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莹 田甜

1 泛天门式民居研究综述

“南天井，北院落”被认为是中国汉地民居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平面组织的两种基本方式。1996年出版的《北京四合院》一书曾把两者统称为“中国四合院式居住模式”，并指出“由北而南院落（包括天井）呈由大变小的趋势”[1]。2004年，笔者在针对江西民居的研究中发现，院落（天井）进深的最小值其实并非出现在地理位置最南的广东地区，而是出现在江西中部。赣中吉泰盆地的天门式民居中的天门是天井退化的结果。天门，作为屋顶的一道构造裂隙，通常的进深尺度只有20～30 cm。在论文《探析赣中吉泰地区“天门式”传统民居》中分析了地域环境对赣中吉泰地区天门式民居形成的影响，并论述了赣中吉泰地区天门式民居的类型及特点。[2]在2008年出版的《江西民居》一书中，黄浩先生认为天门式民居大多具有与之相连的外部辅助性院落，并把天门式民居作为赣中民居小型化倾向的突出特征加以论述。[3]由于当时全国民居的其它地域样本中从未提及天门类型，所以学界一直认为天门式民居是仅存于江西民居中的独特现象。直至2014年中国建筑史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学者毕小芳在《粤北“天门式”民居构架特征研究》中简要论述了粤北地区天门式民居的形制、结构与构架特征、室内装饰与装修、气候适应性等，才打破了天门式民居作为孤立的地域性居住模式的沉寂[4]。2015年，华南理工大学程建军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梁凯庆的硕士学位论文《粤北天门式民居建筑研究》，表明在粤北仁化和始兴地区也有天门式民居的存在，并将其分为仁化类型与始兴类型来进行论述，最后还将其与赣中天门式民居进行了比较和分析[5]。基本与此同时，笔者的研究团队在江西周边其它区域的村落调研中，在湘南和粤北连州地区也发现了与天门式民居形制相似的民居建筑。通过对样本的比较分析，这些地区的类天门式民居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由此可以确定，天门式民居并非赣中吉泰地区所独有。湘南、粤北和赣中在地缘上相近（图1），且江西以外样本所处地区均和吉泰地区有着移民或其它类型的密切文化交流。由此推断，湘南和粤北地区出现类天门式民居并非“火花现象”①“火花现象”出自原广司的《世界聚落的教示100》，即人们在相距遥远的两地会出现相似的想法，并创造出相似的事物。作者在书中举例安第斯山脉的喀喀湖附近的“浮岛聚落”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家族岛”两地距离遥远，几乎无文化交流，但却建造了十分相似的芦苇房屋。[6]，而是随着吉泰人口的迁移和文化的传播，这种建筑形式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并发生了一些流变。

2 “泛天门式”民居原型——江西天门式民居

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潮湿，故南方传统民居常利用“天井”来组合各种房间，而“天门式”民居则是由天井式民居发展衍化而来的一种特殊的变体。江西境内传统民居形制丰富多样，但绝大多数为天井式民居，仅在赣中吉泰盆地的莲花、安福、吉安、泰和诸县市存在着与天井式民居形态有较大差异的特殊形态传统民居——天门式民居[2]。赣中吉泰地区为江西建筑文化分区（图2）的核心三区之一①江西核心三区分别为：环鄱阳湖区、吉泰区、建抚区。核心三区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相似，且在元代以后未接纳大规模的外地移民，其发展道路更能体现出江西的本土化特色，这三个区域为赣民居核心区域。，在该区内天门式民居分布范围很广，数量较多，不仅有一定的建成历史，而且能显示出清晰的“由天井向天门”在地转化的脉络，因此可以肯定它的确是该地区原生的一种传统居住模式。

该地区天门式民居根据其天门形制的不同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类型一：天门，位于正屋②正屋在本文中指传统民居中的主体建筑部分，包括了正厅和正厅两侧的住房。当心间入口大门上方的屋檐部位，长约2 m，宽约20至30 cm，且靠近前檐墙。室内地坪平整连续无高差，天门下没有天井式民居中汇集雨水并统一排出的天井坑池，而是在前檐墙门洞上方设置一道向室内突出的横向天沟来收集并排出从天门进入的雨水（图3）。天沟在天门的正下方，左右稍长于天门1个瓦垄的距离，可将天门处进入的雨水接住，“天沟”的一端设导管可将汇集的雨水向室外排出[7]（图4）。天门空间属于室内空间的一部分（相对于天井式民居的天井来说）。这种天门类型最常见，数量最多。

