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马克思的创新理论及深圳的实践

2018-12-10唐杰戴欣

开放导报 2018年5期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改革开放

唐杰 戴欣

[摘要] 自工业革命以来,创新成为推动人类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作为创新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最早把创新行为嵌入市场经济体系内讨论,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在我国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时,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建立起完善的竞争生存机制,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结合深圳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实践经验,在马克思创新理论框架下论述建立创新型国家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关系,认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应当坚持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企业家为核心、法治是基础、政府是保障的原则,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关键词] 改革开放 马克思创新增长理论 竞争生存与内生创新 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8)05-0012-08

[作者简介] 唐杰(1955 — ),四川德阳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创新经济;戴欣(1994 —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创新经济。

一、引 言

创新增长理论是一门揭示知识、科学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对经济增长影响规律的学科,研究知识与科学发现如何发生,如何扩散,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知识外溢等概念是现有创新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工业革命以来重大的科技创新活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产生于创新活动的密度、领先性以及历史累积的体制机制优势。阿吉翁等(2015)以“知识外溢,创新与增长”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①。主要观点是获得发达国家知识外溢是发展中国家能够缩小发展差距,走向收敛的重要条件。知识外溢作为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表现为远离创新前沿的模仿,通过模仿实现产业重构,加入国际分工获得的较快增长。但后发优势有可能丧失,转变为后发劣势,这是因为持续的模仿行为可能会产生对模仿的依赖,创新速率低会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模式的差异长期化,与创新前沿的差距不能缩小,后发优势丧失。很显然,我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深刻意义在于,将后发模仿转变为创新优势,从模仿创新走向内生创新。从廉价劳动力、投资拉动、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转向创新驱动增长。实现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变需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创新经济理论。

马克思是这一领域最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创新增长理论对推动今天经济发展依然能够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依赖发展战略重大调整,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有适合转型发展的、支持内生创新的理论支撑。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 . 鲍莫尔(2002)在《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一书中,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创新经济思想的价值。他指出,在解释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创纪录的增长速度这一重要问题上,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熊彼特三个的简短讨论外,其他文献基本空白—— “就我迄今为止的发现而言,对这个问题的直接阐述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中的4页文字,以及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的6页文字。”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循着鲍莫尔的启示,当我们认真回顾《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和分析过程时发现,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内生性分析绝不是4页文字,而是构成了完整深刻的创新经济学体系。本文以下部分扼要概述马克思创新经济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揭示的一般规律,而后通过马克思创新理论分析和总结深圳创新发展的实践经验,由此展示马克思创新理论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创新理论的概述

亚当 . 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分工创新增长理论的开创者,为现代创新增长理论设立了逻辑起点。他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开篇就指出,劳动力生产率和劳动者技术能力的提高来自于分工。分工是市场交换的前提,市场可以实现内生的供求均衡,分工提高了勞动生产率,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也引发了市场扩张的冲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斯密分工范式,更精细地分析了分工与市场发展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更加全面地分析了分工与创新、创新与超额利润、市场竞争与积累、积累的技术构成与创新之间的动态关系。

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发展均服从商品二重性的分析范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参与社会分工,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具体产品才可能生存。现代经济学将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条件精炼为,产品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其中的核心条件在于以社会平均边际成本为基准。马克思的表达是,使用价值是一件商品的物质属性,必须能够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具有确定的效用形式。分工生产的不断深化会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消失,生产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需要进行不同物质属性产品(服务)之间的交换。交换的是不同的产品,但是是具有统一计价方式的不同产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使用价值或商品的有用性源自于具体的劳动形式。但不同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类似于大米与小麦的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一定是依赖抽去了具体形式无差别的标准劳动时间,或者是抽象劳动。这与现代经济学边际生产成本决定价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强调在任何一种产品上凝结着相同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理论意义是,确定可以统一度量的社会平均成本。创新是企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获得竞争优势的经济行为,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的激励和惩罚机制,创新因此成为市场主体的自觉行为。缺乏市场竞争压力的创新不是行为主体赖以生存的行为,因此不会是连续广泛和持续深入的社会发展过程。工业革命以前的人类生产活动,剩余产品比例低,规模化生产水平低,生产活动独立性强,较少上下游供求关系,市场对企业创新的压力小,创新对市场扩张的贡献弱,创新发生与扩散的速度很低。

