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强 王迎春

[摘 要]特朗普政府的前期执政表现——断然退出“亚太再平衡”的主要经济手段TPP——看似为该战略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不可否认的是，“亚太再平衡”背后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美国不太可能骤然放弃亚太霸权地位带来的隐性红利。即便现在美国在措词上有所调整，或者在战术层面上提出了替代性措施，但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背后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仍将得到延续乃至强化。

[关键词]现实主义；“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离岸平衡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61-07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前任的奥巴马政府在全球大战略层面上所做的重大调整，自首次推出至今已过数载。2011年11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大学发表演讲时抛出了“转向亚洲”（Pivoting to Asia）的战略理念。 随后，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当年的香格里拉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 但实际上，早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就曾经高调宣称，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并反复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在南海和东北亚的频繁动作基本上遵循了“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规划。该战略的核心要点，就是要将美国未来的战略重心置于亚太地区，以应对美国外交逻辑中的亚太“失衡”。相对于此前的“重返亚太”战略，“亚太再平衡”在措辞上更为直接和露骨，更加强调军事手段的主导作用——美国计划在2020年以前，将其海军60%以上的兵力部署到亚太地区。[1]考虑到美国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一比例是非常惊人的。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一直将战略重心放在中东（全球能源中心，同时亦是对抗苏联的前线），从未进行过如此大跨度的战略转移。所以一时间，该战略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关注，其中的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后存在着明显的遏制动机。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断然退出了作为“亚太再平衡”主要经济手段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这是否代表美国将会放弃“亚太再平衡”的整体战略诉求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退出TPP只能表明新任美国政府已经认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实现“亚太再平衡”的既定战略目标，但并不能表明美国政府从行动上承认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失败。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行为转变为脉络，将“亚太再平衡”置于美国国家大战略的宏观框架下进行考量，从而进一步厘清其战略诉求，并分析其背后的现实主义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对未来的亚太地缘政治前景做一粗浅的预判。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逐渐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号超级大国。上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采用“楔子战略”分化中国和苏联，[2]（ 68～105）力图避免东北亚权力结构的失衡。上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逐渐感到遏制苏联力不从心，所以果断同中国接触并最终建交，得以继续维持欧亚大陆的均势。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主要对手和地区“不平衡”因素——苏联终于不复存在。随后，美国经济在一系列促进措施的激励下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占据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绝对优势。环顾世界，美國似乎再也找不到实力相当的对手。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军事实力大幅上升。这让美国隐约感觉不安。于是，在1993年，美国提出了可称之为克林顿版“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主要致力于继续维持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军事联盟。同时，该设想还计划：加强与东盟之间的战略联系， 从而保证能够随时使用东南亚的军事设施；将国防预算削减主要集中在欧洲而非亚洲；在亚太保持至少15%的军事力量存在等等。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亚太地区形成权力真空，并杜绝新霸权力量的出现。[3]（57）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其实早有战略重心东移的准备。此后，1996年台海危机的发生让中美关系跌落谷底，美国对中国的实力上升更加关注和警觉。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其保守主义的外交思维显然无法容忍美国外交逻辑中的国际秩序的变化，而维护亚太地区的“秩序”则是首当其冲。但是，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彻底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将美国拖入了反恐战争。一方面，中国对于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态度从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因为“台海事件”和“轰炸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而破坏的中美关系，使得小布什政府一时找不到理由继续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原因，美国确实也没有多余的力量投放到亚太地区——不但原来打算集中到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无法抽身，连亚太地区原有的兵力也被抽调大半，如，驻韩第二集团军只保留了一个旅，另一个旅被调派到伊拉克；[4]驻日美军（特别是空军）也大规模地被抽离。[5]因此，2003年至2012年的十年时间里，美国在西太平洋基本上采取了守势，以不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应为第一要义。中国也因此而获得了十年的快速发展时间。

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以后，美国基本肃清了对于其本土有威胁能力的恐怖分子，如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等；对于中东和北非的所谓“失败国家”，美国实际上已基本放弃；再加上页岩油气和新能源的发展，美国对于中东能源的依赖程度下降。此时抛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于美国来说，既可以为从中东的泥潭中抽身制造理论依据，又能实现战略腾挪，从而遏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崛起尽管美国政府试图将其包装得看上去不那么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但实际上“亚太再平衡”是针对中国的。苏联解体以后，作为其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无论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全球影响力等各方面都已无法再继续与美国抗衡。2015年，俄罗斯的GDP仅为美国的十三分之一，军费投入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且还在逐年下滑。美国已不再将俄罗斯当作是体量相当的对手。相反，中国的GDP接近美国的五分之三，军费投入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一，并且还在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可谓是一举两得。