类型二：这种类型相当于在第一种类型的天门上覆盖明瓦，天门仅起到采光的作用，而阻隔了雨水和气流进入室内，由于明瓦阻挡了雨水进入，天门宽度有所增加，达到2步（图5）。天门之下完全为室内空间，与现代的室内中庭空间相似。这种类型多见于吉安卢家洲等地。

图1 赣中、湘南、粤北三地的地理区位关系（图片来源：潘莹绘制）

图2 江西传统聚落建筑文化区系划分图（图片来源：潘莹.江西传统聚落建筑文化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04）

图3 天门前檐墙门洞上方天沟构造图（图片来源：同图1）

类型三：这种类型相对较晚出现，保留了与前两种一致的天门吊顶空间，但不在屋顶开口，而是在前檐墙大门上方开出约60 cm × 90 cm的高窗。这种带木（铁）窗栅的高窗在当地被称为“天窗”或“风窗”[3]197。这种做法的屋面是完整无敞口的，雨水可直接沿着屋顶坡面排向室外，不必设置室内排水天沟。此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防雨能力，也避免了天门周边的椽板等木构件因暴露在外而受潮侵蚀严重的问题，但其采光效果有所减弱[2]（图6）。这种类型见于吉安渼陂村、井冈山诸村落。

出现在赣中吉泰盆地的这三种类型民居，其共同特点本质上是天井空间的室内化。在屋顶或前檐墙做开口处理引入光线，配合采光口设置有利于反射光线的吊顶，使得民居正屋自身机能完备，可独立成为一个居住单元，降低了正屋对外部天井和院落空间的依赖性。在演化逻辑上，第一种类型与第二、第三种类型是“原型”与“变体”的关系。在此将这三种类型统称为“泛天门式”民居。

吉泰地区“泛天门式”民居多为一进或二进院落，正屋前大多用院墙或倒座排屋围合出前院。前院较为宽敞，地面平整连续，不做天井坑池处理。在采用天门这一室内化的采光构造后，正屋立面③天井式民居中正屋与天井相接的立面。便不再需要通透的木隔扇装修向天井开敞了，因此常用砖石材料砌筑正屋立面，具有很强的封闭性。这种正屋和院墙或倒座围合出的空间，尺度与空间体验与天井相似，但围合程度又有北方“院落”的感觉，与二者又都存在差异，属于一种中间形态，因此被称为天井院。天井院空间的倒座和两侧厢房常用来安置附属功能，例如储藏杂物、堆放农具等（图7）。

吉泰地区“泛天门式”民居正屋进深大，约10～14 m，常在进深方向用墙分隔空间，整个民居中轴空间序列被天门和太师壁在纵深方向由前至后划分为天门空间——正厅空间——壁后空间三部分（图8），而两侧则按功能需要使用隔墙划分为三间或三间一廊两种形式（图9）。

在层数设置方面，赣中吉泰地区的“泛天门式”民居正房④本文中正房指正屋两侧次间，即正厅两侧的房式空间，常做居住空间使用。和正厅⑤本文中正厅指正屋当心间的厅堂空间，为民居建筑中的主要公共空间。空间上部多设楼层，有时正房还多设一夹层空间作为楼梯转换层。二层的净高约2.5 m，夹层的净高约2 m，空间低矮不宜居住，常作为储藏空间使用。

该地区“泛天门式”民居的出现，体现出当地人在进行民居营造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天井转化为天门的过程中，在采光和通风效果损失的情况下，主要获得了以下收益：夏季进入住宅的太阳辐射热减少；进入室内的降水亦减少，天门周边木结构的腐朽情况因而减轻；通向外界的敞口小，故有利于冬季保温，当地文献记载，在寒冬季节，临时遮盖天门的狭小敞口是常见做法，这比遮盖天井容易实施得多。在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层面，天门的室内化减小了居住单体的体量，在人口密集、用地紧张的吉泰地区，这有效地减少了居住单元的占地面积，退让出较多的农耕用地。