(一)创新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觉行为

首先,创新是市场经济竞争生存机制下的必然产物。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否则企业可能会面临市场的淘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會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很显然,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时代最重要的产业技术创新,既是所有产业必须采用的通用技术,也成为特定行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专有技术。创新引起了单位产品生产过程的劳动成本下降,也可能带来更高的企业利润,其中的关键是企业生产单位产品劳动时间下降,要快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下降。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创新活动不仅表现为当期生产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具有持续性。创新因此具有了知识产权的属性。马克思说,“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诺斯(1990)分析了知识产权制度在工业革命发生发展中的历史意义。罗斯(2010)从经济史的角度再现了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立法界与思想界对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贡献,以及知识产权制度在瓦特改良与推广蒸汽机过程中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其次,企业在竞争中形成动态的创新过程。在社会化大生产下,相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总的趋势是不断提升的,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新的产业不断崛起,企业要生存必须以新的产品取代旧的产品,形成动态创新过程。企业“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如果纺纱机在纺纱业中是社会上通用的劳动资料,那就不能让工人使用手摇纺车。他所用的棉花也应该是正常质量的棉花,而不应该是经常断头的坏棉花。否则,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生产一磅棉纱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这些超过的时间并不形成价值或货币。再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力本身的正常性质。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 任何企业要获得市场优势必须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又改变了企业生存条件。创新迟钝的创业产品性价比一定会低,或是同等价格下,产品性能低与质量差;或者是用更高成本,生产出合格产品。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创新落后企业都会被市场淘汰。马克思把企业创新活动分为三个类别: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重大产品创新 ,这实际上包含了企业在组织管理、生产工艺、产品改良与发明等全方位创新活动。

第三,竞争生存依靠创新,创新加剧竞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内生性以及创新加剧竞争的反馈过程做了非常深刻的讨论。企业为了追求市场竞争优势要在单位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企业生产的有效产品越多,市场销售压力越大,反过来要求企业进一步创新,向市场推出更多的优势低价的产品,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推动创新,创新加剧竞争是众多企业参与的活动。任何一家企业因创新获得市场优势及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都会引来更多的竞争者,创新因此具有了内生性和动态性。每家竞争生存的企业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但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它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获得较大的市场。” “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二)创新需要分工,分工推动创新

1. 分工是创新的起点,企业内部分工协作是企业之间分工的基础

首先,分工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20个织布工人用20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独立织布者带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少,因此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其次,分工产生专业化与协作是生产效率提升的基础。马克思将劳动协作概括为两种类型,简单协作与复杂协作。所谓简单协作是指共同劳动,但不分工;所谓复杂协作就是具有分工的共同劳动。共同劳动,协作与分工“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第三,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马克思观察到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大量劳动者和众多科学技术组合而成的社会劳动需要具有专门化的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功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第四,专业化分工协作产生于非市场经济,但只有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才会演化成为广泛全面的竞争性创新活动。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上的分工协作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发现了分工协作形式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鲜明区别。分工协作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而发展,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协作是以集体劳动方式完成单独的个人及家庭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自然经济条件下以行政主体为核心的分工协作组织不存在个人利益竞争,行政组织为基础的分工协作只有命令、指令与监督,而不存在个人间利益交换,不存在个别劳动与社会平均劳动的折算,不存在个人利益在集体劳动中所获得利益的差别,也就不会有创新成功的激励。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分工和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竞争生存性质。分工协作的本质不再是无利益差别的集体劳动,企业通过组织集体劳动,在市场交换过程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这是一种从不需要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差异计算,向通过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差别来决定优胜者或是失败者的转变。优胜者与失败者不取决于行政组织者,而是取决于创新的效率。“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刺斯坎人等等的庞大建筑,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亚洲国家除了民用的和军事的开支以外,还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可以用于华丽的或实用的建筑。这些国家可以指挥几乎全部非农业人口的手臂,而对这些剩余生活资料的唯一支配权又完全属于君主和祭司,所以它们有能力兴建那些遍布全国的宏伟纪念物……亚洲任何一个君主国的非农业劳动者,除了自己个人的体力以外,很少能贡献什么,但是他们的数量就是他们的力量。由于存在着指挥这些群众的权力,就产生出这些巨大的建筑。正是由于劳动者赖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才使这一类事业成为可能。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

2. 市场经济环境催生持续的技术创新过程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占据重要位置。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决定于创新过程,映射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关系。马克思说,“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彼此间具有多少不同的构成。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首先,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产生于技术构成的变化,产业技术创新是技术构成变化的基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因为简单的积累即总资本的绝对扩大,伴随有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追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其次,有机构成上升的核心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在市场上争相将自身生产的产品的单位成本降低到社会平均成本,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需要。采用新的技术,投入更高效率的设备是赢得竞争的需要,因此,“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肯定了亚当 . 斯密的发现,即劳动工资提高来自于资本量提高,原因在于机器装备的使用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结果是更小的劳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产品。

