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宗泽 邹璐

基金项目：2017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探索激发研究生自主学习的公选课新模式——以“中外女性文学作品选讲”为例（项目编号：YJSJG2017-15）。

摘 要：柏拉图式爱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排斥肉欲、追求心灵上沟通的精神爱情。而在我国当代女作家对爱情的写作中，无论是池莉笔下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爱情，还是卫慧笔下沦为欲望狂欢载体的爱情，实际上都是对柏拉图式爱情的消解。本文以池莉的《不谈爱情》和卫慧的《上海宝贝》为例，从这两个女作家毫不相关的爱情观中找到本质上殊途同归的共同点，揭示出当代社会的爱情早已不再是纯洁和高尚的神话模式，引发读者对于爱情走下神坛这一现状的思考。

关键词：爱情；欲望；平淡；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03

谈及文学，就必定绕不开爱情。或许因为相像，它们的最终形成都要以感觉为前提；或许走向同归，它们看似无用，却美好得令人心醉神迷。无论是“五四”时期在启蒙思潮的涤荡下浮出历史地表的冰心、庐隐、凌叔华，是八十年代回归人性觉醒，具有独特历史态度的张洁、王安忆，还是九十年代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冲击波中开创个性化写作的陈染、林白和卫慧，她们最终都选择以爱情这一载体来宣告自己的理想，承担自己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和质疑。作为人类最亲密的情感表现方式之一，爱情在不同时空的作品中，比如在八十年代末的池莉和九十年代的卫慧笔下，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姿态。而这两种不同的姿态最后的走向都指归于一点，就是消解了只爱灵魂不爱肉体的柏拉图式的爱情。

一、八十年代的爱情——平平淡淡才是真

一反中国传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爱情神话模式，当代女性作家笔下的爱情，或深入到现实的性别权利关系层面，或被世俗情欲所操纵，被政治所利用。爱情不再是千载万世都被歌颂的人生理想，转而成为被吞噬、被解构的对象。“说爱情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我不这么看，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爱情在万事万物中最不永恒，这是事实。”[1]作为新写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池莉不仅在嘴上这样公开表示过自己对待的爱情态度，还先后以《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绿水长流》、《来来往往》等作品印证了她的爱情宣言。

初读池莉的作品，最突出的必然是市民生活的质感和平民视角的建立。她所关注和描写的都是些平凡的日常琐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无论是《烦恼人生》中印家厚因为分不到房子而饱受妻子奚落的无奈，还是《不谈爱情》中庄建非虽然结了婚却一直和妻子吉玲进行着无休止战争的疲惫，都是当下社会中小人物生存困境的真实反映。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悲剧或者性格悲剧，这两部作品中都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或是激烈突出的矛盾，读者只能感受到弥漫在生活琐事中的浅浅淡淡的不瘟不火的烦。值得注意的是，池莉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场域，那就是婚恋。爱情成为池莉透视平民生活，探讨人类生存状态的窗口，也成为我们除去新写实主义之外，理解池莉的另一个切入点。

《不谈爱情》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它讲了庄建非与吉玲之间追求——结婚——争吵——和好的整个过程。在这个与爱情有关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竟不取决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爱情，而掺杂了许多外界的因素，比如双方父母的意见、吉玲的家庭住址、庄建非是否能获得出国进修的机会等等。池莉把爱情从高不可攀的殿堂拽回了当代社会的世俗生活当中，以日常性与世俗性消解了千百年来爱情头顶神圣与纯洁的光环，揭示了当代社会世俗人生中的婚恋真相――“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庄建非与吉玲的相遇始于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从吉玲小包里掉出的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被手帕包着的樱花花瓣和一管“香海”香水，瞬间俘获了庄建非的心。加上吉玲的质朴和丰满，使这个性欲膨胀已久的青年认为自己终于要有了睡觉的对象。出身于花楼街的吉玲，像许多天生敏感的姑娘一样，有一种尽管还不知道那就是机遇但却能够把握住它的本能。单凭庄建非替她捡书的手，就肯定了自己这辈子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即是此人。由于两人家庭背景的不同，这份情投意合势必不会进行得太顺利。在突破了庄建非父母的重重阻挠，忍受了种种委屈之后，庄建非和吉玲终于在一个一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成为了合法夫妻。可美好的爱情并没有因为二人不易的结合而发光发热，因为吉玲又开始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自尊而向庄建非和他的家庭宣战。虽然结了婚，但庄建非的父母却因为瞧不上吉玲的家庭而从未和自己的亲家见过面，比起结婚时只给了一千块钱，这更让吉玲一家人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结婚半年来，两人经常为了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吉玲作为小市民泼辣粗俗的那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使庄建非在不知所措的惊愕下对吉玲的不关心也变本加厉起来。终于，吉玲下定决心要和庄建非離婚，却又偏偏赶上庄建非正在争取出国进修的机会，如果家庭存在矛盾，这个机会就会落到别人手里。庄建非的父母这才带着礼物赶来拜访吉玲在花楼街的父母，于是二人又重归于好，“离婚”一词从此便成为笑谈。

