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

由于占据着“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是明朝的粮赋重地，今天的河南省境内曾经驻守过明朝的11府亲王，是明代分封亲王最多的省份，先后共有11藩驻守，其王府、王陵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周府、唐府等藩人丁兴旺，王爵世袭，与国咸休，遗留的王府和王陵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厚。但相比较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却基本没有展开。除少量的发掘简报、地面遗址遗存调查简报或报道外，尚有大量的明代王陵不见任何信息资料；而关于明代王府，则几乎不见著录专文。受基本资料的限制，关于这一领域研究性的论著罕见，还没有进入到全面深入的制度研究层面。

一、河南地区明代王府遗存概况

明制皇子皆封为亲王，其王府规制在《祖训录》《皇明祖训》中都有明文规定。特别是经过前后三次纂修、最终定稿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大明会典》，对于王府之制规定甚详。

明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年）首次封建皇子为亲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以后陆续发遣他们就藩。在此期间，为指导各地王府的营造，明太祖对于王府之制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洪武四年定：王城，高二丈九尺，下阔六丈，上阔二丈。女墙高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月台，高五尺九寸。正门台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宫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黑。四门、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后改蟠螭为龙）。立社稷山川坛于王城内之西南、宗庙于王城内之东南。”“七年定：亲王所居前殿名承运，中曰圆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九年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十一年定：亲王宫城，周围三里三百九步五寸。东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1]2484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还特别对中书省强调：“作亲王宫室，务从俭朴，不得宫饰朱红、室饰大青绿。”[1]993-994弘治八年（1495年）又补充并部分更定了王府之制。

郡王府的等级明显低于亲王府，相对简单得多，天顺四年（1460年）定：“郡王每位盖府屋共四十六间。前门楼三间五架。中门楼一间五架。前厅房五间七架。厢房十间五架。后厅房五间七架。厢房十间五架。厨房三间五架。库房三间五架。米仓三间五架。马房三间五架。”[1]2485

经过明末的战乱破坏、清初的大规模拆毁和改建，各地曾经富丽堂皇的明代王府大多已经荡然无存，对于王府建筑规制的研究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根据笔者个人历年调查（不局限于河南）所见的实例，归纳起来，明代王府的遗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2]，兹分述如下。

1.王府宫门前的照壁、牌楼

有些明代王府宫门前建有照壁或者牌楼，山西大同、湖北襄阳分别遗留有代王府、襄王府的照壁，山东青州则有衡王府前的石牌楼。这类王府建筑遗存在河南地区目前尚未找到。

2.王城门或宫门前的狮子

王城门或宫门前的狮子一般为石雕或铜、铁所铸，有不少已被移作他用。河南洛阳市老城区青年宫前有汉白玉石狮一对，被推定为明福王府的遗存[3]107。

3.宫墙

陕西西安保存有秦王府东墙南段和南墙的一部分，河南洛阳残存福王府宫墙一部分。湖北蕲春的荆王府城墙20世纪70年代初被拆毁，仅存北门，砖石拱券结构。

4.后花园高台建筑

按规制，明朝王府的后部应该有一座花园，花园中一般都有假山或其他高台建筑，这类遗存在河南有数处。河南南阳有唐王府的假山，现名“王府山”；安阳赵王府的高台建筑遗存，现名“高阁寺”；卫辉则有潞王府的高台建筑，当地人称“望京楼”。

5.王府遗址范围

如果明朝王府所在府县的旧城还没有大规模的拆建改造，如果其使用功能的变化过程比较清晰，那么这些旧王府的大致范围就可以基本勾画出来。有些旧王府的范围甚至在街道地名当中还会有所反映，如 “端礼门”“东华门”，以及其他一些与王府有关的名称等。

调查发现，河南地区明代王府遗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区域。

1.开封周王府遗存

周藩始封王为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橚。朱橚先于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吴王，十一年（1378年）改封周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藩开封，卒于洪熙元年（1425年）闰七月。周王位号传十一世，共十一王。

