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柳天恩　李永良

摘 要：模块化作为新的生产、分工与组织模式，必然对制造业集群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借助产业集群升级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讨论了模块化带动制造业集群升级的内在机制，并选择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进行案例研究。模块化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治理模式和市场结构变革，从而使集群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路径出现新机会、新动能与阶段跨越。

关键词：模块化；全球价值链；制造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8）04-0054-08

制造业集群作为制造业的重要空间载体和组织形式，实现集群升级对推进“中国制造2025”、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和全球化加深，产业分工的空间组织模式逐渐向产业集群形态转化，甚至产品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也逐渐以产业集群形式表现出来。产业集群在中国各级政府的土地、信贷、税收等政策支持下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二是资源环境硬约束与集群内企业同质化竞争。突破产业集群发展障碍成为地方政府、产业集群、集群内企业的共同目标。在此背景下，嵌入全球价值链、沿着全球价值链攀升，成为理论与实践上实现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路径。

社会生产规模扩大和需求个性化造成分工日趋细化，各分工领域的专业知识积累加快，信息沟通、知识传递、组织协调等管理需求随之提高；模块化本质上是将细化的分工重新整合起来，将专业化知识“封装”并以标准化接口连接，以提高组织效率、生产效率。自IBM首次在电脑制造中使用了模块化生产方式之后，其逐渐在汽车、家具、建筑、金融等行业广泛应用，并以业务外包、供应链的形式表现出来；模块化以其弹性专业化、“知识封装”的优势，成为未来制造业乃至服务业发展的方向。

那么，模块化作为一种新的分工组织方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了哪些影响？进而为中国的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哪些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制造业集群如何把握新生产组织方式下的升级路径？本文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分析模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治理模式的影响，讨论制造业集群升级路径的多方面变化，并选择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进行案例研究，最后进行结论整理。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模块化与制造业集群升级的研究

最早的模块化思想来自于Simon（1962）[1]和Alexander（1964）[2]，他们分别以钟表、成组灯泡为事例，分析了使用标准、独立子系统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方法，但他们并未使用“模块化”的概念。在模块化生产大规模应用于IBM的电脑制造之后，学术界开始对其进行多方面的理论探讨。Baldwin et al.（1997）提出了模块化的定义，认为模块化是将复杂系统分解成为相对简单、具备独立功能、能够独立进行的各个单元的过程[3]。在此基础上，青木昌彦 等（2003）则更加深入地对模块本身进行了定义，认为模块是一种半自律的子系统；所谓“子系统”是指，它能够与其他子系统按照一定规则组合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所谓“半自律”是指，子系统在适应统一规则的同时，自身具备一定的改进空间；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分解为多个可独立设计的子系统，称为“模块化分解”，按照相同的联系规则将各个子系统组合起来，构成更加复杂的新系统，称为“模块化集中”[4]。

国内对模块化研究的起步较早，但并未引起重视。童时中（2000）最早在国内介绍了模块化理念及其应用于机电产品设计、生产的方法[5]；钱平凡 等（2003）以家装为例介绍了模块化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方法[6]。王德建（2010）分析了模块化生产带来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遇[7]。覃巍（2010）提出建立广西北部湾模块化产业集群[8]。于伟 等（2010）以台湾新竹产业集群为例，分析模块化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治理和升级的影响[9]。曹虹剑 等（2016）以湖南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为例，研究了产业集群模块化升级的优势、障碍与路径[10]。梁军（2007）等研究了模块化生产下的制造业升级[11-13]。

（二）关于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集群升级的研究

专门研究制造业集群升级的文献相对有限，更多研究讨论的是产业集群升级。Gereffi et al.（2005）认为，产业集群升级就是指产业集群附加值的提升[14]。关于产业集群升级路径的研究视角多样，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5]：一是价值链视角，包括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两个层面[16-17]；二是产业集群整体视角，包括集群知识创新[18-19]、演化[20]、品牌建设[21]等；三是集群内部焦点企业[22]、知识守门者[23]等特殊企业视角。

