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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粮食安全:主要问题、逻辑关系及研究展望

2018-12-29高延雷昝青岛王志刚

现代管理科学 2018年12期
关键词:生产要素制度变迁粮食安全

高延雷 昝青岛 王志刚

摘要:近年来,城镇化和粮食安全问题吸引了经济学家和“三农”学者的热烈讨论。经过不断地探索,“三农”领域的主流研究中涌现出一些富有洞见的理论与实证文献。文章围绕城镇化影响粮食安全的逻辑主线对现有文献做了评述。梳理发现,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耕地资源、水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刚性约束,城镇化通过要素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粮食需求(总量和结构性)和诱导制度变迁(组织制度和经营制度)三条路径影响粮食安全。最后,文章提出了城镇化发展所需注意的关键问题,并做出研究展望。

关键词:城镇化;粮食安全;生产要素;制度变迁

一、 引言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首先在于农业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郭庆海,2009)。粮食安全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关系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自立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红线必须严防死守,要千方百计破解粮食安全困境。为此,国家采取了诸多的政策措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等观点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粮食安全理论和实践创新,表明了新形势下中国面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态度与战略取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深刻变化,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资源收紧、结构性短板以及库存积压等诸多新困境,粮食总产量止步于“十二连增”。由此可见,粮食安全形势依旧不乐观。

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收入水平的过低导致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成为重要的改革浪潮。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8.52%,预估2020年将达到60%左右(简新华等,2010)。城镇化是一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丁守海,2014),已然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辜胜阻等,2010)。但是,伴随城镇化而来的耕地缩减(Yang et al.,2000)、水资源吃紧(Liu et al.,2012)、劳动力流失(项继权等,2017)等问题也逐步显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要素供给,粮食生产首当其冲。故此,二者关系需要高度重视。

那么,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又如何着手于此减缓粮食安全压力?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读和考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三部分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逻辑关系;第四部分为结论和研究展望。

二、 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截止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由2003年的4.31亿吨增长至2015年的6.21亿吨),2016年全国粮食产量12 324.8亿斤,较2015年减少了104.0亿斤,减少0.8%,粮食产量的连增惯性止步于此。值得庆幸的是,当前的粮食产量仍能为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奠定基本的物质基础,饭碗依然牢固。然而,时移世易,世情国情农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粮食的结构性短缺与区域性矛盾日渐凸显,面临自产与进口齐增(黎东升等,2015)、农业资源收紧、生态环境恶化、营养结构失衡(张元红等,2015)以及粮食流通和贸易等问题(毛学峰等,2015)。不可否认,从发展战略来看,总供应量满足基本需要依然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方面(钟甫宁,2016)。换言之,粮食安全的应有之义是要能够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得到满足其生存、发展和健康所需的足够粮食。所以,其根本策略依然是提高粮食的产出能力。

粮食生产是资源约束型生产(聂英,2015)。从实际来看,我国的粮食安全主要受耕地资源、水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三个方面的刚性约束。具体而言,第一,我国的耕地资源数量十分有限,后备耕地不足。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8公顷,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并且集中连片的耕地后备资源仅有1.10亿亩,上海、天津、北京等部分省區可供开垦的未利用土地接近枯竭。与此同时,由于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耕地质量总体偏低,有机质含量不足,土地沙化、盐碱、重金属污染严重,其中受到污染的耕地超3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4.8%,优等地约为0.58亿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9%。第二,水资源制约。粮食安全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吕新业等,2013)。水资源是粮食生产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要素,改善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粮食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分布不均,并且开发利用程度较低。2016年我国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系数为0.542,节水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26%,高效节水所占比重不足6%,而美国的微灌、喷灌技术高达50%,差距依然较大。第三,劳动力资源不足。农民是粮食生产的重要主体,“谁来种粮”归根结底是农民的问题。就现实情况来看,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非农部门转移,导致粮食产区农业劳动力呈“老龄化”特征(邓蒙芝,2017),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粮食的生产。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表明,在农业经营人员中,男性占52.5%,35岁以下人员占19.2%,36岁~54岁的人员占47.3%,55岁及以上人员占33.6%。更为突出的是,截止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升至10.06%,较第五次人口普查提高2.56个百分点,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二是种粮收益相对较低,缺乏吸引力,2009年~2011年,三大主粮的平均收益仅为223.43元/亩(韩俊,2014),而且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2017年为2.71),农村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十分有限。

三、 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逻辑关系

1. 要素配置。

首先,城镇化对耕地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大量耕地转换为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住宅用地(Deng et al.,2006)。有部分学者(例如George et al.,2003;Jiang et al.,2013)将城镇化视为发展中国家耕地变化的直接驱动力,会导致大规模优质耕地的流失。具体而言,曾福生(2015)研究得出1996年~2009年我国城镇化用地增加4 178万亩,并且认为所占耕地大多为优质耕地。张军岩等(2005)测算出城镇化对耕地的负向影响约为5%~10%。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镇化的集约功能有助于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陈锡文,2014)。

其次,城镇化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城市工业部门,在更高的收入预期下,劳动力倾向从农业向城市集聚(Harris et al.,1970)。曾湘泉等(2013)评估了中国省区不同城镇化模式、水平和产业结构分布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吸纳效率,并发现吸纳效率具有东南高、西北低的区位差异性。王国刚等(2013)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分析了城镇化对劳动力的吸纳问题,得出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将随城镇化的发展而不断增大。Au等(2006)讨论了城市规模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得出城市规模对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有正向促进作用。