“哥哥没有爱情，他真可怜”，这是庄建非的妹妹庄建亚在日记里写下的话。池莉在吉玲身上埋下的精明和心机，使她和庄建非的结合，从一开始看起来就不知是源于爱情还是源于某种只可意会的目的。两个人决定离婚时，吉玲母亲的一番话袒露了女儿的心思，“两人过不到一块儿就离，离了趁年轻再找可意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怎么劝解，吉玲自有她的主意。不把她当一回事的男人，即便是皇亲国戚，海外富翁她也不稀罕。”这无疑是对传统小说中盲目的爱的消解，吉玲虽然现实，明白庄建非的家庭和地位值得自己依靠，可以给出身花楼街的自己增光添彩，但绝不会为此而忍受庄建非对她的忽略。这看似漫长而又无聊的婚姻战争，彻底打破了我们以往对爱情的诗性想象，两性之间的社会化内容被不断放大，直到家庭琐事和社会功利彻底将爱情淹没。

当我们抱着回避的态度对一件事情闭口不谈时，在这件事情上往往倾注了我们更多的情感。因为在意，害怕失望，所以宁愿绝口不提。或许池莉正是因为曾经在意过爱情，幻想过爱情，最终没能得到一个好的结局，所以如今才不谈爱情，消解爱情。在故事结尾夫妻俩和好时，吉玲第一句问庄建非的，是他在这一周里都吃了些什么。“吃”是人类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只有当人从生理需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2]池莉在这里将爱情与满足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求这一层面划了等号，无疑是将爱情彻底拽下了神坛。从追求、结婚到吵加、和好，当庄建非和吉玲都在婚姻中露出了不加修饰的真面目后，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早已被这琐碎的日常过程所淹没。或许在池莉眼中，爱情失去了踪影，从盲目冲动的激情，转向了理性世俗的平淡。但她拆解爱情的最终目的，是用平民化的语言勾勒出形而上的现实意义，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烦躁乏味的生活细节，同样值得我们去尊重和珍惜，因为正是这些琐碎，构成了我们存在于芸芸众生之中的意义。

二、九十年代末的爱情——欲望狂欢的载体

读过卫慧作品的人，自然就明白为什么她会被称为“新新人类”女作家。正如她自己所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3]从22岁发表处女作《梦无痕》开始，卫慧还做过广告策划、记者、编辑、电台主持、咖啡店女店员等工作，这些经历都成为她日后写作的切入点和虚拟世界的来源。如果说卫慧极度追求刺激和疯狂，那么1999年《上海宝贝》的出版，则使她彻底赤裸在聚光灯下，接受大众对她身体的“欣赏”。

所谓“新新人类”，是指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生活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大多为追赶时代潮流的年轻人，拥有上一辈带给他们的富足的经济条件，普遍沉迷于物质享受，并且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消费观看齐。《上海宝贝》正是描写了这样一群“新新人类”在欲望的支配下爱与性时而模糊不清，时而完全分离的悲剧。主人公coco是一个年轻漂亮、精明狂野的“上海宝贝”，她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我渴望打开冰箱，里面突然跳出一只老虎来把我强奸”。可造化弄人，她深爱着的男朋友天天，却是一个由于年少时家庭不幸而造成性功能障碍的柔弱小生，无法满足她日益强烈的生理需求。于是她只能在德国情人马克那里寻求肉体的满足。在格调出众的公寓，在灯光迷离的酒吧，他们肆无忌惮地享受着纵欲的快感，即使心理上偶尔也背负着深深的罪恶，却还是本能地被欲望牵著鼻子走，无力做出任何抵抗。coco身陷在马克带给她的“爱情”中无法自拔，只能叹道：“女性主义的论调历来不能破解这种性的催眠术，我从自己身上找到了这个身为女人的破绽。”

另一个“宝贝”马当娜，虽然为了坐拥千万家产，忍受着每天睡在像木乃伊一样的老头身边，但也从未放弃过对自己喜好的追求，不停更换着身边的男友。卫慧笔下的主人公，仿佛时刻都活在对爱情的追逐中。与马克难舍难分的coco，甚至在还不清楚她在马克眼里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时，就心甘情愿地为他神魂颠倒。只知道他不会为她离婚，也不会为她破产。这不计后果的爱情看起来纯粹得如此疯狂，但事实上难道不是为了用一个男人的优势来弥补另一个男人的缺陷吗？主人公们都在不停地寻找理想的男人，尽管在这寻找的路途中有流泪、伤痛甚至悔恨，但她们依旧乐此不疲。这难道真的是爱情的力量吗？在百无聊赖的圣诞之夜，coco因为飞苹果的一个呼机召唤，便立刻从上海飞往北京，参加下半夜的一个party。疯狂的玩乐过后，处于亢奋状态的coco望着天花板睡不着，但她也不愿多想，只麻木地感受着眼前的黑暗。无论是没有任何伦理道德的管制约束，只要自己的原始冲动得到满足即可的男女交往，还是主人公们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所爱，不肯为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而引起自恼的人生态度，都使卫慧的爱情观呼之欲出：在充斥着浮躁与不安的社会转型时期，爱情只能沦为欲望狂欢的载体，只存在于人类无理性的绝对的自由当中。看似居庙堂之高的爱情，引来无数饮食男女的热烈渴求与追逐，谁成想只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了使自己的欲望显得冠冕堂皇而立的牌坊。

