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对象的确定，既应考虑监察法作为反腐败法的法理逻辑，也应着眼于监察制度设计本身更为宏大的政治考量；既应考虑监察机关作为反腐败机构的权限要求，也应着眼于其作为政治机关而不是单纯的执法机关属性之要求。

当前监察法对监察对象的表述，实际上是以行使公共权力为标准论定的。监察法所规定的六类监察对象当中，第六类是“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应视为是对监察对象全覆盖的兜底性条款。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监察机关设立的初衷，实际上仍然是党领导下对国家机器加强监督的一种制度变革，其性質属于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其监察对象界限必然设定在国家机器层面和政治领域，而不能笼统地延伸至社会领域和私营部门。

监察对象之所以覆盖行使公共权力的所有公职人员，是致力于实现廉洁政治建设这一目标所决定的。从长远看，在解决了当前监察对象的问题后，应逐步延伸至广义上的全体公职人员。惟此，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廉洁政治，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实现廉洁社会，从而真正拥有海清河晏的廉洁中国。（作者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南省廉政研究基地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