹙的浓黑的眉毛。在低矮的额头上这眉毛像老鹰翅膀那样高高扬起，眉心竖立着宛若刀刻的川字纹。这川字纹是那么深那么醒目，已经永远无法退去，加上那锋利的目光，那鼻翼边呈八字展开的法令纹，她不是显得心事重重便是严厉愤怒。平心而论，姥姥对我远比对我的母亲和姨姨们纵容和溺爱，但我受到的最严厉的制裁也来自姥姥。六岁那年，在院子里玩耍的我私自跟随一位邻居去她家里吃了一只肉包子，姥姥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那块被水泡得木质泛白的搓衣板被扔到了我的脚下，我被命令跪在这搓衣板上。我认为这是姥姥的一个玩笑，我怎么也理解不了邻居家的一只肉包子和这搓衣板有什么联系。一向疼爱我的姥姥怎么可能让我那稚嫩的膝盖压在那坚硬的有棱角的刑具上？我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发现姥姥丝毫不像开玩笑便去另一个房间求母亲为我说情，让我迷惑不解的是母亲一直沉默。在耽搁了十几分钟后我回到了姥姥身边，央求无果后便跪在了搓衣板上。跪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似乎是钻心的疼痛让我哭了并开始求饶，姥姥心软了，她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她说你晓得吗，换作是你妈和你姨姨她们，我得让她们三个人一起跪而且跪到天黑！

由此我明白了，姥姥脸上的乌云是如何笼罩了我母亲和姨姨们童年的天空。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姥姥那张在家里阴云密布的脸，一出了门，便阳光灿烂。对待外人，我姥姥永远笑口常开。我还记得在那座家属院里，在进出大门都要经过的那片葡萄架下的长椅边，姥姥和几个老太太摇着蒲扇聊天的样子。只要天气好，姥姥必定坐在这里。众星拱月般在她周围的是几个年龄相仿的家属或退休职工，她们或是大声交谈或是窃窃私语，或是观察点评着每一个进出院子的人，和每个经过的人或是笑脸相迎或是冷漠点头，隔着楼上楼下的间距与某个看不见的人大声打着招呼。葡萄架下的这个方寸之地是这座大院的观察哨和信息中心。各种家长里短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源源不断地汇集在这里，对这些消息或流言加以点评是姥姥的长项。她目光锐利知识丰富，三言两语便显示出人情通达和明辨是非的智慧。她不仅知道姥爷单位里涨工资和评职称的最新政策，也知道院子里各家各户的隐私和难处，更知道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大事小事和政府的相关文件。她总是恰到好处地劝解家庭纠纷并给需要的人提出聪明的建议和帮助，加之她内心火热总是慷慨助人，她的人脉便盘根错节如一棵枝叶葱茏的大树生长开来。和冷漠孤傲的姥爷相反，姥姥的朋友遍天下。她的势力范围不仅涉及院子里那些与她地位相仿的家属大妈，还扩展到了街边的小贩马路的清洁工，医院里的大夫银行的雇员，甚至姥爷工作单位的编辑主任们。姥姥与各色人等都能周旋得游刃有余并很快赢得对方的好感，这些朋友使她成了院子里信息最灵通能量最大而且最受尊敬的人。生日里她会收到花束蛋糕，住院时会有人提供干部病房，那些让我们手足无措的难题，小到紧俏商品的购买大到孩子的就业难题甚至我姥爷在单位的分房子调工资，她这个家庭妇女竟然都能施展一番拳脚。我还记得姥姥迁居北京那天，全院子的人都出来了，近乎一百名男女老少前呼后拥，其声势足以盖过院子里官职最高的人。

写到这里我发现了一个矛盾：我母亲和姨姨们眼中的姥姥，和邻居们面前的姥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那开朗乐观满面春风的姥姥仅存在于他人面前，而一回家，她的脸，便像拉上窗帘的房间一样暗了下来。该如何理解这样双面的姥姥？也许，她是有意为之（对孩子，可以给他好心但绝不能给他好脸——很多年后，姥姥这样对母亲透露她的教子秘方），也许，纯属无意，姥姥是把一生中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怨气和愤懑都发泄到了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

4

我的姥姥出生在南方。那里闷热、阴暗而潮湿，长着苔藓的竹楼终日响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在那竹楼里住着我的太姥姥（姥姥的继母），还有作为独子被娇生惯养的我的舅爷爷和早早嫁过来的舅奶奶。我姥姥的生母在她刚出生就死于难产，亲生父亲也在她十岁那年疯癫而亡，只给自己的孤儿和续弦留下了一大堆治病欠下的债务，以及刚好在解放后能被判定为地主成分的田产。一顶地主成分的帽子如无法挣脱的梦魇一般压制着家里所有人。如果说身为孤儿的姥爷是一枚天地间无拘无束随风飘荡的蒺藜籽儿，我姥姥就是压抑在庭院墙角石头缝里的一棵荠菜苗。作为最不值钱的大龄待嫁女的她生活在后母、长嫂、势利眼亲戚们的挑剔目光下，身份介于婢女和女儿之间，每时每刻都必须委曲求全，小心翼翼。八岁便给继母端水洗脚，十二岁便给全家人做饭给自己做鞋缝制衣服，十八岁那年因不愿嫁给一位驼背男人而逃婚出走。她偷偷跑到县城报考了航空技校，录取通知到手，后母和嫂子却拒绝给她学费和被褥。于是她步行六十里山路去另一个县城向自己的亲哥哥也就是我的舅爷爷求救。关键时刻我那浪荡公子的舅爷爷显示出对胞妹珍贵的骨肉亲情，他把口袋里的最后一角钱都拿了出来，把唯一的被褥都交给了妹妹。他说妹子你好好地走，出了这个家就莫再回来！

这一段历史曾被姥姥反复说起，这是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刻，犹如孙悟空挣脱五行山二郎神劈山救出了母亲，她也挣脱了封建大家庭的牢笼踏上了头顶幸运之星的大路。成绩优异的她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家军工企业（几十年后这家企业因生产大型飞机而蜚声海外），成为寥寥可数的几位能操作高难度铣床的技术尖子，因参与技术攻关屡屡立功而被任命为最年轻的班组长，多才多艺的她还是厂办专栏的诗歌作者，舞台上《小二黑结婚》的女主角。在一张颜色泛黄的老照片中，我看到了年轻的姥姥。齐耳短发，鸭蛋脸，眉毛浓黑，鬓角别着一朵灿烂的牡丹，凝眸注视你的眼睛十分锐利，既透出天资聪颖又带着她那个年龄女孩少有的成熟和自信——然而，然而，然而，然而这时候，我的姥爷出现了。

很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在我姥姥工作的那个深山中的保密工厂里，下班归来的她在宿舍床头上发现了一张青年军人的照片。这军人穿一身军装相貌清秀，假若不是眉毛略显清淡，像极了当时银幕上的王心刚。照片背后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一个距此八百里的另一座城市的大军区政治部的通讯地址。姥姥当时并不以为意，她正受着众多男技工的追捧，这从天而降的青年军人的照片和地址被她视为一种恶作剧。然而几天后来自这青年军人的信便到了。之后是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出于好奇姥姥读了那些信。她惊讶地发现对方竟然和她一样也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且他的画儿画得极好（随信他附上了自己作品的照片），他的感情是那么诚挚，状物抒情又是那么细致，言语又是那么风趣，渐渐地她开始盼望这些来信。她重新拿起那张军人照片。在某一天，她怦然心动。这军人，你已经猜到了，就是我的姥爷。

这一年我姥姥二十一岁，我姥爷三十一岁。导演这一幕的是我姥姥的一位堂姐。她也在军区所在的那座城市工作。在得知我姥爷因为身高问题婚姻屡屡受挫，便决定给这对年轻人牵线搭桥。行动是同时展开的，就在我姥姥看到那张英俊的青年军人照片的同时，我姥爷也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张年轻姑娘的照片。多年后我看到了这两张决定命运的照片，不得不惊叹我姥姥的那位堂姐的智慧，这两张半身胸像都极大地提升了主人公们各自的优点而掩盖了其缺陷（例如他的身高和她发黑的皮肤），而用通信取代直接见面，无疑是培养他们感情最聪明的办法。作为文艺女青年的姥姥自然喜欢文墨，巧的是我那身为难童院孤儿的姥爷也写得一手颇有浪漫情调的好信。两人通信的内容很快从一般性的问候发展到比较私密的领域。作为无父无母的孤儿，同病相怜让两人惺惺相惜，距离和想象更让感情之树蓬勃生长，虽未谋面，两人却已开始谈婚论嫁。

半年后，他们在一个火车站会面了。这次会面在两人心中引发了震级相同震波方向却完全相反的地震。姥爷对眼前的女孩儿产生了巨大的疼爱和怜悯，他觉得这位在通信中显示出的女强人实在是太黑太瘦太弱小了，明显患有营养不良，他痛下决心以后要好好待她把她养得白白胖胖。他说到做到，当下便在车站给她买了一大瓶钙片和几罐子当时很是珍稀的奶粉；而我的姥姥，抱着这奶粉和钙片欲哭无泪——她想象中的那个高大帅气的白马王子，居然成了比她一米五六的个子还短一两分（多年后我姥爷辩解说他其实是和姥姥一般高的，只是作为男人显得矮小一点儿）的半拉残疾！这让姥姥颇感失望，甚至萌生退意。然而，长久通信培养出来的感情之树已经在那儿了，说不上叶茂却也根深，她是不忍一下子挥舞斧子的。就在她犹豫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她没有退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姥爷的怀抱，步入了她这一生也没有机会撤离的婚姻。这件事情，我在后面再详细写来。

姥姥在结婚的第二年便生下了我的母亲。这不足五斤的早产儿体弱多病，姥姥只好把她带回工厂上班。白天寄放在有家人照料孩子的工友那里，晚上便和孩子一起睡宿舍。她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就像她怀孕时仍然用肚子去顶沉重的铁锭（这也是她早产的原因），如今她依然加班加点。一切的转折发生在我母亲周岁不久的这一天。这一天，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姥爷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来到一个病房里，一个穿着雪白婴儿服的小女婴正坐在床上。羊毛般的鬈发十分触目，睫毛忽闪的大眼睛充满灵气。他心中一动。他知道这就是他的女儿，一年前妻子抱走时才刚刚满月，如今竟出落得如此可爱了！他心中欣喜伸手去抱她，却蓦然惊醒……这天傍晚，他便接到了妻子发来的女儿病重的加急电报。后来的情形与他在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在他坐了一天一夜火车汽车赶到那个工厂医院病房后，他看到了穿着白色病号服的鬈发大眼睛的女儿。她刚刚退烧，在病房里病情相同的三个孩子中，唯独她活了下来。姥姥哭着向丈夫讲述了一切。本来孩子的病已经好了，但临出院要照X光片复查，拍片回来后三个孩子便同时发烧了。复发的肺炎来势汹汹，尽管医生又用上了刚刚停下的土霉素，但那两个孩子还是死了。绝望中的姥姥冲进了院长办公室，以一位军人家属身份来请求和要挟，才特批给孩子用了十分稀缺的红霉素。我姥爷当即下定了决心。这天晚上他和妻子商议许久。他说他工作的那个大军区有一座全军闻名的大医院，在那里红霉素是寻常的药物。他说只要妻子办理随军带着孩子调到他身边，孩子今后看病便绝对有保障。至于妻子的工作，姥爷认为不成问题，那座黄河边的城市原本是工业基地，有技术有文凭的姥姥绝对不愁找不到工作。据说那两个月姥姥经历了剧烈的内心挣扎。一边是可爱却又多病的女儿，一边是她心心念念的事业，哪一个都是她不愿放弃的心头肉。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了通知，“由于身体的原因”她被撤下了班组长的职务，要强又爱面子的她才下定决心抱着孩子离开。我想姥姥的心里必定有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悲壮、豪迈和自信。然而这一年正赶上中苏断交许多工厂倒闭，阴差阳错，姥姥找到的不是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的第二胎，之后又是第三胎。找工作的计划便这样一再拖延，几年后姥姥才发现自己竟然稀里糊涂地丢掉了那拼死争来的公职成了一名家庭主妇。除了在军区属下的印刷厂当过两年临时工，姥姥终其一生都围绕着家里的炉台床铺为一家人的吃喝打转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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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公职一事成了我姥姥终其一生永远也化解不了的心结，成了她的自卑自怜乃至悲伤痛苦愤怒和暴躁的根源。几十年来这枚坚硬的毒刺在她心中越扎越深，并随着年深日久生根发芽且枝叶繁茂，遮蔽了这个家庭稀疏的阳光。她没有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村军嫂进城之后的随遇而安，她只有心比天高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愤悲壮。她把这悲愤悲壮化作了钻研家务和治理家政的勤奋和严酷，久而久之，便成了家属群中出类拔萃的能人。我姥姥和别的母亲不一样，这是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从小便被告知的。她能读报能写字甚至读过《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最最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家务活儿也做得堪称一流。她做的川菜在那个军队大院里颇有名气，最著名的便是用橘皮冰糖黑芝麻糯米做的甜烧白，每年冬天的腊肉、咸鸡蛋和四川泡菜是邻居们喜欢的礼物，除此之外，她还是军区大院缝纫组里那位拿着剪刀划定尺寸的裁剪大师。她比那些没有文化浑浑噩噩的母亲们聪明得多能干得多，为这个家做出的牺牲也更大和更多，由此她在这个家的地位和权威当然是无可动摇毋庸置疑的。姥姥不仅用她坚强的意志而且用她的喜怒无常，掌控了这个家庭。

