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 李吉男

[摘 要]韩国社会的恐惧情感是由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而导致的市场不确定性、雇佣关系不稳定及社会福利系统缺位等诸多因素引起的。按照情感社会学的观点，恐惧可引发四种不同的幕后情感，分别是愤怒、羞耻心、无力感和绝望，而这四种幕后情感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行为。

[关键词]韩国社会；恐惧；情感社会学；幕后情感

[中图分类号]C91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24-06

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无限竞争”的逻辑渗透到整个韩国，恐惧成为了波及全社会的时代症候。竞争可谓是一种生存斗争，它把参与竞争的人对立起来，分为胜者与败者。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是社会不稳定与结构性冲突的根源，尤其是韩国自实施新自由主义后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感。过去，经济增长是以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来实现的，虽然收入低，但是人们工作稳定，对未来抱有“期待”的感情；而现在，市场通过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其增长，迫使人们深陷无限的竞争之中，由此滋生出全社会的焦虑与恐惧心理。无限竞争造就了一批新的工人阶级——“precariat”，即指地位不稳定的工人阶级（precarious proletariat），包括短期合同工、临时工、贫困阶层等。[1]（ 7～8）

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出现了工人阶级的保守化、阶级内部的两极化以及分裂现象[韩]李丙勋：《劳动两极化与社会正义》，《韩国社会》，第7期1号；[韩]金英美、韩准：《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收入不平等结构的变化——收入不平等分解（1998-2005）》，《韩国社会学》，2006年第41集5号，对此均有论述。。尽管韩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日益恶化，恐惧感加深，但工人的罢工或集体抗议事件却逐渐减少。有关韩国工人运动的研究对此可参见[韩]具海根著，申光英译：《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创作与批判出版社，2002年；[韩]金王培：《工业社会的劳动与阶级再生产》，韩蔚出版社；[韩]俞亨俊：《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变迁：以蔚山地区大企业工人为中心（1987-2010）》，2012年，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等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历史视角阐述工人阶级的政治化，虽然这些研究细致地分析了工人阶级的顺应与反抗行为，但是未能详细地解释处在同一种物质条件的工人阶级为何最后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

近年来，情感成为社会学中一个相对新颖的主题，相关理论初见端倪。鲜有的研究仅仅涉及到焦虑情感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此可参见周晓虹：《焦虑：迅疾变迁背景下的时代症候》，《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文化纵横》，2016年第4期；[韩]金贤美：《中产阶层的欲望与焦虑》，《创作与批判》，第39号等相关研究。，尚未涉及情感的形成机制。而情感社会学主张幕后情感（background emotion）决定行为方向，[2]（63～102）因此本文将通过分析工人行为背后的情感来解释这一未解的问题。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恐惧的发生机制；其次，分析在高度竞争体系下韩国工人的恐惧感的强化过程；最后，讨论韩国工人的恐惧感如何根据其幕后情感显示出不同的行为模式。

一、资本主义、竞争与恐惧

科恩（Alfie Kohn）指出，人生是无限竞争的延续，[3]（7～20）虽然竞争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深陷其中，却很少关注它。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被刻意美化，人们很难意识到其负面影响。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也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而竞争机制会诱发参与者的不同情感。具体而言，竞争诱发焦虑与恐惧情感的原因有：第一，“害怕失败”，即对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的顾虑引起焦虑；第二，“害怕成功”，担心自己取胜后会被对方仇视或产生一种击败对方后的负罪感；第三，“害怕被孤立”，竞争导致相互间信任的降低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尽管人们试图减轻竞争的负担，然而这种努力反而加重了竞争的力度。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体制下，所谓缓解焦虑与恐惧情感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竞争中胜出，也就造成了“焦虑的循环往复”。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参与竞争，随之恐惧情感会不断产生和升温。这种竞争与体育竞赛不同，它不是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择参加与否，而是被迫参与其中并内化竞争的逻辑。

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经历了焦虑与恐惧，但与资本家相比，工人所经历的恐惧更加深刻。第一，在竞争中决定工人胜败的主体是资本家；第二，由于胜败不是工人可以决定的，因此很难预见其结果，这种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加深了焦虑与恐惧情感；第三，竞争失败会导致工人的生存危机；第四，工人为了克服恐惧不得不更积极地投身于竞争中，再次强化了恐惧感。如上所述，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与恐惧支配着工人的生活。

二、恐惧的形成机制

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市场弹性化使韩国社会逐步陷入无限竞争状态。随着企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外包、非正规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转型，稳定的经济生活受到了威胁，继而产生焦虑与恐惧。人们所经历的恐惧具体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引起：