二、“亚太再平衡”的现实主义逻辑

“亚太再平衡”的出台显然是由于美国国内泛滥的“中国威胁论”的推动。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现实导致国家无法指望某种制度、秩序或其他国家来保护自己，只能自助；而国家之间意图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国家普遍具备进攻能力，导致了国家间总会互相恐惧，生怕自身遭受别国的攻击。中美之间便是如此——双方都拥有巨大的常规武力；都拥有核武器远程攻击的能力以及二次核打击能力；都有广阔的领土提供战略纵深发展，抗打击能力很强。尽管中国在整体实力上弱于美国，但是，中国依然有足够的进攻能力给美国造成巨大伤害。所以，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下，中美之间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相互畏惧的心态。

时殷弘将美国对中国的忧虑和畏惧归结为五个方面：第一，美国忧惧中国战略军力的突飞猛进和战略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第二，美国忧惧中国冲击美国的重要盟国，特别是美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军事同盟——日本。第三，美国忧惧中国会逐渐修改国际经济规则。第四，美国忧惧中国所谓的国际战略联盟，特别是中俄之间在军事和战略领域急剧增进的合作。第五，美国对中国国内在它看来鼓励大众民族主义的纲领、政策、官方声明和教育的忧惧。[6]在这五点当中，美国对于中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上升的忧惧是最首要的。所以，相应的，军力配置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布局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因为军事实力是免于恐惧的最直接手段。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还认为，国家的生存本能和国家的理性倾向导致了国家总会追求权力最大化，也就是霸权。因为取得了霸权，就成功地实现了安全的最大化。同时，取得霸权以后，国家将通过一切手段维护这种霸权地位。因为，现有体系是对霸主最为有利的体系。为了追逐霸主地位带来的权力最大化，以及权力最大化带来的安全最大化，国家会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亚太再平衡”战略正是这种现实主义霸权思维的自然延伸。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手段，尽可能地拖延新兴大国——中国的上升步伐，使得中国不但无心，而且无力对美国的地位发起挑战，从而维持美国自身的霸主地位，获得“绝对安全”。

大国之间首先是彼此怀疑的，即使大国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非常之完善，也不足以打消彼此之间的疑虑。按照这种理论的推演，中国实力的上升无疑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于是，美国本能地需要做出一些行动来限制中国实力的上升以维护自身的安全。而美国的这些动作反过来又使中国感受到了威胁——比如，中国的分析家和战略决策层普遍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后存在着遏制动机。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遏制动机，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扩充军备以应对美国的遏制。这看上去又进一步坐实了美国对于“中国威胁”的指控。

这种负面的互动常常会使双方陷入相互怀疑的恶性循环，不断地在“安全竞争”和“互信困境”的怪圈中挣扎。安全的稀缺性与霸主的排他性导致了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这也是中国近年来所提的“和平崛起”以及“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不为美国所接受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亚太再平衡”战略既是美国怀疑中国战略意图的集中表现，也是美国因恐惧中国实力上升而做出的战略回应。“亚太再平衡”的出台实际上表明，崛起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已经达到了可能打破地区均势并进而在亚太乃至全球挑战美国权力的水平。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霸权护持

如上所述，霸权国天生具有维护现状的本能。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当然也不例外。从本质上来说，自冷战以后，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西半球的唯一霸主，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论证，由于各种因素，全球霸主的目标难以达成，而地区霸主则是相对较为现实的目标。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已经是西半球事实上的霸主，但还不能主宰东半球，因此，美国不是一个全球霸主。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美国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全球霸主。美国奉行的一直是霸权主义的大战略。[7]（3～15）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无疑是霸权主义战略的延续和霸权护持政策的体现。

美国需要护持的霸权现状，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美国在亚太和全球的领导地位

美国从不讳言，自身战略调整的目的就是要“維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比如，2012年1月5日美国白宫就曾公布过一份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报告。

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众多，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均非常紧密。同时，美国还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多个军事基地。如果从权力和影响力的角度来看，的确可以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地理上不在亚洲的亚洲大国。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分化瓦解了东半球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权力结构，代之以一种美国主导的多边平衡机制。考虑到亚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和力量分布，这种“平衡手”角色无疑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佳选择，也是美国保持其亚太领导力的关键。

