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陵出土金锭铭文谈明代北京铺户与铺行之役

2018-07-23王纪洁中国钱币博物馆

中国钱币 2018年6期

关键词：万历

王纪洁（中国钱币博物馆）

前言

定陵修建于明万历十二～万历十八年（1584～1590），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合葬墓。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发掘，出土文物近3000件，是我们研究明陵寝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证。

定陵出土文物涉及到钱币的有金锭103枚、金饼1枚、银锭65枚，以及“万历通宝”铜钱1712枚（较为完整的有1400多枚）等，其中金锭和银锭上大都铸造有铭文，是我们研究明代徭役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主要通过梳理金锭上的铭文，结合文献，探讨明代京城铺户的设置情况和买办制度，重点是探讨明代白银的货币化促使铺户可以“纳银代役”。因现今有关研究北京铺户制度的资料很少，故本文在某些问题的考证上难免有疏漏之处，还望指正。

一定陵出土金锭概述

图1 十两金锭上部，錾刻铭文“九成色金十两”

图2 十两金锭底部，錾刻铭文“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大兴县铺户严洪等买完”

定陵共出土金锭103枚，其中79枚出自万历帝尸体下，21枚出自孝端后尸体下，另外3枚分别出自帝后椁内棺顶东端（头部）。出土金锭有大小两种，大者十两，上面錾刻有铭文或贴有纸标签。小者重二两、三两，实际测量71～111.5克[1]。其中，十两金锭铭文涉及到地名的主要有三类，一是大兴县，二是宛平县，三是云南。本文主要梳理从铭文判断来源为大兴和宛平二县的十两金锭。来自京畿大兴和宛平二县的金锭铭文面刻成色和重量：九成色金十两（图1）；底部錾刻有时间、地点、铺户等信息（图2），并在刻纹内填有朱砂。

錾刻有“大兴县铺户严洪等”铭文字样的金锭具体数据如下表：

单位：厘米，重量：克images/BZ_22_308_627_1924_1099.png

底部錾刻有“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大兴县铺户严洪等”铭文字样的金锭共有7枚，均出自孝端后椁内西端，尺寸大小相差无几，长6.2～6.3、腰宽2.8～2.9、厚1.5～1.7厘米，重374～377.5克。

錾刻有“宛平县铺户徐光禄等”铭文字样（图3）的金锭具体数据如下表：

单位：厘米，重量：克images/BZ_22_308_1467_1924_2294.png

底部錾刻有“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宛平县铺户徐光禄等买完”铭文字样的金锭共有13枚，均出自孝端后椁内西端，尺寸大小相差不大，长6.2～6.3、腰宽2.8～2.9、厚1.6～1.7厘米，重370.5～380.5克。

这批金锭形制相同，与同时期银锭一致，锭面正面中部微凹，分布有较为均匀的水波纹，两端为圆弧形，中间呈束腰状，背部稍鼓。均在锭面上标明“九成色”字样，但实际检测80%—95%[2]。铭文主要标明成色、时间、地点铺户等信息，内容虽然简单，但折射出的相关信息却非常丰富，是我们研究明代徭役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与明代官府物料买办制度密切相关。

这批金锭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由户部上解朝廷，是隶属于顺天府的宛平县铺户徐光禄、大兴县铺户严洪等人“纳银代役”的产物。永乐元年（1403），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宛平、大兴二县属之。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二县依郭，称为“京县”。由于是京县，每年京城各坛庙及皇陵的祭祀费用、中央各衙门的办公用品，还有在北京举行的各级科举考试的组织经费等，皆由宛平、大兴二县共同承担采买任务。宛平县的管辖范围城内包括棋盘街（今天安门广场）、北安门（今地安门）街以西，城外往南、往北50多公里，往西150公里。县衙在今地安门西大街东官房胡同。大兴县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北京钟鼓楼中轴线东面的大片地区，大兴县衙在今交道口附近的大兴胡同。宛平、大兴二县负责管理居民户籍，担负稽保甲、造黄册、阅实户口之职。设知县一人，“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3]。明朝知县一般是正七品，京县因政治地位特殊，且为“四方之首也,表仪所系,群听具瞻”[4]，因此大兴、宛平的知县品级与明南都应天府的上元、江宁二县均为正六品，高于其他地区知县的品级。