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是相关研究的主流，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全球价值链的思想来自Gereffi et al.（1994）提出的全球商品链概念[24]。從全球价值链视角，Kaplinsky et al.（2001）提出了产业集群升级四种分类，即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这成为研究产业集群升级最重要分的析框架，同时他们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将按照上述四种升级方式依次推进，并表现为OEA—OEM—ODM—OBM①的升级过程[25]。类似的，Humphrey et al.（2000）提出过工艺升级、产品升级、链内升级、链际升级分类方式[26]。

以全球价值链为分析框架，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能够实现产业集群升级，并提出了具体路径[27-28]。也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准科层”治理俘获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在这种“俘获型”的治理模式下[29]，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将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实现产业集群升级[30-32]。

现有研究对模块化和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构建已较为完善，在模块化生产对产业集群升级的推动作用上基本达成共识，但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的效果则存在争议。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大致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其一，模块化下制造业集群升级的研究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对集群升级的内在机制、路径揭示不足。其二，模块化以生产领域为核心，延伸到研发、组织等领域；现有研究仅关注了模块化生产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模块化的研发、组织变革并未受到关注。

模块化作为一种区别于“福特式”新的生产模式，对生产、研发、企业组织、产业组织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必然引发全球价值链变革，进而对制造业集群升级产生新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化时代，制造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集群竞争力也因模块化而重塑。基于此，本文在模块化视角下，借助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讨论模块化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制造业集群升级路径的新机遇、新动能。

二、模块化下的全球价值链变革

模块化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根源于模块化本身的技术、信息特征及其对企业组织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0）讨论了模块化的信息架构，认为模块化包含两类规则：一类是模块间“看得见的信息”，用以解决子系统间连接、组合标准问题；另一类是模块内部“看不见的信息”，用以实现子系统内部设计、优化[33]。这两类信息分别具有系统信息同化特征、个体信息包裹化特征[4]。模块化最早应用于生产领域，随后向设计领域延伸，不仅对企业组织的结构和绩效产业了影响[33]，进而也使得产业组织显示出新特征[4，33]。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04年《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的报告中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权威定义，指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可见，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本质是商品价值在不同环节的分割，由此形成的分工、治理和市场结构必然受到模块化带来的企业组织变迁影响。

（一）模块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变化

全球化推动国际分工逐渐由产业分工走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优区位；同时，相同生产环节在某一地区集聚，形成“大范围分散、小范围集中”的产业分布特征；使得国家、地区之间的垂直分工获得极大发展。

模块化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分工方式。首先，价值链主导者的角色与功能变化。Gereffi（1999）把全球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类型[34]，也即价值链上的核心企业以其技术能力、市场能力主导整个价值链的治理。模块化要求价值链主导者承担起界面总成、模块规则设计的任务，专注于“看得见的信息”的开发。其次，价值链上原来分工明确的各个环节之间开始相互渗透、整合。全球价值链依次由研发、零部件、组装、销售、品牌和服务等各个环节组成。模块化使得原来的零配件、组装环节融合，形成各个功能模块的生产；这些“半自律”模块的生产本身也需要融入一定产品设计、研发要求，以实现自身功能优化。

（二）模块化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变化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我们的全球伙伴》中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Humphrey et al.（2000）依据全球价值链上不同企业间的分工、权利分配，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为市场型、网络型、准科层型、科层型四种[26]。

基于分工模式的变化，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将发生相应变化。模块化的一个信息特征是“看不见的信息”被“封装”进模块内部，各个模块本身具备了一定的功能和技术能力，独立模块的生产技术水平要求大大提高。同时，各模块之间、模块与集成之间的信息沟通、技术依赖大为减少，这将降低价值链治理的信息荷载和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使得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更多的向“网络型”“市场型”转化[35]。

这两个方面变革的一个相关表征是“V”形“微笑曲线”底部的提升。一方面，与准科层型、科层型治理模式相比，网络型、市场型治理模式更多是以市场交易方式进行，价值链上不同企业之间的地位更加平等；另一方面，各个模块的功能和技术提升使其获得了更多的价值链权力分配。

（三）模块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市场结构调整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市场结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全球价值链整体层面，市场结构以寡头垄断为主，大型跨国公司对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加以控制，例如通用、福特等对汽车产业的控制，沃尔玛、家乐福对零售业的控制，这些寡头企业把控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处于同一价值链上某个生产环节内的企业，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为主，众多中小企业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生产型号、质量、性能略有区别的零配件。

