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宁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全运会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是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办赛时间最长的本土综合类体育赛事。截止2017年，我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届全运会，可以说每一届全运会都给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带了重要影响，举办赛事成功发掘了大量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提升了中国竞技体育在世界赛场的竞争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竞技体育文化的不断繁荣，全运会的赛事制度、营办财政、选拔机制、省市计分制等规则已经不能够适应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需要，亟待通过新一轮的改革，使全运会这一中国体育运动盛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2017年举办的天津全运会就展示了新时代全运会改革的重要价值，天津全运会采用取消金牌榜、实现跨省组合、增设群众参与项目等具体改革打造了全新的赛事氛围和赛事形象，也为全运会的发展留下了转折的一笔。对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的改革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全运会的改革发展成果，可以留下更多全运会改革的实践经验，为日后举办全运会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采用文献阅读、比较分析、逻辑推演等研究方法，基于全运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过去曾出现的问题弊病，探讨全运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在对全运会改革的时代意义进行探讨时，以2017年举办的天津全运会改革的具体策略为分析依据，整体全面展开讨论，试图分析得出全运会改革的本质时代意义。

1 全运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探析

1.1 全运会的赛事经济效益低，承办全运会导致地方财政紧张

全运会的举办历程同样也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走过的历程。第一届至第四届全运会都在北京举办，这样安排的目的既有当时时代“政治挂帅”的历史背景，也因为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对这种全国性的大型赛事有着最强大的承接力，北京是当时全国唯一能够承接大量参赛选手住宿接待工作，又有足够的体育场地举办赛事的大型城市[1]，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计划拨款、赛后核销的管理办法，基本上是靠中央政府及举办地政府的财政拨款维持运行[2]。改革开放后，上海和广州的经济迅速崛起，北京在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中心地位略有下降，上海和广州开始具备承接大型赛事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从1983-2001年，全运会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轮转举办，但也因为地方承办全运会的财政压力，在一些地区，全运会被地方人民戏称为“钱运会”。第十届全运会则打破了传统北上广三地轮转的传统，率先由江苏承办全运会，在此之后山东、辽宁、天津也都赢得了全运会的举办权，成功举办全运会，但财政压力依旧是民众关心的重点问题。2005年南京承办第十届全运会，投资耗费总计65亿元人民币，占2005年江苏省地方财政收入的4.9%，南京市为迎接全运会修建的投资超5亿元人民币的马场，现每年亏损600万，已经废弃转租改造为停车场。

与高投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运会直接收益低，赛事经济转换效力差。根据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公布的观赛门票价格，皮划艇、足球、马术等高基础投资项目的观赛门票仅为50元，而具有高观赏性的艺术体操、跳水、羽毛球等项目决赛门票也不过百余元，仅仅依靠门票开支和广告商的赞助，难以实现投资与收益的平衡。举办一届全运会，地方政府多方举债[3]等问题也常常引发举办地居民的反感，让全运会实现盈利，让全运会摆脱“亏损”的传统形象，也就必须进行全运会改革。

1.2 全运会历届发生的“黑金”、“假摔”、“禁药”等事件，严重影响全运会的赛事公信力

2001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取消全国运动会由北京、上海、广东轮流举办限制的函》后，地方开始拥有申请举办全运会的资格，但也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全运会举办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和谐音。2005年江苏举办十运会，在十运会上出现了孙福明“假摔”、孙英杰“禁药门”等负面新闻，引起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反响。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会花样游泳双人的季军得主蒋文文和蒋婷婷，召开记者会申诉赛事结果不公，在随后中央巡视组的查证中，时任体总花游部主任俞丽被查明2012年和2013年间收贿25万元，参与操纵全运会花游比赛结果。这些负面事件直接导致全运会公信力下降，特别是所谓的“东道主效应”：地方为举办赛事投入大量成本，又具体负责组织和安排赛事，因此东道主会在一些主观评分项目中得到高分照顾[4]的现象，将导致出现比赛不公正，裁判评分重人情而不重表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全运会的赛事公信力，破坏体育比赛讲求公平、公开、公正的运动理念[5]。在全运会的“黑金”、“假摔”、“禁药”等负面新闻报道下，普通群众也必然丧失观看全运会的热情。因此，全运会面临着赛事公平、评分流程透明的改革转变。