开封的周王府始建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系在宋金皇城的基址上拆改重建，前后使用了260余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以三攻开封而不克，在城内 “久困食尽、人相食”仍然拒绝投降的情况下，掘开黄河堤冲灌开封，“河决开封，势如山岳，水骤长二丈，士民溺死数十万。周王府第已没，率宫眷及诸王露栖城上七日夜”[4]。偌大的周王府除煤山外从此尽湮没于黄沙之下。据清初人追述，周王府“宫后有煤山，蓄积煤炭，以备有警中供爨。山高五丈，松柏成林，上立石碣，书‘八仙聚处’四字”[5]。该段文字下清人常茂徕引《开封府志》注云：“龙亭山，一名煤山。明太祖封周藩于开封，筑土山于王宫后，建亭阁、列花石，为游观所。国朝康熙三十一年建万寿宫于其上。按此，则煤山即今之龙亭矣。”所以，明代周王府后部的假山就是清代至今的开封龙亭所在。

1981年开始，周王府遗址曾经数次发掘钻探。在今龙亭公园内的潘家湖底发现有宫殿、花坛的遗迹，还有明代青花瓷器出土，在其后花园范围内钻探出石桌椅等[3]54[6]。勘探表明：明周王府遗址的平面略呈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其南墙东起今开封市南京巷南口，西止于河南大学医学院西墙，长约1150米；西墙位于大兴街向北至开封渔场一线，长约1400米；北墙东起开封市二十八中，西至汽车公司停车场，长约1340米；东墙南起于南京巷，北止于二十八中，长约1420米。南、北、东三门位置已基本探明，其中南门位于今龙亭公园大门前的午朝门广场处，北门位于龙亭大殿台基以北约15米处。在潘家湖湖底先后发掘过46个探方，揭示了周王府内部的多处重要遗迹，1996年在周王府萧墙北墙的西段开挖了一个探方，直接探明了明代周王府和北宋、金皇宫的叠压关系[6-7]。

2.南阳唐王府的“王府山”

唐藩始祖为明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唐王，永乐六年（1408年）就藩河南南阳。从始封至崇祯末，唐国传九世，共十王。

唐王府建筑在清初被拆改，其中王府的前面部分于顺治十年（1653年）改建为府文庙（南阳府文庙原在府城东关），一直沿用至民国，现改为“王府饭店”。王府后部的假山成为标识原唐府的唯一地理坐标，当地称为“王府山”[3]528。王府山在今南阳市共和街以南，以太湖石堆砌而成，康熙时曾拆除一部分石料改作他用。现假山占地面积约518平方米，高19.70米，山体腹部中空，分砌成5个石窟，以4条暗道相通，山麓原有寺观庙宇。

3.安阳赵王府的“高阁寺”

明赵藩始封王为明成祖第三子简王朱高燧，永乐三年（1405年）受封为赵王，洪熙元年（1425年）之藩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赵府王爵传十一世，共八王。

赵王府基址原是北宋时期的相州府治所在，其园林之盛有“雄于河北”的美誉。赵王府宫殿大约毁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后，现仅存高阁寺[8]248。高阁寺在今安阳市马号街，通高约20米，其中台基部分高约8米，南面有32级台阶联通上下，大殿一座，进深、面阔各三间，重檐歇山顶，覆绿釉琉璃瓦，周围环以石栏。现建筑梁上有成化六年（1470年）八月、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等重修的题记。高阁寺的南面现为学校，尚可见铺路条石、石雕卷云纹建筑构件等，应系原赵王府遗物。

4.潞王府的“望京楼”

明穆宗第四子朱翊镠封潞王，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之藩卫辉（曾改名汲县，1988年复名为卫辉）。潞王爵传二代，嗣王常淓降清，后被杀。

