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17年10月和11月，李大钊曾两次由上海到南京，在白坚武引见下，与当时的江苏督军李纯会谈。2018年5月，受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委托，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成立课题小组，对李大钊两次到南京的活動情况进行梳理与考证，并在史料基础上对其到南京的目的和成效进行分析与推理。李大钊这两次到南京的经历，特别是在这前后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所进行的艰辛探索，构成了李大钊思想发展史中重要的量变过程，为其实现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李大钊；上海；南京；活动情况；探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11-0024-05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2018年5月，受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委托，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成立课题小组，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社科院、金陵图书馆等单位及相关专家的协助下，深入梳理和考证了1917年李大钊两次由上海至南京的活动情况。本文依托各类史料，追溯李大钊此前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及到南京的时代背景，在梳理其活动轨迹的同时，力求展现李大钊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艰辛，及其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思想量变进程。

一、李大钊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及

两次到南京的时代背景

（一）李大钊在上海的活动情况。1917年，李大钊两次到南京的出发地都是上海，要考证和梳理其到南京期间的活动轨迹并分析其目的，就必然要追溯李大钊此前在上海的相关活动情况。根据《李大钊年谱（1889-1927）》及相关书籍的记载，1913年7月，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此时，由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已陷入失败，时局的黑暗，使李大钊极为愤慨和痛心。于是，他决定接受汤化龙等人的资助，东渡日本留学，并于1914年春考入早稻田大学深造。1916年初，为声援云南护国军讨袁，李大钊从日本横滨搭乘法轮赴上海，开展爱国宣传。2月中旬，由上海返回东京。这是史料记载中，李大钊第一次到上海。

然而，正当李大钊在上海积极联络讨袁之事时，早稻田大学竟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1916年5月中旬，为推动反袁事宜，他毅然弃学返回上海。在第二次来到上海后，他曾写信给在东京的朋友，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长江流域战云漫郁，倪、张与冯已隐成敌国。传闻袁氏备战甚急，此则雌雄之决非出于一战不可也。”[1]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7月11日，李大钊应汤化龙、孙洪伊之约，离沪北上，赴京创办《晨钟报》，出任总编辑。后因政见对立，旋即离开。此后，他又相继与白坚武等人创办《宪法公言》，编辑《甲寅》，并在《新青年》《言治》等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

关于李大钊在1917年上半年的活动，《李大钊年谱（1889-1927）》中有这样一段概括：“上半年，应当时任北京政府内政部长的孙洪伊之托，与高一涵负责起草地方自治法案，经三个月草成。‘我们主张分权，旧派则站在集权方面，这个草案终于被北洋政府否决。”[2]此后，局势急转直下。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就在张勋复辟当日，李大钊仓促离京，避走上海。这是李大钊第三次到上海，也就是在此期间，他两次由上海踏上了前往南京的旅途。

（二）李大钊两次由上海到南京的时代背景。《李大钊年谱（1889-1927）》中，对其到沪后的情况进行了记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国变日别后，仓皇出京，未及走辞为歉！南来栖迟沪滨，百无聊赖，幸有投止之所，不至飘泊旅馆，暇时惟以读书自遣，尚足告慰耳。至于发表言论，今已全非其时，既有所欲言，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大抵今日之民党，已失其正系，不偏于弱，则流于暴，求能平心静气，刚毅不挠，依据法律，以与强暴之势力为恒久之抵拒者，盖舞闻焉矣。前日不自禁，偶为《太平洋》作文一首，既而思之，又自深悔！以今日之沉溺于利欲，逆耳之言，庸何能入？且以吾侪年轻性率，修养未充，诚信中孚，未足格物，有所论列，徒召恶感，不足诲人，诚不如缄默自守，徐俟劫尽之期，听其自忏之为愈也。”[3]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李大钊已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迷茫之中，张勋复辟和各派势力的争斗，让他对时局极度失望。在1917年8月6日的《白坚武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录原诗如下。客居纷来，未克答和，敬俟异日。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繁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4]

军阀的专制统治，以及与之伴生的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更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孙中山曾这样说道：“当时的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5]

