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奇

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姚江书院、象山书院、白鹭洲书院、万木草堂……这些中国古代书院像璀璨的恒星在历史的星空中闪闪发光。

当我们把目光极力投向西方教育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回眸，我們历史上那些有“真精神、真风骨、真魂魄”的书院。书院已逝，但书院矢志不渝追求做人教育的理想，旗帜鲜明地反对功利主义教育，其所取得的教育成就，足为今日教育发展之镜鉴。沿历史河流，我们去找寻……

枕流亭影人独立

白鹿洞书院素有“天下书院之首”“海内书院第一”的美称。

千年之后，再度俯瞰，依旧森林莽莽，溪流奔涌。蓝天之下，神光星闪，檐隐角现，泉泠鸟鸣，草秀木润，石白云寒，竹翠松苍。

“白鹿洞”“隐处”“钓台”“漱石”“流杯池”“枕流”“自洁”“琴意”像镜头一样慢慢地更换叠加，从时空的深处，晦庵先生缓缓映现，一个定格：顶天立地，后人仰止。

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南康知军，筹置学田，编制课程，订学规，立教仪，聚纳图书，复兴了白鹿洞书院。他亲自主持教务和讲学，并奏请赐额及御书，白鹿洞书院因朱熹而名满天下。创造性地总结出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献给后人最为宝贵的财富。他卓越地把教育理想、人格修养、学习方法、教学要求以及学术研究融为一体。

“五常”是教育首要之目，也是构建文明社会之起始；“学、问、思、辨”是为学之序，是治学之态，亦是思维认知之规；“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处事之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接物之键。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朱熹历仕四朝，然仕途坎坷，可其治绩却为人称道。也许是仕途不顺，才成就了朱熹一生的书院讲学。

南宋淳熙八年（1181）初春二月，论敌理学家陆九渊应邀来访，朱子与论敌泛舟而乐。朱子曰：“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于是请陆先生登上白鹿洞书院讲席。陆九渊在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学者要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分辨出自己的志向，在于义亦或在于利，此不可不辨。一个人专志乎义且每日勉励自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为政，一定会“共其职、勤其志，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一个人专志乎利，所习在利，只能喻于利。由是为政，一定会“惟官资崇卑、禄禀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焉能担使命、负责任？

陆九渊的讲学令听讲者无不动容，至有泫然泣下者。连朱熹也认为演讲“切中学者痼疾”，当即表示，“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再三示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

古代圣贤教人为学，意在“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而非“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然“钓声名、取利禄”者，古今皆有，于今为烈！

朱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其汇刊的《四书》。他为“四书”作注解，前后费时约四十年，字斟句酌，反复折衷，“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直到生命垂危之际还在推敲删改，曾自谓其注“增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可”。

人们知《四书》，但鲜有人知如何读之。朱子指导我们这样读：“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乃是学者为人处世的基石，正如朱熹所言“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读“四书”定要先读《大学》，此不可不明。

作为教育家，朱熹送子千里从师，一恐儿子“在家汨于俗务，不得专意”，二是“父子之间，不欲昼夜督责”。告诫儿子在求学期间“奋然有为，力改故习，一味勤谨”方能有望。“事师如师父，凡是咨而后行。”“日间勿接闲人，说闲话。”“专意办自己功，则自然习熟进益。”每日睡前“念之！念之！‘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在此一行，千万努力。”父亲之心天地可镜！养教之法世人可鉴！

清澈的溪水从卧石上静静流过，“枕流”二字在淙淙的水纹中渐渐变大。是流水潺潺？是哲思涌动？是融入自然？是洗去凡尘？面对流水，孔子是站在川边喟叹：逝者如斯。朱子则枕着流水去觉、去解、去悟、去证。

忽然，流水声乍起，随之而来的是稚嫩的童音：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琅琅童声，穿过参天古樟的叶隙，惊起了群鸟，惊动了白云，向天际飘去。

一抹斜阳照在溪边的独对亭，亭影幽长。

一生伏首拜阳明

“学术允能成一派，典型猷自有千秋。”这是姚江书院正厅前的一副楹联。

凝望楹联，眼前一个大大的“心学”在天地间映现，也在我心海中激起敬仰的波涛。余姚龙泉山的瑞云楼是“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的诞生地。龙山舜水滋润、培育了经天纬地之才，“柱国”之人创造了“真三不朽”，王阳明被学界翕然推为一代宗师。

王阳明自幼气魄豪迈，发心要做个圣人。青少年时代即壮游塞北，视“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为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认为朱熹的“先知后行”分裂了知与行，应该“知行合一”“知行并进”。

被贬贵州龙场驿后，王阳明把枯燥寂寞的生活，当做自己修炼禅定悟道的最好条件。他一个人躺在棺材里悟道，结果明心见性，智慧升华。宦海沉浮，百死千难，终于在知天命之年提出“致良知”这一心学的灵魂。王阳明上承孟子，中继象山，总结并完成了儒学心学思想体系，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对峙的“阳明心学”。