姥姥掌控人的方法其实很简单：身体力行和暴力惩罚。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子女的暴力惩罚，她也暴力对待她自己。姥姥对自己和他人都毫不留情。她能够用一把斧头砸碎姥爷千辛万苦花重金为她买来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片，能够在争吵中用绳索勒住自己的脖子或啃咬自己的双手直到鲜血淋漓，即使在她八十岁的时候，还能从抽屉中拿出一把菜刀，气势如虹地拍在桌子上，对我那已经九十岁颤颤巍巍的姥爷怒吼：杀死我，或者，把你自己杀死！面对这样的姥姥，这样精明强干劳苦功高说一不二霸气凶悍的姥姥，所有人，无论我那意志懦弱心思糊涂的姥爷还有同样懦弱糊涂的我母亲和姨姨们，又有谁能反抗谁能忤逆呢？

压制是一点一滴形成和收紧的，如同一根指头便能挑破的蛛丝在经年累月中变成坚硬的钢索。母亲说，在她很小的时候，每隔三五天最多十天，在某个清晨，姥姥这片饱含负荷的雨云便会电闪雷鸣一回。起因通常很小很细碎，微不足道，例如一段被遗忘在案板上的葱头儿，或是一次洗黄瓜时的过早掰断的瓜尖，都会让姥姥从生气数落到勃然大怒到涕泪横流。不错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反复发生便不是小事了。它们的反复发生说明人们对她多年的训诫充耳不闻甚至故意对抗，这种充耳不闻和故意对抗说明了人们对她的意见的忽视和冷漠，这种忽视和冷漠说明了对她人格的蔑视。而她，她是什么人啊？她从吃奶时便死了亲娘，年少便受到后母的虐待，因为出身不好而备受歧视，靠着努力和勤奋拼死拼活逃脱封建家庭考上了技校，在工厂里拥有着那么独立而幸福的前程，却因为一次错误的婚姻一次错误的抉择而丢掉了工作。一个原本是造飞机的技术骨干，却成了造饭造人的行尸走肉。多年来为了这个家，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累死累活牛马一般，落下了一身病（肾炎和心脏病）并牺牲了一切（工作、公职、前途），却得不到一点点尊重和理解，天理何在？她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老天爷啊，她如此卑贱悲惨的生命为何存在，她为何不痛下狠手了断这生不如死的生命！姥姥的怨愤上升到了存在论的高度并直达人生的终极追问，得到的答案是消极的否定的令人绝望的，绝望的姥姥便开始了某些极端的举动，例如砸东西摔碗盆，例如以头撞墙或抄起菜刀，自然，每次都被丈夫和孩子们阻止了。姥姥这样做不止一次，但每次都吓他们不轻，每次他们都会认为，这一次姥姥是真的要离他们而去了。他们拼命去阻止姥姥，用细声细语或满脸泪水哀求姥姥，是我们错了都是我们的不对，我们会改过我们改过还不行吗？在他们的哀求下姥姥激烈的动作放松下来但哭声却在持续，姥姥自然是不甘心的，既然无法达到形而上的毅然了断便朝着宣泄和苦情戏的方向发展下去。她的悲愤不甘委屈伤心如滔滔江河绵延不绝，其强度长度和烈度足以让她哭到天昏地暗群星摇落而她自己也四肢瘫软口唇发青，连双手都鸡爪一般抽搐起来。姥爷手忙脚乱地抱着姥姥不停地捋着她的胸口帮她顺气，几个孩子则匆匆递上温水毛巾或几粒速效救心丸。她们既不知怎么劝慰又无法躲避更不敢离开，不错，门是大开着的，但她们谁也不敢朝那里挪动半步，脚步生根一般站在那里，宛如风暴中东倒西歪的小树，所能做的，唯有暗暗祈祷，姥姥的暴怒和哀伤能渐渐平复，这场席卷全家的狂风暴雨能早点过去。

姥姥这种极端暴烈的情绪宣泄和戏剧化举止在几个孩子的心中印上了难以消除的阴影。我注意到，我的母亲和她的姊妹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了严肃苛刻的母亲。她们不善于感情表露，尤其是那些亲切的感情表露。她们举止拘谨庄重有时甚至显得麻木和冷漠。对那些亲昵的情感语汇，例如抚摸，例如轻柔的劝慰，例如甜蜜的言语，她们感到不安和陌生，手足无措。她们不知如何向亲近的人（尤其是向自己的孩子）表达这种柔软感情，因为在她们从小学会的情感语汇中，除了暴烈的自我发泄，便是深深的沉默和躲避，而在这两极之间，在原本应该有情感之水缓缓流淌并交融沟通之处，是一片空白地带。以至于很多年后，经历着不同生活和处在不同境地的她们，在一点上却惊人地相似：她们都没有和自己的孩子建立起亲密的亲子关系。她们的孩子都更爱自己的父亲，而不是母亲。不管她们多么不愿意承认，姥姥在她们身上印上的那种压抑和疏离，又被她们完整地复制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6

在我母亲的家事地图中，一个难以绕开荆棘密布的地段，便是一九六八年。夏初的一天，姥爷在几个神色严肃全副武装的军人陪伴下回到家中，取了几件换洗衣物便离开了。他去了城市郊区一个名叫“学习班”的地方。之后，他便消失了整整半年。姥姥原本乌云密布的脸如今更是终日冷雨凄凄。半夜时分，她哭着告诉孩子们，凡是进了那个学习班的都是有历史问题的军人，她们的父亲很可能凶多吉少。于是在这拉紧的窗帘下，母女几人低声哭泣。年幼的女儿从母亲那里知道了一个词：保皇派。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姥爷回来了。他虽然通过了历史审查却被发配到一个小县城的武装部。对此姥爷的心态倒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流浪汉出身的他对这场风暴本没有足够的敏感。敏感的是他的妻子，那个从小顶着地主成分的帽子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自幼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的自卑，使她对地位和名望这些可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具有极大的渴求，原本以为嫁给一位根红苗正的军人能一劳永逸，但命运捉弄，她那无能的丈夫却“站错了队”，从而让她丧失了刚刚到手的安全感。于是她知道丈夫是靠不住的。于是她只有拼命努力，来重新赢得这种安全感和地位。

在丈夫滞留学习班的那个寒冷的冬季，姥姥开始带着孩子们打扫楼道和厕所。她是自发地做这件事的。北方的腊月，寒风刺骨。天还黑着，我母亲和姨姨们便会被姥姥从被窝里拉起，戴上帽子和头巾，提着扫帚出门。她们年纪最大的八岁，最小的只有五岁。寒风吹得我母亲和姨姨们双颊刺痛（不久两姊妹都生了冻疮），我姨姨几乎抓不住扫帚。姥姥算准了时间，她知道过不了二十分钟，上班的人们便要起床。果然，一阵阵开门声响起，水房的洗漱声响起，推着自行车出门的轱辘声响起。所有路过的人们都看到了几位母女冻得通红的脸颊和双手。他们感动地跟姥姥打招呼，又干好事呢？你可真是好人啊！或者，天太冷了，让孩子们回去吧！姥姥总是笑容可掬地停下手，朗声说，没事儿没事儿，她们就是该锻炼锻炼！不久，母女几人的“好人好事”的事迹便上了大院里的宣传稿。我的小小年纪的母亲竟然成了学校里的模范分子，站在了礼堂的讲台上……

听母亲说，从小她最常听到的话便是，这东西（肉、菜、白米、糖果，总之是那个食物匮乏年代里一切难得弄到的好东西）绝对不能吃，留着给客人吃。于是，家里最好的东西永远是留给他人的。在某个支援世界人民的捐献仪式上，姥姥竟然当众让女儿脱下了身上的棉袄。有人来家中做客，孩子们躲在厨房里或另一个小房间里，闻着那摆放着餐桌的大房间里飘来饭菜的香味，听到那里的笑语喧哗，她们饥肠辘辘却只能等待。姥姥没有将这些菜肴分出一点给孩子。因此孩子们所能有的最大的期盼便是等客人离开后，得到饭桌上那些残羹剩饭。

与此有关，另一条铁的规则便是，有错的一方永远是自己的孩子。但凡有人上门告状，哪怕并不是告状而只是稍微的询问，姥姥二话不说，第一个举动便是痛打自己的孩子。她绝不会询问事情的过程和真相，没有，一句都没有。仅仅就他人上门这一事实，便足够引发一场众目睽睽下的暴力惩罚。而且当着他人的面，姥姥下手更狠。我母亲和二姨身上最重的伤痕都是在他人的目光下留下的。如果说二姨头皮上的伤痕源自她八岁那年给同学的作业本上的胡写乱画，对可能引发的政治问题的恐惧让我的姥姥不得不在邻居面前做一次庄严的表态，那么我母亲屁股上的紫癜，则来得有些离奇。那年我母亲只有四岁。几个大孩子指派她钻进篱笆去摘连队菜地里的西红柿。她只知道那是些很红很好看的小果果，摘了这些可爱的红果果便会得到大姐姐们的夸奖，而她又是多么想得到这些夸奖。然而一阵脚步声响起，那些大姐姐四散奔逃了，她却被警卫营的战士提着领子带到家属楼。我姥姥正在用火钩子通炉子。她站起身，飞起一脚踢倒孩子，之后，抬手便将烧红的火钩子砸在女儿的开裆裤中暴露出的屁股上，一股皮肉烧焦的青烟升起，那个高大的警卫营战士脸色变得惨白……

这些经历给我母亲和姨姨们造成的心理暗示便是：这个家，除了食宿之外，不会给她们任何庇护。她们头顶的遮蔽早已被撤去，她们暴露在世间的寒风和烈日之下，她们在外面遇到的一滴冷水，在家里会变成万丈冰凌。在这里有着和别处一样严酷的法则。这里不允许犯错误也不同情弱者。我的小姨，曾两年高考失利。她复习功课的地方，也从最初的客厅，移到了漏雨的厨房。她最常听到的来自姥姥的判决便是，你若是能考上大学，我用手心给你煎豆腐！我的姨姨并没有哭泣。她穿着衣服睡觉，用冷水洗脸，她高考志愿填写的学校，离家越来越远。几年后，她干脆远涉重洋，到了地球的另一边……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的母亲和姨姨们，每逢遇到困难或委屈，总是彼此倾诉并寻求解决，而绝不向父母倾诉。我外地工作的姨姨在十六岁那年患了心肌炎，写信求助的，不是我的姥姥，而是我十八岁正在大学读书的母亲。姐妹们谁失了恋或交了男朋友，谁生了病需要治疗，谁在买房子或卖房子，谁准备出国，谁要离婚，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痛苦徘徊，所有的谋划，所有的支援，都在姐妹间秘密进行。她们的父母被严格地隔绝在了姐妹们的信息通道之外。除了逢年过节的礼节性问候，父母生日时数量丰厚的馈赠，报喜不报忧的蜻蜓点水般的探望，姐妹们都把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向父母隐藏了起来。她们绝不在父母面前暴露自己的生活现状和内心。似乎在很早的时候，在她们幼年的时候，她们便从心理上离家出走，并已长大成人。更确切地说，她们没有童年。