模块化难以改变全球价值链整体层面的市场结构，但会使各个环节的市场结构发生变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治理模式的变化，各个生产环节被模块取代，“技术封装”“柔性化”特征将使得模塊的外在差异性减少，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增加，这将促使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力量加强，原有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逐渐向寡头垄断演化。

三、模块化与制造业集群升级路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

按照Kaplinsky et al.（2001）的观点，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下，产业集群升级的四种路径包括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25]。流程升级是指以新生产方法提高产品生产效率；产品升级是指生产性能更高的新产品；功能升级是指占据价值链上附加值更高的环节；链条升级是指将集群既有的各种能力应用到新的价值链。模块化作为新兴的分工组织方式，带来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治理模式和市场结构变革，引起这四条升级路径及其关系产生相应调整，进而影响制造业集群附加值提升与集群升级成效，如图1所示。

（一）四种升级路径的新机会

在制造业集群的流程升级上，基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市场结构中垄断因素的增强，原有的中小企业集群越来越难以生存，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的企业；大型制造业企业较高的融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固定资产规模，将极大促进产品生产效率提升，进而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此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向发达国家购买模块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减少配套生产技术研发、学习要求，为流程升级提供便利。

在制造业集群的产品升级上，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变革，制造业集群除了承担产品生产环节外，其功能也延伸到研发领域。在模块化产品界面联系规则的约束下，制造业集群可以将自身的知识“封装”在模块内部；这提升了产品本身的知识含量，从而实现产品附加值提升。此外，由于知识“封装”，提供同一模块的不同厂商“背靠背”竞争，加之趋向于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竞争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动力将极大提升。

在制造业集群的功能升级上，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变革，带有“俘获型”色彩的科层型、准科层型治理模式将向更加公平的市场型、网络型治理模式转变。原有价值链上被钳制的“一环”，转变为价值版图上的一块“拼图”，提供模块的制造业集群获得更大的附加值分配权力。

在制造业集群链条升级上，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治理模式變革，每个提供特定模块的制造业集群可以依托自身的核心技术，创造出不同价值链所需的模块，从而更加容易嵌入其他价值链。例如，电子屏幕生产企业，不仅为电脑厂商提供配件，同时也为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服务。

（二）四种升级路径的阶段跨越

一般研究认为，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比较容易实现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因为发达国家基于治理模式，会向发展中国家溢出一定的知识、技术；但是功能升级、链条升级难度较大，因为这两种集群升级意味着对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权力、利益的争夺，必然受到发达国家压制[36-38]。这也正是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面临“低端锁定”的重要原因。此外，Kaplinsky et al.（2001）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应当沿着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依次进行[25]。

模块化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治理模式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集群破除这两项限制提供了机会。分工模式中研发与模块生产的融合加深，市场结构中企业规模的扩大，治理模式中更加平等的交换关系构建，都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话语权，从而获得了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阶段跨越机会。在实现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同时，也能带来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使得四种升级路径同时实现。

（三）升级路径的核心动能强化

大量研究将产业集群的知识和创新能力作为其升级的核心动力[18-19]，模块化下的全球价值链变革将进一步强化产业集群的创新激励。在市场结构方面，传统制造业集群大部分以中小企业为主，并形成垄断竞争甚至完全竞争市场，这为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困境。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享受知识外溢的好处[39]，集群内某个企业的创新会被其他企业迅速模仿。创新的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尽管提供了集群生成、维持的动力，但损害了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并可能导致集群的低端技术锁定。当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主要是培养龙头企业、焦点企业或者知识守门者，形成产业集群内的技术核心，并利用核心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技术落差维持创新动力。这也正是集群内寡头垄断企业形成的过程。模块化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涵盖了生产、设计领域，并利用技术“封装”减少不必要的知识外溢，生产相同模块的企业“背靠背”竞争，减少了企业创新的“搭便车”行为，技术创新收益能够内部化，这增强了企业创新的动力。模块化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向网络型、市场型转化，避免了集群创新带来的附加值增量被价值链主导者“俘获”；创新收益得以保留，增强集群整体创新激励。