“立人达人”是儒家做人教育的传统。南宋教育家朱熹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求取人生大义，而后身体力行、推己及人，进而服务社会。王阳明更是指出，“做人教育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教育。”“即使是科举考试，也应按照做人教育的要求进行改革，才不愧是选拔真才实学的国家考试；即便是国家对官员的选拔，也应按照做人教育的要求来贯彻落实。”

无论古今，学校都是为了推行做人教育。当学校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时，教育就成了“逐功利而迷本真”的应试工具，学生“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读书受教育“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对此王阳明给予尖锐抨击：他把偏离“做人教育”的教育称为旁门左道，把抨击“做人教育”的论调，称为邪恶之说；把奉行这种邪说的教育，称为功利主义的教育；把为这种功利主义教育所做的宣传，斥为骗人的谎言；把与“做人教育”背道而驰的人和行为，称为名利小人和祸国殃民之举。

做人教育是学校的核心。学校本该是崇尚礼仪、养成习惯、奠定基础的地方。然反观当下，教育上的短视与急功近利行为在某些地方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教育者依然没有走出急功近利的怪圈。

对教育的真谛，王阳明主张教育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因人施教，随材而就。育人犹如植树，须栽培得宜，从本原上用力，循序渐进，方能取得效果。人的资质秉赋天然不同，教育因人而异，使其益精其能。

在教育方法上，他提出要充分认识到学生“乐嬉游而惮拘检”的心理特点，“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因势利导，采取寓教于乐、灵活多样的教法使学生精神振作、内心喜悦，从而乐学不倦。他极力反对对学生“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如果对学生一味督责，且日益加重学生课业负担，那么这些违背学生心理认知规律的做法，只能使学生视学校如监狱，视师长如寇仇，厌倦和放弃学业。他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

在教学方法上，王阳明主张“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教师要根据学生天资禀赋，能够学会二百字的，只教给他一百字，目的是让他总是感到精力充沛，则无厌学情绪，反而会体验到学习成功的乐趣。这一主张足以让那些崇尚题海战术的人清醒，让教育界的屠夫放下屠刀。

一阵清风吹来，格外清爽。面对王阳明的塑像，不由地想起现代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一段佳话。陶行知原名陶文俊。金陵大学读书时，敬慕王阳明“知为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哲学思想，于是改名为陶知行。后来在创办晓庄学校过程中对知行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确认“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于是又改名为陶行知。

“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

“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 这就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也应该是所有教育人所追求的吧。

弦歌不絕唱千年

独坐爱晚亭，远眺湘江，烟雨濛濛；近俯山麓，古木参天；被细雨滋润的心格外沉静。眼前，一部千年大书徐徐打开。

“惟楚有材，於斯为盛”熠熠生辉，耀在封面！从这古朴庄严的大门里，走出了周式、张栻、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一批批“岳麓巨子”。千年以来，文脉相承，弦歌不绝，荟萃天下英才，真可谓独绝古今。

书院历代的学记、学规深深吸引了我。岳麓书院的灵魂人物张栻所撰写的《岳麓书院记》是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针对北宋当时学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的风气，张栻旗帜鲜明地提出办学目的是“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斯民”。张栻告诫学子们来到书院求学，不是“群居佚谈”，在一起高谈阔论；不是只为“习为言语文辞之工”，会写一手漂亮文章，会说些漂亮话；而是对仁爱“苟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对圣贤所传法宝，要从事于兹，毕生修行。

清人李文炤在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朱熹将此颁赠给岳麓书院）基础上续订《岳麓书院学规》，这个学规是针对学生学习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提出的，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

李文炤以“既以读书为业，则当惟日不足，以竞分寸之阴，岂可作无益以害有益乎？”告诫“无向学之心”者。以“既对圣贤之言，则不敢亵慢，务宜各顶冠束带，端坐辨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详。或照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蓄疑于胸中也”晓谕学子如何读书。以“史书汗牛充栋，不可遍观，但以《纲目》”告之“欲通世务”者“必须看史”。以“至于作文，当规仿古文，宜取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熟读，自得其用”晓之为文者。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猩猩能言，不离走兽；鹦鹉能言，不离飞禽。作为学子若以诗文自负，与凡民何异？”强调“学问思辨”，最终要落到力行。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时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学规从行为规范养成出发，每条学规皆真、实、小，因切于学生身心而易记易行。其中的“整齐严肃”已经作为岳麓书院的“院训”传承下来。

今日细读这些学规，痛感现代学校万校同规，很多规定、守则大而空，学生难以践行；还有很多校规是为了管理方便而设，缺少人性关怀。

合上巨著，眼前的绵密细雨化作清晰的文字，在天地间飞扬。这些古老的学规足以为现代教育者鉴！

走下岳麓山，穿书院而出。不经意来到书院正门前的自卑亭。亭子在绿荫丛中，毫不起眼。亭子的名字取自《中庸》之言“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人到自卑亭，一定要仰观俯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高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小小的亭子，何尝不是一种无声的学规呢！

