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静怡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航站楼三层的一家餐厅里，旅人裹着大衣匆匆走过，没有人驻足，注意到墙上那幅壁画。壁画的五分之一已被吊顶遮挡，东南一角有些许脱落，呈点状斑驳。在烟熏中，东面的主体部分色彩已经日益暗淡，反而衬托着东南面的三个沐浴裸体形象色彩鲜明亮丽。

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今看起来是如此稀疏平常的人体艺术，当年却备受争议，甚至惊动了国家领导人。这幅高3.4米，长27米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邓小平亲自给过意见，李先念点评过。

归来

1978年，袁运生终于回来了。他兴奋地背着一米宽的画板，画板里夹着很多画，还拎着两个大包，里面全是白描稿，那是他在云南写生的成果，也是后来机场壁画的灵感来源。

此前，他饱受政治运动的困扰，1962年，他被分配到长春工人文化宫画宣传画。1976年，袁运生摘掉了右派帽子，拿着朋友费正给自己的300块钱到云南写生。

这时候，中国的艺术氛围正在发生变化。1979年3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十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美术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并呼吁为著名画家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江丰等人恢复名誉，在会议上倡导艺术民主，人们开始看到希望，美术创作一点点解禁。

袁运生在云南的写生白描画引起了美术界的注意。1978年，他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受邀参加机场壁画创作。这是1949年后，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有关部门对此非常重视，连画画的丙烯颜料都是法国进口的，颜料画完后，还特意派专机带两个学生到上海购买。画家们集体住在首都机场四层宾馆，和飞行员吃一样的伙食，每天早上6点一辆大巴就会把他们拉到机场创作，从早到晚。

袁运生邀请了费正、连维云两位画家一起参与创作，还有三个刚考上大学壁画系的学生作为实习生，每天有用不完的创作欲望，夏天晚上，蚊子特别多，他们就用橡皮筋把衣服袖子和裤脚扎起来接着画。

“都是踢里秃噜的，邋里邋遢的，也不讲究。那会也没什么好衣服，因为国外的一些时装还没进来，老师学生都没钱，也没有精力去享受这些东西，是个物质非常匮乏，但是精神都特别亢奋的时代。精神上都解放了，人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袁野说。他是袁运生的儿子，当年才12岁，据他回忆，每天父亲带着一身颜料回家，也不休息，铺开画纸接着画。

“袁先生画兴奋了，经常半夜三点咚咚地敲门，喊我们一起去看画。”当年的学生韩眉伦说。另一位学生耿旭则记得，袁总是抓紧一切时间画画，“他认为嗑瓜子就是浪费生命”。

就这样，这幅壁画从春天画到了秋天，韩眉伦负责画裙子的部分，几乎所有部分都已完工，她发现壁画东南面两个女孩的裙子还没有画上，于是追问袁运生打算画什么样的裙子，她去找图案，袁运生笑而不语。

韩眉伦回忆道，当时就觉得，“袁先生在酝酿一件大事”。

解禁

1978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机场大楼清场，所有人都去开竣工大会，开会开到一半，韩眉伦发现袁运生正在扯她的衣角，小声说“走，走”，学生耿旭和曾小俊见此也悄悄跟上。

“我问袁先生怎么没叫费老师和连老师，袁先生说，就别叫他们俩，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件事。我就知道他可能要画裸体了。”韩眉伦说。

“因为人多，传言就多，事就多。我就想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跑去把那个画了，因为这个事情在当时比较敏感。”袁运生回忆道。当时机场大楼门都锁着，袁运生带着学生绕过机场大楼找到一个两米高的窗户，沿着脚手架跳了进去。

整个机场候机大厅就只有他们三个人，韩眉伦至今觉得那是最精彩的一次观摩，”袁先生现场画，一笔没改，飞快地画完了，就半小时，我们都屏住呼吸。”

为了这半个小时，袁运生想了很久。“（画之前）我没有和谁商量，”袁运生说，他觉得中国艺术，必须要过人体这一关，尤其是公共建筑，“不然中国永远觉得好像画人体就是件不得了的事情，老迈不出去这一步。”

虽然中国已改革开放，但那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年代，别说裸体壁画，即使画人体模特都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画家范迁在《七十年代》一书中写道：“在那些假正经的年代里，画人体是个大忌，弄不好很容易被抓个‘流氓……但要做大画家不能不画人体，只好在夏天关紧了房门拉紧窗帘，对着镜子画自己，小室里密不透风，热得汗如雨下，差点昏过去。”