母亲说，她一直记得，她们和姥姥一起度过的那些下午。在那些下午，姥姥这片乌云并不电闪雷鸣，而是阴雨绵绵。通常是姥爷不在的时候。她们围在姥姥身边择菜或绕线团，干着某种家务。这时候，姥姥便用忧心忡忡的语调，向几个孩子描述她们即将面临的可怕未来。姥姥的身体不好（确实，她经常浮肿腰疼和胸口疼），她注定不能长寿，多则数年少则数月她将病死（她已经在夜里瞥见一个徘徊在窗口的黑影了——是的，那是一个黑影，在半夜里，在窗口阴森森地来回移动，那必定是带走她的死神），即使她不病死，她也会自杀，因为她太累了，太苦了，再也再也再也无法忍受了。她多次明确地宣布或隐晦地暗示，她已经准备好了，不会等太久了，那件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于是她们眼前便出现了一幅场景：在某个清晨，她们四处呼唤，最后在某个角落里找到她，苍白僵硬或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那么，假如她死了，会发生什么？那时候，她的丈夫必定会找一个新妻子也就是她们的后妈（会的，他们童家的男人都是这样，他们每一个童家的男人都会娶二房，姥姥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后妈一定会虐待这几个孩子，这个笑面虎一般的后妈，也许会在明面儿上在众人面前装着对她们好，但背地里却下狠手残害她们，她会挑唆丈夫和孩子的关系（别看你爸爸现在对你们好，那是因为我在，若是我不在了，看他怎样对你们！有一个后妈就会有个后爸），她会给她们喝带老鼠屎的只有几粒米的清汤，穿塞着柳絮长满虱子的破棉袄，让她们踩着结冰的土地提着沉重的木桶去提水，或在黑暗中在寒风中光腿跪在门外，甚至给她们的饭里下砒霜，在棉被里塞进缝衣针。——你们听没听过，有个父亲，在后妈的教唆下，把他前妻的孩子用麻袋装着，扔到几百里外的祁连山的雪窝子里？人们找到他们时，两个孩子紧紧抱在一起，都已经冻硬了！那可怜的孩子的腿，已经被野狼啃光了肉，白骨都露了出来！——姥姥的声音在渐渐暗淡下来的房间中幽灵一般游荡，孩子们脊背发冷汗毛倒竖，不由自主地蜷缩起双腿，仿佛那儿已经变成了冰冷裸露的白骨；姥姥长叹一声，姥姥的眼角落下滚滚泪水，她哽咽着说她对自己是毫不在意毫不可惜的，她可怜的是她们这些孩子，“从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这几个没娘的孩子可怎么办啊！几个女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她们的生活岌岌可危如履薄冰随时都可能堕入万丈深渊，而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唯一办法，便是不让自己的母亲自杀。

母亲说，她还记得一个夏日的夜晚，当这样一个间杂着电闪雷鸣和潇潇细雨的漫长的白天过去，哭累了的姥姥昏昏睡去，全家人都睡了，她却摸黑起床。她只穿着小背心，在寒气中发着抖，蹑手蹑脚，手里提着一只白天便偷偷准备好的空口袋。她先摸进姥姥的卧室，从抽屉中找出安眠药，又来到厨房，找出菜刀，最后来到库房，找出角落里的绳索和斧头。她把这些东西，安眠药、菜刀、绳索和斧头，装进面口袋里，提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她把它们塞进自己的枕头底下。她躺着，枕着那些安眠药、菜刀、绳索和斧头。她看守着它们。她确信，只要看管好它们，母亲便无法得到它们，而无法得到它们，母亲便不会自杀了。而看守着这些药片、菜刀、绳索和斧头的她，无疑是看守着自己母亲的生命，看守着自己和妹妹们的安全和未来。夜色越来越深，她大睁着眼睛凝望着黑暗不敢入睡，生怕母亲在她睡着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拿走。她祈祷着，一遍一遍在心里祈祷着，眼里含着泪水，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让妈妈不要自杀！

这一年，她刚十二岁。

7

我一直以为，我的姥爷和姥姥无论出处和性格都恰成两极。他们的出生地一个东北一个西南，在中国的版图上恰成一条对角线，而他们两人给人的印象，也和他们出生的土地一样，一个干旱开阔坚硬寒冷粗粝单纯，一个潮湿狭窄黏稠闷热复杂。姥爷有多么清淡如水姥姥便有多么浓墨重彩，姥爷有多么单纯姥姥便有多么复杂。简单地说，当他们两人同时说出五这个数字的时候，姥姥则很可能指的三或者八，甚至是五的倍数，而姥爷必定是指的四和六中间的那个数，是五本身。

母亲说，她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发生在她九岁时的事情。那时她和姥姥姥爷以及姨姨们还住在那个北方大城市的军区筒子楼里。不知为什么，有一个星期天，姥姥不在家，想必是姥姥做临时工的那个工厂加班了，而姥爷在家陪着几个孩子。姥爷翻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硬纸壳以及碎布、细铁丝、胶水瓶和各色颜料，用刻刀和剪刀，为她们制作玩具。姥爷是个天生的能工巧匠，用纸片和铁丝制作的会翻筋斗的小人是他的强项，更不用说什么身躯长长的会一节一节向前蠕动的毛毛虫，张着大嘴吐出模拟火焰的红丝带的长尾巴龙，以及一朵朵仿佛冒着香气的玫瑰花了。和他矮小的身材相反，姥爷的手却修长而匀称，手腕细腻而白皙，带着几分贵族气。看着这样的手不慌不忙地折叠、裁剪、粘贴、缝补、上色，一个个活生生的动物或花草从那翻转腾挪的手指间诞生，真是一种享受。女儿们着迷地围着他，趴在他温暖的肩膀上膝盖上，闻着他略带鬈曲的浓密黑发散发出的淡淡的烟草和油腻味，盯紧他的手指。她们不仅见证着奇迹也预约着奇迹，她们不停地收到礼物也下达着更多的指令，而父亲这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则会一一将它们实现。例如，那个会翻筋斗的小人能不能来个后滚翻？能不能支撑着铁绳纹丝不动地倒立片刻？又譬如，那条会吐火的龙能不能吐出花朵，而且是一朵黄色小花？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她们的父亲无所不能；因此，当那小人倒立着一动不动地支撑在纤细的铁丝上时，当那些黄色小花纷纷扬扬从龙嘴喷出来又洒落在桌子上时，她们大声尖叫着笑起来，一同笑的还有姥爷，他似乎比孩子们更享受这创作和游戏的时光。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快黑了，猛然间，她们听到了楼道里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以及下班归来的姥姥和邻居打招呼的声音……姥爷这才如梦初醒神色大变，快收拾，你妈回来了！她们匆匆藏起那些奇形怪状的作品以及剪刀、胶水和线团如同罪犯藏匿证据，但还是晚了——姥姥进门时，他们正忙做一团，而姥爷，尴尬地拿着扫帚，站在满是纸屑的地上。

姥姥的脸先前还带着一丝残存的笑意，但当她的眼睛掠过灶台（没有丈夫在清早信誓旦旦地答应做好的晚饭，却堆着尚未清洗的肮脏的碗筷）、桌椅（一只椅子很猖狂地倒立着，上面还放着一只可疑的胶水瓶和硬纸壳），以及地面（扔满纸屑、绳子头以及皱巴巴的布片）时，脸色暗了下来。

你们干什么了？她问。

没，没什么，姥爷结结巴巴，我，我带孩子们玩来着。

玩？你们就这样玩？不吃饭了？明天还上不上班，上不上学？

是这样，我正准备做……姥爷低声下气。他上前去接妻子手中的提包，却被妻子一把推开了。

姥姥瞥见了我二姨身边尚未合上的抽屉。她一把拉开抽屉。那些数目庞大的作为罪证的龙、花朵和小人赫然在目。姥姥一把抓起会翻筋斗的小人。小人的双手正握在铁丝做成的单杠上，两条单薄的用线绳连接起来的腿晃来晃去。

这是什么？

这是人，噢，小人。

我还没瞎，当然知道它是个小人。姥姥说。她移开放在炉子上的水壶，将它扔进火里。

小人一开始还若无其事地躺着，但之后，在一阵看不见的风的吹拂下他坐了起来，摆动着双臂，仿佛感到了炉火的炙热和即将到来的被焚毁的危险，试图要逃离。他的眼中闪烁出惊恐的泪光，他嘴唇张开，一声呼救在那里喷薄欲出……但接着，他放弃了，面孔灰白，无力地倒了下去。这具她们刚刚还在为之欢呼、欣喜的精美的创造物，如今成了软弱无力的纸片，在火舌的舔舐下变黄，变黑，摇摆着，渐渐被侵蚀、缩小，瞬间化作灰烬，飘荡在半空，消失不见。

姥爷和孩子们目瞪口呆。没有反抗，连一声惊呼也忘记了。唯一发出声音的是姥姥。她扔完了一个小人再扔第二个小人，扔完了小人再扔龙和花朵。她的屠杀和毁灭是大批量的，干脆利落的，毫不留情的，极其高效的。仅用了短短一分钟她便销毁了我姥爷一天的创造。之后，砰的一声，她放回了水壶。

我不在，你们就翻天了！

她说的是“你们”。我的姥爷，一句也没有争辩。他和几个孩子一起站在那里，注视着那开水壶下的炉子。似乎不相信，他整整一天的欢乐和创作，如今已化为灰烬。

我们的姥爷在年轻时是一个美男子。除了身高有待商榷，他那白皙的皮肤和端正的眉眼五官、精致笔挺的鼻梁很引人注目。我很喜欢看姥爷笑的样子。他笑的时候，眼睫毛都在跳动，大大的嘴角上扬，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让人羡慕的牙齿。这是一种清澈透明的、被阳光穿透的笑，彻彻底底的阳光男孩的笑。这种笑意在很多年里，在我们已经长大时，还常在姥爷的脸上出现，那就是当他看到我姥姥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姥姥已经年老色衰，在我们眼里她皮肉松弛肤色暗淡，因长年的皱眉而在眉心出现了两道深深的竖纹，这严重影响了她那原本就不出众的姿色，可是在我姥爷的眼中，她还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每当看到我姥姥，隔得远远的，他的脸上便荡出了这种灿烂的笑容。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姥爷在姥姥心里，也许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在能记得清的对往事的回忆中，姥姥反复讲述的关于姥爷的逸闻趣事如下：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虽然姥爷每月有近一百元的工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绝对是一笔巨款），还有很多稿费收入，但他却是两手空空，连一件多余的衬衫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的姥爷是个败家子。每月不菲的收入都被他吃了（每周日去一次鸿宾楼，三十只饺子一盘牛肉拼盘外加一瓶啤酒是他每周必点的标准餐），别人都知道攒钱为将来的养家糊口做准备，而我的姥爷根本不会，于是在我母亲一岁生病住院时，不得不向人借款两百元，这笔钱，在我母亲能在地上奔跑时才还清（很多年后，当我自己有了孩子时我才明白，“能在地上奔跑”和一周岁的距离并不像我姥姥刻意忽略的那么遥远）。

我姥爷是个很古怪的人。每每在地上见到螺丝钉碎木头或绳子头儿都会捡起，分门别类地装进罐头盒小心珍藏起来，他认为这些东西“将来都会有用”，但是，他会扔掉工资存折稿费单，或另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证据便是，就在我姥姥辛辛苦苦精打细算地攒钱准备还清那笔因女儿生病而借下的两百元欠款时，却在一次洗衣服时，意外发现了被我姥爷遗忘在裤子口袋里的一大笔稿费汇单。尽管早已过了取款期限，但仍可看出那是一笔巨款，其数目随着姥姥的不停讲述仍在逐渐增加。

