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莉

内容摘要：方广锠先生《王道士名称考》一文披露了一份敦煌遗书的新材料，封面有疑似王道士本人书写墨迹，其中“福琳”方先生认为是王道士的俗名。本文从语言习惯、断句规则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福琳”并不是王道士俗名，而是另一位佛教人士。

关键词：王道士；福琳；方广锠；献疑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5-0125-03

Abstract： FANG Guangchangs article“On the Name and Titles of Taoist Priest Wang”marked the publication of a new set of Dunhuang research material， on the cover of which there is an ink writing thought to have been left by a famous Taoist Priest with the surname of Wang. Mr.Fang considers the name of“Fu Lin” to be the secular name of this priest， yet by analyzing the codes of language and rules of sentence punctu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Fu Lin”is not the name of Taoist Priest Wang but rather that of a Buddhist monk.

Keywords： Taoist Priest Wang； Fu Lin； FANG Guangchang； doubt

近读方广锠先生《王道士名称考》[1]，不胜欣羡。从方先生的精深考据，我们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王道士生前对自己名字的书写方式是“王园禄”。在此基础上，方先生顺次披露了“日本龙谷大学所存原始资料一种”的封面和末尾。此资料的珍贵自不待言，方先生也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作为敦煌学研究的临羡者，本不敢妄语，但其中也有一些属于通识性的范畴，后学愚钝，仍有若多不可解之处，不揣浅薄，问道一二。

由于笔者的疑惑主要集中在方先生对封面的解读上，此不避繁赘，抄录如次：

大唐高祖皇帝主国功万万年立。∕

三千玉[未*且]（祖）【平（贫）道】王园禄法师福琳呈（乘）佛道在（再）在（再）来立位。∕

方先生认为：此封面是王道士为自己所立发愿牌位的草稿，它提供了王道士的俗名，即其中出现的“福琳”，此撷一段试分析之。

下面的“平（贫）道”两字只能是王道士自称，不可能有其他任何解释。“王园禄”三字，与前述王道士在世时所用的姓名完全相同，说明这些文字的书写时间为王道士生前。至于“福琳”两字，按照牌位的书写格式，只能是“王园禄”的又一个名字，也不可有其他任何解释。如果我们承认“园禄”是王道士出家以后的法号，则逻辑的结论就是：“福琳”两字是王道士出家以前的俗名。

前半段论述的确，但遽然认定“‘福琳两字是王道士出家之前的俗名”则未必然。

第一，笔者认为，王道士自然有俗名，但这俗名并非“福琳”，而正是其自称的“园禄”。

作为一个出家的道士，王本自称“王园禄”，但身后其弟子讳改为“园箓”，到目前，“‘王圆箓这一称号似乎有越来越定于一尊的趋势”[1]112，这些方先生已经考据确凿。究其原因，还是“王园禄”这个名字的世俗色彩实在太过浓厚，实在不像道士的缘故。其名字更改的过程，也是逐渐增加道教色彩的过程。所以，有理由怀疑，“王园禄”本身即是王道士的俗家名。道士用俗家名行世，并不鲜见。

之所以说“王园禄”是俗家名而非法号，是因为王道士另有法号。在方先生提到的王道士故世后形成的二种原始史料之一——《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中明确提到王道士法名是“法真”。该墓志名称并非后来材料收集者所撰制，而是墓志原题。首句即曰“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2]考虑到墓志对个人信息记载的重要性，此说似不应忽略。在后来一些研究和介绍中，也广泛采用了这一说法：

于是他（指王道士）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士，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较有名的道士，给王道士起了个道号，叫法真。[3]

（王道士）另有一个正式的法号——法真。[4]

第二，“【平（贫）道】王园禄法师福琳”的句读问题。

从上引段落知，方先生认为“贫道王园禄法师福琳”是一个完整词组，都是王园禄的自称，其中王园禄是本名，福琳是俗家名。

笔者认为，此词组应句读为：贫道王园禄、法师福琳。

首先，从习惯上来说，国人自称用谦称，对人用敬称。所以，这里王道士自称“平（贫）道王园禄”是没有疑问的，“贫道王园禄”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自称结构，既然已自称“贫道”，又何赘一“法师”？另外，“法师”一词虽常见，但却是一个敬称，更像是称呼他人。我们很难想象，王道士自我介绍说“我是王园禄法师”云云。所以应断“贫道王园禄”为一个单元为是。

其次，“法师”更多地用于对僧人的称呼。以《景德传灯录》为例，检索可得到44处“法师”，都是称呼僧人。而福琳，也更倾向于是一个僧人的法号。唐代就有僧人法号“福琳”，又有“释法琳”、“释慧琳”等。所以“法师福琳”应断为一个单元。这“法师福琳”并非王园禄自指，而是与王园禄同注芳名的另一个僧人。

那么福琳为什么在注名上不使用谦称如“贫僧”之类呢？从笔迹可以看出，此行字的书写出自同一人之手，方先生判断其应为王园禄亲笔书写。那么，可以猜测，道士王园禄和僧人福琳共同发起了这次的立牌位之行动，而王园禄无疑是主导者或者是首任者，在打草稿添注姓名时，王园禄就越俎代庖，把两人的姓名一起写了下来，因出自王园禄口吻，所以自然对福琳用敬称。而两人一僧一道，也正契合后文的“佛道”之语。

在分析中，方先生注意到牌位行文的格式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平（贫）道”二字横写误导了先生，以为以下部分都在此二字的统领之下。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到，王园禄是一个质朴的、有一定情怀的乡野道士，他纯属偶然地接触到敦煌藏经洞这样的文化宝库，但并不能改变他文化水平不高的事实，所引书写上随意使用别字已经可见一斑，那么对他在书写格式上的严格性也难以有多高的期待。

另外，“呈佛道”的“呈”字，方先生解读为“乘”，意或指乘佛道之愿力。考虑到这是一次为“大唐高祖皇帝”立牌位的行为，似应仍还原为“呈”，解释为“呈报”，意即将大唐高祖皇帝之功呈报给佛道听闻。而以下“在（再）来在（再）来”，方先生解释为：“莫非这位虔诚的宗教徒希望下辈子投胎，再到莫高窟，重修千佛洞，完成此世没有完成的事业？”似亦流于无稽。要知“再来再来”，是佛教常用语，王道士发愿心为大唐高祖皇帝立此牌位，或可理解为意在招魂，期待他的祭祀对象，能得到佛道的允许，再来世间，得享香火。“再来再来”的重复，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的呈现。

综上，笔者认为，方先生发布的日本龙谷大学藏敦煌遗书封面上的“福琳”并不是王园禄道士的俗家名讳，而是与其一同主持法事活动的另一名僧人。这位与王道士同时期在敦煌活动，有名号、有身份人物的出现，对敦煌研究或有助益。

参考文献：

[1]方廣锠.王道士名称考[J].敦煌研究，2016（4）.

[2]敦煌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敦煌市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660.

[3]沙武田.藏经洞史话[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1.

[4]龚莉.敦煌史话[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