“平衡手”角色能够延续的前提是地区均势的维持。如果地区均势被彻底打破，那么，美国也将无法透过“平衡手”角色发挥其对亚太的领导作用。所以，作为东半球的中心之一，亚太地区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规划中一直都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亚太再平衡”的提出，则将这种重要性提升到了全球战略的高度。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从未离开过亚太。美国之所以将“重返亚太”的措辞改为较为准确的“亚太再平衡”，部分也基于这一考虑。

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这种均势出现了变化。在美国看来，亚太地区已经因为中国的快速上升而产生了“失衡”，如果不主动加以干涉的话，这种“失衡”还将放大到全球，并进一步危及到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所以，亚太地区的现有“秩序”直接关系到美国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任何对于亚太现有格局的修正诉求和打破地区平衡的潜在威胁都将会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

（二）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

所谓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主要包括金融体系与贸易体系两大有机组成部分。前者的核心是美国资本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主宰以及美元在国际金融结算中的霸权地位；后者的核心则是一系列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无疑是美国保持经济霸权的最有力武器。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就变成了一种“只靠美国军力和地缘政治实力支撑的不兑现货币”。[8]（8）而美元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给美国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并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两者呈现了一种相辅相承式的共生关系。美国能够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获得全球商品的定价权，控制和影响全球市场，控制汇率变化，并利用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和倒逼机制，迫使其他经济体配合其政策，从而为其实施全球战略创造条件。[9]（ 61～66）所以，美元霸权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上有可能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的货币，如日元、欧元乃至黄金等等，都会遭到美国的打压，最终无一成功。

中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主权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其经济规模并不相称。最近几年来，人民币也在寻求国际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而美国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则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打开中国资本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人民币的崛起会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10]（99）

在保持美元统治地位的同时，美国还需要保持对于世界主要贸易体系的有力控制。体现在亚太地区，核心问题就是，亚太贸易自由化到底是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以美国为中心。[11]（ 70～72）过去，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贸易体系，WTO（世界贸易组织）无疑是受到美国的有力控制的。美国在亚太也主要通过WTO来实现其经济目的。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并且逐步在WTO体系之内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对于WTO的控制力开始不可抑制地下降，美国通过WTO在亚太贸易上可发挥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所以，美国不得不再一次另起炉灶，加入TPP。

美国加入TPP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在亚太贸易中逐步抛开已被中国利益所捆绑的WTO，转而采取另外一套更容易为美国所掌控的经贸体系；二是避免自身在亚太贸易体系中被边缘化，维护美国在亚太的贸易主导地位；三是为了给中国设置新的贸易准入障碍。实际上，在TPP的框架之内，美国在短期经济利益上也将承受一定的损失。但是，美国加入TPP带给中国的损害无疑将会更大。所以，TPP的政治目的远远超过其经济目的，它是中美两国在亚太区域的贸易主导权之争的集中体现。

（三）美国对于全球制海权的掌控

相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在地理上具备成为“平衡手”的先天优势。敌对国家很难从陆地上对美国本土发起大规模的攻击，两次世界大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北部的加拿大和南部的墨西哥既没有进攻美国的愿望，也没有进攻美国的实力。所以，美国几乎没有陆地上的敌人。相应的，美国不需要维持庞大的陆军，而只要专注于大力发展海军，控制海洋即可。

如果某个国家试图进攻美国，那么只能依靠两条路径：其一是海上攻击；其二是远程武器实施打击。这两种打击的效果都不会太好，前者受制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阻隔以及美国对于制海权的掌控；后者则会因为美国本土导弹防御计划而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在军事科技发达到完全无视水体阻隔作用之前，美国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相应的，制海权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海洋思维也贯穿了整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部署，具体表现在：利用遍布东亚和东南亚的海军基地作为战略依托和力量投放的基点，强化海军对于局部战场的控制作用；利用两条岛链围堵中国到太平洋的通道；在南海以航行自由为名干扰中国的海洋战略布局，同时加强航空母舰编队对南海的控制；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应对导弹攻击等等。以上这些动作的主要目的是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限制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投放能力和远程导弹攻击能力，尽量将中国军队的打击范围控制在两条岛链以内，瓦解中国对美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

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手段

在具体实施层面上，“亚太再平衡”战略则是“维持均势”与“推卸责任”的有机结合。

“维持均势”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软性遏制，即利用除战争外的一切手段尽量延缓和迟滞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上升。例如，在政治上想方设法削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竭力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现状，构筑两条“岛链”对中国进入太平洋的通道进行海上围堵和封锁，主动介入南海争端，挑动南海周边国家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等等。二是扶持地区内的其他力量（如日本和东南亚的美国盟国等），以地区盟友实力的提升来抵消中国崛起的影响，从而达到新的“平衡”。