四、案例分析：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

电池在集成产品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模块特征明显。新乡电池产业集群一定程度上嵌入全球价值链，传统电池产品广泛出口欧、美、日、非、东南亚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池材料更是广泛供应松下等国际知名企业。国家工信部于2017年正式批复同意郑州、洛阳、新乡三市共同建设“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发挥先试与引领作用；其中，新乡市在新型电池与电动车、生物制造、特色装备制造等领域产业优势突出，尤其电池产业集群升级效果较为明显。因此，本文选择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进行案例研究。

（一）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概况

新乡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电池产业发展较早的地区；1950年成立的“新乡电池厂”是河南省第一家电池企业，主营一次性电池；1956年成立的“国有第755厂”是国内第一家主要生产二次电池（可充电电池）的企业。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释放，这两家企业积累的生产、技术、人才基础催生了一大批电池生产、配套企业。经过六十多年发展，新乡市成长为国内种类最齐全的电池及原料生产基地、国内十大电池出口基地、国内最重要的军工电池生产基地。据统计，新乡市2012年规模以上电池相关产业销售收入超313亿元②；2016年电池相关产业销售收入达到630亿元，主营收入超20亿元的企业有5家，超50亿元的企业有2家③；2017年3月份，规模以上电池企业52家，主营收入305亿元④。新乡市涵盖电池研发、生产、检测、回收等完整产业链的电池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为了支持、表彰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发展，2005年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建立“国家（新乡）化学与物理电源产业园”。进入新世纪，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新乡市也于2011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新型电池及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2013年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授予新乡市“中国电池工业之都”称号；2014年“新乡市新能源材料及电池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方案”获批。

（二）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的升级实践

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在一定程度上嵌入全球价值链，而电池本身往往作为相关产品中的独立模块，使得集群在产业分工、价值链治理和市场结构方面表现出一些新特征，产业发展、集群升级的空间得以拓展。在产业分工方面，新乡市电池产业由以往的生产为主，向电池生产、研发、品牌、服务等多领域延伸。在价值链治理方面，随着电池模块在相关产品中地位提升，产品附加值分配、价值链治理权力提高；例如部分电池企业在作为模块供应商的同时，开始与汽车企业共同开发生产新能源汽车。在市场结构方面，大企业的地位更加突出，形成了以环宇集团、科隆集团为龙头，以金龙集团、吉恩镍业、比得力电源等为骨干，200多家中小企业配套的集群结构。基于这些特征蕴含的发展机遇，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升级成效卓著。

1. 升级路径的机遇与空间。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基于电池产品的模块化优势，借助价值链变革，广泛利用了四条升级路径的新机遇。在流程升级方面，依托大企业、大项目的规模经济效应，产品生产工艺获得较大提升。以新乡市环宇电池公司为例，该企业于2015年建设了国内技术领先的电池自动生产线6条，在新乡市建设工业园区5个，占地面积约600亩，园区内建成4个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站。2017年新乡电池产业研究院联合两家企业共建氢能燃料电池生产线；2018年河南平煤国能锂电公司出资50亿元建成世界第一条全自动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生产线。此外，2014年的新乡电池产业研究院建设、河南锂动公司升级项目全部采用进口设备，研发、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大量类似的生产线建设、工艺提升，实现了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的流程升级。

在产品升级方面，价值链分工模式变革对模块供应商提出更多的研发要求，一批性能強大、技术先进的新产品创生并占领市场。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的传统产品以铅酸电池为主，随着市场对电池能量密度、容量、寿命等性能要求的提高，以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为代表的新型电池成为集群的主导产品。由河南师范大学研发的新结构电池比磷酸铁锂电池容量提高40%以上，成本降低30%左右。科隆集团新太行电源公司研发的“三元材料”比传统材料电池容量提高28%。河南环宇集团在国内二次电池行业中唯一具备完整产业链，是全球最大的镍基二次电池制造商，产品远销亚、欧、美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发的软包锂动力电池广泛用于电动公交车、电动汽车、笔记本电脑、手机等，被评为火炬重点技术项目、国家重点技改项目，在美国、德国、墨西哥、韩国、俄罗斯、日本等地设分支机构，产量、产值居国内第二位。