再次,城镇化对农业资本的影响。王颂吉等(2013)研究了农村和城市的要素配置问题,得出生产要素的非农偏向将导致农业部门配置过少的资本。倪鹏飞等(2014)认为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过程中,资本要素会向城市单向集聚和集中。诚然,也有学者(例如薛钢等,2015)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资本的渗透效应和示范效应能够提高基础要素的供给质量,并且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号召下,城镇化将有助于促进农业的转型升级。

最后,城镇化对农业技术的影响。科技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途径(洪银兴,2015)。理论研究方面,部分学者(例如魏后凯,2014)认为城镇化是技术创新的载体和动力,能够通过辐射带动的方式推动农业技术的革新。夏春萍等(2012)同样认为城镇化能够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实证研究方面,刘克非(2015)探讨了城镇化和农业技术效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业技术效率相应提高1.08个百分点。赵丽平等(2016)分析了城镇化影响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问题,得出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功能区的差异性。

2. 粮食需求。理论上讲,城镇化对人们的地域、角色、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消费结构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胡冰川等(2015)将其解释为城镇化的迁移效应,该效应的直接表现是改变了粮食的需求结构,并提高了对粮食的需求总量。一般而言,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转化,人们收入逐步提高,对于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地区,收入会提高他们的基础粮食需求。然而,在温饱解决之后,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又会促进食品消费结构的调整(钟甫宁,2016),即人们更加倾向于消费肉、蛋、禽、奶等高端食品(见表1),而生产这些高端食品则会间接消耗大量饲料粮,导致饲料粮需求增加。实践中的案例也印证了上述推理,例如,印度作为农耕经济的代表,其人均粮食消费约为200公斤/年~300公斤/年;中国作为农耕经济向工业化、城镇化经济转型的经济体,人均粮食消费约为400公斤/年~600公斤/年;而欧盟等城镇化较为成熟的经济体,人均粮食消费量更高,达600公斤/年~900公斤/年(张庭宾,2012)。

针对城镇化影响粮食需求的问题,研究者作了相关的探索。理论层面,黄季(1999)研究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城镇化对食物消费的影响,认为城镇化对食物需求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实证层面,付波航等(2013)通过对中国29个省份1989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城镇化与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呈正向关系,城镇化上升1%,居民消费率相应提高0.04%,其影响路径主要表现为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和扩展消费领域三个方面。胡冰川等(2015)分析认为,城镇化可带来全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53.3公斤、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下降2.3公斤、蔬菜消费量下降78.2公斤、肉类消费增加5.5公斤。此外,有研究数据表明,农村向城市转移1个人就要多消费28%的菜、24%的油、51%的肉和200%的水产品,进一步证明了当前粮食消费存在的基础粮消费降低与饲料粮消费上升的特点。

3. 制度变迁。1992年,林毅夫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论证了制度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引起了学界对二者关系的关注和讨论。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土地逐步集中连片,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带动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的发展,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制度随之发生转变。由此可以总结出,城镇化对农业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推动组织制度创新;二是促进经营制度变革。

首先,城镇化通过完善和延伸农业基础设施,使得城镇资本(工商、财政)、技术(机械、计算机)、知识(管理、创新)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农村,促进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成立和发展。王春来(2014)研究认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对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及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意义重大。其次,城镇化速度加快,劳动力大量外出为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此外,人口城镇化的户籍制度障碍,有助于确保农户通过“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流转和转让土地,避免了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范围租赁农地,起到了防范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的作用,维持了农村的稳定。不可否认,当前农业的规模化仍以农地的流转和集中为条件,而农地的流转规模则取决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能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多少就业岗位,能提供多大的转移空间(郭庆海,2013)。换言之,城镇化对于土地经营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 结论与研究展望

通过梳理发现,我国的粮食面临自产与进口齐增、农业资源偏紧、生态环境恶化、营养结构失衡以及粮食流通和贸易等问题。但是,究其根源,粮食安全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依然是耕地、灌溉水以及劳动力等资源的刚性约束,因此,确保粮食生产资源的充沛高质供给是端牢饭碗的关键。此外,本文总结出城镇化影响粮食安全的三条可考路径:一是要素配置;二是粮食需求;三是制度变迁。这为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稳定粮食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新要求,即城镇化进程必须以粮食的有效供给为基础,并且要充分发挥要素配置的“推力”、粮食需求的“拉力”以及制度变迁的“动力”作用。与此同时,要建立资源集约利用机制、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体制以及科技创新应用机制,要避免城镇化过程中的泡沫化、超力发展和政府越俎代庖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尚未达成城镇化影响要素配置、粮食需求和制度变迁的方向性共识,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也因此尚无一致的逻辑性结论,数据驱动的实证研究更是不足。在既有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获取相关数据,采用联立方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进一步验证城镇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效果,并据此提出指导城镇化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具体政策建议,实现两者协调发展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 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2010,(3):28-39.

[2] 丁守海.中国城鎮发展中的就业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14,(1):30-47.

[3] 钟甫宁.正确认识粮食安全和农业劳动力成本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1):4-9.

[4] 吕新业,冀县卿.关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再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3,(9):15-24.

[5] Jiang, L.,X.Deng, & K.C.Seto.The impact of urban expansion on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tensity in China[J].Land Use Policy,2013,(35):33-39.

[6] 陈锡文.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两点思考[J].经济研究,2014,49(1):4-6.

[7] 魏后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J].中国工业经济,2014,(3):18-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食品安全城乡差距效应的测度、形成机理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号:71773136)。

作者简介:王志刚(1965-),男,汉族,辽宁省开原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产业经济;高延雷(1990-),男,汉族,山东省乐陵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镇化、粮食安全;昝青岛(1988-),男,汉族,山东省商河县人,山东鲁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联合社总经理,研究方向为合作经济、食品安全。

收稿日期:2018-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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