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静，姚冠新 （扬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生鲜农产品经常爆出供给不畅问题，价格波动异常。从2012年河北省玉田县的大白菜价格降至1斤6分钱，却还出现滞销；到2013年作为全国冬季“菜篮子”的海南省许多冬季瓜菜的收购价格大幅下跌，佛手瓜5分钱一斤，再到2017年山东聊城蒜薹收购价格屡破冰点，农户发布信息免费采摘外带管饭等，生鲜农产品滞销反复发生。然而，一边是“菜贱伤农”，农民手中的农产品价格过低且严重滞销，另一边却是“菜贵伤民”，一直居高不下的生鲜农产品销售价格严重增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

虽然一直以来，政府对包括水果、蔬菜在内的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予以极大关注，并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如开辟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鼓励“农超对接”等，然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从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机制”，“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到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解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概念内涵，是进行后续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的必行之路。

1 建国以来我国生鲜农产品供给实践梳理

生鲜农产品是指由农业部门生产的没有或只经过少许加工的，且在常温下无法长期保存的初级食品，主要包括鲜食的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等农畜产品，亦被称为“生鲜三品”。不同于普通工业品和深加工农产品，生鲜农产品通常具有鲜活性、易腐性、易逝性、即食性和难储存性等特征。从我国的生鲜农产品供给发展实践来看，建国以来，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85年之前，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我国的种植业结构主要以大宗农产品为主，偏重于粮食种植，主要生鲜农产品的生产严重供不应求。因此该阶段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支持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等”，核心是增加“菜篮子”供给[1]。第二阶段，1985～2001年，经过十多年的调整，我国生鲜农产品种植结构有所改善。但主要农产品供给开始出现结构性不对称问题。1998年，针对低质量农产品大量积压、高质量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国家以资源禀赋为基础，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始“战略性结构调整”[2]。第三阶段，2001年加入WTO以后，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加之2004年开始的以农业生产“四大补贴”为主的农业政策导致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缓慢，且人地矛盾突出的国情使得政府过度重视食物供给，生鲜农产品种植业未能得到均衡发展。2008年前后，我国生鲜农产品供需不对称矛盾尤其突出，“卖难”、“买难”并存，质量问题频出[3]，影响恶劣，严重打击了广大市民的消费信心。尤其是近两年出现的生鲜农产品供给中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并达到历史峰值现象[4]，必须通过生鲜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本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 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理论研究动态

与我国生鲜农产品供给实践对应，学者们对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问题的研究也一直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中。2000年之前，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问题的研究重点一直是“保证供给数量充裕”，如增加供应平抑物价（林克，1989）[5]、技术投入提升产量和品种（陈忠福，1989）[6]等。随后，随着种植养殖规模增加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生鲜农产品供给总量基本上达到了需求要求，有效供给的研究内容开始转向抓好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和市场调控，如优化种植结构、抓好“菜篮子”工程建设（刘文鹏，1991）[7]，提升生鲜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陈万灵，1999）[8]等。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生鲜农产食品质量事件的频发，有效供给研究的重点除了保证数量供应，对质量安全的关注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张利国，2010）[9]。为此，学者们从产地准出与信息追溯（王彩霞，2015）[10]、农业生产者施药行为规制（王建华，2015）[11]、分析破解思路（汪旭辉，2016）[12]、产业链治理（耿宁，2014）[13]和供给质量关系合约研究（吴晨，2010）[14]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力图平衡“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生鲜农产品供给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表面上看，生鲜农产品供给中的问题主要是“卖难买难”、供给质量问题，实际上是不符合消费需求的无效供给增加带来的生鲜农产品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因此，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深入研究生鲜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及解决，实现生鲜农产品供给的质量与效益并重是时代赋予的我国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研究新任务。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内涵辨析

为了更好地解决生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必须对有效供给的内涵进行具体的界定。根据经济学中对有效供给的定义，“指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拥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包含劳务）的供给”，可知有效供给是与商品交易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结合上文对生鲜农产品供给实践和研究动态的整理，笔者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主要应包括以下五个层面的内容：