潞简王府系在卫辉原汝安王 （明宪宗之子朱祐梈）府邸的基础上改建、添建，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其大致范围是南起旧城南门里椿树圪墚街，北到望京楼后街，东起城墙，西到教场街。潞王府于顺治初年被拆毁，仅存石台一座，名曰“望京楼”。望京楼在潞王府内北部，为石拱券结构的高台建筑。现存高台基座保存大体完好，东西长35米，南北宽19米，高25米。外以青石垒砌，内镶以白石，内部有石阶可以上达顶部。

5.福王府遗迹

福忠王朱常洵，明神宗第三子，为神宗宠妃郑氏所生，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之藩河南（今河南洛阳）。常洵在藩聚敛无厌，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被李自成处死，福王府被李军焚毁，大火三日不绝。

福王府的遗址范围，在今洛阳市区东大街以北、人民街以西，老城区青年宫是其中心，现在洛阳市仍有东华街、西华街等地名，其中西华街路南尚存夯土墙一段，被认为是明福王府宫墙的一部分[3]107。在这片区域范围内曾因施工出土过汉白玉卷云纹石构件、绿釉琉璃龙纹瓦当和滴水等。河南洛阳市老城区青年宫前有汉白玉石狮一对，被推定为明福王府的遗存[3]107。

明朝的王府除了毁于明末战争以外，幸存者在易代之后也基本上都被作为“官地”征用，成为清朝地方官员们的“战利品”，王府一般是改建为督抚等衙门或寺观庙宇，也有些被用作八旗校场。

二、河南地区明代王墓遗存概况

和王府不同，明代王墓数量多、所处分散，而且明朝中央政府对于王墓缺乏统一规定。下面按照封藩年代的先后依次记述河南地区明代诸王陵墓的遗迹。

1.周藩王陵（禹州、郑州等地）

明朝周藩亲王、郡王和其他宗室成员的墓葬分散于今河南禹州 （万历以前名钧州）、郑州、荥阳等地。

周藩始封定王朱橚卒于洪熙元年（1425年）闰七月。据介绍，周定王葬于禹州无梁乡申家村西北，其墓为五室玄宫[3]321[8]614。据笔者考察所见，周定王玄宫凿山而建，应为2个主室附带8个耳室的十室结构。前为墓道、甬道，墓门为石仿木结构，脊覆黄绿色琉璃瓦。玄宫前室长12.33米，宽9.58米，左右各有2个相同的配室，有石门相通，配室深10.23～10.25米，宽3.7～3.71米。前室之后升8级台阶通过石门入后室，宽25.7米，进深9.57米，高15米，室内原有棺床，棺床后有壁龛。后壁并排4个后耳室（棺室），各有石门，其中中间2个门额上镶嵌有仿木结构装饰，曾出土过“故次妃穆氏”“故次妃杨氏”墓志。

周定王墓玄宫制度特殊，为隔室多人葬，或许对于明初孝陵、长陵二帝陵玄宫制度有某种反射，其结构为石基砖券、石门，玄宫宽敞高大，并且总面积超过了明神宗定陵，为已知明代帝王陵墓玄宫之巨擘。

定王陵西南之王妃陪葬墓整体为圆形，中央为实心柱，周围环以圆形拱券式甬道，其外围呈放射状分布17个独立的墓室，室前有门，门前有甬道，甬道外为券门及封门。每个墓室内原有棺床，还有绿釉琉璃瓦外椁，正中偏后为一“金井”，面积较大，棺落其上。墓中砖瓦等多为人民公社时期拉走砌仓库等所用，久毁。在封门后原有墓志一合，棺床前有小牌位式石碑，书某妃位号，多毁；靠近墓室主甬道门两旁的4个券室为空墓。

河南郑州市西南的刘胡垌乡周悼王坟园遗址前残存石刻10件，有羊、马、武将、文官各2件[9]247；现仅存石马等。此外，位于河南郑州、荥阳的周藩若干郡王墓前也有石象生或其遗存[9]247[10]129-130。