在功能升级方面，产业集群嵌入价值链高端环节，由原来的生产为主，转化为生产、研发、服务并举；企业生产扩张、升级的同时，电池研发、服务机构逐渐成立。2014年由多家单位联合组建成立的河南新乡电池研究院成为中国最权威的电池研究机构，与国外企业、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石墨烯新能源电池材料、锂电池等研究，承担创业孵化、信息平台等多项功能。此外，2007年国家质检总局在新乡成立国家质监系统唯一的“国家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2009年新乡市建成年处理15万吨的国内第一条大型废旧蓄电池回收利用生产线，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链条升级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一是电池产业链条自身的延伸、强化。以电池模块为核心，产业链条主要向上游延伸，形成了以新龙电源、吉恩镍业、奇鑫电源等企业为代表，涵盖正负极材料、电池隔膜、电解液、电源管理等原材料、零配件配套企业八十余家，由此新乡市成为国内种类最齐全的电源及原材料生产基地。二是电池产品嵌入到其他价值链，应用领域不断扩展。新乡市的传统电池产品在汽车、玩具、电动工具等方面广泛应用，也造就了比得力等电动自行车企业。随着各种产品创新，新乡市电池产业紧跟市场需求，新型电池广泛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新能源汽车、航空、军工等领域。

2. 升级路径的阶段跨越。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并不是独立进行，也没有按照理论上的先后顺序演进，而是呈现出齐头并进、相互融合的升级方式。一个产品项目的实施，不仅体现为流程、产品升级，更体现为功能、链条升级。新乡市依托电池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联合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公司等4家国内优势企业和新乡市电池骨干企业成立新能电动汽车公司，一期的600亩产业园和5万辆电动汽车产能生产线已于2011年建成并投产，底盘换电式纯电动汽车和移动充换电站投入运营。

电动汽车对大容量、高性能动力电池的需求促进新型电池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电池生产线提质改造，电池原材料创新发展。为新能电动汽车公司提供电池配套的主要是环宇集团这家龙头企业。为了应对电动汽车对电池产品的高品质要求，环宇集团建设年产5亿安时的汽车用锂离子电池项目，创新性的开发了汽车动力电池的圆柱形方案，电池能量高于同类产品20%，工艺升级使得电池内部无流动电解液，电池安全性提升；作为锂电池隔膜领导企业的金龙集团升级扩建湿法进口生产线，年产量达6亿平方米。

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模块，对产业集群功能升级的带动作用一方面表现为研发、服务等环节的衍生，另一方面体现为电池模块向动力集成系统的演化。新乡市多家企业联合研发了电动汽车电池系统，解决了电池包成组效应问题；开发电池管理系统、自动换电系统、电池监控系统等配套，用以满足电动汽车的动力集成；开发电动汽车信息交互系统，实时跟踪汽车、电池运行。

在链条升级层面，以电池产业为依托，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同时，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逐步完善，形成了“电池—新型汽车—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条。以新乡航空工业集团年产100万条的电动汽车转向系统生产线为代表，新乡日邦公司的电动汽车空调系统、新乡百特公司的汽车温度传感器、格瑞泰克（新乡）公司的汽车底盘件等一大批项目实现改造升级。

由此可见，电池作为相关产品中相对独立的模块，与集成产品、其他模块之间呈现出一种“松散耦合”的关系，使产业集群升级不再受制于整个价值链，而是可以享有相对独立的升级空间，在大项目和龙头企业带动下，充分利用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新机遇，实现融合发展、跨越发展。