第一，雇佣稳定性明显下降。自从韩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以来，非正规员工迅速增加。尽管他们的工作近乎全职，收入却是正规员工的一半左右。而且非正规员工与正规员工的差距随着晋升和工作年限的增加而扩大。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或者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时，正规员工也有被解雇的风险。

第二，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风险增大。在无限竞争体系下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日益加深，工人被分割为少数精英阶层与多数地位不稳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只对少数精英群体开放，多数工人逐渐丧失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机会。一般来说，阶层地位越高获得的资本越多，因此向上流动机会的减少能够加剧焦虑与恐惧。

第三，个体的不安全感加重。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下，国家与市场试图减轻对工人的社会责任。比如，2011年韩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12.2%，远低于 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21.8%）。该数据来源于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韩国社会福利支出现状与政策课题》，《保健与福利》，2011年第94号。如今，仍有许多非正规员工与贫困阶层未能加入社会保险。根据韓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调查，2008年77%的贫困阶层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另外，金融危机之后，保险公司开始实施新的经营策略，即把公司的风险转嫁到被保人身上。[4]（102～103）在国家和市场未给人们提供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个人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应对各种风险。

三、恐惧的情感动力机制与行为模式

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工人阶级每次经历经济停滞和动荡就会承受沉重的生存压力，以至焦虑和恐惧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和不可回避的现实。恐惧不仅是个体的情感体验，更是一种社会情感（social emotion）。恐惧情感所引发的行为模式并非是固定的，其原因在于情感的产生因行为者所处的社会位置与脉络而大相径庭。

按照情感社会学观点，行为是以情感为媒介表现出来的，并且情感具有脉络性和关系性特征。为解释情感的发生逻辑，我们需要借助“幕后情感（background emotions）”这一概念。幕后情感是指，作用于行为背后且强有力地推动其行为的一种隐蔽情感。[5]（11～13）根据幕后情感所指向的时间（过去或现在）及对象（自我或社会）不同，个体所采取的行为模式也不同。而且情感的流向有内摄（introjected）和外摄（extrojected）之分。如果行为者认为某种情感的形成来源于自身的话情感将会内摄；反之，行为者认为情感的形成来源于非自我或外部他者时，情感将会外摄。另外，焦虑和恐惧情感与行为者所处的权力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恐惧情感是由于行为者缺乏权力或对方拥有过多的权力而产生的。据此，肯布尔（Kemper）区分了内摄的恐惧“屈从”和外摄的恐惧“反抗”。[6]（55～58）将肯布尔的权力-地位模型适用于韩国社会可以得出图1所示的分类。

如前所述，韩国工人阶级的恐惧感是由无限竞争体系所致，而恐惧的各种幕后情感引发出不同的行为模式。首先，恐惧感的外摄分为两种，即模块1和模块3。模块1表示，当“愤怒”为恐惧的幕后情感时，行为者力图以“反抗”的形式改变现有竞争体系，而当这种行为达到其目的时社会体制可能会发生变化。模块3表示，行为者认为恐惧情感来自于社会体制，但是以自己的能力无法改变现状，这时会陷入“无力感”并最终只能屈从于现有体制。其次，恐惧的内摄也分为两种，即模块2和模块4。模块2表示，在“羞耻心”的支配下，行为者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克服现状，这种行为会巩固并再生产现有体制。模块4表示，当恐惧感走向极端导致“自我厌恶”或“绝望”时，行为者会表现出自暴自弃的倾向或敌意行为，而不会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克服现状。

（一）愤怒与反抗

反抗是由恐惧所引发的最强烈的行为模式。反抗行为是通过恐惧外摄而表现出来的，其幕后情感是愤怒。韩国工人阶级所展示的无数次的抵抗和斗争的历史亦可称之为“愤怒的历史”。工人的愤怒是职场内发生的众多侵害甚至剥夺劳动权利的行为所激发的情感反应。韩国学者具海根谈道，1987年的工人运动指1987年7月到9月之间发生的全国性范围的罢工运动，其间发生了3千余起劳动纠纷，以此为契机韩国国内的劳动组合急剧增加。是工人阶级长期受到压抑而累积的“怨恨”爆发的契机，也是不满情绪和愤怒在全国范围强烈迸发的运动。[7]（230～231）这一历史事件既是韩国工人阶级以斗争的方式争取职场内民主的标志，也可视为韩国资本家选择“分而治之”的新管理策略的转折点。时至今日，韩国大型企业的正规员工可享受高薪和稳定的就业环境，这与非正规员工所处的恶劣的劳动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而引发并加剧了正规和非正规员工之间的分裂。[8]在现实社会中，非正规员工面对正规员工时常常感受到的是相对剥夺感、背叛感、蔑视感甚至仇恨感等负面情感，并因此使得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意识日趋淡薄，走向碎片化与断裂化。