书院嵩高景最清

云淡风轻，傍花随柳。

我的心飞落在嵩山峻极峰，因为她的脚下有座极为朴素的书院——嵩阳书院。灰砖青瓦，葱郁翠绿，摄中岳之灵气，开宋学之源流。站在杏坛，环望诸峰，山峦环拱，溪流潺潺；走进书院，菊香竹韵，松柏参天，清雅静谧。山林水云之间，嵩阳书院犹如星空，深邃久远。一代学宗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人纷纷在此讲学，司马光还在此撰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群星之中唯有“二程”最为璀璨。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程颢自幼聪颖，“生而知之”，幼年便能习诵儒家经典，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罢黜而回洛阳聚徒讲学。在为人上，程颢主张“涵养须用敬”。他率先垂范，以诚敬为本，待人亲和平易；讲学通俗易懂，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随他学习常有“如坐春风”之感。在读书上，程颢主张“进学在致知”，注重“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告诫学子们此者乃为“学者之大患”。程颢平生不慕虚名，述而不作，黑发而卒。

与兄程颢不同，程颐“幼有高识，非礼不动”，渊博的学识皆“学而知之”。在修身上，程颐所订《四箴》为学者所推崇。他从听、视、言、行四个方面对人的品行修养提出了极好的建议，如“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在学习方法上，强调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读书上主张要思考，“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

令人振聋发聩的是他对学校的定位，“学校礼仪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反观当下，许多学校成了争夺分数的战场，顶天立地的“人”匍匐在畸形应试的脚下。

程颐为人之道与其兄迥异，严肃刚毅，议论褒贬，不留情面。

白云红叶两悠悠，青竹绿水一脉脉。来嵩阳书院，切不可偷闲学少年，一定要在立雪堂前静听历史的回响。《宋史·杨时传》写道：“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杨时、游酢都是千里求学的学子，见老师瞑目而坐，他们就像子路、冉有、公西华一样“侍”立而待。程伊川是最讲究静与敬的，“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吕思勉先生曾说：“故伊川每见人静坐，辄叹其善学。”其实，“瞑目而坐”是一种“养心不动”的妙招。曾学于程颢的杨时对此恐怕是早已心领神会。杨时、游酢侍立不去，足见其求学之诚敬。门外一尺厚的深雪，則是古人追求“敬与静”的见证。

程门立雪从此成为古人尊师重道、诚心向学的典范。可是在浮躁的当下，她却成为久远的绝响。君不见状元桥上撒钱者众，立雪堂前聆听故事者寡吗？

“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书院里，碑刻林立，古柏参天，溪水长流，幽静雅致，远离喧嚣，这正是读书治学之佳境。所以此地成了程颢、程颐兄弟“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之地，宋代理学由此发源。

走出书院，大唐碑巍然耸立。回望院门，苏轼写的“嵩阳书院”四个大字朴素之中透着文化厚实，厚实之中蕴含着无形的力量。

育万千栋梁国乃兴

眼前的万木草堂，修旧如旧，草木葳蕤，欣欣向荣。百日维新的烟云早已散尽在历史的天空里，但时空掩不住一代英豪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光辉。

以布衣之身毅然公车上书，失败后又借布衣上书之盛名，开办学舍，创建万木草堂，撰写《长兴学记》，培植变法图强人才。康有为将学堂题名为“万木草堂”，取“万木成林”之意，希冀培养出大批国家栋梁之才。

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堪称是现代学校的示范。《学记》内容之全面、完整，足以成为后世办学者的样板。

康有为特别推崇“学”，“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方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同是学人也，博学则胜于陋学矣。同是博学，通于宙合则胜于一方矣，通于百业则胜于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极阴阳之变，则胜于循常蹈故，构文牵义者矣。故人所以异于人者，在勉强学问而已。”无“学”，人难以贵异于物、异于常人；有“学”，人方可胜于陋、胜于隅。故而，勉强学问，关键在于一个“学”。作为学子，对康有为的“学”论，不可不细细品读。

让学生填写“功课簿”是康有为独创的教学方法。他要求学生将听讲、读书的心得和疑问，都记录在个人的功课簿上，每半月呈交一次，他根据功课簿所反映的问题，或批示，或讲解，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学习。功课簿写满之后，存入书藏，供新来的同学阅览。学生在阅览中交流，在交流中吸纳，在吸纳中收获，在收获中成长。

在功课簿之外又设“蓄德录”，每日顺着宿舍房间依次传递，周而复始。各人每日录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或俊语，随个人意志之所好，写什么都可以。康有为自己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翻阅一遍，并选录部分经典名句贴于大堂板壁之上。这种做法既能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又能让学生在搜集、书写这些格言警句的过程中，经历思想陶冶，吸取人生精华，明确人生方向。

康有为教学艺术之高超，我们无法亲历，但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写到，“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为此，梁启超称赞他“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演讲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历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

“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历史将铭记康南海这一办学主张！

（作者单位：天津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