1.3 传统的奖牌榜与“计分制”不再适应中国竞技体育环境

计分制是我国特殊的比赛计分系统，指的是各地方选手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将带入下一年的全运会，而且奥运会单人项目奖牌双倍计算，双人、集体项目奖牌则以一人1枚计算，每在决赛中创造一个世界纪录增加1枚金牌。设置计分制的初衷是鼓励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取得更有益的成绩，更有拼搏的动力[6]，这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产生的结果，也确实鼓励了一批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但在竞技体育发展几十年后的今天，计分制显然有一部分不再适应我国现阶段国情。由于全运会上可以带入奥运成绩，而解放军代表队的选手可以双倍计分，一些省市地区为提高本地代表队得分，也发展出“博弈”参赛的竞技问题。2005年江苏十运会上，孙福明“假摔”让队友，本质上就是地方“策略性”得分的结果[7]。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解放军队双记分的制度，作为辽宁队交流到解放军队的闫思睿夺金后，辽宁队和解放军队可各计一枚金牌，远比孙福明夺金的计分收益大。

此外，计分制也被一些地区政府视作为“政绩”的组成部分，在全运会期间，很多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都采取现金鼓励的方式，敦促地方代表队选手在赛场上赛出水平[8]。江苏举办十运会期间，就为本地代表队的金牌选手提供了“现金40万元外加一套60万元房产”的奖励；2013年包揽辽宁全运会男排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冠军的北京排球队获得赞助商北汽集团给予的600万元巨额奖励。高额重奖也让竞技体育赛事变味，体育比赛的拼搏精神、自我精神、奋斗精神被金钱裹挟，变得庸俗化、逐利化。部分运动员将参加全运会、奥运会看成是一桩生意，为获得奖励，铤而走险，藐视比赛规则与运动精神，服用禁药，这些都对我国竞技体育的正常发展造成阻碍，也间接反映出计分制不再适宜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潮流。

1.4 政府指导文件的硬性要求促成全运会改革

2015年1月25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9](后称《通报》),《通报》中提出了对赛事管理审批、运动员选拔等方面的整改思路与措施,同时提出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并将以严厉措施杜绝运动员选拔“寻租”等违纪行为。《通报》中称,体育总局将从评价指标方面引导全国体育界树立正确的体育政绩观,杜绝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体育精神的问题，除了深刻认识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体育精神的危害性,体育总局取消了亚运会、奥运会贡献奖奖项的评选,对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这份通报文件也成为2015年后对全运会进行改革最为权威也最为纲领性的文件，在2017年举办的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上，也反映出《通报》的大趋势和大方向，天津全运会取消了金牌榜，虽然仍旧保留计分制，却不再向社会公布，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各省之间为了政绩而恶性竞争的局面。从影响效力分析，《通报》的强硬要求是推动全运会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对全运会改革的作用力不可小觑。

1.5 群众日益高涨的体育热情与日益衰弱的专业体育人才选拔机制的综合博弈

专业体育后备人才的数量减少、全运会筛选优秀运动员的作用下降，也是全运会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全运会一方面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通过计分制，展示地方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关注与支持，另一方面全运会也肩负着为奥运会、世锦赛等世界级专业赛事提前选拔专业人才的任务。在全运会上取得优秀成绩的选手，常常可以获选奥运会代表队，代表国家出征海外。然而伴随近年来投身专业竞技体育项目的后备人才减少、举国体制被群众诟病、金牌与民族形象、国家竞争力等意识内容的松绑，全运会为国际大赛提前挑选人才的功能价值也相对削弱。与专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凋零相比，中国民间参与体育的热情正在逐渐高涨，全运会也在这种大环境下，逐渐向全民体育的趋势发展。办赛口号也从1983年的“提高水平，为国争光”转变为“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与“全民参与，健康生活”。2017年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专门设置“广场舞”、“马拉松”等全民参与项目，也反映出全运会从专业体育竞技大赛向群众综合参与型体育盛会的转变。

2 全运会的改革范围评述——以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为例

2.1 原金牌榜取消，计分制虽保留，却不再对外公布

在2015年初中纪委网站上发布《通报》后，不久就确定第十三届全运会在计分制等问题上发生一系列的变革。计分制是举国体制的遗留产物，在今天已经不再适应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计分制也成为一系列体育黑幕、暗箱操作的根本动因[10]。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取消了金牌榜，取消了向社会公示各个省市的具体“计分”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过去因为“政绩”、“面子”引发的各地代表团盲目竞争、恶性竞争的局面，也能够摆脱地方政府“租借运动员”、通过“让球”、“假摔”等消极比赛手段，策略性得分的问题[11]。这一改变可以使全运会的操作与运营变得更为透明和直接，也淡化了过去十几年来一直萦绕在中国人运动潜意识中的“金牌”意识，是全运会摆脱在大众媒介里一直以来“功利化”“庸俗化”形象的第一步。