恐惧作为一种社会情感所引发的行为模式，在不同的权力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即拥有权力的群体相对于没有权力的群体更容易调动各种资源来组织反抗行为。例如，大型企业的劳动组合在组织罢工或集体抗争时往往呈现出较高程度的系统化和组织化运作，然而中小企业的劳动组合或非正规员工的劳动组合所能调动的资源则是寥寥无几。换言之，大型企业的劳动组合呈现出的是外摄型的恐惧，中小型企业的劳动组合则是内摄型的恐惧。当然这种情感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双龙汽车和韩进重工这两家企业非正规员工的集体抗争都表现出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组织化程度高的特点。

（二）羞耻心与自我提升

恐惧感引发的第二种行为模式是“自我提升（self-development）”。自我提升的幕后情感则是羞耻心。人们选择这种行为模式实质上是把竞争的逻辑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动机，从而在宏观层面上再生产出无限竞争体系。自我提升能使个人的能力和资质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使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可以更积极主动地做出符合自己主观意愿的选择。但韩国学者徐东镇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个人所享有自我提升的自由其实是被限制在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转逻辑之下的。[9]（14～28）换言之，自我提升是一种“自我统治（self-governance）”策略，也是一种对人的压迫。采取此种行为模式的人把情感视为自我管理的对象，试图凭借自身努力来控制和克服焦虑、恐惧等负面情感。

在此种情感机制的支配下，竞争失败对人们来说是一种羞耻的、极力想要忘记的经历。面对低学历、失业、待业时间长等“污点”，人们总是想尽办法将它抹去或隐藏。这种由失败引起的羞耻心会转变成“自我监督”模式，持续地激励自己去奋斗。然而，羞耻心在社会层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则会削弱个人之间的联系及团结。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个人为了追求更高的目标不断地进行自我提升最终导致身心疲惫。根据最新的一项调查，80%的韩国上班族认为自己有自我提升的强迫症。当问及原因时，高达67.7%的受访者回答是“为了跳槽时得到更高的薪酬待遇”；另外，38.3%和32%的受访者分别列出了“为了在现公司获得更好的待遇”“为了退休后再就业打算”等原因。此外，自我提升投入的月平均支出为2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00元）据《韩国日报》2017年3月29日报道：“84.2%的上班族面临自我提升的压力”。。

（三）无力感与屈从

第三种行为模式是“屈从”，幕后情感为无力感。选择此种行为模式的人将恐懼感的产生归咎于社会结构，即无限竞争体系。但考虑到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发现自己无力改变现状时会意志消沉，顺应现有体制。当目标离自己越来越遥远时无力感随之袭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无论自己怎样付出努力也无法达到期望的目的时，其内在动力也会随之消耗殆尽。

处于劳动市场最底层的韩国工人阶级更容易表现出屈从的行为模式。这一群体最大的特点是几乎得不到劳动市场的保护，并因此对脱贫不抱有任何期望。他们自知不公，也知道这一切不是自己的无能或错误导致的，但在现实中他们却无力反抗。究其原因在于受到正规员工劳动组合的排挤，同时他们自身的劳动组合能力有限，难以团结起来对抗。如果对比两者的劳动组合组织率组织率=已加入劳动组合的员工数/有资格加入劳动组合的员工总数×100% 可见分晓。245万全体劳动组合会员中，正规员工有227万人，其组织率为19.8%；而非正规员工仅有18万人，其组织率也只有2.1%。[10]在韩国，非正规员工和底层工人很难成为企业劳动组合会员的主要原因是：其一，他们的劳动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其二，韩国的企业文化以正规员工为中心。

目前，韩国非正规员工占整体员工的一半以上，无论是薪酬、工作环境，还是其他福利待遇都与正规员工有着巨大的差距。据相关调查显示，2010年到2016年间，非正规员工的薪酬不到正规员工的一半水平；2017年非正规员工的平均薪酬达156万韩元，勉强跨过了正规员工薪酬的一半。这种经济不平等状况严重影响了韩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导致非正规员工的日常消费危机，加重了他们的恐惧感。

除此之外，雇佣关系稳定性与恐惧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因为雇佣关系稳定与否影响劳动收入的可持续性。对非正规员工来说，周期短、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使他们对未来抱有不确定和不安的情感。有资料显示，韩国企业正规员工平均工作年限为8.4年，相比之下，非正规员工的平均工作年限只有2.4年。[10]