3. 升级路径的动能强化。上述四条升级路径的实现尽管需要资金、土地等物质投入，但核心升级动能都来自于技术创新。模块供应商技术创新动能强化的内在动力来自于“技术封装”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内部化，外在动力则来自于企业规模扩张、市场结构向寡头垄断演化提供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压力，与其他模块松散耦合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则给予模块供应商较大的技术创新自由度。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形成电池及其材料研发创新体系，从事电池研发高级人才达五百多人，市级以上研发机构40个，其中包括国家级实验室2个、博士后流动站7个，企业总体研发投入约占销售额的9%。这些研发投入获得了良好的创新成果。金龙集团新乡中科公司联合河南师范大学成立“河南省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国家科研项目9项、省部级项目20余项，锂电池隔膜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新结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研发突破国外专利技术封锁。科隆集团新太行电源公司研发的深海耐压锌银系列电池，为“蛟龙号”提供全套能源保障。环宇集团在国内首次成功研发软包动力电池，其中镍基电池产销量仅次于比亚迪。在电池研发同时，电池相关配套零部件的研发使得产品向模块化方向发展；开发了电池管理、智能化随机控制、在线监控、安全报警等系统；开发新型电池箱等电池专用设备。这些技术创新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09—2016年，新乡市电池产业年均增长率30%以上，其中2012年电池工业增加值增长46.3%，2016年锂电池工业增加值增长20.6%，且增加值、利润增长率高于销售收入增长率。

（三）小结

从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升级案例中可以提炼出几个方面的洞见。其一，模块供应商享有相对独立的创新空间，这提供了集群实现流程、产品、功能和链条升级的机遇，集群创新与发展不必受制于整个价值链。这是模块化集群能够实现更快升级的最根本原因。其二，在大企业、大项目的带动下，通过研发、投资并举，可以实现升级路径的阶段跨越与融合发展。其三，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创新收益独享的激励增强集群升级内在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研发能力提升。因此，模块化能够有效化解产业集群创新不足、衰退、低端锁定等风险，并通过多条路径促进制造业集群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发展尽管取得了较大成就，但集群升级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传统电池产品的全球價值链嵌入使新乡电池产业集群积累了一定的市场、技术、产业优势，为新型电池开发奠定了基础，但以动力锂电池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暂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主要配套国内电动汽车。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新乡市电池产业集群在产能、研发、技术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新乡市全部锂电池企业的销售额总和甚至低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公司（简称CATL）一家企业，新乡科隆集团的电池高级研发人才约为CATL的1/30⑤，新乡市的新型电池产品尚未嵌入国际高端、名牌产品供应链。因此，模块化提供制造业集群升级空间、机遇、动力的同时，集群升级的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讨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助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研究模块化促进制造业集群升级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模块化带来全球价值链多方面变革，例如，价值链主导者角色转变与价值链参与者分工整合，价值链治理模式向网络型、市场型转化，价值链参与者市场结构向寡头垄断演化的趋势。这些变革使得集群的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条路径出现新机会的同时，升级路径可以同步甚至实现阶段跨越，而收益内部化对集群企业创新的激励增强了集群升级的核心动能。

这些结论为实现制造业向“中国智造”“高质量发展”升级转变有一定启示意义。首先，制造业集群升级要抓住模块化的新机遇并实现跨越发展。根据前文分析，模块化有助于破解中国制造业集群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资源环境约束和同质化竞争困境，提供集群升级路径的新机遇，实现不同升级路径同步发展与阶段跨越。其次，制造业集群升级，依然要坚持发挥大企业、大项目的支撑作用。中小企业集群适用于特定类型的产业集群或者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而模块化产业集群对全球价值链上企业的市场结构调整、创新激励提升，都突出了企业规模的优势。再次，以创新驱动制造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提升。模块化的信息“封装”特征是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治理模式的核心力量。这意味着，制造业集群将有机会获得价值链上更加平等的附加值分配地位，同时，这种地位的获得要以研发、创新为根基。

注释：

①OEA是指代为组装；OEM是指贴牌生产的代工方式；ODM是在OEM基础上加入了代为设计；OBM是指原来的代工厂运营自有品牌。

②数据来源：大河新乡网http：//www.xinxiang.gov.cn/sitegroup/root/html/4028815814acaf060114acb4d476001e/201305

13094775997.html。

③数据来源：新乡市政府网站http：//www.xinxiang.gov.cn/sitegroup/root/html/ff80808122c050240122c5d7f2a5000c/201412

18162108833.html。

④数据来源：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enan.

gov.cn/zwgk/system/2017/03/31/010713491.shtml。

⑤数据来源：电子工程世界http：//www.eeworld.com.cn/dygl/article_2018012928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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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