图4 吉安钓源村天门式民居（图片来源：潘莹摄影）

图5 吉安市传统民宅（图片来源：同图4）

图6 吉安陂头村中村民居（图片来源：同图4）

图7 吉安钓源村民居的天井院（图片来源：同图4）

图8 吉安市泸家洲村清代民居剖面（图片来源：潘莹著《江西传统聚落建筑文化研究》）

图9 吉安泸家洲村明代民居平面图（图片来源：潘莹绘制）

3 “泛天门式”民居的传播与演变——湘南“泛天门式”民居和粤北“泛天门式”民居

3.1 湘南“泛天门式”民居

湘南，泛指湖南南部的郴州市、永州市及衡阳市南部诸县，而湘南的传统聚落及民居建筑主要分布在以郴州为中心的山区和丘陵地带，辐射至永州大部，衡阳、株洲部分县市[8]。地理区位上，郴州地处湘赣粤三地交界之处，为中原通往华南沿海的要冲，《万历郴州志》中描述郴州为“东联岭海，西接交广，为三省边隅，一方巨镇”。从人口构成上来看，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其所著《长水集》中表示“湖南人来自天下……江西一省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南部”[9],学者曹树基在其著作《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中记录“就移民原籍而论，湘南氏族的37%来自江西，其中宋代的大多数氏族来自江西中部的吉安和泰和”，元代和明代洪武年间依然有大量江西人口迁往湘南地区，明中后期至清前期迁入人口以广东较多，江西次之[10]。由此可见，湘南地区在清朝之前就已接受了大量来自吉泰地区的移民，并发展壮大为当地的古老氏族，而吉泰地区的“泛天门式”民居便随着人口迁移传播到了此地，并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作做出了调整。例如，在发现了“泛天门式”民居的郴州汝城县石泉村，村内《胡氏族谱》记载，胡氏先祖淑政公是由江西吉安府胡氏辗转多处而迁徙到石泉村，并经历了若干代而传承下来。

该地区“泛天门式”民居的分布不如吉泰地区广泛，在郴州汝城石泉村、永兴板梁村、桂阳阳山（图10）等地均有发现，且以第三种类型较为常见。相比于吉泰地区狭小的高窗做法，该地区的高窗尺度更大且有丰富的窗棂装饰（图11）。

第一种类型的“泛天门式”民居较少在湘南地区出现，偶见于郴州苏仙区坳上村（图12）、汝城上水东古村。其与吉泰地区的相似点有：天门狭长，长宽比大于2，有的甚至达到10，位置靠近前檐墙，为屋顶的一道构造裂隙。不同之处在于：该地区的天门之下还设有“天井坑池”，屋檐和前院墙披檐引雨水至坑池内汇集后排出，因此不设天沟；正屋入口大门由正中移向了“天井坑池”左侧或右侧，这样一来天门下方完整的墙面便正对着正厅空间，成为了室内装饰的重点部位。例如汝城上水东古村的一栋“泛天门式”民居便在该墙面上书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并配以对联，成为正厅的视觉中心[11]。该地区“泛天门式”民居的进深相较于江西“泛天门式”民居的进深有所缩小，壁后空间进深则明显减小，仅用做交通空间。民居檐口高度约6 m，其中正屋当心间常上设吊顶，形成一个阁楼做储藏用，而两次间则有两层，通向二层的楼梯位于太师壁后，根据家庭人数二层可住人也可做储藏用房。由平面图（图13）可看出，该地区的“泛天门式”民居把厨房、杂物间这些附属功能用房放在了“天井坑池”两侧，入口前不设室外天井院。