由此可见，社会安全的实现不仅要从经济上保障最低基本生活，还要为底层工人群体提供心理和情感支持，减轻他们因失业和贫困所带来的焦虑和恐惧，进而更积极地面对未来。 大多数福利国家通过高覆盖率的社会保险和广泛的社会互助保障了底层工人群体的基本生活，并降低各种不安因素进而实现社会稳定。那么，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韩国构建了怎样的制度环境以减轻底层工人和弱势群体的恐惧感呢？

过去20年，韩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成熟，但仍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从下面的图2不难看出，正规员工和非正规员工的社会保险覆盖率相差甚远。韩国企业正规员工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国民年金、健康保险、失业保险、退休金等方面，而非正规员工不到正规员工的一半水平。其中，差距最大的是国民年金覆盖率，95.9%的正规员工享有国民年金，而只有32.5%的非正规员工享受此保险。不仅如此，80%以上的非正规员工享受不到法定的加班费，75%以上不能享受带薪假。

（四）绝望与堕落

如果长期处于恐惧之下会产生“绝望”的情感，并引发“堕落”的行为模式。通常堕落主要体现在社会最底层身上，其典型的群体是韩国街头露宿者。露宿者被视为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在家庭、社会等诸多领域失去相应角色功能的群体。他们曾奋力挣扎试图摆脱贫困，但是最终遭到失败并失去了生活的动力，进而陷入了绝望；他们没有人生目标，也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可以说，他们已经脱离了社会的竞争体系。[11]（54～55）鲍曼将他们称之为“剩余的人类”，因为这些人是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的无计可施的群体。[12]（127～128）

不仅如此，很多韩国露宿者不愿意自立更生，只求能得到维系生存的施舍。虽然他们承认露宿街头是由于自己的无能、不诚实、无节制所导致的，但是据观察，他们不仅不喜欢参加社会再适应等自立活动，即便参与也不能自立，又回到最初的状态。可见，绝望的情感完全侵蚀了自立的意志，以至于他们对自己不抱有任何的期望，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选择犯罪、自杀等行为。

四、结论

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称为“风险社会”，是因为风险是由社会内部因素造成的，而且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从而引发无法彻底消除的社会恐惧。韩国社会的恐惧情感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增加的市场不确定性、雇佣关系不稳定及社会福利系统的缺位等诸多因素堆积起来的。特别是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问题集中地显现出来并困扰着整个韩国社会。20年后的今天，非正规员工占整个韩国劳动人口的一半以上，青年失业成为一种常态，但国家和市场仍在大张旗鼓地为竞争神话呐喊助威。

通过分析恐惧引发的四种行为模式发现，以愤怒为幕后情感的反抗行為占整个行为类型的1/4，而且因个体化倾向，工人阶级的抵抗行为逐渐减少或衰弱。相反，以羞耻心、无力感、绝望等作为幕后感情的消极行为则逐渐增多，并导致整个社会缺乏活力。韩国要从根本上消除其现代社会的焦虑和恐惧情感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人们体验的恐惧情感看似相同，但其幕后情感所引发的行为各异，因此很难有意引出特定的行为模式。这也就需要根据其幕后情感实施不同的引导方法，包括社会政策的实行。例如，针对陷入无力感的群体需要提供适当的工作环境和教育机会以提升自信心；针对陷入绝望的群体则要求社会支持他们重拾自我，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与期待。而这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应围绕“团结”的社会共同价值取向来推进。正如涂尔干指出，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具有与生俱来的团结因素，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认识这种看似零散但却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这也正是“道德情感”即以团结为纽带的社会情感形成的基础。

参考文献：

[1]Standing， 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2][韩]朴炯信，郑守男：《情感是如何改变社会的》，韩国坡州：韩吉出版社，2015年。

[3] Alfie Kohn，[韩]李永劳译：《反对竞争》，韩国高阳：山雪出版社，2009年。

[4][韩]李智媛，白承旭：《韩国生命保险的新自由主义转变》，《韩国社会学》，2012年第46集2号。

[5]J.M. Barbalet，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6]Kemper，T.D， A Social Interactional Theory of Emotion， New York ，John Wiley&Sons;，1978.

[7][韩]具海根，申光英译：《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韩国坡州：创作与批判出版社，2002年。

[8][韩]《以世界劳动节为契机回顾工人内部的分裂》，《韩民族日报》，2004年5月6日。

[9][韩]徐东镇： 《自由的意志，自我提升的意志》，韩国坡州：石枕出版社，2009年。

[10][韩]金瑜善：《非正规员工的规模与现状》，《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研究报告》，2017年。

[11] Cruikshank，B. The Will to Empowerment，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英]齐格蒙特·鲍曼，[韩]李秀英译：《新的贫困》，韩国首尔：天地人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 朴哲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