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慧

《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是一件堪称国宝的重要文物，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撰写碑文并书丹，现存于河南商丘古城八关斋院内。

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陈帅《〈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考述》[1]可知：石幢最早刻于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立于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唐宋州治所）开元寺内，“立石袤丈，而围几再寻。程材巨异，八觚如砥，伟词逸翰，龙跃鸾翔”。唐武宗时期，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活动使石幢遭受第一次破坏，“时刺史邑宰，以其大不可拆，遂錾凿缺败以仆之，盖三面仅存，委埋于土”。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宋州刺史崔倬掘石复出，并从前任刺史唐弘实家中得到石幢被毁之前的模石拓本，将凿毁的一、二、六、七、八等五面文字予以补刻。宋、元、明、清时期，虽曾受到洪水、战火等一些天灾人祸的危害，但在各方精心保护之下并无大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原商丘县人民政府将石幢所在的八关斋碑亭修葺一新，1963年“八关斋”被河南省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料到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石幢被砸为三段，只有上部约四分之三部分残幢现存于八关斋珍宝馆内。

1993年，原商丘县人民政府根据前人拓片，按原石幢大小比例，在原址上重刻石幢，1997年重修碑亭，并建八关斋庭院予以保护。《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自初刻以来，已历经1240多年的岁月沧桑，陈帅认为其“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和文物价值”。但这些价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达到何种高度？陈文只在小结部分略有涉及，未做深入研究并展开叙述。本文试引入颜真卿撰写的碑刻全文，在陈文考述石幢刻立及变迁的基础上，拟从八个方面阐述此座碑刻所具有的艺术、历史、文物等重大价值。

一、颜真卿撰写《八关斋会报德记》原文

研究古代碑刻的文化价值，必须高度关注碑刻的文字内容，其中所直接记载的历史信息和可能隐含的文化信息，是挖掘其内在价值的关键。

颜真卿撰写的《八关斋会报德记》碑文，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碑文名称 《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全文943字，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简略交代了八关斋会的组织缘起和时间、地点等基本要素；二是详细记述了八关斋会的祈福对象，即中唐大将军田神功的生平事略和丰功伟绩；三是重笔记录了宋州官吏、军队、民众等社会各界为田神功祈福的斋会盛况。现据《全唐文新编》卷三三八，将颜真卿《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全文援引如下[2]：

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

夫德之所感，沦骨髓而非深；诚之所至，去神明而何远？有唐大历壬子岁，宋州八关斋会者，此都人士、众文武将吏、朝散大夫使持节宋州诸军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团练守捉使赐紫金鱼袋徐向等，奉为河南节度观察使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左右仆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国信都郡王田公顷疾良已之所建也。

公名神功，冀州南宫人。禀元和之粹灵，膺期运以杰出。含宏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贯白日。和众必资于宽简，安人务在于抚柔。况乎武艺绝伦，英谋沈秘，所向而前无强敌，日新而学有缉熙。故能殿天子之邦，郁苍生之望，有日矣！

羯戎构逆，公以平卢节将佐今右仆射李公忠臣收沧德，攻相州，拒杏园，守陈留，许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惧忠臣图已，令公佐南德信随刘从谏收江淮。至宋州，欲袭李铣。公斩德信，走从谏，遂并其众而报焉。肃宗大悦，拜公鸿胪卿。再袭敬釭于郓州，加中丞。讨刘展于润州，斩平之，迁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节度使，属候希逸自平卢至，公以州让之。时宋州刺史李岑为贼所围，副元帅李光弼请公讨平之，拜御史大夫。加开府，充兖郓节度。破法子营，又讨敬釭，釭归顺焉。史朝义闻之，奔下博，投范阳自缢死。广德元年授户部尚书，封信都郡王。

上幸陕，公首来扈从，都知六军兵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视。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辞而止。二年拜汴宋节度，迁兵部。大历二年加右仆射，封母清河张氏为赵国夫人，妻信安郡王祎女为凉国夫人。太夫人慈和勤俭，睦于亲党。公性纯孝，居常不离左右。阅读书史，或时疾病，公辄累月不茹薰，家中礼忏不绝。仍造崇夏、宏圣二寺，以祈福佑。五年兼判左仆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师。公德厚量深，劳谦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弥大而体益恭，故远无不怀，迩无不肃。