原武温穆王朱朝埨墓是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明代周藩郡王墓[11]。原武王薨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其墓在河南荥阳二十里铺乡（今豫龙镇）瓦屋孙村，王妃张氏合葬。墓室内除前壁外，画满佛教题材的彩绘壁画。东西北三面各有一壁龛，棺床石砌。

除河南禹州、荥阳等地外，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周藩郡王等人的墓葬，如周定王之庶三子顺阳怀庄王朱有烜，薨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其墓在今驻马店市上蔡县邵店乡金井吴村，王妃吴氏合葬[10]129-130。墓室坐北朝南，为五室结构，南北长15.8米，东西最宽处11.1米。该墓资料一直没有公布，仅部分出土文物见诸披露[12]。

2.唐藩王陵（南阳地区）

据清代《南阳县志》记载：“明唐定王、靖王、唐世子，并宪、庄、成、敬、顺、端、裕诸王墓均在紫山（《明一统志》《府志》、旧《志》），今山阳荒冢累累，碑碣无存。”[13]据同《志》记载，唐藩诸郡王也有不少葬在南阳城附近。

笔者曾在南阳市北郊紫山一带调查唐藩陵墓，转遍周围几座山坡和山脚及登上山顶查看，均未发现有大型墓葬的遗迹，碑碣等亦无存者。只是在山下村庄中见有明代大型墓葬常见的大青砖等，推测原来的唐藩诸王墓应该就在这一带。部分出土的明代唐藩亲王、郡王、郡主和将军、中尉及唐王府侍官的墓志，收藏于南阳市博物馆等文物保护部门，也有一些散落民间。

3.伊藩王陵（洛阳地区）

伊藩各王陵保存情况不一，封土大多已被破坏。其中伊厉王墓（即洛阳谷水西北邙山顶老井村东的东山头大冢）玄宫以大砖砌成，不计墓道全长34.1米，最宽处24米，玄宫主体为三主室、二配室结构，前、中、后三室依次排列，中室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配室，后室的后壁和左右两壁各有一个壁龛[15]。前室有石门一道，无纹饰；中室及两配室无石门，后室有木门一道，已朽。

还发现过一些可以确认墓主身份的伊藩郡王墓，如洛阳安惠王朱勉堡[16]2823（薨于天顺八年，1464年）墓、万安康懿王朱典櫍（薨于隆庆四年，1570年）墓等，都是砖砌拱券结构，均为单室。其中万安康懿王墓深约4米，墓室之南有墓道[17]。单室砖券，可能是明朝中期及以后伊藩郡王级别墓葬的固定制度。

4.赵藩王陵（安阳地区）

清代嘉庆修 《安阳县志》记载：“明赵简王、惠王、悼王、靖王、庄王墓，俱在县西北五十里；赵康王墓，在县西寿安山。”[18]除上述《县志》所载外，康王以后尚有穆王（康王曾孙，嘉靖四十四年袭封，万历四十二年薨），以及追封之穆王祖父恭王、父安王，穆王世子未及袭位而薨，穆王孙（世子之侄）袭为末王；康王以后诸王葬地缺载。

赵藩始封简王朱高燧墓见于 《中国文物地图集》之《河南分册》《河南文物名胜史迹》等专业图书著录[3]277[8]267。据称，该墓封土高约3米，周长约40米。墓室由甬道、前室、后室以及左右耳室等组成，砖券顶，石门。王陵以东约200米处有王妃翁氏墓，封土高2.5米，周长20余米，存墓碑1通。