3.1 供给数量均衡

同普通工业品及一般农产品相比：首先，生鲜类农产品的产量较易受到生产条件与自然环境的影响，且大部分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以果蔬为例，温度、雨雪雷电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果蔬类农产品供给量，而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的需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次，生鲜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周期性，且其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我国传统的小农户经营模式使得农户通常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生产什么、生产量是多少。这种当期供给量受上期市场价格影响，而当期价格又受当期供给量影响的生产模式容易导致供给量与实际市场需求相脱节，供需信息不对称加大了农产品生产的调控难度。当供给不足时，供给价格会呈现上涨态势，直接增加广大市民生活成本、降低生活质量，并波及其他行业引发通胀；当供给过剩时，供给价格会呈现下跌态势，直接打击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并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15]。因此，作为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内容之一，保障生鲜农产品供给数量均衡是维持其价格稳定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着力点。

3.2 供给质量安全

我国的农业生产以家庭为主要基本单位，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农产品生产主体众多，组织规模小、层次低。以简单、零散的经营方式从事小规模流通，缺乏规模效益，农产品及其物流标准化程度低，质量难以控制。正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质量标准和具体监管措施，农产品质量隐患较大；且受易逝性特点影响，生鲜农产品的保存往往需要一些特殊条件，但农业产品低附加值的现实问题又往往制约了相关检测和储存设施设备的采用和发展。近些年曝出的“毒韭菜”、“毒苹果”、“毒豆芽”和“毒西瓜”事件，充分暴露出了农产品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影响恶劣，严重打击了广大市民的消费信心。《2015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加强源头治理，强化过程监管，完善法律法规，构建统一权威监管体系，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保障“从农田到餐桌”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可见，保障生鲜农产品供给质量安全、维护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已成为保障有效供给的当务之急。

3.3 供给结构合理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和对质量关切程度的提升，生鲜农产品供给结构问题日益凸显，既包括数量结构问题，如现实中经常会出现全国猪肉产量过剩价跌，而牛羊肉却严重短缺价格持续走高，还包括供给区域结构问题，如A省的大白菜供过于求，而B省的该产品恰好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或供不应求，由此不同区域的同一类型生鲜品之间形成供给价差。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广大消费者对高端生鲜农产品的需求有持续走高之势，这与当前我国生鲜农产品供给中普通低端供给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的情况形成显著矛盾。

3.4 物流过程畅通

物流过程是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必不可少的一环。由于农产品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地区，如果没有高效畅通的物流过程作为支撑，即便实现了供给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匹配，农户生产的产品也运不出去或由于不能及时运送出去而带来巨大损耗，无法有效满足消费者需求。长此以往，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势必遭受打击，广大市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也难以提升，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畅通高效的生鲜农产品物流过程是实现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拉动生鲜农产品连续生产和促进消费的助力器。

3.5 供给的可持续性

生鲜农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相关。近年来，广大农业生产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农民，以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土地收益为目标，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滥用农药、化肥、抗生素等药物，为了实现高产的目标，一些农民甚至还在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农药。相关数据显示，近十年间我国化肥使用量增长25.8%，农药使用量增长达23.43%，中国平均化肥施用强度是国际公认安全标准的1.61倍。农业生产要素的乱投乱用严重影响了生鲜农产品生产的可持续性。目前中国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国内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曾经的“田园净土”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因此，生鲜农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是有效供给不可或缺的内容。

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4.1 提高生鲜农产品经营组织化程度

生鲜农产品经营组织化程度可以大大提高相关参与主体预测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生鲜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化。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措施的实施，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模式，但由于近十多年来，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频繁出现，对提高生鲜农产品生产组织化程度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生鲜农产品生产从自给自足生产模式、小农生产模式逐步发展到批量生产模式、基地生产模式，生鲜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各供给主体应对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其次，生鲜农产品流通的组织化。随着消费的全球化，生鲜农产品的流通从最初的肩挑手提逐渐发展到公路车队运输、铁路快运、航空专运，集散主体的物流运作水平及物流功能的完备程度越来越高。由于流通主体的规模化发展，生鲜农产品生产后的区域辐射能力和储藏保鲜能力逐渐增强，极大缓解了地区生产和全国消费、季节生产和全年消费的矛盾。得益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生鲜农产品的流通正变得日益有序化和集约化。最后，生鲜农产品销售的组织化。生鲜农产品的销售组织化是随着广大消费者对销售专业化和保鲜要求的提高而出现的，从传统的街道小贩、零散水果店、农贸市场到现代化的超市生鲜卖场、生鲜农产品超市，销售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不但改善了消费者的购物环境，对生鲜农产品供给质量的监督和保障也大有裨益。