今夏四月，忽婴热疾，沈顿累旬，积善降祥，勿药遄喜。鹰犬之玩，悉皆弃舍，群帅感焉，无复弋猎。四履之内，咸怀欢欣，睢阳之人，踊跃尤甚。乃咨于州将曰：“昔我公之陷贼也，至敝邑而首诛德信；李岑之见围也，破其党而克保城池。是即我公再有大造于敝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即皆死于锋镝，入于煎熬矣。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戏乡井者乎？不资斋明，何以报德？”徐公悦而从之。来五月八日，首以俸钱三十万设八关大会，饭千僧于开元伽蓝。将佐争承，唯恐居后。已而州县官吏长史苗藏实等，设一千五百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孙琳等，设五百人为一会；耆寿百姓张列等，设五千人为一会。法筵等供，仄塞于郊坰；赞呗香花，喧填于昼夜。其余乡村聚落，来往舟车，闻风而靡督自勤，耸惠而怵先胥懋者，又不可胜数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风汪灭，则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某叨接好仁，饱承余烈，睹兹盛美，益腼求蒙，若不垂诸将来，则记事者奚述？

二、《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重大文化价值分析

价值之一：匡补唐代正史缺失

历史上，唐代正史有《旧唐书》《新唐书》两部，《旧唐书》为唐朝灭亡以后“五代十国”乱世所修，书成于后晋开运二年 （公元945年），修撰时间短促，时人曾刺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3]，所以北宋时期欧阳修等人奉命重修唐代国史，故有《新唐书》存史。

《八关斋会报德记》的主人公田神功，两部《唐书》皆入传。两书关于同一人物的传记互有详略或稍有出入，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参阅两书中的田神功传，发现其差异已经超越“互有详略或稍有出入”的界限，而是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事实真相与历史人物的根本立场问题。《旧唐书》云：“天宝末，（田神功）为县里胥，会河朔兵兴，从事幽、蓟。上元元年，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兼鸿胪卿，于郑州破贼四千余众，生擒逆贼大将四人，牛马器械不可胜数。 ”[4]《新唐书》则云：“天宝末，（田神功）为县吏。会天下兵兴，贼署为平卢兵马使，率众归朝，从李忠臣收沧、德，攻相州，拒杏园。后守陈留，战不胜，与许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与南德信、刘从谏南略江淮，神功袭德信，斩之，从谏脱身走，乃并将其兵。诏拜鸿胪卿。 ”[5]3316

依《旧唐书》的说法，田神功“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兼鸿胪卿”乃朝廷所命，所以有“于郑州破贼四千余众”之举。但《新唐书》说田神功是被“贼署为平卢兵马使”。

那么，田神功的平卢兵马使到底是 “钦命”还是“贼署”？

再看颜真卿《八关斋会报德记》所言：“羯戎搆逆，公以平卢节将佐今右仆射李公忠臣收沧德，攻相州，拒杏园。”似乎没有讲清楚田神功的“平卢节将”所属问题。但只要翻看两部《唐书》关于李忠臣的传记，可知李忠臣在天宝末年曾屈降于安史之乱贼首史思明，“思明抚忠臣背曰：吾比只有左手，今得公，兼有右手矣！”[6]由此可断《新唐书》关于田神功被“贼署为平卢兵马使”是可信的，显然《旧唐书》有误。

田神功任职“鸿胪卿”一事，《旧唐书》上也有记载，说他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兼鸿胪卿”也是错误的。依《新唐书》所传，田神功是策反有功、归顺朝廷后，才被“诏拜鸿胪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称“公斩德信，走从谏，遂并其众而报焉。肃宗大悦，拜公鸿胪卿”，《新唐书》与颜真卿所记史实如出一辙。