赵简王陵在安阳县新丰乡李家坡村西南三四里，据村民讲“生产队学大寨时”被挖开，已毁。陵址为一处高岗，向东可以望见王妃土冢，在王墓左翼。墓址地面可见南北并列两个大坑，中间有一道土梁，旁边有两个小土坑，墓砖已被取走，地表有少量残碎灰砖瓦和绿釉琉璃件碎片。东南部尚有土冢残余，残高约3米。根据现场遗迹推测，此墓玄宫的结构应为前后（南北）两个主室，后室东西各出一个耳室。王妃墓现存封土为圆形，边际已被破坏，高约5米，直径约15米。封土以南为台地，其上有残碎的灰砖瓦，间有少量绿釉琉璃瓦。墓室在封土下，砖券结构，石门。门上有盗洞，前后双室，砖券顶，内抹红灰，室内大量淤土。前室约长5米、宽4米，后室规模略大，东西两壁各有两个壁龛，后壁被破坏，仍可看出原亦应有壁龛。

赵康王墓见于 《中国文物地图集》之《河南分册》《河南文物名胜史迹》等图书著录[3]277[8]267，称此陵园坐北朝南，椭圆形围墙，长250米，宽100米，高约3米，有神道罗鼓桥、寿安山石坊、石象生7对以及享殿遗迹；陵园1943年时毁于兵火。现存石象2对、石羊1只、石碑2通。

赵康王陵位于今安阳县伦掌乡康王坟村西。村民捐资建黄瓦大殿，供奉玉皇大帝，殿后为康王墓封土。民国《续安阳县志》记载：“康王坟……祠宇宏壮，约许百楹，历经修葺，依然完整。世传明清鼎革，赵藩披缁削发讹迹空门有善士王化麟者，有碑可考，捐输劝募，遂就祠宇改为神龛云。”[19]据此分析，此庙最初就是因赵康王园寝原建筑改建而成，而由赵府后裔主其事。

从康王陵园遗迹观察，神道南向，西侧尚存一石羊，宫门外西侧有二石座。门前东侧尚存一石狮，残存一莲花纹柱础，尚有嘉靖四十年（1561年）致祭碑，殿前立嘉靖十八年（1539年）祭王妃碑，东尚存一赑屃，碑已佚。殿西前侧有一残碑额。

据老年乡民介绍：赵康王陵园之宫墙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拆毁，为内筑夯土、外包砌石块结构。原有大殿等建筑于1949年以前被拆毁，幼时曾见过石人石兽，已不知原先具体数目，20世纪40年代末被凿碎做地雷用了。墓室内有积水，前后两室，以青砖砌成，起券，两道石门，前室进深约3米，后室进深亦3米，宽4～5米，两石棺东西并列。石棺内原有木棺，朱漆描金龙凤。原来的封土有现存的2倍大，高度与房屋相近。

5.郑藩王陵（沁阳地区）

郑藩始封王为仁宗次子郑靖王朱瞻埈，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封郑王，宣德四年（1429年）就藩陕西凤翔，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改封于怀庆（今河南沁阳），次年之国。

郑藩各王陵墓均在今沁阳，分散于各处。其中郑藩第四代四任王即懿王朱祐檡 （薨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墓在今河南沁阳西万乡校尉营村，玄宫砖砌，穹隆顶，宽5.8米，进深8.3米，前室中宵出土多尊彩绘泥俑，后室并置郑懿王及其王妃阎氏、赵氏三棺[3]205。第五代郑恭王卒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其墓位于山王庄乡王庄村东北，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封土高3米[3]205。

郑恭王之子端清世子朱载堉精于律算，以古代科学家之名载诸史册，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其墓位于郑恭王墓以东约1公里处，封土高2.5米，直径7.6米[3]205。该墓是已知郑藩各王墓中地面建筑保存最好的，有新修砖砌围墙及墓碑，神道长126米，宽10米，恐已非明朝制度。

6.潞府王墓及王妃墓（新乡地区）

潞简王朱翊镠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五月十五日，次年八月葬于卫辉府城西之五龙岗，其地今属河南省新乡市北郊凤凰山南麓。潞简王陵在民国时期已被盗掘一空，1978年，河南省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对该陵作了调查和测量[20]。陵园建于山前缓坡地上，分东西两个墓葬区。东墓区为潞简王陵园，西墓区为简王次妃赵氏墓园。两座陵园皆朝向西南，但略有夹角，并不完全一致。