图10 郴州桂阳阳山村民居（图片来源：周聪摄影）

图11 石泉村泛天门式民居高窗装饰（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tangweix）

图12 郴州苏仙区坳上村鸟瞰图（图片来源：潘莹改绘自周聪提供的照片）

3.2 粤北“泛天门式”民居

粤北主要指广东韶关、清远两个地级市的大部分地区。该地区历史建制归属复杂，以连州为例，秦属长沙郡，西汉起与今湘南粤北各地一起归属桂阳郡，唐至两宋年间先后属江南西道、岭南道、湖南道、广南东路，明清大部分时期属广州府。在地理区位上，粤北与湖南的郴州、永州，江西的赣州南雄以及广西贺州相接，是从北至南入粤的必经区域，这使得该地区建筑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与湘赣系相似。该地从秦汉时期便开始修筑古驿道，因此粤北秦汉古驿道属广东省内最早的古驿道[12]。境内古驿道线路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图16）：一为湘粤古道，连接广东韶关和湖南郴州以及广东连州和湖南永州；二是赣粤古道，连接广东韶关、南雄和江西赣州[13]。古驿道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是移民的主要通道，其中有不少来自江西的移民选择在驿道沿线建村。南宋文学家楼钥的《静退居士文集序》便记载，居住在江西吉州的欧阳修后裔欧阳德孺“中遭乱离，挈族南徙”，迁入连州；仁化夏富村一脉的先祖子乙公，自湖北孝感迁至江西，取得功名以后，游宦粤西苍梧县，于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游至夏富建村，便定居于此[5]。而发现“泛天门式”民居的样本村落也基本都分布在古驿道沿线周围。

图13 汝城上水东古村民居平面图（图片来源：潘莹绘制）

图14 南雄县新田村泛天门式民居（图片来源：同图13）

图15 广东省各文化地区分布图（图片来源：华南理工大学民居研究所内部资料）

图16 广东古驿道线路（图片来源《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13]，同参考文献第13条）

独特的地理区位，复杂的行政归属，以及古驿道带来的移民人口，使得粤北地区虽属客家文化圈（图15），但其民居建筑形式丰富多样，除了客家所特有的大型围屋外，在连州、仁化、始兴等地发现了与江西“泛天门式”民居相似的小型民居。

连州与湖南永州和郴州接壤，且有古驿道相通，仁化则通过古驿道与湖南郴州汝城县相连。两地都有来自江西吉泰地区的移民，可见湘南和吉泰地区的建筑文化对该区域均有影响。

连州和仁化地区的“泛天门式”民居与吉泰地区的“泛天门式”民居的相似之处在于：天门狭长，长宽比大于2，位置靠近前檐墙，正屋当心间顶部做吊顶，两次间有两层，二层多用作储藏空间。与湘南地区“泛天门式”民居的相似之处有：在正屋前不设天井院，多为一进式院落，正对天门的室内地坪设“天井坑池”，用以收集并排出雨水，附属功能用房内移，放置于室内“天井坑池”左右，平面宽深比较大，呈横向长方形；院墙上不设天沟，而是通过院墙上的披檐将雨水引向“天井坑池”；壁后空间进深缩小，作为交通空间使用；主入口设在建筑前檐墙的左侧或右侧，大门进入后要通过转折才能到达天门空间。

连州、仁化地区与湘南、吉泰地区的“泛天门式”民居不同之处在于：若有较大的宅基地则会朝横向拓展或在屋后设后院（图14）；有的民居还会在侧入的大门后设门厅空间；仁化地区将照壁紧贴檐墙设立于室内天门之下、“天井坑池”之上，从壁顶至壁座全为砖瓦砌筑，照壁装饰主题与生活密切相关，尺度宜人，造型简朴（图17），照壁的艺术装饰象征着户主的门第与权位，还寄托了对自然的崇敬；连州地区“泛天门式”民居还常见在“天井坑池”旁放置香火（图18），仁化地区的李余章故居则直接在天井边设贡桌，将天门空间与信仰相结合，营造为一处祭祀崇拜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连州沙坊村有主入口在正中位置的“泛天门式”民居（图19），并且“天井坑池”设在天门下，坑池距离大门约30 cm，门槛高约20 cm，稍不注意就会踩空跌入坑池，很不安全。可见吉泰地区天门空间的地坪不设坑池不仅是因为排水功能的转移，还因连续平整的地坪可提升人们行走活动的安全性。笔者初步推测此为“泛天门式”民居的早期类型。