颜真卿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 （公元709年），卒于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其不仅以超凡绝伦的书法艺术彪炳史册，还以精忠报国的大唐名臣著称于史。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掀起“安史之乱”逆行。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颜真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合其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起兵抵抗，得到周围十七郡的积极响应，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合兵二十万，阻止安禄山进攻潼关。后其兄杲卿、侄季明被安禄山杀害，他写下了千古名篇《祭侄稿》，眷亲敌忾之情、忧时强国之志永垂青史。颜真卿入京后，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少师，封为鲁郡公，世称“颜鲁公”。

颜真卿作为平定 “安史之乱”的重要将领，其在《八关斋会报德记》中所叙同样参与“安史之乱”的田神功生平事迹，是足可采信的。对照《新唐书》田神功传，发现其不同于《旧唐书》的部分，大多与颜文所叙神同，足见《八关斋会报德记》匡补唐代正史之功。

价值之二：印证中唐佛事兴盛

田神功在“安史之乱”中曾两次破解宋州（今河南商丘）之围，一是“昔我公之陷贼也（即贼署为平卢兵马使），至敝邑而首诛德信”；二是“李岑（宋州刺史）之见围也，破其党而克保城池”。为感念田神功救城邑于水火之中，免民众受涂炭之灾，宋州邑人便借祝贺田神功病愈之机，建议举行八关斋会，为其祈福，以报其德。时任宋州刺史徐向欣然同意，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五月八日在商丘古城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教盛事。

“八关斋会”①八关斋，亦称八关斋戒，为佛教用语，是指佛教男女信徒一昼夜中所必须遵守的八条戒律：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涂饰香及歌舞观听；七不眠坐高广华丽床座；八不食非时食。是一种礼佛的仪式。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八关斋会始于（南朝）宋齐之际”。笔者发现东晋释人支遁（公元314—366年）有《八关斋诗（并序）》存世，可知八关斋佛事在东晋就已举行，早于顾炎武的（南朝）宋齐之说。支遁在《八关斋诗》序言中写道：“间与何骠骑期，当为合八关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吴县（1995年撤销）土山墓下，三日清晨为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肃穆，莫不静畅。至四日朝，众贤各去。”[7]

从支遁的《八关斋诗并序》来看，东晋时的八关斋会还主要是同道中人的清修佛事，规模也不大，二三十人而已。但到唐代以后，佛教一度极为兴盛，如颜文所记的八关斋会，仅宋州一地为田神功祈福一事，就有刺史徐向以俸钱三十万设八关大会，饭千僧于开元伽蓝（开元寺），州县官吏长史苗藏实等设一千五百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孙琳等设五百人为一会，耆寿百姓张列等五千人为一会，四者相加已达八千之众，场面极为壮观：“法筵等供，仄塞于郊坰；赞呗香花，喧填于昼夜。其余乡村聚落，来往舟车，闻风而靡督自勤，耸惠而怵先胥懋者，又不可胜数矣。”引得颜真卿极为感慨：“非夫美政淳深，德风汪灭，则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

价值之三：管窥历史人物品行

《新唐书》田神功传较之《旧唐书》，在个人品行上增加了两种传统美德，一是孝母，二是谦逊。此也正是颜真卿在 《八关斋会报德记》中所褒扬的。因此也可以推想宋人修《唐书》田神功传时，非常认真地采信了颜文。

关于孝母，《新唐书》只有“事母孝”三字，点到为止。颜文则言：“太夫人慈和勤俭，睦于亲党。公性纯孝，居常不离左右。阅读书史，或时疾病，公辄累月不茹薰，家中礼忏不绝。仍造崇夏、宏圣二寺，以祈福佑。”可见田神功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母亲，嘘寒问暖，生病时悉心照料；而且在精神上更关爱母亲，常阅读书史与母交流，还专门营造崇夏、宏圣二寺为母祈福。后世出土的《田神功母张氏墓志》[8]，虽然志石仅残存左下角，但残缺不全的铭文约略可印证田家“母媛子孝”的风采，其铭曰：“（上阕）氏阳雍仙兮裔孙子，作嘉媛兮田居士。翼振（下阕）脩净行兮冀延祉，那短龄兮忽云已。旧重壤兮（下阕）表荒杞。永千秋兮长没齿，嗟世路兮皆若（下阕）感□李。”

