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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和“一边倒”。其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是“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明确宣示新中国将走社会主义道路，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1950年代的中国外交，按照中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总结，大致可以称为“一边倒”外交。

“一边倒”：历史的选择

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同盟关系能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亲美的、大而不强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因此，选择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美国试图巩固和扩大二战中攫取的利益，他们把眼光投到了苏联。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的条款就是美国和苏联合谋的产物。美国同意战后苏联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实际同意东北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苏联则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并实际同意中国的长城以南部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中长铁路，旅顺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依据雅尔塔协定的框架原则，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协定。此后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同样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条约》等条约和协定。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还试图把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继续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并以此作为美国承认新政权的前提条件之一。

尽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但要废除它，对中共来说，在适当的时候采取外交方式更为合适。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和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注定了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不但得到了全党的一致拥护，也受到了全国各阶层的热烈拥护。1949年7月7日，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23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联合发表声明，拥护“一边倒”方针，强调“在国际民主阵营中间，有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这首先是苏联”。

“一边倒”：坚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不动摇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毛泽东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后来他回忆道：“他们让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僵持到1950年元旦，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30日到莫斯科来。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毛泽东从大局出发，高屋建瓴，以刚柔相济的外交手段，既给了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重重的一击，又得到了可贵的经济技术援助。而这种经济技术援助，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提供的。

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中国的抗美援朝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恢复国民经济任务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1954年4月，中国的外交完全伸展到了整个国际舞台，第一次以大国的姿态参加苏、美、英、法、中五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外交会议。

赫鲁晓夫在掌握苏联实际权力后，取消了一些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不平等的做法，像从旅顺、大连撤军；把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国，取消了在新疆的一些不平等做法等等。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标得到了最终的落实。

但是，即使对赫鲁晓夫，一旦发现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苗头，毛泽东也会毫不留情地反击。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谈“共同舰队”问题，毛泽东说，我问你，到底什么叫“共同舰队”？你是不是要控制我们？

在此以前的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针对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错误做法和对待南斯拉夫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出言很重。再往前的1957年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也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是中国坚决维护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坚持不懈地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以中苏决裂为标志，“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走向结束。但同时，中国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国际力量走向国际舞台，展现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雏形。

“一边倒”：不放弃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尽管中美结怨的根源是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但毛泽东也十分清楚与美国保持往来的潜在价值。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意见，外交部指出，中苏关系并不排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合作”。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使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很快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还与周边乃至欧洲地区近20个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又使得苏联加快和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使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抗美援朝的胜利，令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考虑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分量。特别是美国，看到了一个至少是军事强国的大国正兴起，中美两国的较量将会以外交手段为主展开。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会议建议有关国家及其武装部队代表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讨论印度支那恢复和平问题。中国政府决定接受邀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为了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终于促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日内瓦会议的另外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就是中美两国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直接接触的管道。正是这个管道，最后促成了中美建交。

寻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周恩来继1953年12月代表中国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代表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主动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会议结束时，中美建立了领事级接触，于1955年8月1日升格为大使级谈判，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经过中美双方的14轮会谈较量，双方在9月10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关于平民回国问题协议的声明》，开创了一种中美之间声明的新体裁，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采用的就是这样的体裁。

中美大使级会谈经历了风风雨雨，共举行了137次。双方都深刻意识到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这个重要作用，后来体现在1972年访问北京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他亲口对毛泽东说：“我们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既是几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历史证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的“一边倒”外交方针，是在外交领域实现这个目标和完成这个使命的最佳选择，迈开了走向大国外交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