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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当天，万千人慕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安仁镇，参观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中的抗战系列馆。谁能想到，这个中国唯一聚集着30座各色博物馆、拥有1000多万件藏品的“博物馆小镇”，是由一个人缔造的。他曾官至副市长，却为了恢复民族记忆甘当“破烂王”，辞官后“捡”出了价值80亿元的财富，又悉数捐给国家。这位热血“馆奴”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敢想敢拼，年轻市长为“收藏历史”而辞职

樊建川1957年出生在四川宜宾，父母都是军人，他骨子里涌流着行伍的血液，从小就大胆敢拼。高中毕业后，樊建川去小山村当知青，因为不惜体力拼命劳动，曾饿晕过两次。

全国高考制度恢复后，樊建川凭借“行不行拼了再说”的精神，如愿考上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他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一教就是8年。

但樊建川天生就不甘平庸，令无数人羡慕的大学老师工作，他却觉得一眼就能看到头，看到自己是怎么老的，太没有挑战性了。

1987年转业后，命运又眷顾了樊建川一次，他走进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从此步入仕途，并在34岁时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但樊建川还是不满意，原因是他的工资只够养家糊口，连件像样的西装都买不起，更无法支撑他的收藏爱好。

早在“文革”时期父亲被关“牛棚”那会儿，樊建川就每天收集小报、传单，一部分拿去给父亲看，另一部分自己收起来，想了解当时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有了收集报纸、书信的习惯。

在西安读军校时，当地有条古玩街，樊建川也常去闲逛。懂行的朋友都喜欢收些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东西，他觉得那些东西没意思，因为是军人，对抗战前辈有敬意，樊建川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他们，就开始收集各种跟抗战相关的东西。

参加工作后，樊建川到处“捡破烂”，人家不要的东西，他当成宝贝一样带回去。尤其是去了老村、老宅，看到堆在一起的旧垃圾，他就忍不住上前扒拉，缠着人家问家里还有没有。

19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樊建川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十几年辛辛苦苦搜寻来的东西，不如一两年在市场上买到的多，只要有钱，能淘回来的宝贝太多了，也太珍贵了！”可惜他当时收入低，不能像富商们那样在古董市场上一掷千金。

于是，1993年樊建川又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从副市长的任上辞职下海！当然，樊建川此举不仅是为了他搞收藏更有“底气”，而是觉得自己心直口快的性格，不太适合继续走仕途。

甘当“敲钟人”，卖掉亿万资产保留“抗战记忆”

樊建川带着家人辗转到成都，跟朋友们共同凑了一笔钱，合伙办起了房地产公司。当时，他们一家三口就租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女儿只能睡沙发。他们开发建设的房子，虽然不错，却只靠关系卖了一套。熬了大半年，朋友们都傻眼了，他自己也感到有些山穷水尽了。

但就在当年11月，国家出台房改新政，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员工的住房由商品房为主导。樊建川的房产公司因此起死回生，为他赢得了第一桶金。赚到钱后，只要是看中的抗战收藏品，他马上就买。

1998年7月，樊建川听闻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珍贵的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是日军侵华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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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目录刚一公布，樊建川就听说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去，而且有海外商人凑足资金准备“豪夺”，还听说一名神秘买家放出大话，势在必得。樊建川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他们抗衡，于是希望找到卖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卖主开个价，然后撤拍。

可是卖主在哪儿呢？樊建川赶到北京，又辗转到天津，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朋友和“线人”，几经波折。“或许是天意吧，我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用我的真情和一些抗战故事打动了他，最后他愿意撤拍。而我也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国人的手中。”樊建川回忆说。

有一次，他在北方看到有人砸碉堡，就问：“兄弟，这碉堡谁修的？”一听是抗战时期的产物，他赶紧付钱，愣是把50吨的碉堡拆分成几十块，运回千里之外的四川。

2001年，在卢沟桥抗日展馆参展时，樊建川把自己的藏品带到北京之后，国家文物局的人看到吓了一跳，当场14件展品被鉴定为一级文物，工作人员还向他讲解了申办私人博物馆的条件。樊建川回家后一拍大腿：“建！”

对于他的这个大胆举措，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文物捐给国家就可以了嘛，没有必要掏钱搞这事。”但樊建川已经铁了心，一个民族要有记忆，历史是绝不能被遗忘的：“天下虽安，但忘战必危。总要有人给同胞敲响警钟，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为了“建一座民间抗战博物馆”的梦想，樊建川不管别人的意见，悉数卖掉了他名下的资产，把钱全部投到了建博物馆上。

手续办完，开工已是2004年11月，他却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个大事，必须在8月15日开馆！”

2005年8月15日，“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经6个部委专家组严格审查，全部合格，正式开展！

“捡”出80亿元，把30座博物馆捐给国家

第一批5个展馆落成后， 樊建川再接再厉，又建成“川军抗战馆”“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援华义士广场”等系列场馆。

到2011年，这里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群落”——30个分馆，由30个世界一流设计大师设计，总占地500亩，超过1000万件藏品。中国人的抗战记忆，在安仁小镇上被激活了，透过一件件文物，那段沉重的历史有了血肉。每年100多万人次来到建川博物馆，几乎都是流着泪离开。

樊建川还将248位飞虎队员的照片，一一烧制成瓷板像，挂在馆内。多年后，美国空军老兵罗比特来到援华馆前，问道：“这里都是美国的老兵吗？”樊建川点点头说是，白发苍苍的罗伯特，当即号啕大哭。

这样的画面，同样发生在“壮士群塑广场”，约3000平方米的中国地图上，200多位抗战名将、烈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一眼望去，令人肃然起敬。

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父亲牺牲时她年仅两岁。就在广场揭幕的那一天，在壮士广场看到父亲雕像时，她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爸爸，让我抱抱您！”

更为令人震撼的地方，就是“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抗战老兵的鲜红手印。为取这些手印，樊建川跑遍全国。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手印，许多都已经五指不全，多是当年被枪炮弹打残炸损的。

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为了博物馆，樊建川把赚来的30亿元财富，一分不留全都投资进去。如果把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光利息一年就是近亿元！

为了打造这个全球唯一的博物馆小镇、中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群，昔日的亿万富豪樊建川，生活过得越来越简朴，他穿几十块钱的衣服，抽普通的烟，吃便宜的外卖。

如今，通过樊建川的多年苦心经营，集酒店、展馆、红色旅游等于一体的建川博物馆群落，每年终于能实现2000万元的盈余。这些钱，能支撑博物馆的500名员工开支等各项支出，还有一点结余，樊建川都拿来买藏品。

建川博物馆群落，整体估值高达80亿元！但樊建川决定，自己死后，博物馆全部捐给国家，他和妻子也已经与当地政府鉴定了裸捐协议书。

樊建川修建的不仅是民族记忆博物馆，也是照亮民族未来的灯塔。他保留的是战争遗物，守护的却是人类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