袁运生就曾有过类似的遭遇。他在1962年创作的一幅壁画，因为没有按照标准的苏式画派画画，被批判“丑化劳动人民群众”，后来那幅画被拿去当乒乓球桌，最后在鸡窝中找出来，已经遭到严重毁坏。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耿旭他们考上了工艺美院，人体艺术开始慢慢解禁，人体写生课恢复了。可是，在公共场合画裸体壁画，还是一件没有人敢突破的事情。

有了之前的教训，袁运生在创作初期有了警惕，为了通过审批，他特意在线描稿上在两个女生的胸部以上及膝盖位置加上两条线，看似穿着衣服，为后来作画做准备。而且特意选择九月底画，因为十月一日就交工了，即使上級有意见，也没有时间再改。

“当时我也知道这件事非常敏感，但因为七九年时气氛是很好的，谁也不想做一个干预别人创作的领导，都不太清楚开放应该怎么样，谁都不想做压抑别人的事情。” 袁运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道，当时他就想搏一下，“我觉得这一步中国应该迈了。不能画画连个人体都不能创作，太落后了”。

《泼水节》局部

浪潮

想搏一下的不止袁运生一人。从1978年思想解放开始，艺术家们关于艺术创作、人体创作的尝试和对艺术自由边界的探讨就没有间断，如果把袁运生的尝试看作一条小溪，其他艺术家的创作就是从各地涌来，形成一股浪潮。可是保守势力的浪潮一样非常强大，在1979年的中国，两股力量形成风暴。

1979 年 6 月，雕塑家唐大禧创作了著名雕塑《猛士》，一位裸体女子骑在骏马上，用尽全身之力，拉弓释放。当时观众认为有失风化，导致作品不能参加全国美展。就在袁运生机场创作壁画的同时，1979年9月26日，相隔30公里，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栅栏外，几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筹备了展示西方绘画技巧的“星星画展”。结果，两天后画展被有关部门取消。这些人不断抗争，才争取到在北海画舫斋继续。

随着看画人数的增加，机场壁画的裸体部分引发了争议，甚至有声音说，要把画铲掉。

最后对于《泼水节》的讨论，一度上升到要一个民族还是要一个袁运生的高度。“这是个挺可笑的说法，这是两个对等的东西吗？”袁运生说。

时任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知道后，想了一个办法，暂时先用纸糊一下，等邓小平看完再说。

1979年10月初，邓小平真的来了，“他把手一举，我看可以嘛！”袁运生回忆道，听到这句话，自己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李先念在旁边补了一句：“中国人就是少见多怪。”

“有了邓小平的肯定，这张画变成了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袁运生说。这幅画，也让全国各地美术界的人看到了曙光，专业报刊开始尝试刊登更多的人体艺术作品。但民众的思想刚刚从禁锢中走出来，对人体艺术没能那么快地接受。

《美术》杂志曾经开展过关于人体艺术的讨论，结果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批评。有人反问，“难道欣赏屁股、乳房……就是贵刊的‘现代化吗？”

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官方对于裸体的态度依旧摇摆。韩眉伦有次回机场，发现裸体部分用帘子遮了起来，后来耿旭再去，就发现被三合板遮起来了。画家费正上着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声传来，让他去给裸体画上裤子。

“我要去加了裤子，就是背叛了袁运生了，背叛了自己，哪有加裤子的？我表现的是艺术，”费正回忆道，“这个事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甚至在国外影响很大，盖起来，让国外怎么看改革开放的中国？”

1982年，袁运生去了美国，此后十多年往返中美之间，下飞机的第一时间也是去看看那幅画。如今袁运生把这些年的波折看得很淡然：“你不能太理想化地生活，一点经受不了磨难，那就不行。中国社会你得有足够的准备，面临各种不同的困難。“

1990年9月，北京要开亚运会，袁运生的哥哥、清华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接到任务，让他看看壁画《泼水节》是否需要修补，他趁机建议把挡板拿掉，机场负责人同意，于是画上的三合板就被拿掉了，仅用半天。渐渐地，这张曾经引发巨大争议的壁画成了人们眼中的寻常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