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化大抵起源于先秦之时，至两汉——尤其是党锢之祸后，任侠风气愈为兴盛。侠义小说真正成形于明清，在民国达到一个小高潮，建国后内地曾封禁，又在港台沃土重获新生，以金古梁黄温为首，此后在华人世界风靡数十载——尤其是“武林盟主”金庸。

金庸小说固然融贯中西，但底色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龙骨则是儒家伦理。他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侠客：报恩复仇、除恶济困、反抗暴政、保家卫国……糅合了千百年侠客于文本或现实的光辉经历，基本恪守“仁义”、“忠孝”、“智勇”等品质，甚至呈现出了至高的理想人格。如郭靖践行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数十载镇守襄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直至与家人共同殉国。

迥然于大众对侠客“无所不能”的意淫，金庸一直在反思“俠义精神”在真实历史社会中的困境。起初创作《书剑恩仇录》、《碧血剑》，便塑造了两名天真的失败起义领袖陈家洛、袁承志的形象。他推崇“为国为民”，却笃定“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紧接着郭靖殉国、杨过归隐、张无忌退位;当梁羽生仍致力于 “反清复明”时，萧峰已经因为两国和平、因夷汉身份的冲突而自刎于天下了。

金庸还在《笑傲江湖》里痛斥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却又不得不在《鹿鼎记》里自我颠覆，将旧时代的侠客代表陈近南埋葬，将一部分政治理想寄予庙堂的康熙身上，在这部封笔作里，固守江湖道义与儒家规则的人，竟只能在与皇权专制的对抗中一败涂地。

港台内地乃至东南亚武侠作家数量实不下千人，却再无一人能比肩金老成就。古龙剑走偏锋，致力于影射都市个体的痛苦焦虑，挖掘江湖儿女的困顿寂寥，可惜创作态度敷衍，加上笔力所限，不烂尾的佳作屈指可数;温瑞安沿袭古龙风格，多以巡捕为主角，有意让江湖人士直面“法律规范”。无数后来者在金庸构筑的围墙内奔走，试图冲破藩篱，然而，要么成为金庸门徒;要么囿于人物俗套的悲欢离合;要么着重个体意识的阐释，却跌入了古龙的遗韵，抑或昙花一现、难以为继。

金庸的十五部小说，并非部部上乘，纵观武侠文坛，以历史庙堂为题材并不少见，写权力对人的异化并不难，像《天龙八部》那样止戈为武、悲悯众生的佛心也不鲜见，难的是开宗立派、包罗万象，难的是入木三分地刻画人性争斗，难的是先锋性系统性地建设全新世界观，再不断自我质询，构筑侠义精神的困境，不等旁人突围，便自我解构推翻。

言少 武侠爱好者