三、两个作家笔下爱情观不同的原因

（一）作品诞生的大环境不同

《不谈爱情》虽然不属于“新写实小说”，但池莉作为“新写实小说”的集大成者，这部作品的诞生又紧紧跟随在风靡一时的“新写实小说”之后，所以《不谈爱情》与“新写实小说”在创作心态和写作风格上就势必会有一些共通之处。“新写实小说”所引领的风向，是不再刻意追问生活有什么意义，而更多的关注人的生存处境、生存方式和生存质量，把作品的意义都规定在描写现实生活本身即生存过程之中。“我觉得作家有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小说，而要让读者接受你的劝告，你就必须很亲切地接近他们，深入表现他们的生活……”[4]正是因为池莉对平民化文学的追求，加上她亲眼目睹平凡普通的小人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时期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浑浑噩噩地为了活而活着，这使她越来越摸清了爱情、婚姻中的生活法则，开始了对浪漫爱情神话的“粉碎”与“撕裂”。

《上海宝贝》诞生于传统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相互作用的时期。国门大开后，原本的政治权力话语和启蒙话语都被西方工业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后现代话语所取代。消费主义的横行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空前的纷繁，压抑已久的欲望终于苏醒过来。但此时新的价值思维体系并未完善建立，所以刚刚被认可的个人欲望势如破竹，并且迫切需要找到满足的途径。这就使当代大都市的男女在理想缺失、信仰退位的状态下，对未来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判断，只能盲目地进行狂欢。而人人都在追求的爱情，显然就是狂欢唾手可得的载体。卫慧这种爱情观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大众心理和市场需求的有效把握。

（二）作品中人物的阶级不同

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接受着不同程度的教育，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所影响，池莉和卫慧的爱情观必然会不一样。但最终决定笔下人物情感命运的，还应是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池莉笔下爱情的主人公，大多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或者需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人生价值的中青年。对于这一群体来说，首先最需要解决的是基本的物质生活，其次才是情感诉求。当最起码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时，哪还有多余的精力和胆量去奢求精神层面的爱情呢？眼看着自己出国学习的机会就要被同事抢走，庄建非没有闲暇的时间来质疑吉玲是否合乎他最初的爱情理想，因为此时的妻子是和他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们需要共同应对争抢出国名额的难题。同样为了生计犯愁的印家厚，“他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 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入非非呢？ ”对于庄建非和印家厚这样的小人物来说，只有身边粗糙、泼辣、市俗的妻子，才不会在长征的半路上扔下自己，才是自己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最真实的唯一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相比之下，卫慧笔下主人公的生活就轻松很多。他们享受着上一辈创造出来的财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轻而易举就进军到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天天和COCO 的住宿豪华而富有格调，出门有车，吃饭只到高档的时尚餐厅。他们购物从来不看价格，只要满足自己的心理喜好就好。这样一群吃穿不愁、条件优越的人，跨越种族、身份、甚至是性别、道德，不顾一切地追求快感体验。正所谓“饱暖思淫欲”，当经济基础已经牢固得坚不可摧时，人们才会有胆量构想千变万化的上层建筑，才敢疯，敢爱，敢肆无忌惮。试想一下，如果coco和天天没有强大的经济来源，马上将要面临居无定所，那么coco还会每天想着与有妇之夫马克如痴如醉的缠绵吗？天天还会在出门散心时吸食毒品吗？恐怕到那时候，coco早已丧失了对性欲的念想，天天也不再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婴儿。生活在把这两个人都磨炼得更加强大的同时，也把他们对彼此身体的渴望磨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家笔下也有一千种形式的爱情。该如何定义“爱”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字眼呢？大概像鉴定DNA一样难。池莉和卫慧笔下的爱情，虽然植根于她们各自所生活的时代，从文体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最后却都不约而同地以自己的方式对古老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进行了消解。纵观当代中国女作家的作品，对爱情的幻想一去不复返，而消解爱情却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和热潮，这其中的原因，无论是时代社会变迁的后果还是个性主体发展所致，都值得我們深思。

注释：

[1]池莉.请让绿水长流[J].中篇小说选刊，1994（1）.

[2]（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

[4]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3）：14

参考文献：

[1]谷瑞丽，池莉小说的爱情观新解[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0（2）.

[2]尚杰丽，平平淡淡才是真——论池莉的爱情观[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6）.

[3]张良，狂欢过后是虚无——卫慧小说创作解读[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3，3（2）.

[4]池莉，不谈爱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5]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