东墓区地面建筑分为神道和陵宫两部分。

神道的最南端为仿木结构三阙四柱龙纹浮雕青石牌坊一座，额坊上镌“潞藩佳城”四字。牌坊的东西两侧各有方柱形青石雕龙望柱一根，由此往北为青石雕成的神道石象生，为石兽14对、石人1对。

陵宫原有内外两重墙垣，内宫墙现已基本无存。外宫墙全部以青条石砌成，分为前、中、后三进院落。南墙正中辟宫门（外宫门），条石砌拱券式，辟门三洞，单檐歇山顶，覆绿釉琉璃瓦。门内有仿木结构的四柱三阙石牌楼一座，牌坊两侧各有石墙向东西延伸，复折而向北衔接第二进院落宫墙，疑此牌楼为原内宫城的南墙正门，即内宫门。石牌坊以北有享殿前门（即中门）遗址①关于明代亲王陵园建筑物之名称,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卷二○三《工部·王府坟茔》条下记永乐八年定制中有“享堂”“中门”“外门”等名。见影印本《大明会典》,第5册,第2730页。，由此进入陵宫的第二进院落，中门为五间两进式宫门，单檐歇山顶，覆绿釉琉璃瓦。第二进院落的核心建筑为享殿，前有月台。从残存柱础推断，原享殿应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殿前左右为东西配殿。享殿月台下有石狮1对，左右分别竖立刊刻皇帝、皇太子遣官致祭祭文的石碑。

享殿后有条石砌墙一道，正中为单阙石牌坊门一座，由此进入第三进院落。石坊门内有石供器5件，为香鼎一、花瓶二、烛台二，5件石供器之下各承以石座，其后为石条祭案一。其北为石砌碑台一座（据说原来曾有“明楼”式建筑），上立方座石碑一块，碑阳正楷书径尺大字“敕封潞简王之墓”，碑阴刻墓主生卒年月日时。碑后为坟冢，圆形，环砌以条石，高9.35米，直径40米，内填以土，南部正中开一券门，券门内西侧有石级可以上达冢顶，墓室在土冢之下。

玄宫朝南偏西，由甬道、前室、左右配室、后室共五部分组成，石砌拱券结构。各室之间有拱券门相通，原有石门，已失。前室中间陈设石几筵，为石台案上置香炉、花瓶、烛台一副。圹志置于后室门外，志盖已失。后室正中偏后设石砌棺床。玄宫距地表深3.8米，墓室总面积185平方米。

次妃赵氏先潞简王卒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二月，其墓园结构虽与潞简王陵相似[20-21]，但不设神道石象生。陵宫有内外两重石砌宫墙，北垣为半圆形，分成三进院落。陵宫内的建筑布局与潞简王陵相似，但大多体量比较小，建筑级别低。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拱券式三洞宫门一座（在外宫墙南部正中）、四柱三间石牌楼（由此进入内宫垣）一座、享前殿门（由此进入第二进院落）、享殿、四柱三间石牌楼（左右两间以雕花石板封堵，由此进入第三进院落）、5件石供器和条石祭案、“明楼”、坟冢。坟冢包砌条石，周长130米，高10米。

赵次妃墓室与潞简王墓室相似，它的高度虽然稍逊于简王玄宫，但其前后两室的面积均大于潞简王玄宫，总面积达到230平方米，特别是甬道宽敞，其前另起隧道券，平面结构已经近似明神宗定陵式五室玄宫。

赵次妃陵宫内墙外东西两侧（与“明楼”同一纬度处），各有一座陪葬墓，称为“丫鬟墓”；地表有白石砌的圆形墓冢，下为石砌墓穴，有主室和耳室；内置棺床。发掘者推测墓主是赵氏的“随侍”或丫鬟，但从墓葬位置及规格来看，墓主更可能是潞简王的媵妾。