关于谦逊，《新唐书》说“始，尝居骄自如，见光弼待官属钧礼，乃折节谦损”[5]3316。颜文则表其：“德厚量深，劳谦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弥大而体益恭，故远无不怀，迩无不肃。”关于田神功如何以倨傲之将转化为谦逊之士的轶事，古籍《封氏闻见记》之九[9]785、《唐语林》之四[9]785皆有详述。

价值之四：折射宗室通婚情况

正史中除公主的婚姻情况外，关于唐代宗室婚姻状况的记载很少，而对于公主、太子、亲王之外其他宗室的婚姻状况记载就更少了[10]301-309。 《八关斋会报德记》中却有“封母清河张氏为赵国夫人，妻信安郡王祎女为涼国夫人”的记载，对研究唐代宗室的通婚情况弥足珍贵。

信安郡王李祎，据《旧唐书》列传第二十六“太宗诸子”记载，他的祖父是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父亲是赠张掖郡王追封吴王李琨。参比太宗诸子列传内容，显然，李祎在宗室中还是比较有作为的，特别是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攻取吐蕃所据石堡城时，礼部尚书、朔方军节度使李祎“督率诸将，倍道兼进，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上闻之大悦，始改石堡城为振武军，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开元十九年（公元741年），李祎又率户部侍郎裴耀卿等诸将分道统兵出于范阳之北，大破奚及契丹两蕃，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

田神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因缘之下娶信安郡王李祎之女的，恐怕永远无法确证了。《旧唐书》称“田神功，冀州人也。家本微贱。天宝末，为县里胥”，可知田神功出身贫寒、起步低卑，与信安郡王李祎的宗室背景和显赫功业悬殊，按照唐代宗室“尚冠冕、重门第”的通婚标准[10]301-309，李、田两家几乎没有联姻的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信安郡王李祎统兵戎马、戍边安邦的军旅历练，让他慧眼识得军中寒身俊士田神功，并打破门第禁锢、冠冕藩篱而将爱女下嫁田家。不管揣测是否属实，但李、田两家联姻的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唐朝宗室的通婚情况已经开始突破 “宗室与官僚家族、士大夫著房”等世俗圈子，这也是唐代社会开放包容的一个鲜活注脚。

价值之五：见证武宗灭佛事件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我国，南北朝时曾盛极巅峰，后遭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打击。唐朝经太宗时玄奘取经、宪宗迎取佛骨等事功，佛教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唐武宗李炎登基时（公元841年），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五千座、小型庙宇多达四万座，僧尼人员超过四十五万人，寺院经济空前强大，几乎达到“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直接冲击并严重影响到国家正常秩序。无奈之下，唐武宗发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灭佛”运动，当时全国各地的各类佛教设施基本被毁。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自然难逃厄运。据宋州刺史崔倬《颜鲁公石幢事》记：“会昌中，有诏大除佛寺，凡镕塑绘刻、堂阁殿宇，关于佛祠者，焚灭销破，一无遗余。分遣御史覆视之，州县震畏。至于碑幢铭镂赞述之类，亦皆毁而瘗藏之……时刺史邑宰，以其大不可折，遂錾凿缺败以仆之，盖三面仅存，委埋于土。 ”[11]7880-7881

价值之六：赓续地方文脉传承

埋在地下的石幢得以重见天日，得益于唐大中年间的宋州刺史崔倬。他于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到任，次年即在郡人指点下访得石幢，却已是“瘢痍坏失，文义乖绝，寻泽研究，不可复知”[11]7880-7881，令自幼研习颜鲁公书法的崔刺史扼腕叹息。后经其不懈努力，从前任刺史唐氏弘实家中寻到石幢碑刻模石拓本，依此将被凿毁的一、二、六、七、八等五面文字补续善成，终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基本恢复了石幢碑刻原貌，此时距原刻初立已逾八旬。

唐以后，宋州古城屡历朝代更迭，先是五代十国乱世割据，北宋一统天下不到二百年，中原大地又易帜辽、金，后来又被蒙古铁骑纳入元朝统一版图，可谓风云变幻六百载。但魁伟的石幢似乎一直岿然不动，任由古城千变万化。

