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航 刘莹莹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48)

票号起源于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坊。随着贸易逐渐繁荣，白银押送日益频繁，镖局业务缺陷日益显著,加之押运费用很高，银两运现已经不能适应，这就为票号的产生起了催化作用。从1823年左右，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产生。到20世纪初，山西票号已经在各地设立35处分号，分布在23个不同的商业城市里。票号鼎盛时在全国总分号的数量达500家。直到民国初期，由于各种原因，票号业开始衰退，票号陆续倒闭，著名的日升昌于1923年歇业。随着西方资本金融银行业的兴起，日昇昌票号由盛转衰，百年风雨业绩辉煌，凝晋商之精，创金融之始，为世界金融史的发展掀开了光辉的一页。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使得票号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在中国金融业的历史舞台上独领风骚近百年。

1 先进的产权制度

1.1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西方的两权分离理论其实在中国早期就得到了实践运用，山西票号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就主张东家出资，掌柜经营。东家对票号的盈亏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经营者负责票号的整体运营以及判断决策，同时东家不得干预经营者的管理决策，这使得经营管理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需要看财东的脸色行事。

1.2 经理全面负责

两权分离制使山西票号的经理层成为总分号事务决策与管理的权利中枢。在两权分离的背景下，经理层完全自行做出独立决策，决策收益与东家共享，虽然利益共享，但风险并不共担，这无疑增加了票号的经营风险。

1.3 顶身股制

俗称“顶生意”，即除了票号的财东外，其余的伙计、经理等不出资本，每年在获得基本工资的基础上，根据其工作业绩勤恳程度可以顶1厘到1分的身股。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尤其至20世纪初，身股数超过银股数已成为普遍现象，导致银股股东在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况下能得到的利益被稀释，其弊端也逐步显现。

1.4 山西票号产权制度发展规律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产生了两权分离的需求，两权分离明确的权责利机制有助于明确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关系，使得票号在初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也为所有者带来了利益。早期财股所占比重较大，这种产权结构相对来说较为合理，并且“顶身股”制有效的激励了经营者。但由于经理阶层负责管理票号所有大小事务，没有实现集体决策，经理自身很容易丧失对竞争环境的敏感度和适应能力，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员工创新的积极性受到打压，从而错失创新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山西票号的产权结构演进我们发现，最初两权分离以及顶身股激励对于票号的经营和发展来讲是一个正向推动力，但长此以往，明晰的产权结构背后是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可能导致独裁的管理风格和局面。

2 公司治理

2.1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层层选拔，精心锤炼

2.1.1 山西票号用人的谨慎原则

首先，对于职员的身份背景有很严格的要求，在身为山西同乡人的前提下，需要由当地名门望族加以推荐，票号还要对其家庭背景以及本人经历加以核查。如若后期职员产生舞弊或者其他违规行为时，要对其保荐人采取连带责任追究。其次，对于职员的具体选拔程序也是相当复杂，一般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考察判家教，笔试定修养，面试看能力，推荐人担保，合格请进。

2.1.2 山西票号对人才的精心培养

山西票号对于伙计的选择十分严格，必须是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成功入围的伙计要经历3年的考核期，按照现代的观点，亦称为“实习期”。三年学徒期满进入2年的“见习期”，主要的工作就是跑街串巷，打探行情，誊写信件，如果这五年均通过考核，才会转为正式的伙计，由此可见，票号对于人才的选拔是何等的严苛。经过这样阶段性的培养，不仅锻炼了代理人的能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现代委托代理理论中出现的各种诸如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值得现代企业学习。

2.2 内控制度：重重约束，纪律严明

为了杜绝员工出现监守自盗、以权谋私等不当行为，山西票号对内控制度重重约束、纪律严明，不仅有宗法担保机制，还有铺保和号规的双重约束。

2.2.1 宗法担保机制

山西票号雇佣的员工基本上是本地人，外地人一律不予雇佣，员工基于乡里关系可以做到对票号的绝对忠诚，勤恳负责，克制自身惰性。同时，一旦员工出现问题，意欲出逃，家族将会遭受唾弃，声誉受损，这让员工一直背负一定的思想压力，不敢有所保留。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宗法担保机制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起到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近代西方金融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不断渗透导致山西票号走向衰亡的一大诱因，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人才流动管理以及拒绝接受先进的现代管理思想，晋商管理思想百年不变，抱残守缺，以致屡失创新时机，最终让山西票号走向了覆灭。

2.2.2 铺保制度与号规约束

为了加强职员的责任心，山西票号实行严格的铺保制度。每一位经理人必须有一位财力殷实的保证人，如果经理人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全部责任，如果保证人在担保的过程中丧失了财力支持或者撤保，经理人就必须迅速寻找另一位保证人，否则该经理人很有可能被停职。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分析，号规指的是山西票号内部制定的一套制度规章，对员工各方面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确保员工具有较高的职业操守，以保证票号良好的形象和持久的收益。号规一旦制定，任何人不得违反，违者将予以严惩。正是这种严苛的号规约束，让山西票号得以良性运转上百年。