我的姥爷对金钱的价值天然地不敏感。他能记住自己所描绘的马匹在奔跑时每一个蹄子落地的方式，观察到树木枝叶在阳光和微风下最微妙的光影变化，但是永远记不清自己工资的数目。从结婚的第一天开始，他便把工资全部上交自己的妻子，除非必须（例如外出乘坐公交车），他口袋里不会有多于车钱的零花，而且一回家，哪怕只有一毛两毛甚至几分的剩余，他也会如数上缴。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姥爷一生从未为金钱费过任何心思，自始至终保留了一个婴儿般洒脱和纯洁的无视，有了自己的轻松自在，但代价便是，他丧失了家庭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话语权。当妻子如数家珍地说起那些水电煤气、柴米油盐、衣服鞋袜，乃至交通费、学费（通常精确到几角几分）等等，他只能听着，脸上挂着木讷的微笑。妻子是精明的，对数字有着绝佳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而这正是他欠缺的。妻子打点着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既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又能未雨绸缪地添置最新款的电器和家具，该有电扇的时候有电扇，该有电视机的时候有电视机，和那些家境更好的邻居相比从未有寒酸和落伍之气。任何时候家里来了人，姥姥都能变魔术一般从柜子里拿出崭新的用具包括被褥，而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添置的，他一点也不知道。由此，对妻子的运筹帷幄的能力，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最最让他汗颜的是，妻子除了脑子好，还有极强的动手能力，除了做一手好菜缝一手好衣，甚至换电灯泡修水管这些本该他来干的男人活儿也都代劳，相比之下，自己裁纸画画做玩具的那点儿技巧，就只能算作是游戏了。

确实，这个家没有了妻子，就像船儿没了舵和桨，只能原地打转而不能前进一分一毫。这一点，姥爷深信不疑。

我姥爷把自己对妻子的钦佩之情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孩子们面前，久而久之，他养成了这样的说话习惯：

这事情要问你妈……

你妈说……

你妈说这样，那便是这样。

他从未打骂过孩子，却也从未挺身而出庇护孩子，在她们遭受打骂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暧昧的沉默。天长日久，他的形象，便成了孩子们家庭生活中一个有些温暖却又有些模糊的，时有时无经常缺席的影子和背景。

8

但事情一开始也许并不必然如此。

在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他去上班，回来时看见那个他刚娶为妻的年轻女子站在门口，眼望操场上正在训练的士兵，背靠着门，一边哼着歌，一条腿十分不雅地抖动着。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十分不舒服，姥爷对我们讲，一个刚刚结婚的女子，怎么可以那么随意，站没个站相，在男人面前抖腿呢？最最让姥爷不能容忍的是，那天傍晚，在操场上，他和妻子正在散步，妻子突然兴之所至，当着许多战士的面，在双杠上翻了个筋斗！

据说那天回到家里姥爷便发了火。不知道姥爷说了什么，总之姥姥是哭了，并且答应以后再不做如此轻浮的举动。据说姥爷后来还给姥姥带回一套《古诗源》（在当时确实匪夷所思），让姥姥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质——虽然就绝对文凭来说，姥爷在难童院之后流浪途中靠着时断时续的学业拿到的“高中肄业”证书，远不如姥姥的航空技术学校的优等生奖状，但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的印象中，姥爷绝对更有文化。但凡有时间他便画画写字，还经常翻弄着那本装在盒子里的《古诗源》，和平易近人喜欢聊天的姥姥相比，更显得有几分清高的贵族气。

我不知姥爷身为难童院长大的一个孤儿，这种贵族气从何而来。很多年后，当我来到北京，参与了几次姥爷家族亲戚们的聚会，才知道了姥爷身世的渊源。姥爷虽然出身贫寒，却出自一个满洲八旗大家族。这个家族的始祖曾参与过努尔哈赤的起兵，位列开国十六大臣，其后代平定过朝鲜镇守过山海关，出过几任总兵、两位顾命大臣和一位太子妃——咸丰皇帝身为皇子时的第一个嫡福晋，假如这位被追谥为孝德圣显皇后的女人能多活几个月，和那个著名的女强人慈禧共同垂帘听政的人可能就是她了。一种骨子里的傲气和清高深深扎根在这个家族的血脉之中。这个家族在满族的龙脉之地沈阳老营曾拥有连绵的房舍和田地，即使因日本人的入侵而丢弃了全部家产举族逃难，颠沛流离，然而几十年过去，仅就我姥爷的爷爷这一支脉，就出了四位画家十几位教授，却没有出过一位商人。由此可见，我姥爷身上的艺术气息和对金钱的不敏感，确实是有渊源的。而且这个家族的人都和善、敦厚、忠于家庭。这个家族没有人离婚。这个家族也没有人发财。在一份字迹模糊的族谱里，我看到了这样的字句：生逢数百载乱世，亦无一人为匪。这个家族和所有的老满人世家一样讲究礼仪。在那次难得的家族聚会中，我看到了许多和姥爷相仿的面貌和微笑，以及同样的文雅、礼貌、清高而又疏离的谈吐。所有人都坐姿端庄，面容和善，轻声细语，文质彬彬，却又有种老死不相往来不食人间烟火的隔膜冷漠的派头。我突然明白，把姥爷放在广大的人群中是个异类，然而放在这里，却非常正常了。

有些东西真的是骨子里的，不会被境遇、经历和命运改变的。我一直好奇，从小缺衣少食、忍饥挨饿、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姥爷，连中学都没有读完的姥爷，何以有那么一种鄙夷金钱的贵族做派，那么精致的审美情趣。在姥爷并不丰富的物品中，那些最美丽、最昂贵的也最有艺术品位的，都买在他与姥姥结婚之前。那时他独身一人，收入优裕，可以随心所欲的购置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双意大利产的咖啡色麂皮手套，一辆英国产的三枪自行车，一尊点缀着梅花的宋代瓷瓶，一把印着纪晓岚题字的绿花瓷壶，一方青龙盘曲的乾隆时期的砚台，就连他随心所欲买的一根盘着几条龙的木雕拐杖（买的时候他年方二十）也是那么精细雅致，在市场上找不到相似的仿品。姥爷绝不买便宜货，一出手必买最昂贵的佳品。这种喜好和挑剔，只有在我姥姥嫁过来后才有了改变。接管了财政大权的姥姥很快扭转了丈夫挥金如土吹毛求疵的贵族癖好，转而以实用、节约、经济实惠的理念指导一切消费。她买的东西都很便宜很大众，最最要命的是丝毫不顾及审美。有时候节俭和审美是可以兼顾的，假如你真的有品位，而我的姥姥，恰恰缺了一点品位，却又缺得理直气壮。久而久之，她的审美迅速取代了姥爷的标准在家里大行其道，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这个家庭的开支很快出现了结余，却也让它的审美层次迅速跌落。几十年过去，我还能记得我姥姥家的样子。洗得发白的旧毛巾上印着大大的红花。所有的家具都用颜色各异的廉价花布盖着。一块捡来的地板条和一块废弃的花瓷砖并排放在锅子下面。用过的一次性塑料餐盒被洗干净，密匝匝地拥挤在冰箱里。而且令人痛心的是，原本是艺术家的姥爷的艺术审美也受到了影响，他绘画中的色彩也变得杂乱而俗艳，但凡有女人的形象，也都长着妻子的浓眉大脸。

姥爷降低了自己的艺术品位来迎合妻子，却并没有得到妻子的应有尊重。日子一天天过去，除了年龄在增长，姥爷的职位、工资收入和获奖数目却都在原地踏步。随着对丈夫的艺术前程渐渐失去信心，姥姥终于认定丈夫是个窝囊废。他原本就不谙世事不善交际混不了官场，没有经济头脑更经不了商，唯一的长处便是画画，而如今，这个唯一也不过了了。假如说以往她对丈夫的工作还有几分因着无知而产生的崇敬，如今，这种崇敬更被一种淡淡的鄙夷所取代。这种鄙夷不仅体现在她对丈夫颐指气使毫不尊重，到了晚年，更发展为当众指责和训斥。

在母亲尚未把姥姥姥爷接到北京之前，老两口曾有十年独自生活在西北。每年过年，母亲和姨姨们轮流回家陪伴他们。在饭桌上，在茶几边，在那几十平米的方寸之地，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老童，你过门槛要先跨这只脚，别用那只脚，这样才不会碰歪了脚垫子。那脚垫子可是我才洗过的，你要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老童，你要用这只公勺从盘子里舀菜，别直接用筷子夹。谁吃你口水哈喇子碰过的脏东西？给你说了多少回了，怎么就记不住！老童，你看看你，怎么又把勺子这样放了！不能那样放，要这样放！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老童，你坐椅子别只坐个边儿，要往后靠，像这样，把脊背挨到椅子上。你别嫌我多事。万一椅子向后一滑你摔下来怎么办？什么？你说你根本摔不下来？你说这话真是没良心！你从不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也不想想你多大年纪了？若是摔下来，骨折了，可让我怎么活呀！

在相聚最初两天短暂的欢乐过后，姥姥家中很快出现了日常的沉闷压抑。客厅空了，人们回到各自房间，姥爷独自一人在书房画画，而姥姥则在女儿的卧室里，关着门，低声谈话。姥姥谈话的主题便是向女儿们控诉丈夫。丈夫的无能，丈夫的糊涂，丈夫的愚蠢和执拗，丈夫的懒惰，以及她为此付出的辛苦和遭受的伤害。母亲默不作声地听着，之后便开始开导和劝解。母亲劝姥姥想开，放开。是的，人都是有毛病和个性的，尊重别人的个性允许别人犯错也会让自己轻松。但母亲的劝解总会招致更大的诉苦和抱怨，因为任何劝解最后都会被认为是站在姥爷一边为他脱罪和辩解，其结果便是母女反目和争吵。姥姥涕泗纵横，而母亲铁青着脸，不发一声。这种周而复始的争吵渐渐成了母亲和姥姥心中的死结。每次母亲回家之前都会心神不宁心怀畏惧；而每次离开的时候，尽管有些愧疚，母亲却总像是松了一口气。

9

姥爷八十岁生日不久，突患肺炎住院。由于母亲正和二姨在国外，我这个外孙便连夜乘飞机赶回父母所在的城市，拉着行李箱进了姥爷的病房。我在姥爷床头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十四小时不离开地照顾他，输液吃药，打饭洗脸，搀扶着他上厕所。发着高烧的姥爷比平素更矮小了，满脸通红，浑身滚烫，呼吸如鼓，如一截即将燃烧的矮树桩。然而，让我忧心的并不是他的疾病（我对姥爷的生命力充满信心），而是他的不服管教。他能在输完液的半夜，在我筋疲力尽地终于躺在椅子上裹着毛毯想歇息的时候，突然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挂在身上的各种监护电线，在卫生间洗脸刷牙，说是天亮了，查房的医生就要到来，他也能在我去护士站送尿样的短短几分钟，从病房里消失，踏上离这里足有几站路的回家之途，更不要说将夹在胳肢窝里的体温表扔进水杯，将原本分成三次的药一次吞下。我好说好劝，甚至大声呵斥，都无法让姥爷听从我的指挥。非常奇怪，一向脾气温和的姥爷在我和我母亲乃至我的姨姨们面前却格外的倔强和凶悍，我们的命令在他看来根本不必执行——在他看来，就连医生的话也是不屑一顾的。

一天，当姥爷第十次扯下粘在他胸口的心电仪电极，宣布“都是骗人的”，并十分嚣张地要把这“破玩意儿”扔到地上时，姥姥进了病房。姥姥围着围巾穿一身厚厚的棉袄，头顶和肩头还沾着雪花，手里提着热乎乎的鸡汤。姥姥就这样站在房子当中，一声不响地看着姥爷。背对着门的姥爷正好看不到她。于是姥爷那番嚣张的昏话她便都听见了。姥姥的脸越来越红，最后成了青紫，她大喝一声：浑蛋！

这一声怒喝分贝极高，既有着姥姥惯有的洪亮和锐利，又有帝王的威严和底气，那一刻我觉得窗户都嗡嗡地发出了震动。姥爷转过头，完全吓傻了。姥姥站在房子当中，手里还提着盛着鸡汤的饭盒，便开始涕泪交加地怒骂。