单从战略角度来说，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抓手，一是台湾问题；二是南海问题。美国深知，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的软肋所在，只要在这两个问题上制衡中国，中国就几乎无法在亚洲挑战美国的权威。

台湾是美国精心打造的“第一岛链”中的重要一环。自国民党去台之后，美国长久以来的对台政策就是既不支持台湾独立，又不支持两岸统一，大搞两岸之间的“平衡”。美国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对于关键问题如对台军售问题等，则反复推诿和多变。在美国看来，适度武装台湾军队，使之具备一定程度的抗击打能力，可以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大大延缓中国军队突破“第一岛链”的速度。因此，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什么都可以谈，但就是不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松口。

对于南海问题，美国政府的态度也经历了多重转变。近三十年来，美国由开始的保持中立到有限介入，再到近年来的积极介入，开始极力插手南海事务。而巧合的是，最近三十年，恰好也是中国国力飞速上升的三十年。所以，美国插手南海事务的动机，显然不是其所宣称的维护“自由航行权”那么简单。

几乎每一次南海争端的白热化，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极力支持或偏袒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东南亚国家。在美国的积极介入之后，南海争端各方本已十分复杂的矛盾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同时，美国还致力于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推动其他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以壮大己方的实力。

深受“海权论”影响的美国政府决策层熟知制海权对于大国地位的重要性。在美国看来，南海正是封堵中国海上力量进入太平洋的前沿阵地，通过南海争端遏制中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寄希望于僵持不下的南海争端能够打乱中国的战略部署，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所以，按照“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设想，美国将会长期维持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作为“维持均势”的另一个有效手段，美国将全力支持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盟友，特别是日本的实力提升。作为东亚唯一有实力应对中国的大国，日本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是随着东亚地缘政治态势的改变而改变的。

冷战期间，美国不允许作为盟国的日本建立大国所必备的强大军事力量。彼时，欧洲和亚太的均势均已经形成并稳固。在东亚国家中，中国还不具备充足的实力挑战地区平衡。所以在当时的美国看来，过于强大的日本不但对东亚均势没有好处，而且还有脱离美国控制的风险。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已经相当富裕，但美国仍想牵制日本。[12]近年来，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美国在日本寻求“国家正常化”的问题上改变了以往的态度，转而开始支持日本的诉求。[13]（ 3～15）所以，安倍晋三政府能够获得来自美国的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与恰逢中国崛起的“天时”不无关系。美国显然寄希望于借日本的实力上升部分抵消中国崛起的影响。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另一大特征则是“推卸责任”——通过向其现有的盟友体系转嫁部分风险来保证美国自身的安全，同时壮大声势。说到底，“再平衡”的重中之重——军事力量的再部署和再强化，还是要通过遍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美军基地来实现。“再平衡”战略实则是将这些国家一起绑上了美国的战车。对于远在太平洋那边的美国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成本最低、收效最高而又进退自如的选择——独享战略收益，而风险成本将由整个体系共同承担。

因此，美国一边避免同中国进行直接对抗，一边十分直白地将中国的崛起渲染成是对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这种渲染既可以占据舆论制高点，挑拨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恐惧，制造地区紧张气氛，拉拢更多的同情者，鼓动他们同中国对抗，从体量上加大“再平衡”的力度，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吓阻中国，让中国知难而退，毕竟，修正国际秩序的难度远比挑战单个国家要大得多。

五、未来亚太地缘政治的前景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亚太再平衡”战略于2017年11月演变为“印太战略”。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亚太再平衡”的主要经济手段——TPP。这似乎表明美国正在逐步放弃该战略。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开始计划提高军费预算，并进一步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这似乎又印证了一点，即：“亚太再平衡”的实质还将会得到延续。尽管美国不再使用“亚太再平衡”这一措辞，而是演变为“印太战略”，但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依然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方向。与奥巴马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将不再寄希望于长期收益，而更加关注短期效果，为此不惜采取各种政治和军事手段。从这一点来说，中美两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将很难避免。