2.3 经营制度：产融结合、混业经营

具体形式即由同一个财东在多个商业贸易领域投资开设各自独立经营核算的商号，同时在金融领域广泛开设票号、账局、钱庄、银号等各类金融机构，商号与票号等金融机构信息共享、业务互通，形成互为策应、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保证整个金融机构体系共同提升。

3 资产管理体制

3.1 政府势力与信用力量的博弈

民营企业出身的票号经营官银虽然一直受到非议，但并未受到明令禁止，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票号对政府利益输送与形象公关，但主要是票号向政府提供了满足其需求的全方位金融服务，票号中的垫付和放款与今天银行贷款和信用卡业务十分类似，符合银行业的发展规律和价值创造，票号在为政府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自身也因为经营官银而得到信誉上的提升，即受到政府的支持，又产生隐形信誉，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3.2 强权利益与信用尊严间的徘徊

票号与政府脆弱的合作关系基础是私下的结交关系，而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平等契约精神，票号在此合作关系中处于依附和不平等的弱势地位，没有法律和制度的根本保障。政府放款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但大额的政府存款可带来品牌和利润的双重回报。

3.3 信用货币时代的政府监管

在票号滋养和培育下的商业文明在两个世纪以来得到快速发展，大量金融工具在这一期间被创造，这其中就包括代用货币和准信用货币，经过后续的量化计量和价值运用最终形成以国家信用担保为基础、以法律保障为手段的信用货币，以票号为首的金融机构产生愈来愈广泛深远的影响，政府对其采取法律监管也成为必然。

4 管理层创新

4.1 管理层与治理层股权结构创新

山西票号早期的“银股和身股”制度使得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保证票号的独立，公正运行，使山西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的“华尔街”。但是这样的股份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适应后期中国社会环境。第一，票号内部权力不能均衡，银股(资本投入者)持有者享有权力的同时承担责任，而身股(劳动投入者)持有者只享受权利，不承担责任。导致票号掌柜降低了对经营安全的考虑，当遇到无力解决的问题时一走了之，由银股持有者承担责任。这为晋商后期的衰败埋下隐患。第二，各票号各自为政，只关注自身利益，视其他票号为敌人，很难产生向心力，导致其抵抗风险的能力降低。

4.2 管理层竞争环境适应性创新

纵观票号发展史，推动票号从兴盛走向衰败的战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山西票号承办公款的汇兑业务开始了与清政府的第一次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第二次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次，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合作愈加紧密，帮助清政府处理赔款借款的汇兑工作，迎来鼎盛发展的第二个关键时期；然而，在第三次辛亥革命，山西票号没有认清时局，并没有在这次战争中捡到任何便宜，而是自此之后逐渐没落。面对竞争性的环境，山西票号没有把握时机作出创新改变，仍然采用原始的管理方法和用人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因此被社会淘汰也实属必然。

4.3 制度创新时机的把握

山西票号有三次大的机遇向现代银行过渡，但均因各种原因而归于失败，第一次(1896-1904)官商合组银行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山西票号不为所动；第二次(1908-1909)蔚丰厚京都分号经理李宏龄提出合组银行并作出行动，但受到总经理阶层阻挠半途而废；第三次(1912-1916)各分号意识到危机感准备筹资合组银行，但因国外资本银行的介入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署，政府已无力为票号提供隐性保护，最终以失败告终。山西票号对于预期收益的反应迟滞是错失制度创新时间的问题所在。

由此看来，对于制度创新的把握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时机很重要，在企业拥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和人脉实力时是制度创新的黄金时期，错过这一阶段，很难再对制度有所创新；另外，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要始终具备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对市场变化保持最敏捷的观察和最快的决策，坐享其成的等待被动式改变是绝不可能拥有制度创新的时机的。

5 启示

笔者认为，山西票号的发展历程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现代企业仔细学习和推敲的。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有很多做法是山西票号曾经使用过的。例如山西票号的“东伙制度”与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组织制度；山西票号为经理设立的“损失赔偿准备金”制度与现代高管人员的“责任保险制度”等等。通过对山西票号相关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比较，如果我国企业能真正能领会山西票号发展之精髓，从发展的角度创立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模式，必能使我国金融经济屹立世界前列。

[1] 朱琳.劳动力资本理论视野下的山西票号顶身股制度及启示 [J].商业时代,2013，(16).

[2] 赵保富.票号经营与政府管理的博弈 [J].金融博览,2012，(06):17.

[3] 刘战武.山西票号经营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3，(02)：93-96.

[4] 田文.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法人治理[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