你这个老不死的浑蛋！疯子！神经病！孩子几天几夜不睡觉地给你端饭洗脚端屎端尿，那么多医生护士没日没夜地给你看病、打针、输液，我一天到晚家里医院两头跑，累得腰都要断了，你竟敢胡说什么都是骗人的，你说孩子骗你，医生骗你，你是想要气死我吗？想气死孩子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就连狗吃了别人喂的东西还知道叫两声感恩呢，可你，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浑蛋！你比蛇蝎还毒！你是生怕我不死，想立马在这里气死我吗？我这几十年没日没夜辛辛苦苦操劳一辈子，怎么就碰上你这么一个浑蛋！你走！你现在就给我出院，自己滚出去，也别回家，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若管你我就拿我的手心煎豆腐！你最好去死！你挖个洞死了，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姥爷立马低声下气起来。嗨，瞧你说的，哪儿那么严重，我只是……我只是一时糊涂……我戴上，我戴上不行吗？

姥爷乖乖捡起地上的心电监护仪电极。

姥姥指着床，厉声道，躺那儿，把东西给我戴上！

10

然而母亲说，在她的记忆中，姥爷也曾有过反抗。那是在他们结婚多年后，他正当壮年（大约四十出头）的某一天。在那个夏天的早晨，在忍受了妻子的第九百九十次怒吼训斥之后，他照常去上班。他照旧给报纸设计版面并画了插图，在中午的时候照旧去食堂吃了午饭。没人注意到这个男人的内心发生了什么，没人注意到他有什么异样。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从来也不会向任何人吐露心声。然而到了傍晚，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这个男人留了下来。即便在这时也没人注意到什么，因为这个男人工作努力，加班也是常事。然而这次，这个男人工作到了深夜，到了凌晨，到了凌晨一点，之后男人关了灯，拉过办公室的椅子，把它们拼凑成一长条，把报纸铺在上面，男人便躺在这个由椅子和报纸组成的貌似床的东西上，并给自己身上盖上了报纸。

那时候姥爷刚刚转业到了地方一家小城市的报社。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没有手机，家中也没有电话，人们只能靠大门口传达室的门房或楼道里的一两部电话转达消息。可以想见，在没有得到姥爷的任何通知也无法联络他本人的情况下，他的深夜不归给家里造成了多大的恐慌。姥姥一开始以为丈夫临时加班回来会晚一点儿，但在超过以往晚归的时间点后她便以为丈夫出了事。姥爷工作的地方离我们的住处隔了两个街区，步行需要半个小时。丈夫很可能在这段路上遭遇了什么不测，例如晕倒或被什么车撞倒（尽管可能性很小），或者更糟糕，他在单位被什么人强行带走了（“文革”后期这种事偶有发生）。过了十二点，心急如焚的姥姥把几个孩子从床上叫了起来，出发去找姥爷。夜深人静，姥姥打着手电，背着最小的女儿，而我的母亲拉着二姨的手跟在后面。街道上空无一人，隔着很远才有一个电线杆和路灯，而在这之间，是一段长长的黑暗地带。母亲说，那天晚上的情景她历历在目，因为她们从未在这种深夜离家出门。刚刚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被叫起来，她浑身发冷，头还是晕的，妹妹捏着她的一只小手也是冰凉的。前方树影憧憧，但她们期望看到的那个男人一直没有出现。她们一直走到他上班的地方。那幢土红色的三层小砖楼在黑暗中静悄悄的，大铁门已经锁了，幸好供行人出入的小铁门还是开着，母女几人悄悄进去。她们打着手电上了楼。

长长的走廊灯光暗淡，散发出陈旧的纸张、尘土和尿臊的味道，不远处的洗手间里传来水龙头的滴答声。姥姥放下最小的女儿，敲了敲丈夫办公室的门。没有人回答。沉滞的空气中，唯有她们沉重的喘息声。屋里和所有的房间一样黑着灯，没有有人的迹象。母亲低声说我们走吧，爸爸不在里面。而姥姥不为所动，再次敲门。母亲至今不知道姥姥为何这样做。是一种什么样的直觉，或夫妻间的感应，让她坚决地站在了门口。她继续更用力地敲门，用变了调的声音喊：

老童，你开门！

姥姥的声音变了调，以往的洪亮清脆被此刻的低沉和嘶哑代替，在黑夜的寂静中有些怪异。母亲感到妹妹握着她的手哆嗦了一下。小妹妹将头埋在她后面，几乎要哭出来了。房间里的灯亮了，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门开了，姥爷睡眼惺忪地站在门口。

他们四目相对。也许是片刻，也许有很长时间。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在我母亲记忆中只有这一幕：头发蓬乱、睡眼惺忪的姥爷，有些懵懂地站在门口。而姥姥，脸涨得通红，一把推开姥爷，冲进房间。

现在想起来，姥姥的那一冲肯定是要证实姥爷是不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结论是姥爷确实是一个人。房间里没有第二个人。偌大的办公室，七八把椅子拼凑到一起铺着皱巴巴的报纸，一看便是一个临时搭起的床铺。姥姥的脸色稍微松了松，但接着，一脸的紧张和愤怒被一种更加绝望的悲哀代替——是的，姥姥是悲哀了，真的悲哀。这悲哀强大到她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而以往她惯用的那些方式，无论是歇斯底里的怒骂，张扬的哭喊，还是激烈的摔打东西，都针对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此刻，面对丈夫的不归，这如此严重的事件，她竟然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悲哀和愤怒。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了此事对姥姥的打击。它与其说是一种反抗和挑战，不如说是一个丈夫所能表达的更深层次的鄙夷和厌弃，对她辛苦操持的这个家，对她这个妻子的嫌弃。而这，姥姥如何能容忍？

姥姥什么也没说。她一言不发。而这，反而让姥爷方寸大乱。这个懦弱的男人原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也许一开始仅仅是逃避，不计后果的逃避——但此刻，妻子的一反常态的平静反而让他害怕。他赶紧做解释：我加班太晚了，怕回家吵你们……

姥姥没等他说完，转身就走。深知后果严重的姥爷和孩子们急忙追上去。抱着小女儿的姥爷跑在最前面，母亲和二姨跟在后面。在这个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像一条长长的乱糟糟的蜈蚣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前行。幸好姥姥没有冲向铁路也没有走到某个深井边或爬向某座高楼。她快速行进的方向是熟悉的家，这让他们略微安心。但这侥幸没能持续多久。快步如飞的姥姥显然有什么计划要执行。他们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刚一进门，抢先到家的姥姥把自己关进了里屋。

那个晚上，姥爷对着那扇紧闭的门说了他这辈子说过的最多的话——无论是甜言蜜语地哄，还是痛彻肺腑地忏悔抑或是诚惶诚恐地哀求。孩子们也跟着抹眼泪，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妈，一句一个自己将来要好好听话。可任他们怎么恳求和敲门，那紧闭的木门寂静无声，宛如一道墓门。姥爷下定决心咬牙撞开门已经是三个小时以后，天色大亮。

我们的姥姥，面色青紫，口流白沫，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脖子上，缠着一条一端绑在床头上的白色丝巾。

从那以后，全家，便对姥姥缴械投降了。

11

这个故事写到这里才进入真正的核心。这核心便是变化。变化发生在我姥爷八十八岁那年。这一年，我姥爷因为疝气引起的肠嵌顿，被推进了医院的手术室。

要说姥爷的变化仅仅因为这次手术，有点太过简单。事实是，姥爷的变化在两年前便开始了。最初的征兆是他辨不清方向和屡屡迷路。一次他走进电梯，对着一串数字迷惑良久，怎么也想不起自家的楼层，还有一次他在离家两个路口的街区迷路，靠着一位熟人引领才回到家里。老年性踝骨肿胀和拇指外翻畸形让他一向迅捷的步伐变得蹒跚，只能在屋里徘徊。加上耳聋愈发严重，他仿佛被囚禁在一个寂静之笼。整个世界都变得陌生、模糊和遥远，离他而去，他抓不住这世界。他丧失了安全感。他的耳背已经到了只有对着耳朵大声喊叫才能听见的地步，他却反感别人对他吼叫，他认为人们不尊重他，训斥他，便以同样的吼叫和挥拳砸桌来回应。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念头如藏在沟底的瘴气慢慢升起，弥留在他满目疮痍的脑回路中。比如，这个家里有些异样。为什么妻子每次外出买菜总要一个人独自去而不让他跟着？为什么她每天到了那个点儿便要下楼去喂那些猫？他从窗口向下凝望，看到的那个站在林中空地与妻子聊天的男人是谁？后来便到了那一天。那一天应该被浓墨重彩地写入史册，那一天我们家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那一天，我的姥爷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新人。

那一天是我姥爷从医院做完疝气手术回家后的第二十天。半夜，我姥姥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惊醒。姥姥一向神经衰弱，几十年如一日地吞服安眠药才能换取比黄金还珍贵的三小时睡眠，因此任何打扰她睡眠的行动都会让她怒火攻心。她先是翻过身想继续睡觉，可那窸窣声越来越大竟然移动到她的门前。她先是愠怒之后便有些担心，莫不是家里进来了人？老伴儿不会这么早摸黑起床呀。她正准备穿衣看个究竟，可还没容她直起身子，她卧室的门便被推开了，她看见一个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从阳台照进来的月光汇聚在那东西表面又反射回来，寒光刺目地一闪让她浑身一凛如冰水劈头淋下——她看清楚了，那是一把菜刀！

我姥姥足足有一分钟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直到看清楚了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姥爷。

这当口儿我姥姥已经本能地按亮了床头的台灯，她看见我的姥爷花白的头发一根根竖立着，面孔发青，混浊的眼睛露出一种她不熟悉的神情。原本有些佝偻的腰身此刻竟然像一段老树桩一般挺直了，眼神里的光亮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凛然和精明、暧昧又混沌糅合的色调，就像蒙着一层薄雾，那薄雾的基调是冷，坚硬的冰冻底下挂着霜雪冒着寒气的冷。这神色不是她丈夫的。这是另一个人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心狠手辣的陌生人的。

姥姥感到了害怕。这是她结婚五十多年，甚至是她此生从未有过的害怕。她抑制住牙齿格格的颤抖，尽量冷静地问：你要干什么？

丈夫不说话，拿着菜刀朝她走来。他的步履不再蹒跚，却有着不可思议的从容和迅捷。她差点就要尖叫了，他却停住了，弯下腰，撩起床单朝下面望去。他望了床下，又走到阳台边，看了看摆放着花盆的阳台，之后又走回来，站在房子当中，望着她。

她把被子拉到胸口。就好像房间当中站着的不是老伴儿，而是一个陌生人。

我看见一个男人从你房间里走出去了。他宣布。

她愣了愣。直到他重复第二遍时才想到辩解，没有的事，我一直一个人睡着。

我看见他从你房间里出来。我躺着，就从我的脚指头那里，看见那人走出去了。

你躺着，根本看不到我的房门，她反驳。

我亲眼看见他从你房间里出去了。我追出去，到过厅里，他不见了。我去取了菜刀，他就不见了。他一定是趁我取刀的时候藏起来了。

你在胡说，她鼓起勇气，根本没什么男人，你是看花眼了。

他藏到哪里都不管用。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他。

剩下的几天他开始不停地描述杀人的细节。他说得津津有味，绘声绘色，带着微笑和快感。

我会从他的太阳穴那里刺进去。那里是全身最薄弱的地方。一下子，他就咽气了。

还可以勒住他的脖子，横着，割断他的喉咙，这样……他比画着，血呼啦一下就涌出来了，黏糊糊的。

我会做一种切割人的机器，竖着，一片用齿轮控制的薄薄的刀片，半人高。把人放进去，一转一转，人就切成了薄片，就像切羊肉片。他狞笑着。

心脏从正面不好刺，有肋骨挡着，稍微向右边，右下腹，那里软软的是脾脏，刺一刀才是致命。或者从脊背左后方的肩胛骨下，斜着刺进心脏。（这是哪里来的知识？）

很可能他会防备，但我也技高一筹。动作要迅速，致命地一击。我会躲在门口，拿着铁棍子照他太阳穴，一下毙命。

我从来不会手软，因为杀人很有快感。从来我就爱杀小动物。我用铁丝勒死过十只猫，给五只蹦跳的兔子剥了皮，还有不计其数的大狗，我一刀就捅穿了它们的喉咙。（我母亲说过，我姥爷平生没有杀过一只鸡。杀鸡从来是我姥姥的事情。）