4.2 提高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的程度

从1999年的农业产业化开始，为了解决农产品“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国内学者逐渐开始了对农产品供应链形成原因、内涵、分类、发展过程、构建体系、组织模式、各环节利益分配及成员合作关系等的研究，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也在此列。总体来说，对于销售区域辐射范围较大的生鲜农产品品类，其被“农户”生产出来以后，经常经由一个或多个中间商（如批发商、分销商等）送达消费者手中。在这个过程中，生鲜农产品每经过一级中间商，其价值都会有所增加，其中有一部分价值增值是有效的，如中间商对生鲜农产品进行了简单加工（分类、包装）；而绝大部分都属于无效增值，即仅仅在所有权的转移过程中提高售价。为了提高生鲜农产品流通效率，减少无效增值行为，生鲜供应链参与主体也在通过不断提高一体化程度，减少中间环节，如常见的产地直供、产销一体化等。此外，通过提高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程度还可以缩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大大提高生鲜农产品供给效率。

4.3 提高生鲜农产品经营的创新化程度

生鲜农产品经营的创新化发展在近几年尤为明显。这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对发展生鲜农产品多种经营方式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源于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品质口感等的现实消费需要。具体来说，提高生鲜农产品经营的创新化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包括加快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逐步形成线上和线下融合、农资消费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的市场格局。第二，鼓励生鲜农产品经营的品牌化和特色化。包括地区品牌和产品品牌两个方面。生鲜农产品经营的特色化最为明显的表现是生鲜农产品销售与旅游业的结合，如当前不少农家乐推出的亲子游采摘项目，“特色小镇”建设、“互联网+农业”、“一村一店一品”等。

4.4 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考虑到我国长期的农业生产经营中形成的“多、散、乱”的小农经济现实，我国的生鲜农产品乃至农产品的供给都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去调节，当市场失灵时，从国家层面出发的合理调控就更显得必要而紧迫。具体包括：第一，科学预测生鲜农产品供需水平，发布市场指导信息。第二，积极畅通生鲜农产品市场信息传播渠道。第三，支持鼓励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第四，大力推进生鲜农产品种养基地建设走适度规模化道路。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卫星地面监测及地方政府反馈信息，掌握主要生鲜农产品种植面积或生产规模等的信息，并根据预测的理论数据判断供给是否过多或过少。然后，将相关信息反馈给生鲜农产品生产者，进而从总量上保障生鲜农产品的供需均衡。

4.5 建立健全配套设施保障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

生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涉及广大消费者生命安全的大计，既是一项市场经济行为，又是一项民生大计。必须建立健全相关配套设施加以保障。首先，法律制度保障。如增加对不安全生鲜农产品供给者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其次，技术标准支持。如提高生鲜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标准化水平，提高进入流通环节的生鲜农产品的准入门槛。最后，加大对与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相关的硬件设施投入。目前，与生鲜农产品有效供给相关的硬件基础设施投入的“短板”主要集中于冷链物流方面，包括冷链物流技术水平、冷藏车和冷藏库的数目等。根据《2014年度中国制冷行业发展分析报告》相关数据资料，在我国七个内陆地区中，华东地区冷链设施设备占比最高（2014年冷藏车4.1万台），全国冷藏车保有量（2014年8.79万台）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2010年的冷藏车保有量已达到16万辆）。我国的冷藏运输率（易腐食品采用冷藏运输的比例）不到20%，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超过80%[16]。冷链比例低除了带来巨额经济损失，更是给生鲜农产品的供给质量安全带来隐患，亟待进一步加大冷藏设施投入和行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