“1917年6月，张勋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并于7月1日宣布清帝复辟后，孙中山于6日携廖仲恺、朱执信、章炳麟等人乘军舰南下广州，准备武装讨逆……孙中山抵广州后，于19日通过津、沪报馆致电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各地响应护法的国会议员150余人于8月25日在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31日，非常国会通过《中国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于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次日选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日，孙中山发表就职宣言，表示以‘勘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为责。”[6]

军政府成立后，各地纷纷响应，但由于归属不一，未能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且，新任命的元帅唐继尧、陆荣廷拒绝就任，借护法之名，抢占地盘。与此同时，“段祺瑞为实行‘武力统一，派傅良佐为湘督，率第8师、第20师入湘，以图两广。傅良佐甫到长沙，即下令将宣布湘南自主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调离，将湘军第1旅旅长林修梅撤职，并进攻湘南，蓄意挑起了南北战争。1917年10月3日，孙中山发布命令，指出‘北京伪政府乱国盗权之罪，‘查段祺瑞实为首逆，令各路军队缉拿”[7]。

军政府成立后，任命孙洪伊为内政部长，因军政府的军事实力与北洋军相差甚远，“孙洪伊建议先设法阻止北洋军南下，在策略上瓦解段祺瑞的武装统一政策。因为北洋军将领多是北方或直隶人，而且孙洪伊在直隶一带比较有声望，为此孙中山任命孙洪伊为长江宣抚使，但对外没有宣布。孙洪伊和部分人员回到上海，以孙中山代表的身份，掌握舆论、出版工作。孙中山先生的重要言论，都寄上海发表。孙洪伊在这一段时期工作极为紧张，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从事编写、印刷出版等宣传工作，派往各地联络人员频仍的来往汇报，研究对策，孙洪伊经常工作至深夜”[8]。

这便是李大钊两次由上海到南京的时代背景。当时身在上海，曾与孙洪伊往来密切，并心怀救国救民信念的李大钊，极有可能代表孙洪伊前往南京，并在旧日同学白坚武引见下，与当时的江苏督军李纯会面商谈。但是，这一推论是否能够成立，还需对其到南京后的主要活动轨迹进行梳理与考证，并寻找到更多的史料支撑。

二、对李大钊两次到南京活动轨迹的梳理与考证

（一）到达时间及主要活动情况的梳理。对于李大钊两次由上海到南京这一史实，许多书籍中都有提及，如《白坚武日记》《李大钊年谱（1889-1927）》《李大钊传》《那时多少豪杰》《李大钊思想评传》《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李大钊史事钩沉》等等。经过仔细比对发现，《白坚武日记》所记载内容，应为1917年李大钊两次到南京这一史实的出处，此后几乎所有传记、年谱及相关书籍均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和研究。

白坚武在1917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明确记载：“守常来，相谈尽欢，函督军订见期……”之后，他又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李大钊第一次到南京期间的相关活动：“19日，早刻，赴华洋旅馆看守常。”“21日，在陈雪轩处晚饭。偕守常、雪轩、叔和赴金陵大学观游艺会……偕守常见督军接洽赴日事件……游明孝陵……赴金陵春，代表督军请彭静仁、李守常二君……今日共游者，余及李、彭、温、杜、陆绍文、徐、谢晋卿计8人。”“22日，午刻，留守常、新吾、何君饭……督军请守常先回沪候行，送路仪百元。”“23日，游莫愁湖，并观粤军烈士纪念碑，归途游胡园，同游者何民岩、张新吾、李守常、朱叔程……”[9]

由日记内容可见，李大钊于1917年10月18日第一次到南京，10月21日会见江苏督军李纯，此后在白坚武陪同下，在南京多处活动，返回上海的时间大约在10月24日左右。从后续的白坚武日记看，李大钊返回上海后，一直与其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可见第一次会面所商议之事尚未了结，之后也就有了李大钊的第二次南京之行。