…………

姥姥给我母亲打了电话。我母亲换乘了三趟地铁，赶到家中去弄清事件的缘由。在长达几个小时令人疲倦的谈话后，她得出结论：我的姥爷，被一个杀人犯附体了。

母亲说，第一步，她试图劝说父亲放下杀人的念头。她的理由是，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杀人都是不对的，这个世界上无论何时，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杀人是犯法的，会被判处死刑的，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因此杀人是划不来的。若是有什么冤仇非要报，可以打110报警，警察会帮他们抓住坏人并送到法院，法院会判处坏人死刑，因为他们就是专门干这种事的。但她遭到了姥爷轻蔑的拒绝。那些窝囊废警察和法官能干什么？都是饭桶！等待他们复仇？那得是猴年马月了！是男人就得自己报仇！大不了我坐几年牢，我这么老了，多坐几年牢就不出来了！判死刑？你说他们会判我死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阻止不成，母亲便开始探问为什么要杀那人。那人到底是谁？他干了什么？

他是个坏人，姥爷的口气不容置疑。你问他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天太黑我看不清楚。但我知道那就是个坏人。该杀的坏人。我知道。我清楚得很。你问他干了什么坏事？他侮辱妇女！你问侮辱谁了？那还用问就是你妈和你们！什么，你竟然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们都好好的？那是骗人！你们别想骗我蒙我。我清楚得很。这事情从头到尾我都清楚得很。你问什么事情我清楚得很？就是这件事情。这事情你知我知，还有你妈她也知道。别看她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她是在装糊涂，她是在隐瞒，她今天出门一趟说是去打水买东西，其实是给那人通风报信去了。这件事情你们都瞒着我。你还是问究竟什么事情？你非要我说？那好，我告诉你。就是你妈她欠了钱这件事。是的你妈欠了人家的钱。就是那个坏人的钱。那个坏人就用欠了钱这件事，逼着你妈和他干那事。不光你妈，还有你，还有你和你妹妹。我家女人都被那狗东西干了。什么？你说这都是我幻想出来的事？你才是胡说！我问你，若不是借了他的钱，为什么这些日子，我明明看见你妈身上没装任何钱，回来却大包小包地提着东西？她用什么买的东西？还有你和你妹妹，哪里那么多钱买东西？

…………

关于那个“坏人”，还有一些不堪入耳的细节。那人没有精子，不能生育。但是他有钱。他便用有钱这一点来强迫我们家的女人去给他生孩子。这里有个逻辑漏洞：没有精子如何让女人生孩子？于是在另一个版本中，我姥爷自己也被卷进去成了一名受害者：姥爷说只有他的精子能让人受孕。因为他是个清朝贵族，血统高贵，身体强壮（年龄的因素在这里被忽略了），因此在某一天某个暧昧的晚上，他也被列入名单，被捆绑着索要精子……

姥爷的幻想让我们目瞪口呆。这些幻想饱含着性和暴力，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对他几十年人生的一贯认知。我那一辈子忠厚老实正直善良的姥爷，怎么到老了老了，却变成一个嗜血而下流的杀人狂魔？

最最直接感到受威胁的便是与姥爷同居一室的姥姥。生平第一次，她感到自己既不了解也无法掌控这个男人。为了安全她听从了我母亲的劝告，每天在入睡前藏起家里的菜刀剪刀老虎钳子甚至那根坚硬的拐杖，并在丈夫入睡前喝的牛奶里偷偷加入一粒安定。半夜里持刀入室这种极端举动虽然之后没再出现，但白日里，暴力的冲动仍然如苏醒的火山口的青烟缭绕不散。我姥爷宣布家里进入战争状态。由于妻子和女儿们很可能暗中通敌，出于自身安全他拒绝吃家人准备的任何食物（当然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有些许例外）。妻子给他喂的那些已经服用了几十年的药，他把它们扔进马桶。为了防备敌人偷袭，他宣布取消午睡，并在卧室、厨房、卫生间等每一个必经的通道，摆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倒立的空酒瓶，因为它们发出的声响足以吓退敌人。

从未上过战场的姥爷动用了他所有的军事知识为即将到来的杀伐做着准备。有一次姥姥被一阵叮叮咚咚的砍砸声引到丈夫卧室里，发现他正在卖力地拆卸一只钢管椅子，准备用钢管做武器伏击那半夜偷袭的坏人。还有一次他下楼砍伐树林中的竹子，打算用削尖的竹竿刺入坏人的心脏。为了搜出藏匿在衣柜中的入侵者，他竟然将半人高的柜子拖到屋子当中并拆卸了柜子的背板，将那些折叠整齐的衬衣毛衣扔到地上。在发现家里的拐杖和菜刀这些自卫性武器都莫名地不见踪影后，他在自己的睡衣里藏进了一套年轻时做版画用的木刻刀子，是姥姥打电话给母亲并由我的父亲将那套刀子夺了下来。年近九旬的姥爷不仅迸发出奇迹般的体力，连精力也变得异常充沛，整整一个白天他为种种突发奇想和未知的危险而不停忙碌，持续多年的长达四个小时的午睡突然取消了，让我那原本期待着能松口气的姥姥没有了喘息的机会，到了夜里，她又要为丈夫可能的持刀而入战战兢兢。那个夜晚让她的心头产生了永久的恐惧，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反锁房门，轻手轻脚，就连洗漱也不敢开灯，生怕惊醒已经入睡的丈夫。原本就睡眠不好的她更加难以入眠了，几天几夜下来她和丈夫一样疑神疑鬼如惊弓之鸟，所不同的是丈夫防备的是那个“坏人”，而她防备的是自己的丈夫。

姥姥几十年确立的权威和秩序如今遇到了结结实实的挑战。如果说女儿们是靠着成家立业远走高飞而摆脱了她，而丈夫，却是躲进了自己用非理性癫狂铸就的烽火台里对着她万箭齐发。然而若以为她就此投降那就错了。意志坚强如铁的她对待家人从来没有妥协二字。她拒绝我母亲提出的让她离开丈夫住进旅社的建议，也拒绝让丈夫离开家住进女儿家去。她决定留在战场的最前沿固守阵地，用一如既往的铁腕镇压家里的暴乱。她用絮絮叨叨的反复解释，用伴着泪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用怒骂吼叫甚至房门紧闭限制丈夫的人身自由，却都没有让丈夫乖乖回到往日的正轨。于是有一天，争吵中的她从抽屉中取出那把菜刀，啪地放在桌子上，她怒喝道：

杀了我，要么杀你自己！

然而此时的丈夫，已经无法理解妻子言语中的逻辑内容。他看到的只是日复一日的怒骂以及那张眉头紧蹙充满杀气的脸，以及刀锋闪烁的寒光。妻子的愤怒只能让他心中的怀疑和敌意更加清晰成型。有一天，他把前来看望的女儿叫进里屋，低声说，你妈要杀死我。我告诉你，一旦有一天我出了事，你要告诉警察。他递给女儿一张纸。上面是歪歪斜斜的几个粗大的字：

我老婆杀人。

这张纸存在我母亲的抽屉里。从绘画的宣纸上扯下的一角，呈半圆的撕痕。用碳素签字笔写就，字迹颤抖，透出一个老人的焦灼和心慌意乱。这张纸让我百感交集。我觉得姥爷很可怜。我和母亲交流一番，决定带姥爷去医院看病。这次治疗被伪装成一次对踝关节的例行检查，姥爷开始服用的一种名叫利培酮的抗精神分裂药物，也被伪装成治疗踝关节炎的水剂。所有的病历和处方都做了真假两份，以应付姥爷拿着放大镜的反复核查。让我们欣慰的是治疗很快生效，在利培酮的剂量增加到每天一毫克时，一些复杂而有趣的变化出现在姥爷身上。例如，在那个令人恐惧的杀人狂魔渐渐隐退时，另一个极具雄心的出版社总编又会来到姥爷身上，这位总编认为家里的客厅可设立一个“驻京编辑部”，于是有两天，母亲每天都会带着姥爷亲笔写的给中央某位领导的倡议书和规划回到家里。杀人犯和总编轮流在姥爷的头脑里坐庄，甚至在一天之内来回折腾，比如说，清晨姥爷还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总编，一个午觉醒来便又成了杀人狂魔。好在这种轮换正好消减了每个角色的能量，姥爷每次扮演角色的强度和时间都大为缩减，有时一番劝说也能让他放弃自己的执念。似乎，很有希望，姥爷会回复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老年痴呆患者。

姥爷的治疗有了效果。姥姥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在陪着母亲多次看望姥姥的时候，我亲眼见证了姥姥的哭诉和抱怨。这种抱怨在她们母女交谈的第三句话开始，甚至不到第三句话，不用寒暄也不用转折和铺垫，一张嘴就切入正题。母亲曾试图转移姥姥的思路，用社会新闻、娱乐八卦、旅途风光，甚至别人家更大的悲惨来冲淡姥姥眼中永远的悲哀抱怨的底色，但每次，都会被姥姥拉回到抱怨诉苦的正道上来。她那紧蹙双眉下的眼睛永远聚焦在自己婚姻的不幸上，除了抱怨和控诉自己的丈夫，姥姥不关心任何别的话题。不错，抱怨是姥姥一生中谈话的永恒主题，但现在这哭诉抱怨中更增添了切切实实的内容。在心底的最深处她并不接受丈夫是一名病人这一事实。是的，有一种病叫阿尔兹海默症。丈夫似乎是得了这种病并且无法治愈。按照医生的说法以八十八岁的高龄得此病不算太意外。但是，怎么偏偏是他？明明到处都有九十开外依然健步如飞头脑灵活的老人，他怎么偏偏就不行？上苍怎么可能无视这么多年她做出的奉献和牺牲，怎么能让她一辈子都在受苦，怎么能让她在晚年承受这一切？

姥姥不堪忍受。她甚至说到自杀，说到要离家出走。每次的劝解都以哭泣和对某个悲惨结局的庄严宣告而结束。母亲变得筋疲力尽。有一天她对我说，她怀疑家里真正的精神病人其实是姥姥。于是，除去以往每日来家的小时工，再雇一位住家的全日制保姆来帮助姥姥便提上了议程。

12

新保姆姓张，是我母亲从一个家政公司找到的。母亲去面试了一番，从几个候选者中选定了这个四十多岁的河南女人。母亲之前为姥姥找过好几任小时工，深知遇到一个用得顺心又放心的人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更何况这次是一个住进家里与父母昼夜相伴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要物色一个新的家庭成员。这个成员面善心慈固然重要，麻利的手脚也不能忽略。我母亲发现了一个规律，凡容貌中等以上者心态也相对和顺乐观，而丑陋的人多脾气乖戾。这是不是因为好看的人更常受到善待也就更自信乐观更容易相处呢？总之我母亲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眼的感觉很重要。姓张的保姆便这样脱颖而出了。她胖胖的白脸总是荡漾着笑意，谈吐也很大度得体，她进京做家政多年，之前也服侍过老人，炒得一手接近南方口味的好菜（她的家乡河南南阳离湖北很近），这让从小吃米饭长大的母亲颇为惊喜。让母亲中意的是她的丈夫和孩子远在广东打工，家里的老人都已去世，在北京没有兄弟姐妹等等亲属，因此也就不存在每个周末请假串亲戚的头疼事。母亲当即交了定金将保姆带上了车，在车上特意将家里的局势简明扼要地通知一番，嘱咐说家中老爷子因老年痴呆行为怪异因此对其言语不必在意，而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事事听从老太太的指挥，一切以老太太的心情快乐为唯一准则，因为这个家，老太太说了算，这是我母亲的原话。

张保姆的住处被安排在姥爷的画室里，用作床铺的折叠大沙发头一天便由我母亲和姥姥铺好了洁净的床单被褥。我姥姥和姥爷坐在客厅等待新保姆的上门，一向精细的姥姥连保姆洗漱的卫生间都清理出来了。张保姆十分热情地问两个老人好，姥姥也带着她指点了家里的地方以及该注意的事项，尤其是晚上必须反锁好的房门（姥姥及时在第一时间向她暗示了丈夫夜间可能有的“糊涂行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至少在我母亲离开的时候，她乐观地断定这个家至少有一两个月的稳定时期。

