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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货币结构体系与金融发展的历史透视—第18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中国货币金融史”专场讨论侧记

2018-11-26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兰日旭金星晔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钱币 2018年6期
关键词:白银纸币货币

何 平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 兰日旭 金星晔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18年7月29日至8月3日,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国际经济史学会发起三年一届)在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召开。此次大会由国际经济史协会主办、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等承办,来自全球1000多名学者出席该会,除了开幕及闭幕2次全体大会学术报告(plenary session)外,在5天的会议中,按照讨论的专题共设203个并行举行的会议专场(parallel session),主题涵盖十分广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化浪潮”(Waves of Globalization)的主题,讨论了商业发展史、公平、增长、科技的作用以及经济全球化等问题。7月31日下午1:30-5:00,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何平教授、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德佩罗(Georges Depeyrot)教授组织的中国货币金融史专场(Session 310203)“Distinctive and Interlinked- Chinese Money and Finance under Globalization from Historic Perspectives”在MIT唐氏中心(ROOM 149,Tang Center)举行,围绕中国货币结构的变化、国际金融现代化的转折点,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金融机构的演变进行深入讨论。来自中国、法国、日本的12位学者参加论文主题发言,就中国古代以铜铸币为中心的货币结构特征、近代以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中国古代纸币的产生发展及其性质、西方国家的现代货币体系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西方货币体系的不同结构是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因素之一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黑田明伸教授对小组发言进行了全面评论,小组的重要议题吸引了剑桥大学著名货币金融史专家Craig Muldrew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林满红教授、美国波士顿格兰特博士(Fred D.Grant)等众多中外著名学者,论文合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伏霖副教授、金星晔讲师也到场参加了讨论。这个专场的主题发言,致力于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追溯中国货币金融的源泉,为重塑当前的货币和金融理论提供参考。各主题发言引起参与者的热烈讨论,既增进了交流,又深化了对人类货币金融历史实践和理论发展里中国因素的重要认识。