自1917年11月9日開始，白坚武在日记中记载了李大钊第二次到南京的活动情况：“9日，守常来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10日，午饭，留施鹤雏、襄平、守常饭……浴罢至太平巷陈寓访守常，遂同至督署晚饭。督军约9时接谈……”并且，在李大钊与李纯会面当晚，白坚武在日记中写道：“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悟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夜12时匆匆作。”第二天的日记中，白坚武记载了送别李大钊的情景：“11日，星期日，早赴华洋旅馆访守常，又同赴文德里访崔叔和、高质青。送守常北行到下关，路遇徐襄平，小聚瀛洲旅馆，在宝记照像馆同摄一影……”[10]

由此可见，李大钊于1917年11月9日第二次到南京，11月10日晚会见江苏督军李纯，并于11月11日离开南京北上。

（二）对其住宿地点和主要活动场所的考证。《李大钊年谱（1889-1927）》和《白坚武日记》中都提及，李大钊在1917年两次到南京期间，均住宿于“华洋旅馆”。为此，课题小组邀请南京市社科院专家邓攀，协助查阅了部分民国时期的地情资料。其中，1922年版的《金陵杂志续集》，1924年初版和1926年再版的《最新南京游览指南》，1929年版的《新都游览指南》，1932年版的《旅京必携》都显示“华洋旅馆”位于大行宫；只有1910年出版、1918年重修的《金陵杂志》显示“华洋旅馆”位于督署街。然而，督署街这一地名在今日南京早已不存。为查找其具体位置，工作小组对《金陵杂志》中的《街道志》和《客栈志》进行了深入研读。《街道志》中记载，当时南京共分五区，督军署和大行宫一带均属第一区。大行宫位于第一区第一段，而该区第四段的街巷有督军东街和督军西街，即《客栈志》中提及的督署东街和督署西街。督署为清代两江总督署简称，督军即指民国初年的江苏督军，清代督署改为督军署后，街巷名称也随之改变。今长江路在当时分为多条街巷，今总统府前为西辕门（即原总督署的辕门，清末《同治上江两县志》也载有此地名，另外还有“督署前”地名，在《金陵杂志》中已不见记载），西辕门之西为狮子巷，狮子巷之西为大仓园，唯督署街不见记载。除此之外，书中其他部分也没有提及督署街。此后，工作小组又查阅了部分清末至民国的南京老地图，也未查到督署街这一地名。

据《金陵杂志》所载，在大行宫和督署东、西街密集分布着各种旅馆、菜馆、茶馆，故此三条街巷均属于以督军署为中心的服务业集中区。《金陵杂志续集》更是将大行宫华洋旅馆列为当时南京最著名的六家客栈之首，由此可见其所吸引的客源多与督军署相关。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课题小组认为《金陵杂志》中的“督署街”应当是误书，可能多为对旧时督署前街巷的泛称。“华洋旅馆”还是位于大行宫附近，即今天的碑亭巷到南京图书馆这一地段。并且，从地图上分析，李大钊选择“华洋旅馆”住宿，应该是因为此处距离当时的督军署（今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即“总统府”）较近，方便其与白坚武及李纯会面。

另外，根据《白坚武日记》记载，李大钊在南京期间，除与当时的江苏督军李纯会面，还在白坚武等人陪同下，在督军署、金陵大学、莫愁湖、粤军烈士纪念碑、胡园、太平巷、文德里、下关等多处地点活动。其中，大部分场所已成为今天的文保单位，其余也基本可在地图上明确指证，唯有太平巷陈寓这一地点，未能找到具体位置。为此，课题小组查阅了现存的1921年的南京地图，在地图上可见太平巷附近有奉直会馆（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天津），说明当时该地奉直一带人士较为集中。江苏督军李纯是直隶首府天津人，李大钊为河北乐亭人，白坚武为河北交河人。从《白坚武日记》中可见，白坚武多次在该地点活动，李大钊到南京后又与白坚武一起在太平巷陈寓活动，由此推测陈寓极有可能位于太平巷奉直会馆附近，属于原籍直隶、寓居南京的人士所有，为河北籍人士的社交场所。