图3 “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宛平县铺户徐光禄等买完”十两金锭铭文拓本

二明代北京的铺户

隋、唐时期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固定的“坊市制”，工商业者在指定地点，以经营商品的种类划分排成行列，于是出现了行业组织“行”。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固定“坊市制”被打破，政府为便于管理与和买的需要，实行“团行”制[5]，入“行”是带有政府强制性的[6]。明代政府为了采买的需要，实行“铺行之役”，“不论军民，但卖物则当行”[7]。编入铺行者，称为“行户”，也叫“铺户”。“铺户”一词五代、宋时已有记载，如后唐长兴二年（931）十二月敕，“……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勾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8]。元祐四年（1089），左谏议大夫兼权给事中梁焘言：“准中书省录黄，为市易官茶，令客铺户带买等事……”[9]等等。

因元末农民战争，明初北京社会经济凋敝，工商业衰败，居民不多，城市规模不大。成祖迁都后，北京城市人口开始增加，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永乐元年，朝廷从南京、浙江等九省迁富民三千八百余户实京师，永乐二年（1404），又下诏迁广东富户实京师。富户北迁，一方面带来了南方日益成熟的商业产业体系，另一方面也带来大量的货币财富，活跃了京城市场。这些人有的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贩卖，有的从事货物南北海陆的运输。因北京物产相对匮乏，全国各地的大量产品纷纷运送至此，因南北商人往来，使得京城人口逐渐增加。弘治中期，京城“生齿日繁，物货益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容”[10]。嘉靖后期，北京内外城坊铺户口数为7.92万户、43.6万人[11]。作为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明朝中后期，京城的社会生产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工商业十分繁荣，这里“五方辏集,万货波荐”,行人车骑则“应接不暇,往来缤纷”[12]。嘉靖后期，明代北京城面积为60.16平方公里[13]，却居住着96万人口，密度很大，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天启元年(1621),为加强城市管理、编排保甲,政府曾对北京城市居民进行审编。当时北京各城的铺数和户数如下表[14]：

天启元年北京城市铺数和户数

明代中后期，京城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和商业都会，铺户聚集、商旅稠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从事着各种不同的商业活动。在诸多铺户中，对京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有百年老店、老米碓坊以及银号钱庄等，也包括那些拥有许多商铺的大商人、乃至御用商人[15]。据万历年间宛平知县沈榜记载，仅宛平一县铺户合计有39802户[16]。以此计算，当时整个京城铺户约七万八千余户,这些人是当时北京城人口的主要部分。

宛平、大兴二县虽均为“京县”，但是铺户经济发展不平衡，铺户数量差异很大，相比而言，大兴县铺户数量较多。景泰时的宛平知县就因“大兴县地方广阔，铺面数多，本县地面铺面稀少，铺户消乏”[17]，请求朝廷减少买办之事。又据嘉靖初年，户科给事中汪应轸陈奏，是时大兴县段子等行共14939户，宛平县牛羊等行共7733户[18]。再据沈榜所记，万历十六年（1588）对铺户编审，宛平县上中两则铺户数量为3787户，大兴县则有6383户，比宛平县多出2596户。京城铺户经营不同的行业，据户部尚书张学颜题，宛、大两县原编铺户一百三十二行，其中除本多利重如典当行、珠宝行、布行、杂粮行等一百行外，其他都是本小利微的行业，如针篦杂粮行、碾子行、炒锅行、卖笔行、蒸作行、土碱行、抄报行、豆粉行、荆筐行、柴草行、烧煤行等三十二行[19]。

三明代北京铺户的买办制度

明代，由于社会分工较细，为满足自身需要，朝廷或地方官府可以征召不同行业的百姓为自己服务。铺户买办是指“官府强制铺户按照官定价格向其提供或为其购买特定物品”[20]，它与官府联系紧密，是官府强制劳役的一种行为。因为铺户买办制度是徭役赋税史、财政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一座城市建设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固对其开展相关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终明一世，皇室所需要的各种物品，皆由京师铺户承办，如科举供应、接王选妃大礼、光禄供办、户部草料供给、国学祭祀[21]等等，正所谓“铺户之役，以待官府征收供亿之用”[22]。所以，铺户的经营活动在京城乃至国家经济运行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明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朱元璋力主节俭，政府和宫廷耗用物资的品种少、数量低。因这些物料主要通过赋役系统征得，故采买者较少。即使采买物料，也要经过“时估”公平交易，如洪武二年所定，“上司收买一应物料,仰本府州县,照依按月时估,两平收买,随即给价,毋致亏损于民,及纵令吏胥里甲铺户人等,因而克落作弊”[23]。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明代最早关于“铺户”的记载。迁都北京之后，朝廷开始大量采买各种急需物品，通过将宛平和大兴两县的铺户分行当入籍编户进行管理，并据此派拨采买任务，此即为“铺行之役”。内府及各衙门的需求极其庞杂，其中买办数量最大的，一是光禄寺果品厨料，二是内府各库监局物料及各仓场草料。