2.2 参赛队伍的人员构成从单一省市变成可跨省组合

计分制引发的政绩竞争导致各地区代表队缺少合作的平台，特别是在双人项目和多人项目上，由于计分制对参赛运动员籍贯的强调，很少出现各省运动员的搭配组队，常常是为了迎接全运会，短期内将本省运动员强行配对，短期高强度集训，以期获得优秀成绩。这种应付比赛的组合方式有两个显著弊端，一是让两名或多名不熟悉的运动员在短时间内搭配完成比赛，很难从根本发挥运动员的实力，而缺乏默契和训练的队员临时组合也容易导致比赛中出现失误，根据籍贯搭配运动员组合，本身不利于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成绩；二是全运会上奥运的黄金组合因为籍贯，被拆散为两军对垒，无法呈现高度默契的配合，无法展示世界一流的竞技水准，也让在观众感到无法观看世界顶级比赛现场的遗憾。天津全运会改变了过去因为籍贯问题无法共同参赛的竞技模式，允许跨省的多人组合参加比赛，中国赛艇协会主席刘爱杰同样也表示：“跨单位组合从备战、提高水平的角度来讲，它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高水平的团队。整体来说，这样有利于提高团队竞技水平。”

2.3 增设部分群众群体参与的项目，参赛资格从层层选拔到向大众开放

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正在从专业性的竞技体育比赛转型为全民皆可参与的体育盛会。为了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体现群众真实的体育生活。天津全运会特别开放了广场舞、马拉松等项目，向全民开放参赛机会。全运会设立赛事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对群众类项目的认同与肯定。不管是广场舞还是马拉松，也不管参赛的是“广场舞大妈”还是“中产阶层”，都从本质上反映出全运会愈来愈重的群众参与气质。广场舞在本届成为第十三届全运会竞赛项目外，还有19个新增群体项目进入天津全运会的赛事日程。龙舟、舞龙舞狮等常见民间运动项目赫然在列，航模、围棋、国际跳棋也被囊括进全运会赛事。赛事种类的多样化也表明对参赛人群包容度的提升，围棋、国际跳棋、航海模型等过去被排除在“传统竞技体育”类目外的项目被纳入全运会，也间接说明社会对参与体育行为认知的转变。除此之外，赛事向全民敞开，众人可以参与，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天津主办全运会的财政压力，相比较往届全运会，天津全运会的赛事收益压力也较轻。

2.4 反兴奋剂力度达到全运会有史以来最高点

第13届全运会将实施2900例兴奋剂检查，较上一届全运会检查数量增幅12.6%，创全运会检查之最。相对严格的药检技术支持可以从监测角度更好地还原全运会赛事的公平性，让全运会的赛事结果更具有社会公信力。在反兴奋剂问题的治理上，相关单位也给出了严格正向的处理态度。全运会组委会反兴奋剂工作部部长陈志宇强调：“如果有人置大局不顾，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被查出兴奋剂违规，国家体育总局、第十三届全运会组委会和相关单位，将根据有关文件进行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而根据《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兴奋剂违规处理规定》，被查出滥用兴奋剂的参赛选手将面临个人长期禁赛和高额的人民币罚款，滥用兴奋剂的选手所处的代表团也将被通报批评。在第十三届全运会结束后，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决赛期间三例兴奋剂违规事件的通报》中，对三名全运会参赛选手严重滥用违禁药物的通报批评与严厉处罚，也反映出全运会改革严整违禁药物的坚决态度。

3 全运会改革的变革潜力分析

3.1 进一步透明化全运会运作结构，全运会的赛事公正性体系化，对计分制进一步深入改革，淡化全运会赛果的政治影响

纵观全运会的改革历程，可以看到第十三届全运会改革既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结果，又是相关部门有力督导的显著结果，更是全运会摸索发展经验积累的质变效果。取消金牌榜单与改革传统计分制首先改变了全运会的竞赛基础，过去全运会的金牌榜常常和各地区体育部门的训练绩效有关，为了保障面子与政绩，一些地区体育部门通过非正当的途径操纵比赛结果，这些问题都将伴随着计分制改革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改革后的全运会也重新展示了中国国内体育盛会的面貌，重新获得了长远发展的历史根基。全运会改革还应该持续、稳定、长远的发展推进，除了金牌榜和计分制外，相关单位也可以根据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的政策改革调整，例如针对过去裁判偏向东道主裁决的“东道主效应”，主办方可以通过启用非本地裁判员、裁判员队伍中安排国外专业裁判的方式解决。对于赛果有异议的赛事，主办方可以设立第三方的赛事监察小组，保证赛事二次裁判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在全运会赛事结束后，主办方应当设定主动总结赛事举办经验的宣讲会和讨论会，将办赛经验保留给未来其他承办赛事的省市地区参考。

第十三届田径全运会取消了金牌榜，却还改革保留了计分制，可见计分制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中国竞技体育现阶段发展的国情事实，因此可以考虑进一步改良计分制，推动中国竞技体育持续的高水平发展。例如我国眼下出现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问题，那么在青少年组比赛中，就可以尝试增加青少年金牌计分的比重，鼓励各个地方大力挖掘青少年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加大对青少年苗子的挖掘与培养。也可以通过计分制引导地方开展群众体育，例如广场舞、马拉松等运动项目，可以计算团体分数和群众参与数，以此鼓励地方发展群众体育，发展群众体育文化。计分制在过去被用于推动竞技体育发展，已经有所收效，那么顺应时代潮流变化，进一步改革计分制也将使其在新时代持续发挥其时代作用。