一开始确实如此。母亲不放心磨合期的姥姥和张保姆的关系，第二天便去登门探望，却发现家里的气氛异常平静祥和，姥姥正和张保姆聊天，我姥爷虽一如既往地耳聋听不见声音却也十分安静耐心地坐在一边。他脸上的乖戾凶悍之气没有了，我的姥姥的神色也平和松弛了许多，显然一个陌生人的到来让家里剑拔弩张的战事得到了缓解，这让我的母亲非常欣慰。隔了两天她再去，发现父亲的头发剪短了，穿一身很少穿的新毛衣，满面笑容地看着眼前保姆为他冲泡的豆浆，洁净而精神，像是年轻了十岁。而保姆也脱去了刚来时的灰色廉价运动服，换上了一身翠绿的毛衣，镶嵌在胸口的星星点点的钻石孔雀衬得丰满的胸部十分瞩目。我母亲原本不是敏感的人，但这些不同寻常的景致还是让她注意到了。确切说在姥姥那座充满暮气和古板的沉闷之色的老房子里，似乎冒出了某种鲜艳的、生机勃勃的东西。母亲对此倒没什么成见，她一向马虎大条，对新事物也毫不反感，但姥姥却深感忧虑。她把女儿叫进里屋，低声通报了家中的动向，主要是围绕着姥爷的动向。

你爸爸精神头特别大，几乎不睡午觉了。

这不是好吗？你以前一直抱怨爸爸越睡越傻。再说了，这一两个月他不是已经不睡午觉了吗？

他对小张夸个不住，脸都笑开了花。小张就给他剪了一次指甲，他便夸她手稳，适合打枪，还说要给她报名奥林匹克射击班，他来教她。他说自己是军区的射击冠军，还翻出了这个……姥姥拿出一张发黄的纸，上面用钢笔细细勾勒出一把五四式军用手枪。下面的落款是1957年8月。其时我姥姥姥爷尚未相识。

啊啊。我母亲有些惊讶。这么久远的东西，他怎么能翻得出来？

可不是嘛！姥姥说，你可见他是多么上心！

在饭桌上，总是给小张让菜。小张你吃这个，小张你吃那个。小张你累不累？你去歇息吧。你去睡午觉吧。哼，他对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最让人寒心的是他在小张面前对我的态度。我给他吃药，他不吃，说我要毒死他。小张喂他，他就吃。还说以后就要小张来照顾他。你说说，这可让我怎么想？

妈妈，你以前不是一直抱怨爸爸是个拖累，没日没夜地折磨你吗？来的路上我也叮咛过了，要小张照顾他的起居。这样，你就可以歇息一下，放松放松了。

哼，那可不是这样的照顾法儿。我给你说，你爸爸的变化可是大了。以前他不愿意出门。你记得不记得，你和你妹有次推他轮椅出门，他一直抱怨你们把他颠簸了，怨声载道，急着回家？哼，现在可好，小张推他出门，可高兴呢！第一天出去半小时嫌短，第二天延长到一小时！他们竟然去看广场舞！你知道吗，广场舞！那可是你爸爸最反感的啊！平素我和他出门都绕着那地方走。他说那些跳舞的人恶俗极了。可现在，他竟然就在那地方待了一小时！

母亲回家对我说了姥爷坐轮椅看广场舞这一幕。我们都笑了。一向清高的姥爷连和邻居打招呼都觉得厌烦，此刻，竟在那些扭屁股拍手簇拥成群的大爷大妈面前津津有味地坐了一个小时，真让人不可思议。尽管我和母亲谁都没点破，但我们都明白，促成这一改变的关键人物当然是保姆小张。她曾经承认，在打工之余她最爱的消遣便是跳舞。那么在那震耳欲聋的欢快热烈的歌曲声中，在我那老眼昏花的姥爷面前，小张会不会也情不自禁地走入舞蹈的人群中呢？即使不进入人群，站在姥爷的轮椅前，她会不会随着音乐欢快的节拍，一边拍手一边扭动那丰满妖娆的腰肢？我们无法揣测当时的情景，但我们能感到这一景象给我垂暮之年的姥爷造成了多大的震撼。单从他和保姆回家很晚且从无怨言这一点，可见他是非常乐意接受这一切的。想到几十年来姥姥那安静干净得近乎窒息的家，想到姥爷终日要面对的姥姥那愠怒阴沉的脸，我们叹息了。我说，可怜的姥爷！

我和母亲达成了共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默许了这种情况，并对姥姥的担忧不以为意。相反，我们对姥姥在这个家里几十年如一日地跋扈和威压终于遭遇隐约的松动和挑战感到高兴。不就是一个喜欢笑又比较活泼的保姆吗？什么也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而且，就此让姥姥明白，姥爷作为一个男人是需要也可以得到另一个女人的笑脸的，不是更好吗？

我们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刚过了两天，母亲又接到姥姥的电话。姥姥在电话里大哭，姥爷和张保姆不见了！而且，家里的户口簿也不见了！此刻已是傍晚八点半多了，天色已黑。我和母亲马上打车赶到姥姥住的小区。还没进门就在楼下遇见了姥姥。姥姥站在黑暗中，花白的头发影影绰绰，被风吹着起伏飘荡，个头显得比平素矮了许多。她絮絮叨叨地说，晚饭后保姆便推着姥爷去遛弯。直到看完了一集电视剧，她才意识到时间比平时晚了。她准备出门寻找他们，进里屋换衣服，才发现放贵重物品的抽屉开了个缝，钥匙挂在抽屉上，而平素那钥匙总是放在另一个抽屉里的。拉开抽屉她便发现户口簿不见了。房本在，存折在，银行卡在，甚至装现金的牛皮纸口袋也在，但就是户口簿不在了。在我们到达之前，她已经去广场转了一圈，跳舞的人已经散了，楼前楼后的道路也没有人。她甚至去了小区通向外面的两个大门，执勤的保安称并没见到一个坐轮椅的老人。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倒冷静了下来，她知道姥姥一向精神紧张，而保安称没有见到姥爷，那就必定是没有离开，因为一个坐轮椅的老人毕竟目标太大。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什么拿走了户口簿？鉴于小区有大小五十多座楼，沿着一座人工湖很不规则地排列开来，那些小路纵横交错，就连在小区住了几年的人也不知道别的楼的方位，因此寻找起来确实有难度。那么张保姆有没有可能在离开广场的时候走错了路？姥姥排除了这个可能，她语气激烈地说他们把户口簿都拿走了，指不定要干什么！她说的是“他们”。我和母亲都没有说话。

我们决定分两路寻找。母亲去了湖的北岸。我陪着姥姥继续沿着我们家所在的南岸向前探寻。这里的楼房都错落在一片梧桐树林中，夜色中的梧桐树叶和悬挂的果子在风中瑟瑟作响，楼房里的灯光时隐时现。我担心姥姥在林子里的石阶路上摔倒，让她跟着我，她却坚持要走在我的前面。她高一脚低一脚走着，像一头拉着犁的老牛气喘吁吁，满头白发在风中飘荡。突然姥姥停了下来。她用冰冷的手抓住了我。你说，他们拿走户口簿要干什么呢？她喃喃地问。她扬起的脸上，那双眼睛在黑暗中竟然发着幽幽的光。她干枯冰冷的手死死抓着我，尖锐的手指甲掐进了我的手腕。我有些害怕又不知如何回答。我说姥姥，咱们还是找到他们再说吧。你说，他们拿走户口簿要干什么呢？她似乎没有听见我的回答，喃喃自问。她松开了手。我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姥姥扬起头，对着天空，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老——童——姥姥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只对着星空长啸的老狼。我心头一凛，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声音是那么惨烈，那么绝望，带着哭腔，歇斯底里，让人忍不住要捂住耳朵。老——童——姥姥的声音在风中，在夜色中，在这黑暗的梧桐林里幽灵一般游荡，竟然带着几分鬼森森的气息。

老——童——童——童——

我的心头突然涌出一个念头，姥姥不是在呼唤一个人，而是呼唤一个死人，一个早已不在这个世界的人。确切说姥姥不是叫人，而是在叫魂。与其说这声音包含了太多的东西不如说包含了太少的东西，因为这声音中有着一种冰冷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时至今日，我没有向任何人说出这种感觉，甚至自己的母亲。我感到，在这个萧瑟的秋天的夜晚，姥姥用自己的方式，把姥爷埋葬了。

那天其余的事情我便有些记不清了。电话打来了，是母亲。她在湖对岸找到了姥爷，他自然和张保姆在一起。户口簿也找到了，就在姥爷的外衣口袋里。张保姆陈述道，她对姥爷将户口簿装在身上毫不知情。广场舞散场后他们便起步返回，半路上遇到一个老乡聊了几句耽搁了时间，回家后发现家门紧锁，只好再次外出去寻找姥姥。至于为什么他们会到湖的对岸，张保姆解释是黑暗中迷了路。母亲和姥姥都没有追究事实的真相，因为鉴于姥爷的老年痴呆，真相也不可能追究。她们所能做的是，当晚，便结算了张保姆的工资，辞退了她。

我和母亲打车将张保姆送回她在家政中心的临时住处。我们是以姥爷需要去外地治病暂不需要保姆的名义将她辞退的。张保姆自然明白我们的用意，她十分聪明地并不追问下去，却一个劲地夸奖姥姥是如何善良她为此又如何感激，并发誓她并不知道姥爷为何取了家里的户口簿，又几次解释当晚晚归的原因。母亲自然也顺水推舟，说姥姥姥爷对她的印象也很不错。张保姆便讲起这几日她推着姥爷在院子里遛弯，姥爷是如何高兴，如何兴致勃勃地看广场舞，还几次三番地企图把自己的轮椅让给她坐。她说姥爷讲了许多他和姥姥年轻时的事情。

大爷说，那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他和大娘结婚。大娘的工厂有很多人写信告大娘的状，大爷还是坚决和大娘结婚了。那签名的，有一百人。

我注意到，母亲一愣，之后便脸色铁青。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想搞清楚保姆说的是什么往事。我问母亲，那一百多人的联名告状信到底指什么？是否真有此事？母亲疲乏地说，她记不清了。

13

那天晚上，姥姥和姥爷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争吵中姥爷骂姥姥是毒妇，虐待他，要置他于死地，要和她离婚，愤怒的姥姥动了手。姥爷拄着棍子便离家出走。他跌倒在楼梯，右小腿骨折伴轻微中风，住进了医院。

14

病床上的姥爷迅速地衰老下去。他昏花的老眼已不能正确聚焦事物，他的牙齿高矮不一地断裂，残垣断壁间蓄满了口水再源源流出，丝丝拉拉挂在胸前。他含糊不清的口齿发出呜呜哇哇之声，句子被简化成一两个单字，你必须凭着侦探般的推理和对他日常生活的了解才能猜出其背后含义。比如，见到我，他会不停地叫着，“九，九，九”，只有我们才知道这个貌似“九”的发音其实是“柳”，而这个“柳”意指他的女婿也就是我的父亲大人柳某，因此这个“九”，则是“代我向你爸爸问好”这句话的极度浓缩。还有，每当他感到腿疼，他便叫“王”，“王”，相信我，这既不是称呼他身边的护工也不是他身边的任何人，而是指一位王姓医生。这位王大夫给他开了一种只对手术病人才使用的强效镇痛药，对姥爷的腿疼极为有效。因此，“王”这个字所扩展开的全句应该是：“我要吃王大夫给我开的那味药。”

随着老迈的加剧姥爷的声音日渐含糊，能够发出的音节也越来越少，到最后连“王”或“九”也发不出来了。于是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靠写字来互相交流。我们把要说的话用大大的字写在纸上放到他眼前，他也会写上简单的几个字回应。那时他还能颤抖着写上只言片语，他的字迹还能辨认，但后来，他能写的字越来越少，字的笔画也越来越潦草并退化为某种既像蚊子又像苍蝇的多脚动物。他已经无法把笔画按一定的规则展开布局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却像不负责任的懒汉，把所有的横撇竖捺都如堆柴火棍子一样重重叠叠地堆放在一起。