3. 创新带动需求,创新扩大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地理大发现与国际贸易扩张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的影响给予高度重视。过去40年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再度证明全球化分工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蕴含了极大的发展机遇。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化获得了知识外溢的模仿性创新的利益,发达国家通过垂直分工体系释放出大量中低端产能,获得产业结构高端化的收益,带来投资回报率的上升。毫无疑问,简单的垂直分工体系也产生了全球性贸易不平衡,收益分配不公平以及过度的资产泡沫。认真体会研究马克思的创新理论对告别现有垂直分工体系走向内生创新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竞争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竞争创新使社会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持续增加,是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根本

一般说来,市场竞争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单位时间创造的财富多寡,单位产品劳动耗费下降越快,社会物质财富增长越快,由此构成了发达经济与不发达经济的发展水平差异。马克思说,“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以创新能力与创新成积累构成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异的缩小,知识外溢与干中学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形成竞争生存的创新制度。

2. 单一企业市场竞争服从全社会产业结构比例,创新会引起系统的结构性变化

在马克思视野中,企业分工生产不单单要满足产品性能质量以及生产成本要求,还要满足社会生产和需求的结构要求。生产出超过合理结构比例要求的产品,性能再好、质量再优也不是社会财富,是没价值的过剩产品。马克思简捷地将社会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定义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各种部门有自己的交换,各部门之间只有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即各部门之间的构成或产业结构实现均衡,经济才能获得稳定增长。企业竞争引发的持续动态创新过程会引起社会生产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因此会加剧企业的竞争,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创新竞争压力。“织麻布业的以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许可而在他的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企业为了竞争优势创新,创新反过来又使竞争更加激烈,市场经济会无情地淘汰持续不断地生产过剩产品的企业。

3. 经济周期是创新过程的表现形式,也推动了持续的创新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广泛观察与深入研究。“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回顾马克思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首先,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他说,“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时而它的积累运动引起周期的变化,时而这个运动的各个因素同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其次,他发现经济周期中存在着产业部门间重大技术变化的不均衡,“在某些部门,由于单纯的积聚,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而资本的绝对量没有增长;在有些部门,资本的绝对增长同它的可变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劳动力的绝对减少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门,资本时而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持续增长,并按照它增长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动力,时而有机构成发生变化,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缩小”。最后是新技术应用、新产业扩张引起了产业结构变动,也会提升全社会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在创新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熊彼特的毁灭性创新思想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是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细细品读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不断增大”的论断,实在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命题的前奏曲。

三、深圳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实践

38年前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不抱残守缺,大胆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坚定地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持续不断地探索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立相对完备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法治框架,持续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深圳最突出的城市特征。38年前的深圳,实际人口不足30万,经济总量是香港的千万之二,人均GDP不到香港的3%。而今深圳的常住人口超过了1200万,经济总量已经与香港持平,人均GDP约为香港的2/3。38年前深圳经济特区从渔业、种植业起步,经过“三来一补”、山寨生产、大规模品牌制造以及创新制造等四个阶段的转型升级,2015年以来已经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新兴国际创新中心。深圳与香港因为地理的接近性及密切的经济科技联系,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城市创新指数排名中与日本的东京和横滨同样被列为同一的创新城市区,2017~2018年连续两年名列按国际专利(PCT)排名的国际创新中心第二名,5年国际专利总量(PCT)占同期全球国际专利(PCT)总量的5%。作为年轻的大城市,5年科学论文发表超过40000篇,2018年的世界排名达到了32位 。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是知识外溢和干中学的极好范例。深圳对外开放过程本质是加入全球化分工体系的过程。在初始发展水平极低时,深圳依靠“三来一补”的OEM方式,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为开端,迅速挤入了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利用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与委托加工等方式,在服装、鞋帽、塑料花、简单玩具以及可口可乐灌装等极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进行全球化生产,也因此开始了极高速增长过程。经济特区建设前十年的年均增长速度约36%,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是深圳从委托加工生产走向模仿创新和规模化制造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和25%,2000年以来下降到低于10%。前30年深圳的经济总量从2亿元人民币起步,2010年达到了近万亿,而后8年超过了2万亿元。8年新增量超过前30年的总和。1980年深圳的人均GDP约200美元,目前已经达到约3万美元的高收入水平。很显然,深圳38年基本完成了简单的知识外溢和干中学的模仿创新,竞争生存的内生创新的影响与日俱增。

深圳是我国经济开发程度最高,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程度最高,企业的生存竞争最激烈的城市。