那么，中国能否从这种战略困局中突破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不仅仅是在亚太地区，在全球美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都在下降。而中国正处于上升期，在综合国力上非常有希望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其次，不同于冷战期间美苏的对抗，中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不太可能发生全面对抗，那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美国不会这样做，中国同样也不会。第三，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中国有巨大的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对于经济制裁的忍受能力比美国要强。第四，传统的“平衡手”的角色定位使得美国常常不愿直接插手地区事务，而倾向于遥控指挥，所以美国对于“再平衡”战略的决心并不如看上去的那么坚定，一旦遭遇到实质性的抵抗，美国很有可能选择战略收缩，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对抗。而中国则不一样——中国领导层和民众的民族复兴的决心是坚定的。最后，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发生战争，通常也只会是局部的代理人战争，而且战场也会是在中国的家门口，米尔斯海默认为，“军事权力的分配和性质”是影响战争与和平的根本性原因，在彼此的实力都不具备压倒性优势时，战争往往很难发生——“仅在偶然情况下，安全竞争才让位于战争”。大国（如中国和美国）之间尤其如此。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页。以中国的现有实力，打赢这样一场战争还是有把握的。

客观地说，“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只是一种应激反应，而非前瞻性的战略调整，在提出时就已错过了战略窗口期。换言之，中国已经越过了美国的遏制战略能够生效的那个阶段。所以，美国的遏制战略尽管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但是，这一战略成功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已极其渺茫。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软肋，比如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执、缺乏盟友体系、两岸尚未统一、自身软实力与全球影响力不足等等。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周边邻国众多，其中不乏俄罗斯和日本这样的大国，地缘政治因素——如权力制衡和利益纠葛等——也将会给中国的崛起平添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中国能够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六、结论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具有多方面的動因，但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无疑是中国的崛起加剧了美国维持东半球现有权力结构的紧迫感。所以说，“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既是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在面对新兴大国崛起时的本能反应，也是全球权力结构与权力分布的变迁带来的必然结果。

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在2001年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时候坚定地认为，中国具备强大的“进攻性”。而实际上，美国自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摩根索和其他现实主义者的‘权力政治观是美国政府推行‘遏制政策的理论根据，而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则论证了两极冷战结构的合理性”的话，[14]（44～51）那么，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多多少少反映了美国的霸权危机意识——米尔斯海默在与布热津斯基的辩论中说过：“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双方都想成为亚太地区最有权力的国家”，[15]（ 47～48）美国不能有效介入的话，“中国将先在亚洲地区确立霸权地位，进而将美国逐出亚洲”。[16]这种霸权危机意识体现在具体政策上，则是“先下手为强”。一旦出现任何可能造成权力结构根本性变化的地区强国，美国都会毫不犹豫地主动采取一切措施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现实主义逻辑、霸权护持诉求与进攻性表现，“亚太再平衡”正是这样的三位一体。

当然，我们也应该乐观地看到，中国崛起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不论是政治影响力还是经济实力抑或军事实力，都获得了全面的提升。尽管短期内中国还不能超越美国，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全面赶超。中国如果能够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势头，并通过“一带一路”等国家大战略将影响力辐射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在东亚乃至东半球事务中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那将会使美国在事实和心理两个层面上都不得不认可中国的全球领导者角色。所以，尽管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但是，在美国主导的西半球与中国主导的东半球之间存在着重新建立稳定的两极体系的可能性。这也是由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所能预计到的最好结果。从这一点上来说，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并不注定要以“大国政治的悲剧”来收场。

参考文献：

[1] 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全文（中）》，《参考资料》总第30185期，2014年5月7日。

[2] 凌胜利：《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同盟的分裂》，《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

[3] 刘小军：《美国推行新太平洋共同体意欲何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8期。

[4]《分析：美国从驻韩美军抽调3600兵力赴伊真正原因》，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4year/2004-05-18/26/437701.shtml。

[5]《驻日美军司令：美战机老化已无力进犯中国》，网易新闻，http：//war.163.com/07/1003/10/3PSEC4RU0 0011232_all.html。

[6] 时殷弘：《美国对华五种忧惧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评论月刊网络版，http：//mag.crntt.com/doc/1039/6/1/5/103961550.html？coluid=243&kindid;=13734&docid;=103961550。

[7] 张泊汇：《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2期。

[8] 廖子光：《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9] 张敖：《美元霸权的历史演进》，《金融发展评论》，2011年第3期。

[10] Subramanian， Arvind.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1] 张锐：《改玩TPP，美国想干啥？》，《金融博览》，2011年第12期。

[1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 杨伯江：《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

[14] 洪邮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种经久不衰的主流范式》，《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4期。

[15] Mearsheimer， John. Better to Be Godzilla than Bambi. Foreign Policy， 2005（146）.

[16]《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YanXueTong/2013_12_03_1895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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