在连州地区也发现了与第三种类型相似的“泛天门式”民居，但其门上方的高窗尺度较大，且多用木格栅装饰（图21）。与湘南地区第三种类型的“泛天门式”民居较为相似。

始兴地区与江西接壤，其境内居民大多为来自江西的移民。而始兴地区的“泛天门式”民居，如东湖坪村的“一贯书香”民居、石下村李氏民居等，常作为围屋里的一个组成单元而非独立存在的民居[5]。因为该地区民居多是在客家人南迁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形成了该地“泛天门式”民居出现在围屋里这种建筑文化交融的现象，也是“泛天门式”民居的一种演变方式。始兴地区“泛天门式”民居的体量和形制与江西“泛天门式”民居更为相近。该地区的“泛天门式”民居根据基地大小会设前院或后院。平面进深较大，壁后空间较大，几乎与正厅空间相等。较大的进深若只靠前天门空间采光则会导致房内后部的光线严重不足，因此常加设后天井。正厅空间作为日常起居、迎客、议事等公共活动的主要空间，而壁后空间则作为卧室等相对私密的起居空间。正屋当心间和两次间上方均设二层，做储藏粮食、家具之用。

该地区的“泛天门式”民居与江西“泛天门式”民居的不同之处，仍是在其天门下方设立“天井坑池”而非与室内地面齐平，并使用坑池来组织排水。入口大门也与仁化和连州地区一样向左侧或右侧平移。该地的天门下方也会设置照壁，但更为特别的是用彩画和灰塑制作的“天门阿公”（图20）这种装饰。“天门阿公”也称“天檐阿公”，当地人把制作材料称为“熟土”，配比复杂且贵重，有“一碗熟土一碗肉”的说法[14]；装饰题材富有较强的祈福、迎吉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不同家庭的心态、情趣和愿望[4]，是民间信仰和天门空间相结合的产物。

图17 仁化李氏民居（图片来源：梁凯庆著《粤北天门式民居建筑研究》）

图18 连州泛天门式民居室内“天井坑池”（图片来源：田甜摄影）

图19 沙坊村民居（图片来源：同图18）

图20 始兴东湖坪村天门阿公灰塑（图片来源：梁凯庆著《粤北天门式民居建筑研究》）

图21 连州冲口村民居（图片来源：同图18）

4 解析“泛天门式”民居的传播与演变

吉泰、湘南和粤北三地的“泛天门式”民居均在屋顶接近前檐墙的地方或在前檐墙壁高处做开口处理，形成天门；接近天门的室内顶部空间做吊顶；民居正屋自身机能完备可独立成为一个居住单元，降低了正屋对外部井、院空间的依赖性，使得正屋的独立性和主体地位更加明显。从而形成了居住单位小型化，室外天井空间缩小且有室内化趋势这些共性。而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上：雨水的收排方式（在天门下设天沟或在地面设“天井坑池”）；附属功能房的位置（设天井院或横向拓展）；正屋宽深比；正屋大门位置（位于房屋中轴线上或是侧移）。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尚未在吉泰地区以北和粤北地区以南发现“泛天门式”民居，可见“泛天门式”民居的传播与演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通过样本的对比分析，“泛天门式”民居出现的地区均为夏热冬冷的气候环境[15]。“泛天门式”民居既可以有效地减少夏季进入室内的热辐射，又便于冬季通过一些遮蔽措施防止寒流进入，对于夏热冬冷的气候环境具有适应性。在粤北以南地区冬季防寒需求降低，夏季多风，多采用自然通风来降温而非遮阳隔热。说明了气候环境对“泛天门式”民居的传播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其次，样本所在地均与江西吉泰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移民关系。吉泰、湘南、粤北三地位置相近，之间又有古驿道连接，便于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泛天门式”民居便随之传播。据史料记载，江西吉泰地区人口主要向南迁移，极少迁移到江西以北的地区，在吉泰以北地区并未发现“泛天门式”民居。而向南传播时由于面对强势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泛天门式”民居并未如吉泰地区一般大量存在。由此可见，移民活动和本土文化对“泛天门式”民居的传播也有影响。在传播过程中，地理、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的变化，多种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对原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选择性继承，导致了“泛天门式”民居发生了一些演变以适应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总之，促使江西“泛天门式”民居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地矛盾的日益激化，“泛天门式”民居体量的小型化与伴随着社会分工细化而出现的家庭单元小型化的趋势也相互影响。移民活动是“泛天门式”民居传播的重要媒介，同时也对其传播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在移民过程中，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对原生文化和本土文化选择性的传承和演变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泛天门式”民居的演化。而地理、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泛天门式”民居的传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泛天门式”民居的演化，使其更适应于当地的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