1980年深圳劳动力总数约15万,其中企业就业员工约5万,国企员工占比为83%,非企业员工为镇村就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2/3,企业平均员工数为180人;2000年劳动力总数达到475万,企业员工93万,国企员工占比21%,镇村就业个体工商户占比约80%。企业数从830家达到近11万家,企业平均员工数44人;2016年总劳动力达到926万,企业员工达到442万,其中国企员工占比降至9%。镇村就业不再统计,个体工商户占总就业约一半。不难看出,2000~2016年深圳劳动力就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企业在岗员工增长了350万,深圳企业走向了规模化与规范化过程,传统的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征的镇村就业逐步缩小,国有企业员工就业占企业在岗比例下降到9%,占全部就业的比例下降到了5%以下。深圳的企业数,1980年是830家,1990年接近2万家,2000年约11万家,目前是超过了150万家。企业平均员工数降低到6人,与纽约大致相当。这又表明深圳是极具代表性的创新创业之城。

典型的市场调查发现,80%的创新来自客户和合作伙伴,这说明了市场分工对创新的基础作用。这是因为高度发达的市场意味着市场内具有充分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发达的产业链。2018年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1万家,仅次于北京,在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二,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374家,位列全国城市第一。深圳之所以能在创新产业取得突出成绩,很大程度上集聚了不同行业、不同细分专业、不同规模的企业群体进行协同创新。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能够集成大量社会产品和研发资源,创新资源和通用创新技术,经过合作者、供应商甚至是竞争者在不同产业之间迅速扩散与传播,形成一波接着一波的产业创新与升级的浪潮。与其说是大型企业的创新,不如说本质上是无法计数的企业群体的协同活动。创新成为深圳企业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自觉行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创新发展的潜力,创新推动着深圳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生存的能力,从知识外溢和干中学的模仿走向了内生的创新过程。

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促进创新发展。市场作为创新生产、发展和改造的第一动力,同时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在促进创新方面起主导作用。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则是充分保障市场公平竞争,降低对创新中小企业的门槛、提高创新效益以及减少创新失败的损失等,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深圳高新技术企业90%能够获得VC、PE以政府基础研发资金支持,并在产权保护、研发税收减免、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享有最为完备的法治支撑。深圳市政府为创新提供尽可能充分的公共产品,同时坚持划清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权责边界,致力于培育更加成熟、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政府公共服务为基础,保护公平竞争,激励创新。坚持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企业家为核心,法治是基础,政府是保障的理念。

四、结 语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放在了首位。这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中国经济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优化现有产业结构是建设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需要。马克思创新理论对于加快我国转型从模仿走向内生创新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创新理论观点分散于马克思浩若烟海的著作和手稿中,马克思对创新的类型、创新的主體、创新的动力、规模与创新、创新的更替效应、创新与资本积累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尽管马克思使用的是19世纪英国的背景,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基本思想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尽管后人对创新的研究非常多,但鲍莫尔之所以声称重新发现马克思创新理论,是因为马克思创新理论是第一个把创新活动嵌入市场经济体系内讨论的创新理论。马克思所讨论的创新不是孤立的、偶然性的人类活动,而是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压力下获得了无穷动力的有目的的、协同的行为,从这一角度看,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只有市场经济环境下才产生了如此形态各异、数量庞大并深刻影响了每个人的创新,推动着人类向前发展。

马克思创新理论开拓性地解释了市场竞争与创新活动的关系,竞争生存为创新提供了制度压力,提供了激励淘汰机制,使创新成为在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自觉行为。中国走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深圳的经验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市场要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就需要具有健全的法制、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明确的政府—市场边界。政府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服务,市场将引领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

深圳的经验说明,深刻理解马克思创新理论,有助于应对我国经济面临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不合理等重大问题。创新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应坚持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企业家为核心、法治是基础、政府是保障的原则,一方面应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企业积极创新,提高勞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完善司法体系,切实保护知识产权,这对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党的十九大明确的“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hu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innovation theory, Marx is the first economist who embedded innovation behaviour into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We should understand and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Based on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henzhe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hould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strengthen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s public service, draw a clear lin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promote innovation drive.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 Marxs Theory of Innovation Growth ; Competitive Survival and Endogenous Innovation ;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收稿日期:2018-09-20 责任编辑:垠 喜)

猜你喜欢

现代化经济体系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40年民族影像志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百姓生活
因改革开放而生 因改革开放而兴
改革开放大事记
改革开放:干点什么最时髦
将改革进行到底
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
浅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意义和着力点
培育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优质技能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