三、对李大钊两次到南京的目的和成效的

分析与考究

梳理和考证李大钊两次到南京的活动轨迹，目的在于厘清其到南京的目的和成效。据《白坚武日记》记载，李大钊第一次到南京会见李纯，内容为“接洽赴日事件”；第二次到南京会见李纯，内容为“代表某君有所接洽”。但日记并没有对具体会谈内容进一步展开。“代表某君有所接洽”，此处所指的某君究竟是谁？是否正是时任军政府内政部长的孙洪伊？对这一人物的确定，将直接关系到对李大钊到南京的目的和成效的考究。带着这样的疑问，课题小组进一步查阅了相关资料。

在《李大钊年谱（1889-1927）》《李大钊传》《那时多少豪杰》《李大钊思想评传》等年谱、传记和书籍中，对李大钊两次到南京的记述，基本都以《白坚武日记》内容为基础，对李大钊代表何人与李纯接洽，以及具体会谈内容等均未作展开和分析。张耀杰所著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中这样表述：“1917年10月21日，李大钊专程从上海来到南京，在老同学白坚武引见下拜会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说是代表孙洪伊接洽赴日本考察事宜。10月22日，李纯赠送100元路费请李大钊返回上海等候消息。11月9日，李大钊再赴南京会见李纯，代表孙洪伊‘有所接洽。由于两次‘接洽毫无成果，李大钊于11月11日由南京返回北京，住进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章士钊家中担任家庭教师。”[11]该书明确表述李大钊两次到南京接洽李纯，所代表的人正是孙洪伊。

《李大钊史事钩沉》一书对李大钊到南京的目的和成效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该书在分析《孙洪伊生平事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李大钊接洽李纯，其所代表的“某君”正是孙洪伊，目的在于说服直系服从孙中山的主张，维护约法，抵制段祺瑞的军事行动。书中这样表述：“李纯当时是江西督军后任江苏督军。正因为有了李大钊代表某君与李纯的洽谈。日后形势才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11月17日电文从南京发出：江苏督军李纯、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均为直系人物，请撤兵停战议和，愿任调停……应该说，孙洪伊在瓦解段祺瑞的武装统一政策上是成功的。这才是李大钊两次从上海到南京会见李纯的真正内容和目的。”[12]

经分析比对相关资料，课题小组比较认同《李大钊史事钩沉》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为了寻找更加直接的史料依据，经协商，课题小组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部分尚未公開的北洋政府时期档案。然而，在查阅与李纯相关的全宗目录过程中，未能发现记载李大钊1917年两次到南京事宜的卷宗。

查档过程中发现，案卷号为1002-2-49的档案，收录了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江苏督军李纯等各方电请南北双方停战的文书。其中，有一封李纯于1917年12月18日写给当时国务总理王士珍的书信，验证了《李大钊史事钩沉》中关于李大钊到南京目的和成效的提法。信中这样写道：“总理钧鉴：窃纯自任调停以来，迁延已近月余，战和苦无要领。近与各方接洽并派专员探讨底蕴，始悉和平之键固在岳州，而要点实在潮汕方面，所以屡电南方，要其停战，卒未能如所期盼。”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开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孙中山当即提交辞职咨文，并通电辞职。5月21日，孙中山发布辞职临行通电，下午即乘船离开广州。孙中山的离去，标志着护法运动的失败。

辛亥革命及之后一系列斗争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也太深刻了。它使得一些立志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的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的途径。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辛亥革命影响很大的人，后来成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参与创建或陆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人则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的朋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13]。

由此可见，1917年两次到南京的经历，特别是在这前后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所进行的艰辛探索，构成了李大钊思想发展史中重要的量变过程。正因为经历了最黑暗的长夜，才催生了他寻求光明的坚定决心。此后，十月革命的爆发，给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展示了一条新的出路。李大钊，更是成为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从1918年7月开始，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这场革命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这些文章的发表，成为其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最终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参考文献

[1][2][3]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1889-1927）[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25.33.50—51.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白坚武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82.

[5][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1.9—10.

[6][7]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5—216.217.

[8][12]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唐山市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史事钩沉[C].冀出准字（2011）第AT006号，2011：311.312.

[9][1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白坚武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95—96.98—99.

[11]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292.

课题小组成员：徐彦、缪慧、焦慧敏；执笔人：缪慧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