一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货币结构体系的重塑

13世纪中国实现了价值尺度从铜钱向白银的转换,从此开启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货币选择和货币体系构建的时代。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围绕着纸币、替代货币、以银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以及发展中的白银问题等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来自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著名货币金融史学家德佩罗(Georges Depeyrot)教授第一个主题发言,在《亚洲的白银问题和DAMIN计划》(The silver question in Asia and the DAMIN program )中关注亚洲白银问题,他详细讨论了所主持的2012-2015年期间一项大型倡议—DAMIN计划。这一项目致力于探究新进入的白银以及复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换在货币流通中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这一转变与第一次货币全球化紧密相连。因此,很有必要通过综合比较各国在国际货币会议中的实际处境,来提取总体的一般性解释。另外,白银危机与亚洲局势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许多次国际货币会议试图向亚洲输送大量的白银,以便重新建立金银之间的传统关系,并发展一种类似于殖民国家使用的货币制度,而DAMIN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就在于收集整理相关数据供学术界使用。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习永凯博士在《近代中国白银“双顺差”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1871-1935)》(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rade, the Silver “Double Surplus” in Modern China (1871-1935) )(合作者:戴建兵教授)发言中,讨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白银进口超额和外贸逆差同时发生,与汇率波动调整贸易平衡的一般理论相悖。他们认为这种奇怪的现象来自国外白银的涌入,随着白银汇率的下降,赤字不断增加。由于其他国家的白银供应使白银流通与世界白银价格密切相关,所以当国际白银价格上涨时,白银流出,价格下跌时白银流入。又因为近代中国的名义汇率随着世界白银价格波动,因此,白银流动影响了中国的货币供应和对外贸易。然而,实际汇率波动却不大,不会对大规模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因此,白银进口超额和外贸逆差才会同时出现。实证分析表明,进口受到白银流量的影响,而出口则受实际汇率和国外收入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何平教授在《古代中国的纸币:从民间信用货币到国家纸币》(Paper Money in Pre-modern China: From Private Credit Currency to State Paper Money )的发言中,通过民间信用货币、地区性国家信用货币和国家纸币三个重要概念,透彻地解读了从北宋“交子”到明代“大明宝钞”古代中国纸币的历史演进及其性质。货币从实物货币到纸币的转变是人类货币使用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为什么纸币最初在中国产生?古代中国纸币为什么没有发展为信用货币?专制制度与财政货币关系的扭曲是解读这些问题的关键。他讨论了民间信用纸币“交子”成立的条件,南宋调控纸币价值的“称提理论”,元代普遍使用纸币的真实情景,明代彻底的国家纸币实验的“三无”特征。正确认识现代货币的性质和现代货币理论,考察中国纸币在历史上的流通实践以及相关制度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主题发言中,何平教授并提出倡议,借助北宋官方“交子”诞生1000年之际(1023-2023),就中国纸币的发展及其经验进行系统的考察,探明非实体货币所要求的信用机制的特征及其制度条件,丰富既存的货币理论,进而有效地回应人们对比特币等新型货币带来的困惑。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贺力平教授在《为什么是银而不是黄金?中国货币制度选择的批判性文献综述》(Why Silver instead of Gold? 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 on Monetary System Choice in Imperial China)发言中提到,从明初至晚清,中国处于以银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中。为探寻这一制度选择的内在逻辑,他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综述,发现许多学者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三大发展来解释货币制度的变迁:(1)前期恶性通货膨胀及其对政府操纵纸币的破坏性影响;(2)明中叶以来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3)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然而,贺力平教授认为,这些解释对于回答“为什么是银而不是黄金”这个问题而言,并不充分。一方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货币的操纵,中国与外界的贸易流通(包括物种的流动)也几乎没有达到稳定。另一方面,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最有可能支持以铜为基础的货币制度,这与“银压金”的相关性并不是很大。基于此,贺教授进行深入研究,从学者们的著作中搜集到四方面的证据:(1)外国金币可能从汉代开始才为中国人所知;(2)在唐代很少使用金币;(3)宋朝实行“全面反金”政策,导致金价相对于其他货币下跌;(4)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出现违规现象,可能使银在国际交易中成为比金更好的支付手段。总之,通过研究,贺教授认为对黄金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及不规则的对外贸易关系(或者缺乏欧洲式的国际贸易网络)促成了中国货币体系中白银的崛起。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邱永志讲师在《为什么明朝中国转向白银时代?基于制度因素的重新考察》(Why Did Ming China Turn to the Silver Age? A New Investiga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 Factors )主题发言中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明朝时期的中国进入了白银时代?他指出,从元到明漫长的转型期来看,明初制定了新的国家政策,使商业市场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同时,明朝政府运用源自元代蒙古帝国各种社会经济改革的政策,重建了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另外,明初形成的货币制度和较为广泛的“洪武”经济体制严重影响了铜币、纸币两种国家货币的制度基础以及信用核心。总的来说,导致货币转型的主要制度因素在于上层制度体系中货币供应的混乱以及市场力量兴起所导致的货币流通混乱。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罗煜副教授在《替代货币的崛起》(The Ascent of the Alternative Currency)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替代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作为对法定货币的替代或补充,它挑战了基本货币理论以及货币只由国家发行的惯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替代货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探讨了近年来世界替代货币的发展,并将其分为四种类型:金属货币、社区货币、互信货币和加密货币。基于“双锚竞争”模型与货币历史的分析,揭示了决定不同货币制度的关键因素是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的权衡。

二 国际金融活动与中国的参与和角色的转换

无论是丝绸之路上纺织品的交易及汉口中俄茶叶贸易的兴起,还是国内货币体系改革,无不推动着中国货币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在本次会议中,学者们重点围绕这些话题,从中国货币体系的视角出发,就国际金融现代化的转折点展开了讨论。