在今卫辉市区西北近30公里处还有一座“明潞王蔡妃墓”[3]256。据笔者调查，此墓位于今卫辉市区西北狮豹头乡的砂掌村西，处于群山之中，墓室为石券结构，前后两个主室，前室两侧各出一个耳室，结构与潞简王陵玄宫相同，但规模似更大一些。该墓早年被盗掘，盗洞犹存。村民介绍，1950年前后挖开时见有头发和残破棺板；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该墓室又被作为“防空洞”使用，墓室经改造而受到进一步破坏。

关于墓主身份，查《潞简王圹志》，朱翊镠妃嫔媵妾10余人中并没有蔡氏其人，而其他无名封之媵妾理应不可能单独享用如此规模的墓室。所以笔者推测，此“蔡妃”应该是二代潞王朱常淓之妃。朱常淓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嗣王位，崇祯时，农民军滋漫山西、河北，“盗发王妃冢”，朱常淓因奏请：“贼延蔓渐及江北，凤、泗陵寝可虞，宜早行剿灭。”[16]3649此次被盗发之王妃冢，很可能就是卫辉的这座蔡妃墓。蔡妃墓规模宏大，可能也是此潞王的寿藏。

7.福藩墓葬（洛阳地区）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兵陷洛阳，福王不听原任兵部尚书吕维祺“名义甚重、毋自辱”的忠告，“见自成，泥首乞命，自成历数其罪，遂遇害”[22]。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河南地方官及福世子朱由崧等人将常洵改葬于邙山。1924年，明福王朱常洵的圹志出土自河南孟津县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处[23]；早年还出土过《大明福藩妃王氏圹志铭》。

1983年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东花坛立交桥建设工地清理了3座明墓，三墓北邻焦枝铁路，呈“品”字形排列，其中M12出土的青砖上刻有“大明崇祯三年三月廿二日，福府瓦匠孙尚喜、张嘉猷、孙尚进、周天梁”等文字，因判定为福王家族墓地[24]。三墓结构基本相同，砖砌拱券式，由墓道、封门墙、门洞及石门、甬道、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关于三位墓主的身份，推测或为福王朱常洵之妃妾，或为其夭折子，因缺乏墓志等身份证明材料而尚不得确证。

三、河南地区明代王府、王陵遗存的基本状况分析

从前述内容来看，河南地区明代王府、王陵的整体保存状况并不甚好，极少有基本完整保存者，也没有经过全面、系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以王府保存状况而言，到明末时，河南地区应该有完好的亲王府8座（周、唐、赵、郑、崇、徽、潞、福），郡王府至少数十座。目前没有一座完整或基本完整保留下来的明代藩王府，除开封的周王府外，其他王府的遗址范围也缺乏准确的考古勘探资料。河南各王府的遗存，主要是保留了一些府邸后部的高台建筑，特别是安阳原赵王府的“高阁寺”、卫辉原潞王府的“望京楼”，基构尚属完好，一些建筑的细部装饰仍保有明代风格，实属难得。另外，洛阳的福王府尚有一段宫墙和门狮等遗存；开封周王府已经钻探出了四至范围，因其被黄河淤泥湮没，估计考古发掘条件成熟时会有重大发现。

以藩王墓葬而言，除潞简王及其次妃赵氏陵园大体保存完好（建筑遗存甚少，但基址清晰）以外，其他各地藩王陵墓已经基本没有属于明代的地面建筑，有些甚至连封土、碑刻、石象生等都早已荡然无存。郡王以下宗室成员的墓葬保存有遗迹者更少。从各地实际调查情况来看，各藩王陵墓的遗存形式主要是地下的墓室，地面封土、碑碣、石象生，还有大多已散落的圹志和墓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不少藩王陵墓或其他王族成员墓葬在地方志等明清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目前尚未找到相应的遗存，但这些线索不能完全忽视。