3.2 兼容并包的多元化赛事改革，选取中国本土特色的体育项目发展，将群众参与与高专业、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赛事紧密融合

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扩大了赛事的项目门类，使过去被普通群众认为不属于竞技体育的项目进入了全运会，这一改革举措扩大了全运会受众人群，使更多群众参与到全运会中来，显然这些改革是有其时代价值的。然而，也应该看到全运会的项目改革还存在着一些可发展的空间。第十三届全运会作为首届容纳大量普通群众参与的全运会赛事，在赛场安排上还相对单一，群众比赛和专业竞技赛事存在明显的割裂感。事实上，可以参考英联邦运动会等其他大型运动赛事，设置容纳普通群众和专业运动员的专业分级制，提供同等能力普通群众和相对专业的专业选手同场竞技，在群众参赛项目中，也应该让国内的商业俱乐部队伍、国内企业内部赞助代表队参与进来，借助于全运会的舞台，全面搭建中国体育赛事联赛的雏形，完全激活中国民间日渐高涨的赛事品牌潜力，点燃群众参与热情。

3.3 基于现有全运会结构，持续优化全运会的赛事文化，基于体育文化传播和一带一路机遇，树立中国竞技体育赛事品牌典型

全运会作为我国覆盖范围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体育赛事，可以依托十三亿群众的观赛基数，建立起一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文化品牌。天津全运会已经在中华特色项目上进行了深挖，既挖掘了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潜力，又关注了当代中国人热衷的群体健身项目，这些项目的选择展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性。不论是龙舟竞渡还是广场舞比赛，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中国特色。因此，可以根据全运会的赛事特点，增加更多的民族体育项目，扩充全运会的中国竞技体育赛事内容，赛事举办方可以吸收更多群众体育的项目类型，融入全新的赛事背景，做大做强某一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项目，建立独特的赛事品牌，使得赛事走出国门，通过一带一路等文化传播渠道，构建赛事影响力。相对于传统全运会运营财政压力大、政府赔本赚吆喝的局面，开拓海外转播市场也有利于全运会自身的良性发展。

3.4 持续重视青少年组的赛事构建，加大基础类项目的比重，构建长效激励机制，使民间自发涌现高素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近些年我国青少年体育的发展逐渐得到了国家的关注，不论是青少年冰雪项目还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校园足球，都反映出国家对培养青少年优秀竞技体育人才的渴望，也反映出国家对青少年人群身体素质的关注。借助于全运会的平台，扩大青少年赛事的影响力，建立健全赛事人才选拔机制，将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已经专门开设了一部分青少年组的比赛，特别是足球等项目也鼓励了一帮青少年积极参与加入，收到了良好的赛事宣传效果。可以基于全运会平台继续进行改革，尝试推动青少年赛事的发展更进一步，例如可以在全运会的赛前比赛中特设“业余青少年组”，让更多的中小学校的校队可以提前参与比赛；又譬如可以为青少年组特别设置海外体育游学机会、海外专业培训机会，让更多有竞技体育天赋的青少年享受到更好的专业体育教育；再譬如，对青少年组优秀学校团体发放奖励，尝试联系当地政府，对学校提供专业场地建造财政补贴等等，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运动环境。基于全运会的平台，系统化的构建长效激励机制，鼓励民间自发涌现高素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4 总结与展望

随着全运会改革的逐步深入，全运会的赛程规划与赛事监督还将更为完善。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取消金牌榜已经是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实现跨省组合，改良计分制也将持续性地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产生良性刺激。现阶段分析全运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第十三届全运会改革的重要成果，可以积累更多全运会举办经验，放大全运会的社会影响力与赛事凝聚力，形成全运会独特的赛事品牌。通过分析研究，结论认为，通过进一步透明化全运会运作结构，全运会的赛事公正性体系化，对计分制进一步深入改革，淡化全运会赛果的政治影响；兼容并包的多元化赛事改革，选取中国本土特色的体育项目发展，将群众参与与高专业、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赛事紧密融合；基于现有全运会结构，持续优化全运会的赛事文化，基于体育文化传播和一带一路机遇，树立中国竞技体育赛事品牌典型；持续重视青少年组的赛事构建，加大基础类项目的比重，构建长效激励机制，使民间自发涌现高素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等手段，还将进一步提升全运会的办赛水平，提高全运会的社会影响力。研究希望通过上述的发展潜力探析，可以为未来全运会的改良变革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断持续推进全运会的赛事发展走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