京城的铺户买办制度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历经当行、召商、佥商三种方式，整个买办制度贯穿明代社会发展始终。洪武至宣德为当行买办，正统至正德为召商买办，嘉靖出现佥商买办直至明末[24]。

明朝政府为便于对铺户进行科索、派役，对铺户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城里的工商业者和服务业者清审编行，按照一定次序“当行”应役。万历年间，宛平知县沈榜在记载明初京师铺户管理情况道，“铺行之起，不知所始，盖铺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国初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使役，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户。或一排之中，或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名日当行”[25]。这段文字表明，北京城内居民以居住区域编籍，按行业注籍来承担徭役。

所谓“召商买办”就是铺户可以纳银代役，即按规定上交一定数额的“铺行银”，官府收到银两后，自行召商采买所需物品。

“召商买办”是一种市场化的交易行为，由政府制定、公布所需物料的项目、上缴地点和价格标准，户、工二部代为负责召商买办。铺户根据自身情况应征上纳，物料入内府各库贮藏后，官府立即向其支付价款。召商买办主要在北京地区进行，用以筹措户部的草料、工部的物料以及惜薪司的柴炭、光禄寺的厨料等[26]。朝廷规定，买卖双方要彼此协商一致，不得奴役铺户。“顺天府酌勘议价，责令宛、大两县召买，或在商人，或在铺行，但须彼此情愿，不得定以铺行之名，以致重累”[27]。明代中后期，由于官府公布的物料采买价格居极低，铺户应征数量少，物料采买困难，政府便按照里甲黄册编佥商户应役，他们被赋予强制性的承值采买任务，这就是“佥商买办”。如嘉靖时期，“宛大二县各行铺户先年编有甲册籍，今后遇有内外各衙门一应供用买办物料等项，顺天府查照原册，挨名派拨”[28]。“佥”意为指派，“宛、大二县佥派殷实人户供办，上用诸物，原非本等徭役，宜平准其直，以时给与”[29]。京师“身拥雄赀，列四（肆）连衢”的大富商是“佥商”的主要承担者[30]。

四明代白银货币化与“铺户银”的征收

明初的国家赋役基本为实物之征（本色之征），虽有“折色”，但内廷和中央政府机构的财政绝大部分来源于实物输纳。后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英宗时产生“金花银”制度，此为赋税由本色征收向折色征收的重要转折。加之宝钞严重贬值，民间也开始使用白银、铜钱进行交易。其后铜钱因价值太小、发行量不大，不能适应大宗交易的需要，因此交易中银两使用的比重逐渐增大，嘉靖中期后，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隆庆元年，穆宗颁布诏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31]，以法律形式确定了白银的主币地位。万历初，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一条鞭法的施行，促使市场流通的白银货币，大量被吸纳到贡赋经济的运作中，直接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财政体制[32]。如万历二十八年（1601），规定“一应税赎及官俸、军粮、商价等项，俱银钱均搭收放”[33]。有学者指出，“各省物料改征货币输京之举，当是正统元年南畿各省田赋折银之后逐渐盛行起来的，大概从成化到万历的一百四五十年才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其间以嘉靖时代为转折点”[34]。