无论是王府、王陵，抑或其他与明代藩王有关的文化遗产，除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者外，通常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有些低级别的文保单位或文物点，只是由村“文保员”监管，这些人都是村民兼职，通常也只是每个行政村一人。

河南地区明代王府、王陵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之所以还处在一个不高的层次，主要是受到了一些“先天性”因素的限制。首先，河南在全国几个著名的“文物大省”中堪称翘楚，自史前、夏商以后，重要的文物资源多如牛毛，而明代王府、王陵不仅规模相对比较小，而且保存状况在整体上也偏差，因此很难引起足够的关注。其次，中国考古学的传统下限是明末（1644年），但在实际工作中，除一些大型的墓葬外，对元明墓葬和其他遗迹遗存长期少有关注，直到最近20年才逐渐改观。在这个不能忽视的学术大背景下，明代王府、王陵也不可能被例外垂青。另外，河南地区明代王府、王陵的总体数量比较大（“三普”中又有一些新的发现），但公布的文物保护级别通常以偏低者居多；相关文物所在地的民众也没有把这些历史遗产当作是一种文化财富，对其内涵了解不够，甚至完全缺乏了解，因而漠视。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明代王府、王陵等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1）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专业工作者对于明代王府、王陵等给予更多的关注，进而全面、准确地揭示其内涵和文物价值；主管部门量体裁衣制定有针对性的分级、分类保护政策和措施；地方政府（区县、乡镇）制定配套的政策，以保障其落实执行。

（2）从实际出发做好保护工作。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别对应着不同级别的保护标准，文物保护工作中“人少事多”是多年来的常态，甚至疲于奔命都习以为常。由于自身价值不同，明代王府、王陵的保护工作当然也不可能统一标准，应该明确遗存的文化价值分出级差，稳步推进实际工作。

（3）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加强保护工作。文物保护级别高（国家级、省级）的明代王府、王陵应该严格执行相关的保护标准；一些保护级别低，甚至尚未定级而又一时难以关照到的文物点，或可以借助民间力量加强保护。如安阳县赵康王陵，其前部被改造利用为寺庙，这显然并不是一种稳妥的保护方式，但民间在“用”的同时起到了“保”的作用，总要好于弃之荒野无人问津。如果能够处理好“保”和“用”的关系，充分动员民间力量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切实保护文物，也许不失为一种可探索的模式。

（4）加强所在地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明代王府大多在中心城市，至少是县城，其现有的地面遗迹凡已列为文保单位者保护难度相对比较小。而各藩王陵墓和其他宗室成员墓葬通常都分散在田野，保护、监管的难度非常大，建议通过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提高乡民对这些文化遗产的认识，把它们作为所在村镇的地方文化品牌、历史传承的荣耀。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变成民众自觉，讲好地方文化遗产故事。

（5）妥善处理散落民间的与明代王府、王陵有关的遗物。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和明代王府、王陵有关的遗物散落于民间，主要是神道石刻、碑碣、墓志、建筑构件等。这些东西如果能够确认是出土文物，应该通过法律等手段追回收归国有；如果不能证明其来源非法，在现有文物保护法的框架下，可以鼓励在民间适度集中，条件成熟者应该建立非国有专题博物馆进行保护、展示。但在这个过程中，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于藏品征集和推出这两个重要环节的监管不能缺位。

河南地区的明代王府、王陵是一个整体，它们前后连贯，各府之间也有一定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些是明代河南地方史、明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相关研究和保护工作能够推动强化这些文化遗产所在地周边民众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文物保护意识，行政主管部门、文博考古专业人士、归属地民间达成有效的共识，找到利益平衡点，处理好切实保护、合理利用、转借他用的关系。最终使这些历经劫难的历史文化遗存能够通过不同的、恰当的形式，尽可能长远地保存下去，永久传承；至少不再出现人为的破坏。

本文为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2011年度首批课题 《河南地区明代藩王府邸、陵墓遗存调查》（G2011-05）的中期成果。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172DA26）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