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顺义调研

1961年4月7日，邓小平与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等一行人到达顺义，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在此期间，邓小平听取县委汇报，组织干部座谈和下户访问，进行了许多实地考察。

邓小平和随行同志以蹲点、座谈、访问的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为了鼓励干部群众说真话，他坦诚地说：“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责任制。定生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他就会有奔头了，就拼命去干了。”

谈到要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时，邓小平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同时，他又特别提到：集体对五保户要照顾，对困难户要给予补助。

木林公社上辇村在粮食分配时采取的办法是：40%卖给国家，剩余60%的一半按工分分配，一半作为大队机动粮，除按人头分外，还可以奖励给劳动好的社员。邓小平很是赞赏。他说：“上辇村的余粮分配办法很好，国家集体个人几方面都照顾到了，要好好推广。”

在顺义考察城镇集市和庙会时，邓小平了解到大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消失、严重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后，心情沉重。他对随行的县委及公社领导同志说：“你们要把手工业及家庭副业都发展起来，把农村集市繁荣起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增加农民收入。”他还特别强调，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张文良/文）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诞生的“中国兵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第2师官兵奉命参加徐州会战等战役。赵公武升任第2师师长后，1938年8月，第2师参加武汉会战，在瑞武一线激战49个昼夜，成功阻击日军久留米师团3万余人的进犯。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后，第2师作为15集团军第52军主力，据守新墙河阵地。第2师胡春华营自战斗开始即誓死坚守阵地，与敌相持3昼夜，自营长以下全部牺牲。

9月23日晨，日军向防守新墙河南岸的第2师阵地猛烈炮击一小时，后日军第6师团开始强渡新墙河，但遭到2师等部的顽强阻击，战至日落时分，日军仍无法突破新墙河一线。第2师一位名叫曹锡的上等兵，在新墙河之南、新墙镇之西的王街坊阻击日军的战斗中，在战友全部牺牲的情况下，独自使用机枪和手榴弹守卫阵地，打退敌人数次进攻。直到营部派了一个传令兵来命令他“放弃阵地”，才回营部。据统计，他在此次战斗中共击毙日军400余人。师长赵公武立刻晋升他为班长，又赏法币30元。《大公报》《中央日报》报道了他英勇杀敌的事迹，著名剧作家田汉为曹锡所在的52军编写了新历史剧《新战长沙》，公演时引起轰动，国内外纷纷予以报道，称曹锡为“中国兵魁”“最勇敢的抗日军人”“抗战中歼敌最多的猛士”。（摘自《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19年，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第一次在上海出版。

陈望道1891年出生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分水塘村。青年时代，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梦想留学日本，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并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精通外语，汉语功底深厚，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让他成为《共产党宣言》汉译者的最佳人选。

1919年底，陈望道带着戴季陶提供的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回到家乡。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陈望道面临的不仅是生活的艰苦，还有资料的匮乏。他托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做参考。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费了平时译书几倍的功夫，才把全文翻译出来。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稿终于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分水塘村的一间柴屋里诞生了。

1920年8月，陈望道的译本在“又新”印刷所中付印。全书共56页，32开。《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面世后，很受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同年9月，这一译本再版。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初版，在那个年代犹如一面旗帜，指引着革命者前行。（摘自《源流》，黄霞/文）

一封写在墙上的留款信

1929年8月20日，朱德率红四军攻下漳平县城后向大田县进军，进驻象湖镇杨美村休整。当时杨美村由于地处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红军攻打漳平时，城里一批土豪劣绅曾逃到这里，造谣红军在县城杀人放火，吓得老百姓纷纷外逃。

为了购买粮食，战士们跑遍全村，在一间阴暗的屋里寻到一位身残体弱的老汉苏观泗。朱德微笑着向老人解释红军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队伍，宣传红军买卖公平的纪律，并请老人帮忙购粮。老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带着红军战士来到苏和家中。红军战士从米缸中称了26斤大米，并请苏观泗老人转交米款二元大洋给不在家中的苏和，并在苏和家存放大米的房中写下了一封“留款信”：“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红军”

红军走后，乡亲们陆续回到村里，苏观泗向苏和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将二元大洋交给了他。苏和激动地说，30多年来他见过不少路过的军队，从来没见过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留款信”一定要好好保存。

8月28日，红四军从永春县一都镇回师，途经杨美村时在当地住了一宿。这一回，杨美村乡亲热情欢迎红军。苏和拿着二元大洋要还给红军，红军首长恳切地说，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大洋您一定要收下。

在那个年代，保护红军的墨宝要承担风险。苏和夫妇将这间厝房改成睡房，在四方睡床架上挂起麻布蚊帐，将“留款信”遮得严严实实。

1968年，福州军区有一支拉练部队经过杨美村时，发现当年红军留下了不少标语，便向村民苏廷友（苏和之子）询问这些标语为何保护得这样好。苏廷友将他们带到家里观看“留款信”。当掀开泛白的麻布蚊帐时，这封全文仅30个字、朴实无华的信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詹柏山 冯美花/文）

陈云谈用人之道

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演，第一句话就说：“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他把“用人之道”简洁而通俗地概括为12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他认为，“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

选拔使用好干部，就要了解干部。陈云认为：“了解干部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也是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关键。怎样了解人？他认为，要彻底了解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有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必须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切忌主观片面、孤立静止地看待干部。他指出，我们一些同志看人主要有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第二种毛病是，“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两种毛病，都不可能真正彻底了解干部。因此对干部要有一个根本的估计和认识。他说，如果“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摘自《北京日报》，张彦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