日本帝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柿沼阳平副教授在《中国对亚洲的首次经济影响》(The First Chinese Economic Impact on Asia)中认为,在中国,不仅战国、秦国、西汉时期,而且在随后的东汉时期,直至以后,都存在多重货币经济。并且在没有固定标准的情况下,多种货币同时竞争,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随后,他探讨了历时性变化,揭示了纺织品生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当时的王朝不允许将中国钱币带到国外,因此钱币仍然是区域货币,而纺织品却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区域间货币。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徐乐副教授因故未能与会,在提交的《废除银两:中国中央政府控制货币体系的开端》(Abolishing Tael for Silver Dollars: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Controlling Currency System)论文中指出,从清代1910年的“币制则例”到1914年北京政府的“国币条例”,再到1933年南京政府颁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中国见证了废除银两的三个过程。1910年的货币制度规则仅提出银元作为标准货币,不铸造任何新货币,1914年法规促成实际货币铸造,但仍然没有废除银两。导致使用银元作为标准货币仅作为成文法保留,但未真正实施。直到1933年,中央政府才开始主张对货币体系实施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废两改元”,促成中国货币体系的现代化,并开始与全球货币体系建立联系。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刁莉副教授在《清末中俄对外贸易与货币信贷研究(1862-1919)》(A Study on Sino-Russian Foreign Trade and Monetary Credit in Late Qing Dynasty 1862-1919)(论文合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金星晔讲师)中考察了1862年至1919年汉口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以及这种贸易如何影响汉口的茶叶市场。同时,追踪外资银行跟随茶叶贸易进入汉口这一现象,探索这种现象如何改变长江中游地区的资本市场构成。

三 现代化进程与中国金融机构的演变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贸易范围的扩大,为满足经济活动中的资金需要,我国的金融机构从早期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本次专场会议中,学者们分别从组织、文化等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金融机构的演变。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兰日旭教授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主体的演变:基于金融组织演进的视角》(The Evolution of Main Body of Financial Market in Modern China: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Organizations)(论文合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伏霖副教授)专题发言中指出,近代以前,为了适应金融市场多层次的金融需求,中国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机构。然而,中国金融市场主要金融机构的演进呈现出二元化趋势。原有的本土化金融机构已经明显分化为票号和钱庄。在近代转型时期,票号迅速陷入产业崩溃。相反,钱庄在现代元素的融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此外,现代金融组织也通过西方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可以说,现代金融机构是现代西方金融技术与传统金融机构要素的结合,主要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保证了长期稳定。当然,保持金融机构稳定的能力更多依赖于工业组织,而不是政府自己的官方机构。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康金莉教授在《官商资本与现代中国北方新银行系统》(The official-merchant capital and the new banking system of Modern Northern China)主题发言中指出,民国初期,国家金融业出现了发展高峰。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个现代银行系统,包括国家、地方、专业和商业银行。然而,与浙江和江苏地区不同,北方银行业务的收入主要还是来自官商资本。由于融资基于薄弱的共同商业以及不发达的市场,这种结果不可避免。官方商业资本在早期发展和建设国家银行体系中,对财富积累起着关键作用。然而,银行业依赖特权和政府业务的做法导致了与工业和商业的偏离,不仅影响了银行系统的稳定,而且使银行业变得脆弱,容易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在《佛教信仰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Buddhist Belief and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Development)主题发言中,关注佛教信仰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认为研究中国金融史,无法避开佛教。在南北朝佛教盛行的浪潮中,来自印度的佛教寺院金融迅速兴起和发展,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最早依靠社会资本贷款的金融机构之一,不仅扩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边界,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进步。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不仅从寺院金融中吸取了通过质押和抵押来降低借贷风险的技巧,而且从传统金融和王室法律中吸取了建立商业信用的经验,并利用宗教信用债券来建立新的商业信用。应该说,这一实践极大地提高了宋、元、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竞争优势,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大发展。

总之,本小组的讨论紧扣“全球化浪潮”这一主题,围绕中国货币结构体系的变化、国际金融现代化的转折点,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金融机构的演变三大主题,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国货币结构体系与金融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专场讨论对于认识中国货币金融发展在全球经济金融演进中的地位和厘清货币金融理论的中国的渊源,重塑当前的货币和金融理论,加强国际学者之间的交流,加深各国学者对中国金融发展及其理论意义的认识,推动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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