如何把姥爷稳定在医院接受治疗花费了我们大部分心思。这项工作比给他治疗更让人费心劳神。我和母亲以及二姨分成昼夜三班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姥爷身边，不停地重复着那些机械动作——把他企图扯下输液管的手拿开，扶正他总是歪斜的身体，帮他翻身，脱裤子便溺或给他擦洗，喂水喂饭，排队缴费，叫护士更换输液瓶。在弥漫着消毒水、尿液、饭菜和药品气味的急诊室里，筋疲力尽的我们变得烦躁。时间被分割成不同的长度来考量我们的耐力，从刚进医院时等待一张CT或化验结果的一个小时，到输完一瓶液体的几个小时，再到输完几瓶液体的一个昼夜，直到完成一个疗程的几天几夜乃至一个月。回家，这艘亮着灯的希望之船，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是后来才隐约明白姥爷可能回不了家的。那天医生用含糊不清的语气告诉我们，由于中风和骨折造成的抵抗力下降，姥爷的肺部感染总不见好转。尽管最近一次的感染已被控制，但新的感染似乎正聚集起力气准备卷土重来。医生说到现代医学对肺炎的控制，说到这个三甲医院所能使用的现今国内最先进的几种抗生素，但也谈到，盘踞在姥爷身体里的病因（聚集在肺部的浓痰）的无法消除，姥爷无可遏制的衰弱和免疫力的低下，说到细菌对抗生素的撒手锏——随着药物和细菌的反复较量，那些细菌和病毒会产生越来越强的耐药性并在自身衍生出更强大的新型菌和病毒，因此，到了最后，每具老人的身体都会成为一个超级“毒王”。出于一种本能和直觉，我没有问，毒王和新型抗生素，孰胜孰败？

不久，随着姥爷的日渐衰弱，插胃管便提上了日程。

15

对于姥爷插不插胃管这件事，我母亲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我母亲在她三十三岁那年因为胆囊摘除手术，被插过一次胃管。她说那非常痛苦。她说在被插管的十几个小时里，即使在被麻醉的手术过程中，她也不停地做着噩梦。她梦见十几条又粗又硬的蛔虫从自己的鼻子里钻进了喉咙，而且卡在那里，钻心地疼痛并且恶心。她不停地用手扯着那蛔虫，却怎么也扯不完……手术之后她被推进病房，在刚刚恢复意识的刹那，她便聚集了全身的力气，拼命对医生哀求，给我拔了吧，拔了吧……

那时她三十三岁，插胃管是手术必需的，而且只插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拔管了。她不认为给九十高龄的老父亲插管有什么必要，况且这被拔出的日子遥遥无期。她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姨姨们，得到了她们的一致同意。但她们不能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她们把希望寄托在姥姥身上。她们认为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能做出这个决断。而且姥姥肯定理解她们的想法，因为姥姥也曾因胃出血做过手术，也曾被插过胃管因而深知其痛苦，因为明智的姥姥早就说过，对老人最大的孝顺和仁慈，便是避免过度的毫无希望的治疗，让他（她）遭受无谓的痛苦。

于是母亲和姨姨带着姥姥一同去了医院。她们在医生办公室见到了主任。主任将一张纸放在桌上。他说你们考虑好了吗？考虑好了就在这上面签个字。那是一张知情同意书。上面列举着一行行授权医生进行抢救所采取的措施。大家都看着它。谁也没动它。谁也没说话。

主任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主任说，你们还没想好吗？

可是他已经九十多岁了，母亲试探地说，况且插胃管和尿管很疼，他那么大年纪，又中过风，能配合吗？

我们有办法让他配合的。主任说。我们会给他捆上约束带。

什么是约束带？母亲问。

就是固定病人的带子。在医院里常用。简单说来约束带就是捆人的带子。捆上他，你们的父亲就不能动，也绝不反抗了。主任说。

一阵沉默。

这时候，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姥姥拿起笔，在纸上签了字。

16

被捆上约束带的姥爷成了一株植物。在这个病房里，像姥爷这样活成植物的人还有许多。他们躺在阳光柔和的病房里一动不动地享受着植物的待遇，被约束带和各种管线固定在床上，静悄悄地不发一言或偶尔发出怪异的声响（因无法辨识其意义而可以当作动物的鸣叫忽略不计），承受着液体和氧气的灌注就像植物的定时浇水施肥。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就是出自泥土和返回泥土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刚一出生和濒临死亡的两个阶段，人都更像植物而不像动物。在看到病区里一位年过百岁的老人后，我的这一信念便更加坚定了，这位身居高位的老人早在五年前就进入了人生中的植物阶段，靠着点滴、呼吸机和血液透析维持生命，成年累月一动不动无声无息犹如一棵栽种在床上的树干，到最后就连相貌也接近了树木——他深陷紧闭的眼窝像树洞，呆滞的脸像皴裂的树皮布满纹理而且质地坚硬，在某些特定区域，例如鼻翼，甚至生出了两三朵灰色的，带着霉点的菌菇。

我无法知道被安置在这样特殊的植物园里的姥爷有什么感受。在他渐渐安静下来的面容中我看到了向着植物转化的一些蛛丝马迹。这里那里，那原本滋润而泛着油光的皮肤正在渐渐凝固定型，仿佛水分正在蒸发或消退；眼球转动的次数渐渐减少，从聚焦于事物渐渐让位于茫然涣散于虚空；口齿间已不再发出令人难解的呜呜之声，尽管他的嘴仍然张着，但那不是出于言语的需要而是出于疼痛——干裂的唇后，溃疡的白色斑点布满了肿胀肥大的舌头。

我们带了紫药水去涂抹这满是溃疡的舌头。这泛着紫色的舌头便愈发触目惊心地狰狞。总体来说姥爷是安静的，但偶尔也会发出很大的声响，那便是他被痰堵住的时候。那声响一抽一抽很像拉风箱一般，每逢这时我们便会按铃，医生便会跑过来，将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他的喉咙。

姥爷最终安静下来是他被插上管子的四个月后。在一个明媚的下午，心电监护仪上那根起伏不定一路跳荡的白线在挣扎了几千个小时后终于安静了，化作笔直的坦途。

17

在送去火化的那天清晨，在医院地下室的太平间里，我们这些家人为姥爷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写着亲属姓名的白纸挂在临时租用来的花圈上，伴着哀乐，我们向躺在白菊花丛中的姥爷鞠躬告别。一切都平静、有序地进行着，长久的疲劳让我们麻木和恍惚。就在仪式结束，工作人员准备将姥爷推走时，姥姥低声叫了一声，踉跄着扑上去，紧紧搂住了姥爷。她声嘶力竭地哭着，用脸贴住姥爷那张已经冰冷的面庞。她泪水涟涟的脸被悲伤扭曲，她被拖着离开时几乎瘫坐在地上。而姥爷，躺在白色的菊花丛中，十分年轻和平静。

18

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在我母亲和姥姥姥爷生活过的那座北方城市里，在黄河边的林荫道上，我被人背着前行。似乎是一个清晨，四周白雾弥漫，高大的柳树和路边的玫瑰花还带着露珠，我趴在那人肩膀上，缓缓向前移动。那是一个军人的肩膀，宽阔而温暖，鬈曲的头发散发出一股油腻味。这味道我很熟悉。我几乎一下子就想到了，这是姥爷的肩膀。于是刹那间，我醒来了。

我给母亲打了电话。我叙述了梦里看到的情形。母亲在那头沉默良久，之后告诉我，五十年前，你姥爷就这样背着我，在黄河边的林荫道上。

母亲说，那时候她只有五岁。姥爷每天清晨带她去黄河边跑步。跑不动了，便背着她。他宽大的肩膀就像一只小船，载着她去了许多地方。母亲说在幼儿园里她一直哭，哭啊哭，直到姥爷来接她才能停止。母亲说你知道吗，每次一趴上那个肩头，我便觉得，温暖了，得救了。

母亲说，姥爷救过很多人。她说你记得吗，张保姆临走时提到的，很多年前姥姥单位的告状信？

母亲说，确实有这样一封信。

母亲说，很多年前，姥姥和姥爷通信半年后在一个火车站见了面。见面后姥姥对这个矮小的男人深感失望。然而事实是，她其实和自己工厂里的一位男职工有着暧昧关系。无论这关系是那位男职工信誓旦旦的正式恋爱，还是姥姥口中的仅仅是这位男职工的单相思，总之，这位男职工在得知自己心仪的女人和外地一位“大军官”交往时，便纠集了一些人给姥爷所在的军区写了一封信。信里检举我的姥姥不仅地主出身，并且轻浮放荡，生活作风糜烂。可想而知这给要强自尊的姥姥造成了多大的打击。且不说这封信在我姥爷的军区政审中引发的后果，单在工厂，她便遭到了孤立。幸亏姥爷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她。面对军区领导，面对桌子上那白纸黑字的指控，姥爷坚定地站到了女友一边。

母亲说，在被领导叫去谈话的第二天，姥爷便赶到了姥姥的工厂。当时，我的姥姥已经绝食了三天。姥爷将她带到了厂长面前。面对围观的众人，他说出了一句话，让我的姥姥泪如雨下。

母亲说，就是这句话改变了两人的命运，也造就了我们这些后代。

母亲说，那封检举信到底有多少人签字，从来语焉不详。她印象中父亲说过有几个人，没想到几十年后，他竟在对外人的复述中，变成了一百人。

19

姥爷的骨灰安放在京城北郊的著名皇陵附近。那里依山傍水，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在一座山坡上的松柏丛中，那座写着姥爷生卒年的黑色墓碑被擦拭得很干净，姥爷的名字旁留着很大的空白，那是给姥姥留下的。但凡有闲暇，天气又好，姥姥便叫我们带她来到这里。她带着清水、抹布、香烛和新买的花束，擦拭完墓碑，将一束洁白的菊花，插进小瓶子里。

姥姥变得十分安静而平和。有一天，在这样扫墓的日子，她将带来的白手绢一层层解开，拿出一只蓝色的口琴。口琴很新，几乎没有用过。姥姥把它放在墓碑旁边。姥姥低声说，老童，现在，你可以吹口琴了。

姥姥说，以前你总想吹口琴，我不让，怕打扰邻居休息，更烦吵着我。我还不让你往家里捡石头。我管你太多，待你太不好了！

姥姥痛哭失声。

我想到一件事。在姥爷最后弥留的日子里，姥爷被绑上约束带后的某一天，我来到病房。我看见姥姥坐在床尾，低垂着白发苍苍的头，在干着什么。她在给姥爷修脚。姥爷有严重的拇指外翻，到了老年更畸形到不能走路。任何鞋子都无法装下那奇形怪状的脚。姥姥就把这样一双脚抱在怀里，用湿毛巾敷热了，再用一只很像雕刻刀的刀子，削去那脚底掌骨上一团团发黄的硬皮。姥姥的眼睛已经昏花了，拿着修脚刀的手总在颤抖。我说姥姥让我来吧。姥姥拒绝了。姥姥说，你妈和你二姨小姨都要帮我修，我不让。你看看你姥爷的这双脚，这双脚只有我能修。这双脚修了便不疼了。这双脚，我给他修了整整六十年。

现在，当我在电脑前敲下这几个字时，往事扑面而来，带着一种难以言说，让人无法释怀的况味。我的目光回溯，回溯，回溯到六十年前那个遥远的清晨。那个清晨，一位青年军人走进了这座山沟里军工厂的大门。军人是连夜赶来的。他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和几小时汽车，又走了几十里山路。他矮小的身躯满是尘土，他的头高昂着，穿着军装的腰背挺得笔直。这样的军人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这里是很少见的，于是人们都注视着他并跟了上来。军人大步走着。他走进狭窄黑暗的宿舍楼，敲开那紧闭的门，来到那个面容消瘦正在哭泣的姑娘前。军人拉着她的手出了门，走上了工厂的大路。正是上班的时刻，尾随的人越来越多，这长长的队伍一直来到开会的大礼堂前。那里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站着闻声而来的厂长，以及众多厂领导。军人停下了，人们也停下来。人们在等待着。一片寂静。天空湛蓝。云朵静止不动。军人将姑娘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他昂起的面容年轻，端庄，凛然而坚定。面对众人的目光，他挺直宽阔的肩膀，大声宣布：

她即使是一个妖怪，我也要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