白银的货币化，导致明朝的赋役制度发生深刻变革，原来由各地输纳的本色物料，逐渐改为折征银两。“铺行银”的征收与明代的白银货币化关系紧密。当行买办时，铺户负担过重, 破产、逃亡和反抗事件屡有发生。广大铺户将经售的商品被迫卖给官府，但官府经常仗势欺人，从商品价格、货物交纳、货币支付等各个环节，刁难勒索铺户，使铺户破产[35]。如京师，“有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无不荡产罄赀”[36]。为保证所需物资的正常采买，政府遂逐步改革铺户徭役，准许铺户纳银代役。这种方式源于弘治年间的通州，据嘉靖时期户科给事中汪应轸追述，“因通州铺行赴京买办，路远不便，商贾离肆以供输纳，老稚裹糗以候批文，编为三等九则，出办银两奏缴准行。至弘治十五年，张家湾住人蒋松，又因贫富不均，告蒙巡抚洪都御史，照依门面房屋间架，分为四等出银，每年上户每间出银二钱，中户出银一钱五分，下户出银一钱，下下户出银五分”[37]。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政府决定向铺户征银，准许铺户纳银代役，京城铺户按照资产不同，划分不同等级标准纳银，当时户部原设想根据给事中赵格提议，“将在京宛、大二县铺商分为三等九则，上上、上中二则免征银，听有司轮次佥差，领价供办；其余七则令其照户出银,上下户七钱，以下每则各减一钱，以代力差”[38]。但最终实施方案则是“原编九则铺行皆征银入官，官为招商市物”[39]。这种铺户银就是免役钱，“本意为行户、当行赔貱不赀，故征其银，不复用其力，取其物，即古免役钱、今徭编银差之例”[40]。官府征收到铺户银后，可以按照需求自行招商购买物资。铺户出银，政府买物，双方均有益处。

实际对京城铺户征银，是按照以下标准办理的：“分九等：上上则征银九钱；上中则征银八钱；上下则征银七钱；中上则征银六钱；中中则征银五钱；中下则征银四钱；下上则征银三钱，下中则征银二钱；下下则征银一钱”[41]。后因资产少的铺户负担较重，万历十年（1582），下令下三则铺户免征，上中六则铺户仍按原标准征收。关于宛平县和大兴县铺户的征银数量，史书也有明确记载：嘉、隆间，收支数无可考，大约铺行全征，每年约一万余两；万历七年，两县实征银一万六百四十一两三钱一分[42]；万历十六年审编，除下等三则铺户免征银外，两县共编上、中二等六则铺户一万一百七十户，应征铺行银五千一百三十两三钱[43]。关于铺户银的征收机构，沈榜也有明确记载，大约在隆庆五年以前，由五城兵马司征解顺天府贮库听用，其后改为宛平、大兴二县征收，万历十年，复改行银征收归五城兵马司。

据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有用白银市金的情况。如，嘉靖四十三年，“至十月又谕户部发银五万两买黄金、香料”；又如，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又命户部催买云南九成金二千，八成、七成金三千”[44]。崔敏是弘治到嘉靖年间的宦官，皇帝曾命其发户部银六万市金。因户部掌天下户口、田赋之政令，内库所有收支最终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以及内廷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京城铺户银收缴上来均要最终上解户部，为满足皇室生活之需，户部将收缴的白银通过购买形式转化成黄金，并依据成色的不同，铸造成十两或二十两重的金锭。为保证金锭铸造的质量，还要錾刻上年月、地点、铺户姓名等。明后期，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皇室贵族加大财富掠夺，出于贪欲，纷纷大量贮藏贵金属。除定陵外，北京海淀明代武清侯李伟夫妇墓[45]、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等都曾出土金锭[46]。此外，权臣严嵩被籍没家产时的清册《天水冰山录》记载，查得净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以及白银和其他珍宝价值数百万。

定陵出土金锭上的“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宛平县铺户徐光禄等买完”、“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大兴县铺户严洪等买完”字样铭文就是实物买办改成折银征收的直接证据。“以银代役”本来是为了减轻铺户负担，铺户在交纳代役银后即可由官府召商买办物资，但是由于普遍存在官府低估物价、延迟付款甚至不付价款的情况，商人鲜少应召者，本来应基于商人自愿的召商又变成了强制性的佥商，“京师之下，一遇佥商，遂罄资本”[47]，铺户实际上要承担纳银和强制劳役双重负担。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81页。

[2]同上，第163页。

[3]《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知县》。

[4][明]沈榜编：《宛署杂记》卷二《署廨》。

[5][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三《团行》云：“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宫府回买而立，此各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

[6][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〇《市粜考》所载郑侠奏议云：“元不系行之人，不得在街市卖坏钱纳免行钱人争利，仰各自诣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方得在市卖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可见入行是有政府强制性的。

[7][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铺行》。

[8][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铁》。

[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二，宋哲宗元祐四年八月条。

[10][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五《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闵公七十寿诗序》。

[11]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