进入明代，因为兵燹水患等原因，已六百多年的石幢开启了数次动迁的旅程。陈帅依据《归德志》《归德府志》《商丘县志》等地方文献的记载，已经清晰地描绘了石幢在明、清时期的变迁轨迹。细研每一道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变迁都承载着丰富的地方历史信息和深刻的时代人文烙印。当我们将一次次变迁轨迹连成一条长线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那就是石幢变迁的轨迹长线与宋州古城的发展长河始终保持着一种惺惺相惜的天然默契，这就是文化的生命与力量。

宋州古城自从有了这座非同凡响的石幢碑刻，便开始生发出一条经久不息的文化脉流，不仅流淌在世世代代商丘人民的心目中，而且还时常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投来关切的目光。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1592—1652年）留下的诗歌《观宋州城外古寺亭中鲁公书八关斋八面碑》，代表了古往今来无数看客的感怀：“下马蕉衣野露娟，华栏碧础尚依然。不惟抗节留天地，还有濡毫护蜿蜒。吊古偏伤鸣叶里，怀人空叹石碑前。休言老木经龙嗅，欲理瑶筝弄紫烟。”[12]

价值之七：实证“文化大革命”巨大破坏

石幢碑刻矗立中原宋州一千多年，一直受到邑人乃至国人的精心呵护，何其幸也！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六月，黄河泛滥，睢阳（商丘旧称）古城遭受灭顶之灾，开元寺院荡然无存，独石幢碑刻固立；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攻破归德（商丘旧称）府城，近廓祠宇毁弃殆尽，石幢巍然不得仆。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辽代的契丹族、金代的女真族统治，还是元代的蒙古族统治，以及大清的满族统治，他们都没有蓄意破坏石幢碑刻；哪怕是抗战时期商丘沦陷，日寇也没有用炮弹恶意炸毁石幢碑刻，只想“将八关斋瑰宝运往日本，因运军火事急，野心未遂”[13]。遗憾的是，石幢却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罹难，1972年被分为三段，现只有上部约四分之三部分残碑，保存于八关斋景区陈列室[14]，其余部分已经散佚。

价值之八：保存中华书法瑰宝

《八关斋会报德记》书石的刻立，最初的本意只是为了给田神功颂德，以示宋州军民报德之心。但是随着岁月长河的不断洗涤和时代观念的不断碰击，人们对《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的认知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明嘉靖时期的河南巡按、监察御史王楠 “视事归德”，在参观了开元寺及《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之后，认为“八关者乃佛事戒规也，而饭僧忏悔，事不雅驯，不足传于后也”，令将三间大殿改为“颜鲁公祠”[15]。时至今日，很少有人了解唐代将军田神功两次解围宋州的事迹了，更鲜有人了解1200多年前宋州上演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八关斋会了，但依《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所留存下来的颜真卿书法瑰宝，一直受到历朝历代文人书家的顶礼膜拜。

从书法艺术视角研观，《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碑刻之所以被书家推崇，主要是碑文为颜真卿晚年64岁时书写，是其书法艺术最为成熟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在中国浩若烟海的书法谱系里具有极为重要的标志意义。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谓此碑文“方整遒劲中别具姿态，真蚕头鼠尾，得意时笔也。此书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东方》《家庙》下”[16]。 侯方域在《新迁八关斋碑记》中称此书“云蒸霞蔚，笔既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所谓坤舆之神奇，历史载如一日”[17]。《仓润轩碑跋》中说：“余尝评此书在颜碑者最为奇伟，盖以其气象森严又不窘束故而。”[18]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代书法大家王铎当年要朝圣般地亲赴宋州城外观瞻鲁公八面碑书了。

结文之前，回望《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一千多年间跌宕起伏的命运，回视颜真卿书法碑刻穿越千年所散发的文化光辉，觉得必须感激两位唐代刺史在保护石幢碑刻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们分别是崔倬与唐弘实。崔倬赋予石幢碑刻再生之躯，唐弘实则救赎了石幢碑刻的永生之魂！如果没有这两位刺史的天作之合，《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碑刻肯定无法如此完美地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